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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的决策无可厚非。热钱凶猛涌入，为捍卫汇率稳定，央行被迫发放大量人民币基础货币，这给通胀造成了极大压力。为了对冲，央行不得不鼓励国内资本向外流动。而随着压力增大，不排除央行进一步放开资金外流的可能。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相信央行没有这样的主观意图，但客观上央行新规有可能对中国内地脆弱的股市进一步釜底抽薪。换言之，不仅从争夺上市资源，更从争夺投资者方面，中国股市将被迫面对全球股市的竞争。
对于大多数中国股民而言，海外那些主要股市再差，也不至于像中国内地股市那样，股民10年总收益为负、其上市公司EVA（经济增加值）像2003年那样为负。所以，一旦内地投资者意识到这一点，借助这些合法渠道投资海外将渐成气候。
或许证监会和国内券商因此会埋怨央行，但央行要回答这个问题却很容易。
热钱涌入，先要找栖身之所。一般来说，股市是当然的受益者，会水涨船高，但海外热钱投资者对内地股市视若无物，那就怪不得别人了。更何况热钱一头就扎进了房地产等行业，导致中国房地产价格不断攀升，间接增加了中国的劳动力成本，降低了中国经济竞争力，而且直接拉高了CPI，导致央行宏观调控的效果事倍功半。此中实有股市无能之弊。
对股市最恨铁不成钢的，想来应当是银监会和银行业。当今中国的生死命脉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再造，困难的是银行资本如何充足。指望银行自己赚钱解决会陷入“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怪圈；增发货币的秘籍，在热钱如此汹涌而至的情况下几乎毫无用处，唯一可以指望的只有股市。海外上市，不仅要将未来的盈利分红权拱手让人，且要与海外战略投资者分羹，还要让投行拿走5％~10％的融资。一头中国的“银牛”被人家剥三层皮，银行能怨谁，只能怪自己的股市是“扶不起的阿斗”。
平心而论，中国股市沦落到今日的地步，实非证监会一身之责，归根结底是股市最初种下这种因———为国有企业改革融资，也只能结今日果———很少社会公众投资者愿来交易。而这条道路走下去只能有死胡同。眼看着政策利好救市效应不断递减，国有券商和基金日益成为市场主力，即使有国有保险、银行等资金的进入，股市仍演变为国有机构之间的博弈，甚至是国有机构与国家间的博弈。
由于国有体制下“道德风险”难以根治，“老鼠仓”漏斗无法堵塞，国有机构入市的资金可能会越滚越少。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国有银行在内地股市上市，也只能是国有机构间的内部交换，国家仍然承担无限风险。
事已至此，相互埋怨毫无意义。在银行、利率汇率和股市三者越来越纠缠不清时，就越需要超凡的智慧与魄力，快刀斩乱麻，否则这个“三角畸恋”会越纠缠越堕落。正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所说：股市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说，再坏也不会坏到哪里去，要从货币传导机制的逼迫性，要从银行改革资本金来源的紧迫性，要从社会安全网的必需性来看待。
逻辑已经非常清晰。中国经济的生死玄关是银行，而银行的生死玄关在股市。股市能否复活，实际上已经成为扭转中国经济乾坤的关键战役。
股市能否真正复活，必定决定于大量社会公众资本的涌入。因中国国民经济增长强劲。因中国居民储蓄率很高，因国际剩余资本数以10万亿美元计，只要股市令中外公众信赖，未来10年中国股市规模增大5~10倍，指数提高3~5倍，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股指成长最快，发展速度最快的股市之一绝不是天方夜谭。倘能如此，中国的企业、银行、社保和货币政策都会受益匪浅，中国的改革由此将赢得巨大空间。
重塑公信必以制度为保障。制度奠基不外三足鼎立：一是必须同股同权，同股同酬，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二是解决上市公司效率低下问题，还上市公司主体责权，建立经营层的有效激励机制；三是严厉惩处大股东侵吞中小股民的利益的行为。
作者股市预测与印证（8）
最艰巨的挑战当数股权分置。能否找到出路，要看各参与方是依赖中国古老的“麻将牌桌”———幕后交易，轮流坐庄，推倒重来的路径，还是把股市变成一个现代商业的“谈判方桌”———公开博弈，市场妥协，制度锁定，而后同台竞技，各显其能，实现理性共赢。
由此来看，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屠光绍20日的讲话很有味道，在谈到股权分置问题时，他说，要以市场化的手段积极稳妥地解决；要保护公众股东的利益，标本兼治、远近结合、内外并重。这番话着实耐人寻味。
中国股市就这样在判决中国经济的命运，要么它成为阿喀琉斯之踵———巨神最脆弱的脚后跟；要么就成为达摩克利斯之剑———中国以它披荆斩棘，冲破转型中的道道险关。
在中国股市为“三月不知肉味”而尴尬之时，指望中国经济不断冲上世界竞争力高峰是不现实的。那我们只有面对现实的逼迫性，再造中国股市的竞争力。
2003年股市预测与印证
逃避股改，股市将“多败俱伤”，股指也将每况愈下
时间：2003年11月17日
背景：当时，我作为《21世纪经济报道》分管财富版块的编委，为了能够解决中国股市的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股权割裂的制度性缺陷，多次献计献策，多次对市场参与者发出警告，希望各利益方能够遏制自己的贪婪，回归理性的妥协，找到共同的出路，但现实令我非常失望。于是，写了本人评论生涯中最情绪化的文章，在此请读者允许我就因当时的激动而给一些人士带来的不快表示歉意。
预测话语：一次次不断警告，却一次次无人在乎，我们就只能这样眼睁睁看着中国的庄家们一步步逼近深渊，我们大声呼喊，他们充耳不闻，乃至想方设法堵我们的口，掩耳盗铃，自取灭亡；我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中国股市危机一点点日趋深重、积重难返，一次次丧失改革良机，使改革可以腾挪的空间日益萎缩。
现实印证：那时，上证综合指数为点，到2005年4月29日股改试点开始时，该指数已经下降到点，降幅为。
预测评价：方向正确，但评论情绪化，气度和胸怀仍须历练，需要检讨。
原文照登：
1311点：是集体性“愚蠢”，还是国民性宿命
当啤酒花黄色幻泡迸去，股市上证指数终于跌破1311点大关（此1311点已非彼1311，而是“注了水的猪”），笔者只能仰天长叹，悲痛莫名。
仰天长叹，不知是该痛斥“本土庄家派”集体性愚蠢，还是哀伤股市参与者的“国民性宿命”，难道他们真的要在贪婪和投机的驱使下，一意孤行，导致最后的“多败俱伤，同归于尽”的宿命？
早在2002年底，笔者便下笔评论：在“本土庄家派”全力阻击下，国有股减持阶段性成果被迫流产后，“国有股减持悬而未决，只有两个方法，一种是回避，宣布国有股减持搁置10年；第二种是必须正视，通过市场的方法使诸方达成妥协”。并预言：“保持僵持的现状，黑洞效应持续放大后，所有的人都会是输家，尤其是坚决阻击国有股减持的老庄家。”一年以来，那时的25只最强庄股，不少已经灰飞烟灭，然而当时却无人在乎。
我们曾经警告啤酒花之类的强庄会崩溃，2002年2月，本版块《中国强庄们的前途和命运》一文敲起警钟：“中国的银行们在防范强庄们时一不留神栽了，拖累了自己，而强庄们防范银行危机引火上身，将是中国金融资本新一轮的高智商游戏。”如今啤酒花的崩溃，令不少银行深受其害，然而当时却无人在乎。
我们曾经警告“国有股全流通的最佳契机”的堕落。2001年11月，本版块《最佳契机和最后盛宴》评论一针见血：“在国有股减持逼得我们已经无路可逃时，在社会智慧群策群力的契机闪现之时，我们其实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改革最佳契机。是改革的最佳契机，而不是内部人的最后盛宴，这是我们的期待。”如今最佳契机已经丧失，协议转让盛宴正热，国有股全流通仍如鲠在喉，然而当时不少利益集团却在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阻击国有股全流通，无人在乎。
作者股市预测与印证（9）
我们曾经警告庄家时代的终结。2001年7月，本版块《终结庄家时代，消解证券双轨》评论告诫：“中科系、亿安的崩溃正是警告这种危机已经日益逼近，中国股市已经到了非标本兼治不可的时候了。治标在于加强监管，尽可能增加庄家投机的成本，治本在于尽快消除证券市场的双轨落差，唯有消解后者才能真正终结庄家。”然而当时不少庄家却正在股市呼风唤雨，无人理解。
一次次不断警告，却一次次无人在乎，我们就只能这样眼睁睁看着中国的庄家们一步步逼近深渊，我们大声呼喊，他们充耳不闻，乃至想方设法堵我们的口，掩耳盗铃，自取灭亡；我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中国股市危机一点点日趋深重、积重难返，一次次丧失改革良机，使改革可以腾挪的空间日益萎缩。
尽管伤心，尽管痛楚，然而基于传媒人的良知，出于士子的忧国忧民之心，我们仍要大声呐喊，大声警告：一、啤酒花担保圈的崩溃绝非吉兆，因为先逃者暴利，后逃者被套。上市公司之间恶性循环抽逃连环已迫在眉睫。当局必须对潜在的“艾克拉木·艾沙由夫”之类的危险人物严加管束，此为治标之策；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将是一场灾难。在如此弱市情况下，巨盘商业银行的上市只能使资本市场更加惊恐，加速担保圈的崩溃，从而祸及银行。终止四大商业银行上市，不仅能制止他们制造比上市融资更多的坏债，而且会为最后一次系统改革机会赢得时间。三、中国证券和银行日益休戚相关，必须在一两年内出台系统解决方案，才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第一好做，第二、第三难为，需要大智慧、大决心。现今的窘困，无论是集体性愚蠢还是国民性宿命都源于贪婪和侥幸。贪婪导致了愚蠢，侥幸心态遮蔽了心智，既得利益导致了昏聩。扭转宿命，只有靠战胜我们自己的心魔。
一年前，笔者曾经这样写道：“金融和证券改革就这样成为中国从‘可以富’到‘必定富’的生死高地。这是创造财富、加速创造财富与毁灭财富、加速毁灭财富的较量和交锋，是中国社会各种力量选择正和博弈、理性共赢，还是选择恶性剥夺、多败俱伤的分水岭。”
现在，我仍然相信中国社会各阶层会做出明智的选择。
股改必然卷土重来，权证将演重要角色
时间：2003年11月
背景：当时，本人出版了第一本专著《中国可以富》，尽管对于那时的一些国有股减持的相关政策相当不看好，也曾经非常激烈地写评论反对过当时的协议转让的政策，认为此政策埋伏着国有资产流失的重大缺陷，将给日后的股改制造更大的麻烦，但在我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刘啸东的交流中，仍然相信股改会东山再起，而且权证将扮演重要角色，中国股市必定会消除资本市场的双轨制，并由此迎来大发展。
核心话语：中国再也不能对证券市场的结构型缺陷熟视无睹了。如果不能对中国股市正本清源，如果不能还其创造财富的本来面目，只能坐视其黑洞效应越扩越大。……当对国有股减持的方略、方式、方法认知到位后，国有股减持必然再度推向前台，并在此基础上，把中国股市改造成创造财富的加速器。这将是非常关键的一次推动。
现实印证：以2005年6月6日上证指数998点为分水岭，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最重要预期———“新老划断”在一年之后基本明确后，此前从2003年11月3日点起，上证指数下跌，此后，至2006年最后一个交易日，上证指数上涨168％。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8月22日，宝钢权证上市，权证在其后的股改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预测评价：方向正确，预测富有想象力。
原文照登：
中国股市面临变成“财富黑洞”的危险
怎样确保社会财富的增长速度超过腐败导致财富的损耗速度？在我个人看来，这已成为当下中国至关重要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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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股市预测与印证（10）
创造财富和毁灭财富的行为正同时上演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创造者通过自己的企业实实在在地创造利润，从而增加了个人和社会的财富总量；毁灭行为则是国有集体存量财富所有人缺位，财富出现了大量的制度性自然损耗，或者被偷盗者在转移财富的过程中产生了乘数级的损耗。
前者凸显在民营外资等社会存量的增长上，后者则常表现在国有存量的损耗流失上。如果前者的增长速度快于后者，则总体而言，转型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就业环境就会越来越宽松，越来越向好；如果后者占了上风，则在市场资源萎缩之下，转型中国的社会矛盾将越来越尖锐，环境越来越苛刻。若前者能成为主流，整个社会形成正和博弈；若对后者放任自流，则零和甚至负和博弈将困扰中国。因此，鼓励前者，遏制后者，正成为当今中国最至关重要的生死高地。
这一生死争夺的最现实高地是中国证券市场，股市就国有股减持的巨大冲突正显示了这两种力量的致命较量。
现代证券市场的目的何在？是鼓励创造利润和创造财富！市场一方面根据上市公司的盈利情况，对于盈利增长者给予几倍，乃至几十倍的市盈率的笑脸奖励；冷酷的另一面是，对于利润减少，创富能力下降者给与同样倍数的严厉惩罚，从而使得资源更快速更敏捷地配置给创富能力强的企业。如此成熟市场的基本特征必然是股价回归盈利基本面的。
令人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这种鼓吹创富的证券市场在中国却被异化。第一，股市的第一项功能被确定为为国有企业募集发展资金，低效的国有企业成为上市的主角，创富能力旺盛的民营和外资企业反而备受冷待。从总体而言，导致了社会资源的逆向配置。第二，为了保持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权，将上市公司人为地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同股却不同价，非流通股反而常常控制价格是它十几甚至几十倍的流通股，从而违背了市场经济中所有合法资本都平等的基本原则。第三，证券市场的架构失衡、证券监管严重缺位，客观上放纵了上市公司的造假之风，同时纵容了庄家，令他们在二级市场上利用资本和信息的不对称，与所有者缺位的国有企业的经营者黑幕勾结交易，侵吞中小股民的利益。其结果是，股市作为现代社会创富的加速器，在中国相当程度上变成了毁灭财富的黑洞；上市公司一年ST、两年PT不脸红的现象层出不穷。据思腾思特的报告：若以EVA（资本增加值）来衡量2001年中国1000多家上市公司，EVA第一次总体为负值，从总体上成为财富黑洞。
黑洞的连锁效应是非常可怕的。一则上市公司的国有资产质量下降，势必降低国有银行的贷款质量；二来允许股票质押贷款入市，股市的兴衰跟中国金融业的命运捆成死结。
中国证券市场的改革成败正成为中国转型成功的分水岭。
证券市场化改革不能“叶公好龙”
“10年不讨论国有股问题是一个方法，但不是最好的办法。还有就是我们集合起这一代人的智慧，来解决这个问题。”2001年秋，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刘啸东豪情满怀地对我说。
1999年以来，随着基金黑幕、庄家吕梁、亿安操纵、三九挪用、银广厦造假等一系列事件被曝光，当泡沫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时，泡沫正不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地破灭，恐慌在人们心中来回放大反射。2000年6月，国有股减持政策出台，其后，在此双重作用下，2001年7月23日~7月31日的一周内，股市账面财富蒸发掉6353亿。资金链条陡然崩紧了中国金融业的神经。
中国再也不能对证券市场的结构型缺陷熟视无睹了。如果不能对中国股市正本清源，如果不能还其创造财富的本来面目，就只能坐视其黑洞效应越扩越大。2001年，中国1143家上市公司的平均每股收益为元，比起1997年的元已经下降了％，也就是说其平均创富能力已经下降了％（据《新财富》）。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那么说其正吞噬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成果也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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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股市预测与印证（11）
从华尔街回来的刘啸东先生，对国有股的严重问题忧心忡忡。他说，如果上市公司国有股占了50％以上，公司治理是很困难的。大股东说了就算了，权力制衡就不存在，坐庄、关联交易等一切都会衍生出来。
一位来自华尔街的海归人士和一个中国内地的记者，基于对中国问题的共同思考，竟然很快相互应和起来。刘说，经济体制改革，结构调整，那么接下来马上将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社会保障的问题，有上亿的人要退休，失业需要社会保障，需要大量的社保资金。那么最现实有效的来源是什么呢？从国有股的变卖或运作中来，只有当国有资产作为资产来流动，才能增值。而这正是我在1999年扬子改制之后的设想。
但现实的难题仍然无法逾越，那就是如何合情、合理、合法地减持国有股。从1999年扬子改制开始，这一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中国的国有大型企业的股权转让，现在更因上市公司化而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转让的定价成为国有股减持的矛盾旋涡中心。刘啸东说，如果人为地定价，总会产生分歧，为什么不能交给市场定价？比如利用衍生产品———权证，寻找一个各方认可的价格机制，如果走出这一步，什么都好搞了。我则拍案叫绝：不谋而合。这时间我也在思考国有股减持的方案问题，也曾想到这个办法———认股权证，因为我相信这是一个市场的办法，如果能够考虑到某支股票的原有股东有优先购买权，对原有股东做相对应补偿的话，这将是考虑到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