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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是阿塞拜疆共和国的一个自治州，大部分人口是亚美尼亚人，历史上曾是亚美尼亚的一部分。1988年2月20日，该州苏维埃的亚美尼亚族代表要求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并入亚美尼亚。苏共中央政治局拒绝了这一要求，戈尔巴乔夫呼吁合理解决问题。1988年2月22日，5万~7万名示威者走上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的街头，支持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并入亚美尼亚。第二天，政治局委员阿纳托里卢基扬诺夫和弗拉基米尔多尔吉赫抵达埃里温，对事件进行调查，但示威和罢工继续进行。随着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州党委进行的清洗，该地区也发生了暴乱事件。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州首府斯捷潘纳克特示威活动爆发的当天，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格奥尔吉拉祖莫夫斯基和彼得杰米契夫出现在事发现场，但他们明显地未能控制住局势——或许他们真的没想控制住局势。苏联政府新闻发言人根纳季格拉西莫夫在莫斯科宣称，戈尔巴乔夫绝不允许对边界有任何改动。2月27日，巴库开始发生骚乱，第二天，巴库东北方向距巴库不远的有20多万人口的苏姆盖特市也发生了骚乱，对当地亚美尼亚人的集体迫害开始了。据报道，在骚乱事件中有26名亚美尼亚人和六名阿塞拜疆人死亡。
这就是苏联媒体当时提供的、被西方媒体广为接受的大致情况，但事件真相极有可能被大大地曲解了。在这个故事后面被掩盖着的是戈尔巴乔夫支持的克格勃的计划，他们挑起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然后引发了苏姆盖特骚乱。伊戈尔诺尔延根据他对新闻报道的研究和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提出了一个假设，这就是戈尔巴乔夫、几位政治局委员和克格勃是真正的凶手，他们执行的是分化—控制策略。他指着媒体报道问道，这些所谓的犯罪分子——最近已从监狱里释放——怎么可能乘坐公共汽车和小汽车从外高加索各地聚集到苏姆盖特参加针对亚美尼亚人的集体迫害呢？他坚持认为，没有克格勃的支持这是不可能的。同样值得怀疑的是苏联副总检察长亚历山大卡图谢夫突然出现在巴库，并在广播电台公布了骚乱的详细情况。按照过去的传统做法，检察机关及其人员在调查期间通常是避开媒体的。诺尔延还引述了可信度很高的两个人的话，用以说明这次冲突与种族和宗教无关。这两个人一个是叶莲娜邦纳，她是安德烈萨哈罗夫的妻子，另一个是亚美尼亚共和国领导人列翁特尔彼得罗相，他是一位有着很高威望的自由民主改革派人士。诺尔延是客居美国的一位苏联流亡工程师，很难说他是一个公正的观察家，但他提出的问题却让人挥之不去。叶莲娜邦纳和特尔彼得罗相对问题的见解也是让人难以忘却的。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在莫斯科、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都有相当一部分人相信，外高加索的这场冲突是由戈尔巴乔夫和克格勃制造的。这一事实是值得一提的，尤其是考虑到克格勃后来对巴库的操纵进一步表明了这一点。
在以后的两年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争端依旧没有解决，该自治州以及阿塞拜疆其他地区的暴乱和骚乱事件始终不断。难民潮开始涌动起来，有亚美尼亚人离开阿塞拜疆的，也有阿塞拜疆人离开亚美尼亚的。戈尔巴乔夫不是采取果断措施解决问题，而是以不偏不倚的调停者自居。同时，在维护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秩序方面，军队都对内务部提供了援助，以避免公众形成军队偏护一方的印象。列别德将军通过一个在士兵中流传的趣闻恰当地刻画出戈尔巴乔夫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的处理。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团长和团参谋长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政治副团长被请来当仲裁人。他听了团长的陈述后说：“团长，你是对的。”然后他听了参谋长的陈述后又说：“参谋长，你是对的。”当时在场的还有当地的党委书记，书记听到这里觉得迷惑不解了，便问：“团长和参谋长都对？这怎么可能呢！”反应灵敏的政治副团长答道：“你也是对的！”
对于列别德和许多将军来说，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但如果戈尔巴乔夫1988年和1989年在处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问题时摆出强硬的姿态，就像1986年在处理阿拉木图事件时那样，那他就会损害他自己的“公开性”主张和改革政策，尤其在西方媒体的眼里是这样。那时，“公开性”已容忍这两个共和国出现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亚美尼亚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是比较强烈的，然而从沙皇时代起，亚美尼亚作为一个国家的生存始终受到周围信奉伊斯兰教国家中敌对势力的牵制。因此，即便就是独立后的亚美尼亚也必须与莫斯科保持密切的关系，苏联领导人对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阿塞拜疆则是另一回事。布尔什维克刚刚夺取政权的时候，阿塞拜疆的民族主义才开始发展，影响还很小。然而到1989年，该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开始兴起，并成立了阿塞拜疆人民阵线，成为当地共产党统治的政治反对派。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争端促进了阿塞拜疆的民族觉醒，这使苏共政治局非常不安，因为阿塞拜疆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与亚美尼亚不同，它们会毫无顾虑地力求摆脱苏联的控制。
1989年下半年，苏联、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立法机构颁布了几部相互矛盾的法律，此后，阿塞拜疆的动乱似乎发展到了失控的程度。11月2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恢复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秩序的一系列措施。12月1日，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一项法令，要求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并入亚美尼亚。12月4日，作为对这项法令的回应，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也通过了一项法令，要求保持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现状。这是与莫斯科通过的措施相抵触的。到12月底，阿塞拜疆人民阵线强烈反对苏联关于限制通过与伊朗间的边界的规定。12月29日，在离边界不远的贾利拉巴德，数千人冲击了党委机关和警察总部。在里海边的连科兰市，人民阵线的成员控制了该市党和政府的办公场所，暴乱一直持续到1990年1月11日。1月13日，巴库爆发了反对以第一书记阿卜杜尔拉赫曼韦济罗夫为首的共和国领导人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据说示威者要求撤销韦济罗夫的职务，就阿塞拜疆脱离苏联问题进行全民公决。
一些示威者开始寻找留在巴库的亚美尼亚人，对他们进行报复并占领他们的房屋，这些示威者中的大部分是来自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阿塞拜疆难民。1988年2月以前居住在巴库的有20多万亚美尼亚人，到1989年年底，其中大部分人已离开了该地。据当时居住在巴库的国际象棋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讲，阿塞拜疆难民并没有从当地官员那里得到他们索要的房屋和其他任何帮助。他们寻求帮助时得到的是鄙弃的对待。这使人们更有理由怀疑克格勃和当地共产党官员发动了这场针对亚美尼亚人的集体迫害事件，目的是暗中嫁祸并削弱人民阵线。这方面的另一个例子是，当人民阵线以及其愤怒的追随者不仅在巴库，而且在纳希切万和该共和国其他地区继续对苏联的统治提出挑战时，苏军的介入延迟了好几天。与此同时，苏联官方新闻机构大肆宣传人民阵线的“恐怖行为”，将巴库描述为从“一个现代城市退回到了中世纪时代”。然而，几个消息来源都认为戈尔巴乔夫及其助手是动乱爆发和军队介入的罪魁祸首。
巴库地方当局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事件发生很久以后，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对整个事件进行调查。该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戈尔巴乔夫、普里马科夫、吉连科、亚佐夫、克留契科夫、巴卡金、瓦连尼科夫以及原苏联政治机关和军事机关的其他高级官员，应对苏军在阿塞拜疆的犯罪行为负全部责任。”当然，从中我们只能知道此事件涉及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和他在内务部、克格勃和国防部的高级助手们。然而，该委员会同时也指出，鉴于它没有条件直接审讯阿塞拜疆事件中的凶手，要把他们的罪责毫无遗漏地全部列举出来也是不可能的。
1991年12月，该委员会从阿塞拜疆国家安全部提供的情况中获悉，1990年1月，三位当地克格勃官员博布科夫、皮罗日科夫和阿格耶夫，在莫斯科克格勃总部派出的若干同伙的支持下，设法进行了一系列地下活动。但巴库的前克格勃头子的说法却与此不同，他说1月19日军队一介入，克留契科夫就在电话中告诉他，克格勃已经彻底失败了，现在阿塞拜疆的一切问题都得由苏联内务部和国防部决定。虽然这两种说法在对克格勃的行动效果的判定上大相径庭，但它们都没有否认克格勃曾试图对形势施加影响。
人民阵线领导层的一位成员阿赫提巴尔马梅多夫作证说，苏军干预的前夕，普里马科夫和吉连科把他召到巴库党的总部告诉他，为了防止阿塞拜疆从苏联分离出去，需要出动军队，不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阻止它脱离苏联的行为。他们还告诉他，亚佐夫将军已经发布了一项命令，如果苏军部队被阻止进入该市，他们将“用火海淹没所有抵抗力量”。同一天晚些时候，巴库卫戍司令警告他说，军队一旦接到命令，“他们将难免不伤害小孩和妇女”。
1990年1月19~20日苏军部队进入巴库时，其目标明显有两个，即摧毁人民阵线和清洗地方领导层。清洗地方领导层的工作马上就开始了，但进行得不太顺利。1月20日，韦济罗夫被免去了党的第一书记的职务，暂时由他的副手接任。在莫斯科，戈尔巴乔夫会见了阿塞拜疆总理阿亚兹穆塔利波夫，与他讨论了苏军从巴库撤出的条件。勃列日涅夫时期曾担任阿塞拜疆党的第一书记、1985年被戈尔巴乔夫清洗掉的阿利耶夫盖达尔在莫斯科公开反对苏军进入巴库，并要求其撤出。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设法于1月22日开了一次会，要求苏军立即撤出去。这样，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不论在莫斯科还是在巴库都遇到了挑战，那里的政治形势即便在军事管制下也依然不稳定。
摧毁人民阵线需要若干天时间，但其最后的结果或许具有更大的影响。人民阵线不仅进行了武装抵抗，而且据苏联国防部部长亚佐夫1月26日宣称，阿塞拜疆内务部事实上援助了人民阵线，进行抵抗的武装分子约有四万人。亚佐夫可能严重夸大了抵抗力量的规模，但出于政治目的，他需要让形势看上去很危险。军队的行动很快越出巴库，扩大到了贾利拉巴德、连科兰和其他地区，重新扶植亲苏联的官员上台。
列别德将军从作战角度讲述了这次军事干预的情况。他的空降师于1月18日在图拉进入战斗准备状态，第二天被空运到巴库附近。其他到达的部队还有从普斯科夫调来的一个空降师，以及“通过征召令紧急补充至满员的一大批摩托化步兵部队，它们来自罗斯托夫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有一点列别德虽然没有提及，但我们在此需要讲一下。当摩托化步兵部队进行动员时，许多地方的“士兵母亲委员会”采取了行动，公开抗议将这些部队部署到阿塞拜疆。结果她们的行动引起了媒体的极大关注，使戈尔巴乔夫不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觉得很尴尬。
按照列别德提供的情况，当媒体关于阿塞拜疆的暴乱越演越烈的报道铺天盖地之时，令与他共事的军官们感到非常吃惊的是，1月12日当局未采取任何将危机消灭于萌芽状态的行动。他们不禁问道：“这怎么可能呢？在巴库已经开始杀人了，而我们现在还在图拉。”在排除了所有可能的解释后，列别德不得不做出这样的推测，戈尔巴乔夫“只记住了这个公式：空降部队＋军事运输航空兵＝苏联在外高加索的政权”。到1990年，列别德及其空降部队的军官们对这类事情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并形成了这样的共识：“所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惯用的手段是，他们不是将冲突扼杀于萌芽状态，而是任其发展，直至证明他们难以应对时，最后作为补救措施，才动用空降部队去应对。”
1月19日晚上，列别德和他的空降师降落在在离巴库30公里远的地方，机场上停放着准备把他们运到巴库的卡车。机场周围并不平静，当地的抵抗分子乘坐汽车在机场周围游弋，不时向远处飞来的飞机射击。武装分子一群一伙地隐蔽在公路两旁，封锁了通向巴库的公路。列别德明确了本师的任务后，命令战斗工兵剪断机场一侧的铁丝网，满载部队的大批卡车才得以躲过抵抗力量的拦截向巴库驶去。他们在公路上不时感觉到敌对分子射过来的子弹，有几次不得不停下来与他们进行短暂的交火。深夜时分他们才到达巴库，并成功地占领了指定的地区。
列别德描述了那些20岁左右青年士兵的情况，向我们展示了当时普通士兵的心态——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这些士兵只在训练场上对目标进行过射击，根本没有想到这种射击训练意味着“杀人”。更要命的是，他们被告知到目的地后的任务是维持阿塞拜疆人的秩序，这些人和他们自己一样是苏联公民，并不是外来的敌人。他们觉得迷惑不解，问道：“那我们是什么呢？是警察吗？”他们是带着美好的心情去的，根本没有想到要进行战斗。然而，他们很快就变得“异常愤怒”，骂着不堪入耳的话，表现出空降兵“老子天下第一”的习气。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活下来，脸上不再有笑容，每当看到有战友倒下去的时候，就变成了“残忍的受过良好训练的狼”。同时，他们的内心也充满了“看不到希望的害怕”。这可能是对空降兵部队较为贴切的描述，然而，那些才刚刚动员起来的摩托化步兵部队，虽然他们也肯定充满了“看不到希望的害怕”的感觉，但他们就连“受过良好训练的狼”都称不上了，在空降部队的词语中他们大概只能算是胆小鬼了。
在巴库滨水区经过小规模的战斗，列别德的部队摧毁了人民阵线的主要指挥所，并达成了其他一些预定的目的。他们正准备利用短暂的间隙吃早餐时，列别德获悉由39名调查员组成的苏联检察院调查团来了，为首的是一位少将（列别德没有给出他的名字），他们是来调查列别德的师和其他部队的行为的。见面会上，列别德看到一叠表格，上面写着“1990年1月19~20日空降部队官兵在巴库所犯罪行统计表”。表上列的罪行项目包括：杀害几百名平民；打伤数千人；盗窃大批车辆、电冰箱、毛毯、金钱及贵重物品。检察官们的任务非常明确：立即调查，严厉惩处。为首的那位将军要求与首批派来实施这次行动的两个团的军官们谈话。
军官们是那天下午5点被召集起来的。调查团团长对他们说罪犯就隐藏在他们中间，并威胁说如果不把犯人交出来，将强行把他们带走。当时，军官们惊讶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会场上出现了短暂的沉默。然后，有人轻声笑了起来，接着军官们哄堂大笑。他们问道，将军打算怎么把他们“强行”带走呢？难道调查员们认为他们自己有这样做的力量吗？军官们认为这简直是荒谬至极。
然而，列别德并不觉得可笑，他平静地命令一位上校把负责调查员们安全的卫兵撤掉，那位将军随即怒冲冲地走了出去，驱车离开。这之后不久，该将军的一位助手打电话给列别德，请求他把卫兵派回来，以保护调查团免遭当地暴民的威胁。列别德拒绝了这一要求，说除非将军本人向他提出请求并致以真诚的道歉。据列别德说，该将军还真的那样做了，而且是惨兮兮地向他求情的，卫兵随即被派了回去。
这次调查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列别德没有详细说明，但他当时相信这是为戈尔巴乔夫或党内某些高级官员提供证据，在他们觉得政治上需要的时候把他作为替罪羊，就像他们在第比利斯事件之后对罗季奥诺夫将军所做的那样。
与第比利斯事件相似的另一点是，有关这些小插曲的情况杂乱无章且不完整，但它们却是值得回味的。首先我们必须记住，当时几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特别是立陶宛正威胁说要脱离苏联。契尔尼亚耶夫和沙赫纳扎罗夫劝戈尔巴乔夫让立陶宛独立，但戈尔巴乔夫不能让自己做出这个决定。西方媒体的注意力也紧紧地盯着立陶宛，这使戈尔巴乔夫在那里的举动对他与西方的关系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与此同时，阿塞拜疆的局势也日趋严重，不再受戈尔巴乔夫信任的当地党的领导正在失去对局势的控制权。
鉴于这种情况，戈尔巴乔夫决定（或者是在克格勃和内务部领导的劝说下决定）需要采取一些隐蔽措施，以控制阿塞拜疆的局势。如果想师出有名，那只有制造暴乱事件，才会证明派军队去恢复秩序是正确的。现在我们还不清楚人民阵线的暴乱事件事实上在多大程度上是自发的，但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克格勃在背后做了手脚，目的是使人民阵线的名誉扫地，证明派军队进去将其摧毁是正确的。虽然不能排除克格勃、内务部和国防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采取行动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似乎是很小的。这样看来，戈尔巴乔夫参与其中的可能性是很难排除掉的。此外，来自莫斯科的所有这些阴谋活动和幕后指挥与土库曼共和国第一书记萨帕尔穆拉特尼亚佐夫的说法是一致的，那就是戈尔巴乔夫认为阿塞拜疆动乱的蔓延会使该共和国更加依赖莫斯科。
从列别德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和他的战友们对于这起事件的看法充满了矛盾心理。他们已做好充分的准备对付外高加索的分离主义分子和制造麻烦的政治集团，但使他们感到气愤的是戈尔巴乔夫没有让他们尽早和尽快地去恢复秩序，而是等到形势严重恶化后才采取行动。更糟糕的是，列别德担心形势不妙时，戈尔巴乔夫或其他政治局委员会把他作为替罪羊。
在这一点上，列别德关于检察院调查团到其部队调查的介绍特别能说明问题。如果情况真的像人民阵线领导人阿利耶夫盖达尔和阿塞拜疆委员会所指出的那样，形势并没有失控，那么就存在对进行干预的部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