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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从而确定了自己的“能动性”理论。最重要的是，列宁发展了关于革命政党在无产阶级中启发这种阶级觉悟并进而有意识地使用暴力把革命引向胜利的理论。列宁借用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又断言实际上战争（革命）是政治的基础，而非政治是战争的基础，从而颠倒了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如同马克思声称自己对黑格尔所做一般。在列宁看来，战争不仅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而且也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本质，因为战争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在社会主义取得最后胜利之前，战争只能是激烈程度或大或小的阶级斗争之战。社会主义取得最后胜利之时，即是战争从人类关系中消失之日。
对列宁主义的这种理解没有追溯他对克劳塞维茨的情有独钟，也没有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根求源。这种理解在列宁的同代人与革命战友、社会革命党（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的强大对手）的理论家维克多切尔诺夫身上体现得很明显。在1924年列宁逝世之际，他当时在美国新创刊的杂志《外交事务》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有人曾说，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列宁无疑会把这个论断颠倒过来。他会说，政治是战争通过另一种方式的继续。”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发现这种战争观已经深植于苏联军政领导人的心中，而他们自己并不一定认识到其程度之深。于是，他的新“防御性学说”与上述战争观长期形成的自然统治地位、与军队和党的教育中对此的刻意阐述都发生了冲突。
第6节。第十章 难操作的党…军关系
第十章难操作的党…军关系
军队是党灌输其坚强意志、自我牺牲精神和纪律的学校。——托洛茨基
戈尔巴乔夫推行建设“法制社会”的政治改革，必然涉及改变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使它在苏联政治体制规则的制定和推行方面没有领导权。这也要求取消党的地方委员会和书记对行政和司法机构的控制，不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均如此。沙赫纳扎罗夫（此人我们以后还要提到）指出，在中央设立总统职位和建立新的立法机构，而在地方政府不进行相应的组织变革，这本身就是矛盾的。要使改革达到预期的效果，在中央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同时，也应该要求在地方进行相应的变革。
取消党对军队的控制并不是孤立进行的，它是共产党放松对整个政治制度控制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首先把军队的政治改革放在戈尔巴乔夫在国家政治制度中改变党的领导地位的整体计划中来考察，这涉及总政治部的命运。西方关于苏联党与军队的关系有各种各样的论说，最后笔者要对这些论说进行简短的评论。虽然笔者的评论学术性强，难免显得深奥、离题，但它直接触及苏军在苏联解体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现代西方对此问题的错误认识。
组织体制问题
苏联共产党对大部分国家行政官僚机构的控制是通过地方党组织进行的。每一个地区——共和国、州（大致相当于美国的州）、区（也相当于美国的州）、市以及镇（相当于美国的县或市区）——都设有党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是莫斯科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党的控制通过它们实施。就像杰丽霍夫颇有见识地指出的那样，地区党组织行使协调职能，有点类似于法国县的机构。然而，并非苏联所有的国家机构都是按行政区划组织的，例如，铁道部门就是以职能为基础组织的，与行政区划无关。苏联武装力量主要是按职能组织的，其中民防部队是个例外，它是按行政区划组织的。国防部也有自己的地区分机构——军区。
凡是以职能划分的行政机构，均设有相应的党组织。正像我们所看到的，总政治部就是按职能原则设置的。所以取消地方党的委员会的“领导地位”，并不能取消党对军队的控制。1990年春天戈尔巴乔夫延迟决定设立总统职位的时候，取消党的领导地位的问题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戈尔巴乔夫想废除规定党的领导地位的宪法第六条，以便为多党制政治开辟道路。1990年2月，党中央全会决定修改苏联宪法，但仅仅是削弱而不是废除宪法第六条。
对于国防部（以及武装部队的其他组成部分——克格勃的边防部队和警卫部队、内务部的内卫部队）来说，这一变革对总政治部的地位提出了质疑。总政治部是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下属部门，它一直对自己的这一地位感到满意。它会继续存在吗？它遍布武装部队的庞大的政治机构怎么办？它共有约八万人，全部是军官。它有自己的教育机构——为首的是位于莫斯科的列宁军政学院。它有自己的理论刊物——《武装部队共产党人》，为对全体军人进行日常意识形态的灌输提供指导和大量的材料。它的军官控制着武装部队的报纸《红星报》。
第7节。巨大的政治挑战
巨大的政治挑战
实现苏军非政治化并非易事。总政治部不仅代表着其成员狭隘的利益，而且是体现布尔什维克党与其武装集团——“红军”早期结合一体的“纪念碑”。它早期的几任主任都是来自布尔什维克党的高级官员。1917年，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斯米格拉是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1920年代的总政治部主任谢尔盖古雪夫、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和安德烈布勃诺夫，都是杰出的布尔什维克；1930年代，扬加马尔尼克、列夫梅赫利斯均有长期担任非军事部门党组织职务的经历。“二战”后早期的总政治部主任都有在地方党组织任职的经历，有此经历的还有阿列克谢叶皮谢夫，他从1962年开始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直到1985年7月他77岁高龄时退休。很明显，由叶皮谢夫推荐的他的继任者阿列克谢利济切夫却是个例外。他没有在非军事部门党组织任职的经历，仅仅是在政治部门工作的一名政治军官，他由驻德苏军政治部主任升任总政治部主任。最后一任总政治部主任是尼古拉什利亚加，1990年1月他被任命为总政治部副主任之前，在中央委员会行政管理部工作。
总政治部在中、高级军官中都有支持者，这一点在1990年6月举行的俄罗斯党代会上变得非常明显。当时的伏尔加河沿岸—乌拉尔军区司令阿尔贝特马卡晓夫上将气愤地对戈尔巴乔夫说，“军队共产党人”是不会放弃党的意识形态的。到1990年后半期，像阿尔克斯尼斯上校一类的年轻军官在此问题上走向了极端，他们公开要求戈尔巴乔夫辞去总统和在党内担任的职务。
1989年以前，总政治部的代言人在其理论刊物和《红星报》上对改革和戈尔巴乔夫的评论有褒有贬。1987年戈尔巴乔夫提出修正意识形态时，曾引起他们的极度惊恐。尽管如此，正像我们所看到的，此后他们还是尽最大努力既坚持“人类利益”，又坚持“国际阶级斗争”。然而，自从主张“公开性”的势力控制宣传工具后，他们的态度改变了。媒体对军队的严厉批评和建立志愿兵役制军队的建议使他们的愤怒情绪公开爆发了出来。1989年，利济切夫将军在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时，毫不掩饰他对建立志愿兵役制军队的鄙视态度，指责这一建议的支持者“根本就没有考虑这样做的后果”。对于虐待士兵和抱怨军队生活悲惨的指责，他将之统统归罪于整个社会。青年中普遍存在着精神萎靡、吸毒、酗酒和身体状况不佳，大批有犯罪前科的青年不时渗透到军营中来。这些问题并不是军队造成的，而是社会造成的。由于电视机、收音机、游戏机和其他电子新产品的普及，苏联青年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总体上在走下坡路。
从那时起，高级政治军官们常常对此种状态公开进行类似的抱怨。然而他们的抱怨较之高级军事军官的抱怨即使不是完全不同的话，至少有所不同。他们起初并没有表现出愤怒情绪，而这一情绪当时在高级军事军官们中间是普遍存在的。阿赫罗梅耶夫元帅——此人我们以后还会提到——与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以及其他一些非军方评论者们进行了异常激烈的辩论。总政治部主任利济切夫一直未在媒体上表现出情绪失控，直到1990年2月有一次他在电视上露面时情况才开始变化。那次他谴责公众，特别是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共和国对军队的批评浪潮，痛斥普遍存在的对军队的消极态度。然而，那时人们对这样的事情已经司空见惯，所以他并没有像1989年阿赫罗梅耶夫元帅那样引起公众强烈的反响。1990年2月，军事军官们也对损害军队形象的言行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从而使利济切夫的讲话未显出有什么特别。此外，莫伊谢夫将军对新党纲中有关军队的部分提出了批评（新党纲是为即将到来的苏共第二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的），他还直接点了戈尔巴乔夫的名。利济切夫的态度与军事军官们的唯一明显区别在于，他还关心克格勃和武装部队其他组成部分以及党的组织，这自然反映了他广泛的责任感。军事军官们主要关心国防部所属的部队，而利济切夫的总政治部在克格勃和其他武装部分中也设有政治机关。
随着苏共第二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临近，军队和总政治部的领导对戈尔巴乔夫废除总政治部的建议公开表示反对。像莫伊谢夫将军一样，越来越多的人对新党纲表示担心，整个春天，军队的紧张不安已不再是秘密。亚佐夫元帅对其下属传达了1月底和2月初政治局会议的讨论情况，这使他们痛苦地意识到，戈尔巴乔夫准备推进军队的非政治化。戈尔巴乔夫及其支持者的典型做法是，做出姿态化解他们的担心，试图将军事军官和总政治部分离开来。1990年2月红军建军节前夜，五位政治局正式委员参加了庆祝仪式，高度赞扬了苏军的丰功伟绩。5月8日，苏联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日纪念大会，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对高级军官和老战士们发表了讲话，歌颂了“二战”中军队的英雄主义，承认斯大林对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更为重要的是，春季和夏季期间他没有支持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军队激进改革派，而这一时期对改革派而言是最关键的时期。在此期间，他在改革、苏联外交政策和德国统一问题上的立场是坚定的。
在此之前的1989年秋季，中下层军官们围绕军队政治机构命运问题的辩论趋于公开化。洛帕京少校及其同伙作为军队激进改革派的主要成员，对总政治部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1989年12月，新成立的“军官会议”组织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全军会议，洛帕京的支持者和“盾牌”组织要求废除政治机构。保守势力试图将全军“军官会议”举行的大会变成支持总政治部的论坛，但反对派成功地阐述了他们的立场。到了1989年年底，总政治部的前途成了大家公开谈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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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在苏共第二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面临的任务自然不仅仅是在总政治部的命运和军队改革问题上与军方摊牌，他还试图取消列宁赋予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作用，从而为实行多党制开辟道路。过去的一年里，党不仅被削弱了，失去了大批党员，而且党内各级组织中各个派系纷纷冒了出来。自由派党员对戈尔巴乔夫失望了，觉得他逐渐倾向党内保守派势力。利加乔夫和切布里科夫公开重整保守派势力。戈尔巴乔夫夹在中间，只有很少一部分追随者。
各级军官两极分化的倾向也开始出现，尽管当时还不是很明显。1989年和1990年，越来越多的军官退党。这些人虽然遭受严厉的惩罚，但这些惩罚常常不起作用。例如，在堪察加半岛的一个导弹靶场任职的亚历山大罗金中校以痛恨腐败现象为由退了党，被禁闭在一所精神病院，后来由于他威胁要煽动公众闹事，才被释放。随着退党人数的增多，空军飞行员成为全军退党人数比例最高的群体。沙波什尼科夫几乎每天都要听到亚佐夫问他，他对成群结队的退党行为采取了什么措施。据沙波什尼科夫讲，这件事后来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笑话：“亚佐夫问：你对飞行员的退党行为采取了什么措施？回答：没有。问：为什么？回答：太晚了，他们已全都退党了。问：那么你呢？回答：我也退党了，只有你还留在党内，或许留在党内的还有我们的总书记。”u米u花u书u库u ；www。7mihua。com
按照契尔尼亚耶夫的描述，整个春天和春夏之交，戈尔巴乔夫都在认真考虑关于削弱共产党的可供选择的策略。他在授意契尔尼亚耶夫起草关于列宁诞辰纪念活动的讲话时说：“结束（列宁的）偶像形象，体面地（将其）归入其他历史人物的行列中。”据契尔尼亚耶夫讲，利加乔夫及其追随者对此讲话的反应是：戈尔巴乔夫“已经从思想上最终与他们决裂”。在第二十八次党代会召开之前不久，契尔尼亚耶夫和沙赫纳扎罗夫都敦促戈尔巴乔夫从争夺党的控制权的斗争中脱身，辞去总书记职务。他们像过去若干次所做的那样，恳求戈尔巴乔夫只保留国家元首即总统的职位。
1990年5月和6月发生的一些不祥事件使契尔尼亚耶夫等官员相信，反对派将在党代会上向戈尔巴乔夫发难。第一起事件发生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戈尔巴乔夫站在列宁陵墓旁检阅通过红场的游行方队。紧随第一方队的第二方队是由所谓的“莫斯科选举人俱乐部”组成的，他们喊出的口号是“打倒戈尔巴乔夫”“打倒人民的剥削者和强盗——苏联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和法西斯红色帝国”“立陶宛要自由”，等等。戈尔巴乔夫和检阅团人员悄悄地离开了列宁墓，引起了人群中一片嘘声和恶意的辱骂。红场上攻击苏联领导人的这种破天荒的行为不仅使戈尔巴乔夫十分难堪，而且，按照契尔尼亚耶夫的说法，使“70年来习惯于苏联钢铁般秩序”的公众非常震惊。当然，这些示威者与发表反戈尔巴乔夫声明和制造2月25日事件的人是同一伙人，他们已将戈尔巴乔夫视为敌人，认为他是党内官僚主义的代表和推进改革的障碍。
第二起事件是成立独立的俄罗斯共产党。该党的领导者将戈尔巴乔夫视为改革的倡导者和威胁苏联社会制度的危险人物。与其他共和国不同，俄联邦在共和国一级没有设立党的组织。为了壮大反戈尔巴乔夫的势力，俄罗斯共产党于6月中旬召开代表会议，成立了“俄罗斯共产党代表大会”。这次运动的领导者是列宁格勒市委书记鲍里斯吉达斯波夫，利加乔夫和切布里科夫毫无疑问是其后台。此外，他们还得到了其他许多地区党委书记的支持，这些人被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弄得生活困难、政治前途暗淡。尽管戈尔巴乔夫极力反对，反对改革的伊万波洛兹科夫还是被选举为俄罗斯党代会第一任书记。几位发言者公开抨击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并未予以还击。这次事件的真正目的是很难被掩盖的。书记处国际部的安德烈格拉乔夫事后将这次会议称之为“反对改革的党的官员为发动一场静悄悄的政变而做的准备”。利加乔夫发表讲话，对俄罗斯党代会表示支持，称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欠考虑，并期待着在苏共第二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胜利。
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们实际上有充足的理由表示担忧，因此建议戈尔巴乔夫退党以避开在苏共第二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摊牌。戈尔巴乔夫自己也承认形势非常险峻，但他坚决拒绝了他们的建议。对于契尔尼亚耶夫的恳求，戈尔巴乔夫最后回答道：“唉，托利亚，你以为我不清楚吗？我清楚，我看过你的备忘录。阿尔巴托夫、什梅廖夫等人也说过同样的话，他们试图劝我放弃党的总书记职务。但是请记住，不能给疯了的癞皮狗解开脖子上的皮带，如果我这样做了，整个屎盆子都会砸在我的头上。”
这些话如果可信的话，对揭示戈尔巴乔夫的策略是大有帮助的。如果在共产党完全成为一个一般的政治组织之前他过早退党，将背上一大堆罪名，不管他是不是总统，情况都是如此。他采取的做法是明智的。他在党代会上将利加乔夫及其追随者从政治局排挤了出去。如果戈尔巴乔夫退出党组织，党内最反动的势力就会真的掌握党的控制权，到头来对他的攻击就不是轻描淡写的了。苏联对东欧控制的崩溃、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军队的危机、党组织管理的混乱、党内猖獗的宗派主义、党在公众心目中形象被破坏，以及其他问题都会归咎于他。在此次党代会的最后几天，戈尔巴乔夫大有被罢免党内职务的可能性，因为他受到党内改革派和反改革派的两面夹击。然而，他化险为夷了，事实上他的胜利并不是他自己所为。
鲍里斯叶利钦——1987年秋天曾被戈尔巴乔夫视为斯大林式的阴险人物，一个被开除出政治局和被撤销了莫斯科市委书记职务的人——这时要来救他了。1990年春天叶利钦东山再起，这在苏联政坛上是史无前例的。他得到了两种人的支持，而这两种人又是相互支持的。一种是一大批已对戈尔巴乔夫失望了的自由民主人士，另一种是一心一意搞独立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1990年5月底，叶利钦当选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这样他就可以以共和国领导人的身份参加苏共第二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了。他在党代会上一发言，就宣布要退党，而这恰恰是戈尔巴乔夫的亲密助手们建议戈尔巴乔夫做的，以便重新得到自由民主派人士的支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叶利钦的讲话将戈尔巴乔夫从失败中拯救了出来。当保守派势力开始尝到胜利滋味的时候，叶利钦向他们发起了攻击。他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党是决定不了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