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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驮薄�10％的合伙人来自美国之外的地方，而且高盛的员工来自91个国家。
第二节 谨慎的冒险
证券承销、证券经纪、财务顾问等传统投资银行业务的一个特点就是作为需要资本的公司与拥有资本寻找投资回报的投资者之间的中间人，投资银行靠收取佣金而营利。投资银行业务的问题在于，虽然这是无须过多自有资金的低风险业务，但同以自有的资金进行投资相比，投资银行业务获得的回报也有限。
一、最早的风险套利专家
自很早以来，高盛就与别的投资银行不同。早在20世纪30年代，后来领导高盛的格斯·利维就开始利用高盛自有的资金去冒险——进行风险套利，并逐渐成为了华尔街最成功的风险套利者之一。经过利维与另一高盛金融天才罗伯特·鲁宾的努力，高盛在包括并购套利在内的套利市场上建立了无可匹敌的优势地位。
二、承担更高的风险
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投资银行逐渐从经纪人演变为交易商、从代理人演变为委托人，从中间人演变为直接投资人，同其他投资银行相比，高盛将越来越多的自有资金用于高风险的投资。
有些投资者担心高盛承担的风险过高，然而高盛担心的是承担的风险不够。1999年上市时，CEO亨利·保尔森就直截了当地说，他不能保证高盛的收益将会稳定，如果投资者想要稳定的收益，最好购买生产牙膏等日用品公司的股票。
从多方面看，高盛的风险都超过它的竞争对手。例如，在所有的投资银行中，高盛收入的波动程度高达28％，而贝尔斯登只有10％，即如果高盛与贝尔斯登的日平均收入为1000万美元，那么高盛的日最高收入可以高达1280万美元，但也可以低至 720万美元。贝尔斯登的日最高与最低收入分别为1100万美元、900万美元。
三、谨慎的风险管理
高盛并不否认自己承担了巨大的风险，但问题在于自1994年以来，高盛对风险及风险管理的重视似乎就与众不同。
很久以来，高盛以其谨慎的冒险而在外界有着这样的声誉：总让竞争对手去试探水的深浅，在看到不会被淹死并且有利可图之后，才跟着别人跳进水中。
在1994年的美国债券市场崩溃中，高盛也损失惨重。但高盛很快吸取了教训——高盛重组了风险控制系统，改变了以往非正式的风险控制方法，成立了一个25人组成的风险管理委员会，并采取措施进行严格的风险控制。
四、卖空救高盛一命
2008年在雷曼兄弟、贝尔斯登等被“金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毁灭的时候，为什么高盛能够完好地生存下来？
有人说是高盛出身的保尔森事先给高盛透了消息，但保尔森怎么知道次贷市场会出现如此之大的问题？
原来，从2006年夏天开始，高盛位于纽约的结构性产品部门的两位交易员迈克尔·斯温森与乔希·伯恩鲍姆相信次级房贷市场很快就会崩溃，于是开始卖空房贷相关证券。在2006年夏天的这场卖空赌局中，高盛的两位交易员为高盛获得了40亿美元的盈利，他们本人也各获得1千万美元的奖金。到2007年，两位交易员说服同事们及高盛负责风险管理的高层人员。于是，在房贷相关证券部门继续投资于房贷相关证券的同时，高盛另一些部门开始大规模卖空房贷相关证券。
人们不知道高盛卖空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知道高盛卖空的是哪些证券。也许，高盛卖空的证券中就有高盛自己发行的那些房贷相关证券，也就是说，高盛可能一方面向投资者推销自己发行的那些证券，而同时相信这些证券的价格将会暴跌，于是，从这样投资者手中借用这些证券进行卖空。这种骑墙式策略让高盛处于不败之地：发行与推销这些证券可以赚钱，市场下跌的话卖空这些证券也可以赚钱。
高盛大规模有组织的卖空并不违法，事实上，高盛的大规模有组织的卖空不仅显示高盛的雇员与领导确实非常聪明，而且表明高盛的风险管理制度非常有效。
在所有大金融机构中，没有谁像高盛这样如此放肆而毫无愧意地抛弃自己曾经竭力推销给自己客户的证券，人们可以指责高盛的这一做法违背了它长期奉行的“经营原则”第一条：“客户永远是第一位的”。但是，2006夏天，在美国次级房贷市场已经危如垒卵的情况下，为什么只有高盛的雇员洞察了危险？为什么在众人都沉醉于房地产市场的盛宴时，高盛却有着清醒的头脑？而且，高盛的卖空显然是由最高管理层协调的有组织的行动。
2008年初，摩根士丹利说，它将考虑对风险报告制度进行修改，即将各部门的风险管理经理向部门负责人报告风险状况修改为直接向公司CFO报告，而这正是高盛从1994年以来的做法。风险报告制度上这一似小实大的差异救了高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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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与时俱进的演化能力
20世纪——特别是80年代——以来，金融市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高盛的成功原因之一在于它与时俱进的自我调整、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高盛通过自身的演变——在传统的投资银行业务风险有限但回报也有限的情况下，高盛承担更多的风险以获取更高的回报；将业务扩展到几乎所有可能的领域并保持各业务间的平衡发展——不仅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而且获得了远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回报率。
20世纪70年代，以证券交易成名的格斯·利维成为高盛的领袖，促进了高盛在证券交易业方面的发展，从而让高盛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证券交易业务浪潮中抢得了先机。
如今，高盛又已经做好从方兴未艾的全球性环境保护运动中获利的准备，并在这一方面领先于竞争对手。
高盛积极投身于二氧化碳排放量交易市场，并将可能从二氧化碳排放限额交易中获得巨额收益。据有关专家分析，到2020年，美国二氧化碳排放限额交易市场将达到1万亿美元，但是除非联邦政府迫使美国公司参与交易，二氧化碳排放限额交易将不会带来很大利润。奥巴马总统也支持强制性限额政策，高盛不仅支持美国政府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强制性限额，而且并在努力游说美国国会通过法律，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2008年1月，高盛出资1亿美元入股中国最大的太阳能企业皇明太阳能集团。
通过自己的商业经营活动以遏制全球气候变暖方面，高盛得到了环境保护组织与媒体的称赞，确立了高盛作为绿色环保公司的名声。2007年11月美国《新闻》周刊就称，高盛在领导华尔街的绿色革命。
第四节 长远上的贪婪
20世纪*十年代，华尔街流行的口号是“贪婪是个好东西”。1987年好莱坞影片《华尔街》中，由迈克尔·道格拉斯扮演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家戈登·格哥在股东大会上说：贪婪是个好东西；贪婪是对的；贪婪管用；贪婪揭开层层面纱而直接揭示资本主义革命精神的精髓；各种各样的贪婪——对生命的贪婪、对金钱的贪婪、对爱情的贪婪、对知识的贪婪等都是人类奋发上进的标志。迈克尔·道格拉斯本人因为在该影片中的表演而获得当年的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戈登·格哥的原型就是华尔街著名并购风险套利家、1986年因内线交易被罚款史无前例1亿美元的伊万·博伊斯基。
一、雷曼兄弟的垮掉
在于1986年出版的《华尔街的贪婪与荣耀：雷曼王朝的垮台一书中，肯·奥莱塔，正是“贪婪” 导致了雷曼兄弟公司的垮台。在雷曼，合伙人不是将高盛视为竞争对手，而是将雷曼中的其他合伙人视为对手，而竞争的目的是谁得到了更多的奖金；对于雷曼的员工来说，“公平” 就如同“社会主义” 一样，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重要的不是雷曼兄弟公司盈利多少，以及利润是否公平地得到了分配，而是“我是否得到了我应该得到的” 以及“我得到的份额是否比别人多” 。
作为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高盛也“贪婪” ，但高盛的口号是“长远上的贪婪” ：即只要长远上能够盈利，短期内的交易损失不用担心，不能以牺牲长期客户关系换取短期的商业利益。高盛长远上的贪婪曾多次得到体现。20世纪50年代，高盛领袖悉尼·温伯格曾无偿为亨利·福特二世提供咨询服务数年之久，终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1956年成为福特亿美元IPO的主承销商。这是当时为止规模最大的股票发行。
在对待“贪婪” 及其他道德问题的态度上，高盛是否真的与别的公司不同是人们不断争论的话题之一。但是，高盛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从华尔街的二流投资银行成为一流投资银行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高盛相信，不能以牺牲长期客户关系换取短期的商业利益。
二、德崇的破产：追求小利的代价
看看德崇证券的破产过程，可以让我们了解高盛对恶意收购的态度在使其成为一流投资银行中的作用。在80年代，德崇证券曾经是高盛强劲的对手之一。1991年，德崇证券因为公司雇员的内线交易而官司缠身，濒临破产。它避免破产的最后途径就是寻求美国财政部的救援。
然而，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此时的财政部长恰恰是1985年时担任投资银行狄龙雷德公司总裁的尼古拉斯·布拉迪。1985年，德崇证券曾帮助美国著名的恶意收购家布恩·皮肯斯对优尼科公司发起恶意收购，而优尼科公司当时又正是狄龙雷德公司的客户。虽然在优尼科的反击之下，皮肯斯的恶意收购没有成功，但反恶意收购导致优尼科的负债增加了40亿美元。因此，1991年，当处于破产边缘的德崇证券向美国财政部请求救援时，布拉迪对这一请求根本未予考虑，德崇证券只有破产。
三、在中国的长线钓大鱼
“长远上的贪婪” 也是高盛进入中国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战略。万亿元的银行不良资产曾经是中国政府的心头隐痛。在中国金融机构本身无力消解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只好寻求外资进行共同处置。美国《商业周刊》发出了购买中国的不良资产“只有勇士或者笨蛋才会做的事”的声音。一时间，许多原本摩拳擦掌、雄心勃勃的国外投资机构不是引而不发，就是隐身而退。2001年底，高盛以现金加合作经营的方式购买了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账面值为亿元的资产包。一年多以后，高盛与华融建立了中国第一家不良资产处置的合资公司融盛公司。2002年，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向国际投行界放出口风，希望国际投资银行以“买门票”的方式进入中国，高盛再一次以积极的姿态响应了中方发出的邀请。
2004年，高盛捐款6200万美元，帮助与高盛没有任何关联、其时正处于财务困境中的海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高盛的这一慷慨行为获得了中国政府的好感。最终中国政府批准了高盛在中国创建了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由外资实际控股的证券公司。2005年2月，时任高盛CEO的保尔森在美国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说，高盛为开拓中国市场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但不期望能在短期内获得巨大回报。
“长远上的贪婪”让高盛在进入中国大陆十多年的时间中，在中国取得了其他投资银行所难以企求的业绩。
第五节 团队精神
真正让高盛与众不同的是，高盛将个人对财富、声誉的贪婪与野心转化成了真正的团队精神。在高盛，只有“我们”，没有“我”。高盛的各部门中，大都是两名负责人。这种团队精神让高盛不像别的公司那样纵容个人，即使是华尔街最优秀的个人。高盛不向任何人保证将在未来数年中给予多少薪酬，也不按交易员赚取的利润给他们提成。
一、华尔街的明星制
与美国好莱坞电影业的“明星制”一样，华尔街也盛行着“明星” 体制。在明星体制的金融行业中，小部分盈赢利能力强的银行家与交易员获得的报酬远远高于其他人员。这种明星体制造就了一个个华尔街风云人物，也让华尔街有了从未有过的吸引力。
华尔街明星制下的一大明星就是德崇证券公司的迈克尔·米尔肯。在德崇证券，以创建垃圾债券市场而影响华尔街的米尔肯的影响力超过包括公司总裁等在内的所有其他人。1987年，米尔肯获得的奖金高达亿美元。德崇证券被人们视为“只有一种产品的公司”，这一产品就是米尔肯创建的垃圾债券。当米尔肯因违法而被美国监管机构指控后，德崇证券公司失去了它的明星，也就是没有了以往的影响力。
华尔街“明星”制下的另一个明星就是所罗门公司的副总裁与负责所罗门公司所有自营债券交易的约翰·梅里韦瑟。1991年5月，所罗门公司在美国财政部国债认购中出现欺诈行为，梅里韦瑟与所罗门公司的其他几个明星随即被所罗门公司最大的股东沃伦·巴菲特解雇。
二、高盛的“我们”
但是，高盛一直抵制“明星”体制。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领导高盛的约翰·怀特黑德一再强调“在高盛只有‘我们’，没有‘我’”，这种团队精神成为高盛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高盛不乏金融天才——格斯·利维、罗伯特·鲁宾、马克·温克尔曼等人的能力与成就可以比肩于华尔街任何明星，但高盛没有将他们塑造成明星，而高盛也就没有因为格斯·利维的突然去世、罗伯特·鲁宾的离职从政或者马克·温克尔曼未能成为高盛总裁离去而大伤元气。
1981年； 当所罗门公司决定将公司出售给菲利普兄弟公司时，所罗门公司的执行委员会也只是将决定象征性地通告合伙人。在只持续了一个小时的通告会上，执行委员会只是形式性地征求合伙人的意见。在高盛，情况却恰恰相反。1986年12月，由罗伯特·鲁宾、斯蒂芬·弗里德曼领导的管理委员会提出了将高盛上市的建议。在合伙人会议上，虽然管理委员会表达了强烈支持公司上市的想法，但从没有表示要强行通过该决议的意向。虽然建议得到高级合伙人的支持，但在合伙人会议上，几乎所有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上市的提议最后被否决。
在高盛130多年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不仅高盛是由两个CEO共同领导，公司高级合伙人职位授予盈利最高的两位合伙人，而且高盛的各个主要业务部门也都由两人共同负责。除了乔恩·科尔金与亨利·保尔森之间曾发生过权力斗争外，其他时间共同领导制在高盛进行得非常成功。
三、内部斗争与所罗门、雷曼公司的衰败
1978年，刘易斯·拉尼埃里在所罗门公司建立起完整规范的资产证券化部门。当1981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允许储蓄与贷款协会将房地产抵押贷款出售时，拉尼埃里领导所罗门公司的资产证券化部门开发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房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从而使所罗门公司不仅获得了数以亿计美元的收入，而且成为房地产证券市场的引领者。
这位从收发邮件开始职业生涯的债券交易员更是成为所罗门公司的传奇。 然而，自80年代以来公司规模迅速扩大，但公司并没有为这种扩大做好充分准备。所罗门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重视债券交易，它们企业文化中也向来有喜爱挑战风险的进取精神，但是随着公司的辉煌和规模迅速膨胀，这种精神异化为一种过度个人主义，或者所谓的“精英”思想，公司员工对公司逐渐淡化了归属感。特别是所罗门公司开始推行的所谓“职业化” 更导致所罗门公司丧失了大量人才。如刘易斯·拉尼埃里与他的那些意大利裔同事们并没有大学学历（有的甚至初中没有毕业），虽然他们在证券交易中取得了巨大成功，为公司创造了巨大利润，但最终还是遭到重学历而不重实际能力的所罗门兄弟的解雇。
奥莱塔在《华尔街的贪婪与荣耀：雷曼王朝的垮台》一书中说，雷曼兄弟公司鼓励的不是团队的合作，而是独断独行的风气。结果，雷曼兄弟的合伙人不是将高盛视为竞争对手，而是将自己公司中的其他合伙人视为对手；他们不是为雷曼的荣耀而工作，而是为自己的荣耀——奖金与职位——而工作。雷曼公司最终也成为这种内部矛盾的牺牲品。
1969年罗伯特·雷曼去世后，雷曼兄弟公司连年巨额亏损。1973年，雷曼兄弟公司聘请皮特·彼得森为公司总裁与CEO。在彼得森的领导下，公司连续5年创造了创纪录的利润，其股东权益回报率是华尔街投资银行中最高的。虽然交易部是雷曼兄弟公司最盈利的部门，投资银行部却看不起交易部及交易员。投资银行家们甚至称交易员是举止粗鲁的“动物” 。这导致了交易部与投资银行部之间的内部斗争，在很长时间里，投资银行部甚至不愿与交易部在同一办公楼中工作。迫于交易部的压力，彼得森被迫任命交易部负责人刘易斯·格卢克斯曼与自己为共同CEO。格卢克斯曼的上任导致了交易部与投资银行部之间更加激励的内部矛盾。最终格卢克思曼发起了一场内部政变，迫使彼得森辞职，格卢克思曼成为公司唯一的CEO。对交易部门出身的路易斯·格拉克思曼成为公司CEO感到不安的投资银行部工作人员纷纷离去。1984年，处于困境中的雷曼兄弟公司以亿美元出售给美国捷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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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声誉
没有哪个公司比高盛更多地谈论商业道德与原则问题——这显著体现在高盛制定并已经遵守二十多年的“高盛经营原则”。
一、高盛：声誉是难以恢复的
“高盛经营原则”第2条，“我们的资产就是我们的员工、资本与声誉。如果这三者任何一个受到损害，声誉是最难以恢复的；我们要致力于完全遵循规范我们的法律、规定与道德准则的字面含义与精神。我们的持续成功取决于对这一标准的坚定不移的遵循”。第14条，“正直与诚实是我们事业的核心。希望我们的员工在自己从事的一切活动——不仅是为公司工作，而且私人生活中——维持高度的道德标准。”
在对待道德及法律上，高盛是否真的与别的公司不同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高盛交易公司以及宾州中央铁路公司的破产就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