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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士华是一位无名英雄（1）
孙士华，海信集团技术中心，数字电视研究所负责人。
在“信芯”设计出来后，孙士华从2004年10月就开始负责海信电器整机与它的对接。那一年的12月16日，海信集团搞了个企业35周年大庆，大庆的时候他们做了一台样机进行展示，然后便开始按照公司正常开发流程进行面向用户（海信电器）的开发。
孙士华他们花了4个月的时间，先从30台开始试产，30台没问题了便试产200台，200台没问题了便开始试产2000台。
第2000台试产机下线的时间是2005年5月25日，当时战嘉瑾正站在海信电器电视机生产车间里，他盯着大屏幕观看。当他期望的数字出现的时候，他的内心激动不已。
孙士华没有去观看那一幕，在“信芯”开发的过程中，他的使命只是“配合”和“检验”。他知道，在“信芯”送交给他之前肯定出现过不少各种各样的问题，他甚至设想过它的无法使用，但最后“效果很不错，基本功能都达到了”。
他说，“信芯”比他想像的要好很多。“芯片设计风险很大，第一次流片往往失败，而他们第一次流片就成功了。”他发自内心地替战嘉瑾他们高兴。
但是，作为“用户”的他又是很苛刻的，他对“信芯”并不是很满意，他觉得“信芯”的功能应该更多，集成度应该更高。像“信芯”这样的同类芯片在国际上太多了，虽然就所提供的功能来说还不错，但如果有更多的功能就更好了。
不过，孙士华迅即又表示：“一般芯片设计，第一步都是这样，都需要一个过程。”即使如此，“信芯”依旧比他想像中要杰出很多。
在针对“用户”进行的4个月开发中，孙士华测试的是整机性能，战嘉瑾他们依旧进行着芯片内部的开发。在与战嘉瑾他们合作的过程中，孙士华发现了“信芯”独特的价值：
“我们提供的芯片具有优势的地方，一个是性能不错，价格上优势很大；另外则是展示了我们技术方面的优势。”
与泰鼎正在推广的市场主流芯片相比，“信芯”的水平差不多到了旗鼓相当的程度，但与泰鼎的概念芯片相比，“信芯”还是落后，所以孙士华希望战嘉瑾他们尽快推出功能更多、集成度更高的样片来。
他曾与战嘉瑾开过两次“产品定义会”，在那两次“产品定义会”上他提出了要求：
◆如何满足中国市场？
◆如何提供更多的功能？
◆如何满足营销？
对于孙士华来说，“信芯”不是海信电器的产品，它与海信电器没多大关系，除非海信电器从海信集团收购了这个部门和产品。因为海信电器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一家公众公司，海信集团只是它的控股大股东而已。
“我们是他们的用户，他们当然会更挑剔一些，会拿我们的方案与芯片巨头譬如泰鼎和Genesis比较。”
周厚健不得不接受他的这种比较。他相信海信电器整机部门会从用户和开发人员的双重角度对战嘉瑾他们提出一些要求，但在芯片的选择上他们会考虑选择哪一款芯片配套成本更低。假设“信芯”集成度相对比泰鼎要低，比较配套成本之后，他们可能会选择泰鼎的，因为它们是上市公司。
“它们一定是谁的更好就用谁的，这个好包括了技术、成本等各个方面，是绝不会保护落后的。在供应、在开发等企业经营环节上是不会考虑感情因素的。”
海信电器的总经理王士磊也肯定喜欢孙士华的这种比较。周厚健说王士磊要对海信电器这家上市公司负责，要对业绩、对股东负责。
“所以，如果没有后续研发，开发一款就停下来，这不是一个企业的行为，这是研究所的行为，是作为一个成果出来了而不是作为一个商品出来了。商品存在的价值首先是在市场上检验，能放到市场中赢利才叫商品。如果说商品在市场上不赢利，商品价值也就没有了。我是从经营者角度讲，而不是从消费者角度讲。”
无论如何，没有孙士华和更多的孙士华们的配合，就不会有“信芯”快速的突破和推进。这些无名英雄的建议和挑剔使“信芯”同泰鼎和Genesis芯片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2005年2月12日，采用“信芯”的整机完成可靠性加速试验。
3月1日，完成工程批样片生产。
3月7日完成工程批样片整机应用验证。
孙士华说他们一直在进行整机方面的监测，直到2005年6月底尚未发现任何问题。如果到了7月还没有任何问题，海信电器将在8月按正常订单计划进行批量采购，用于整机进行销售。
“8月是彩电销售旺季的开始，”他说，“但我们还是会同时使用几家公司的芯片。除了考虑成本外，我们不得不考虑可能存在的任何风险。没有一家大公司会只使用一套芯片方案，我们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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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士华是一位无名英雄（2）
来自海信官方的说法是：从2005年2月开始，该芯片反复数次进行装机的工程批生产和验证，并与国际同类产品进行严格的比较试验，结果显示，运用该芯片的电视整机产品与采用国际先进芯片的电视相比，技术性能毫不逊色。
2005年4月23日，山东省科技厅对“信芯”完成了鉴定，认为“信芯”在视频处理算法、芯片体系结构、深亚微米集成电路设计技术方面达到了国际同类产品领先水平。专家还建议海信集团尽早开展芯片的产业化工作，为中国自主的技术创新和中国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
周厚健他们就是在这时候将它命名为“HIVIEW 信芯”，其目的是为了充分表达此次自主创新的胜利带给中国企业和中国工业的意义。
关于“信芯”的准确描述是这样的：“信芯”完全采用自主设计，拥有全部自主知识产权。目前，“信芯”设计已经达到了SOC级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水平——它采用国际先进的018微米制程，采用CMOS制造工艺，内部集成了近200万个逻辑门、700多万个晶体管。而包括10项发明专利在内的30多项技术专利，充分表明“信芯”在国际芯片界的技术水准。
“11罗汉”（1）
《11罗汉》是一部好莱坞影片，它讲述的是11个大盗的故事，他们利用自己的智慧而成功地完成一桩惊天大案。
战嘉瑾他们也有11个人，与“11罗汉”一样，他们同样也有一个小姑娘。但与“11罗汉”不同的是，他们不是利用自己的智慧完成一桩惊天大案，成功地窃取了银行的钱财。他们窃取的是时间，是中国芯片业追赶跨国公司的时间。
在上海，有人问他们：“青岛是否给了你们奖励？”
他们说：“也许吧。有机会你帮我们问问？”
当我委婉地将战嘉瑾他们的疑问传递给周厚健的时候，周厚健说：“会有，一定会有。这个事情（奖励）你不仅要传达给他们，还要传达给所有的海信人，包括战嘉瑾、刘卫东、郭总啦，都应该清楚这件事。”
事实上，周厚健已经向他们做出了给予重大奖励的承诺。但周厚健不打算现在奖励“11罗汉”：
“实际上我们在等市场效果。我们一定要让大家明确一个概念，不是实验室出来就成功、就结束了，我们一定要等市场结果，让大家一定要看到你的成功表现在市场上，市场成功你才成功了。实际上我们这个芯片通过整机试验是在2005年3月份。按照以往的开发做法，整机试验通过就算成功了，但这个产品我们刻意等到上市以后再证实是否成功。”
物质的奖励总会到来的，只不过要迟些到来。除了物质的奖励，周厚健还多次向他们表示了敬意：
“我们的芯片研发团队多年来耐住了寂寞，敢于涉足一个失败可能性极高的新领域。这种做法和精神让我敬佩。”
已经成为“英雄”的战嘉瑾变得越来越像一个镁光灯下的人物，他感谢周厚健和自己的伙伴说：“如果不是集团领导‘技术立企’的信仰以及非凡的魄力，就不会在海信这个整机企业中成立专门的芯片设计部门，也就不会对一个4年多见不到成功的项目始终投入下去；如果没有对技术的执著追求和对核心技术的必胜信念，我们的团队不会在4年看不到成果时仍然坚持下去。”
周厚健的确值得他去感谢。4年来，尽管迟迟看不到成果，尽管最终得到的结果极有可能是零，他还是坚持每年将几百万元投入到“信芯”的研发中。
“11罗汉”的确值得他感谢，对于他们来说，至少是4年的坚持和等待。就像战场上的将军，当战役打响的时候，他们如此地渴望胜利，可是战争一直在持续，胜利迟迟不能到来，那种落寞和精神压力可想而知。
在这4年里，这个国家、这个世界和这个时代都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就连他们为此工作的海信集团都在发生巨变。他们不曾想到，他们是这巨变的一部分，他们看到的只是每天变幻的数据，每天推进的电路和从来不曾改变的渴望。
身边的人也在发生着巨变，他们的朋友有的出国，在国外大公司里拿着高薪；有的自己开公司，驾着高档轿车在CBD之间穿梭。
这些功利沉浮也曾困惑过他们：“我有必要再继续下去吗？我们还能坚持下去吗？”有一个小组成员就曾打退堂鼓离开了团队，他的离去最终成就了另外的人变成“11罗汉”的成员。
当“11罗汉”从11个人变成一个整体的时候，当他们对技术的“钟情”和对成功的渴望变成一种力量的时候，海信在他们身上实现了一个团队成长的蜕变，而他们自己也洞悉了项目管理的秘密。
就像周厚健对他们的评价——“很好的一种锤炼”。
就像“信芯”是中国芯片业最缺乏的一样，信心也曾是他们最缺乏的东西，以至于战嘉瑾慨叹“最难难在自信心”：
“要在芯片设计上获得技术突破，对中国企业来说，至今都说难。所以没有人肯做，没有人有信心做，没有人敢做。”
在这种心理氛围下，要做芯片开发的战嘉瑾们遭遇白眼和嘲讽也似乎“顺理成章”——当战嘉瑾他们去参加那些相关的研讨会、交流会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海信做集成电路？开玩笑吧？”
还有等着看笑话的：“海信，你凭什么能做？”
在这样的环境下，要树立必须成功的自信心，谈何容易！而对大环境和前景的清醒认识使战嘉瑾坚信自己，也坚定了伙伴们的信念。
“我要是认为我做不了，肯定就不会有成果；这一步迈不出去，任何事也做不成。支撑整个团队的核心动力是我们坚信中国集成电路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中国的制造业、通信业已经突围，开始依靠更多更新的关键技术做强做大，中国集成电路全面突围的日子也一定会在不久后到来。
而2001年时，中国、海信的集成电路都是在起步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集成电路能够突破，海信就可能是其中最早的一批；如果海信集成电路能实现突破，就是我们这些人做出来的。所以，中国集成电路要实现整体突围，就要靠最先切入的企业和技术人员——我们就是这样的先驱者！”
“11罗汉”（2）
“11罗汉”就是“这样的人”。现在，“信芯”对于他们来说已经变成了往事，曾经的寂寞、孤独、痛苦和欢悦都变成了往事。
现在，他们赢得了信心，他们需要做的是：迅速地提高“信芯”集成度，增加“信芯”功能，将其升级为下一代高性能、高集成度、低成本的数字视频SOC处理芯片。
与此同时，周厚健、于淑珉和夏晓东还希望他们能够开发出针对数字电视、宽带多媒体应用的数字多媒体处理芯片。
他们曾经一无所有，但他们最终拥有了一切；
他们从零开始，曾经差一点回到了零，但是他们战胜零，实现了从无到有，从零到1的突破。
也许在若干年之后，他们的“信芯”被别的芯片取代，而只是变成一个标志，也许他们中的很多人又重归平凡，但这个芯片中心不会忘记，曾经有“11罗汉”，他们曾经屹立潮头；他们曾经炸响中国芯片业的惊雷，将整个芯片业惊醒；他们让我们看到了春天，并且让我们相信，人人都可以拥有一个春天，只要我们能够在春雷声中惊醒。
海信“11罗汉”的故事对于团队建设有什么借鉴意义？
海信最大的收获是“信芯”还是“11罗汉”？
周厚健（1）
在青岛，在东海西路17号，你不能不说起周厚健。战嘉瑾如今变成了“信芯之父”，而使战嘉瑾成为“信芯之父”的，却是海信这位温和敦厚的领袖。
周厚健是一个痴迷技术的人，有一篇文章说他“喜欢新的事物、新的技术、新的市场和新的领域。在一个现实生活与虚拟网络并存的时代，他痴迷于工业品，痴迷于制造业和精细加工”。
《海信史》则形容他——
“虽然脸上老是布满笑容，说话的时候，胸腔里依旧像装了一个频率挺高的扩音喇叭，但他身体状况变得有些糟糕。他每天必须按规定时间吃药，否则病毒就会袭击他，干扰他。他较亲近的部属熟悉他的身体状况，但并非海信的全部员工都知道，他们的‘老板’在人群中慷慨激昂的时候，或许得忍受疼痛的折磨。
“除了病毒外，疲劳也老是侵袭他。曾经做过他秘书的陈宏曾经奇怪他为什么每天忙到凌晨一点才睡觉，早上却从来不会迟到。等到一起出差的时候，他终于发现了周厚健的秘密——他一挨枕头就能打呼噜。
“但在公众的印象里，他充满活力，憨厚但绝不愚钝。他的睿智可与柳传志相比，而其管理上的才华，亦使他有机会赢得‘环球杯’世界青年企业家大奖赛‘经营才能特别奖’的奖杯。”
在海信，周厚健的地位就像半个神。他谦逊而超出年龄的慈爱，除了掩饰自己的疾病外，他从不掩饰自己的激动。他的微笑常常能感染身边的人，然而他更多的是爽朗的大笑。他也从不掩饰自己的不高兴和愤怒，一旦有人刺激了他，他的情绪神经就会立刻作出反应。
他行为上自制、严谨，比较注意自己的形象，习惯性地西装革履。除了欣赏足球和拳击外，他几乎没有别的爱好。
他时而“保守”，时而“激进”，对手们捉摸不透他，于是只好乖乖输给他。
从2001年将权力棒交给了那个叫于淑珉的女人以来，他便开始习惯性地隐藏在海信的背后。在这过去的4年里，周厚健就像一个神秘人物一样指挥着海信与残酷的市场争斗、与跨国公司争斗、与潮流争斗、与时间争斗。他不曾从争斗中赢得个人的美誉；他从这个世界上得到的胜利越多，他对他头顶上的星空就愈加敬畏。
“信芯”是离他最近的一个巨大胜利，这个巨大的胜利使他坚定了他领导海信与残酷的市场争斗、与跨国公司争斗、与潮流争斗、与时间争斗的信心。
他曾经描述说为什么“决定搞芯片这种东西”：
“关于芯片的作用，具体的描述大家可能不理解，笼统地讲，大家说芯片是信息产业的基础，现在看来，它不仅在信息产业，各个行业的技术改造都离不开芯片。就像传统的机床，如果没有芯片，你就不能把它数据化，变成数控机床。
彩电这样的产品，芯片的意义更大。彩电的量太巨大了。据我了解，到目前为止，这种超大规模的芯片在大量的消费类电子产品中——空调、冰箱、手机、电视等——还没有哪一种专用芯片实现国产化——我指的是设计开发领域。”
对于芯片生产，周厚健自始至终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他感觉生产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开发；生产赚不到大钱，赚到大钱的是设计。
“其实，打一个不太合适的比喻，只生产就像施工单位，施工单位是按照图纸来施工，设计图纸是要付出巨大脑力劳动的。”他说，“制造能力越来越强，中国的芯片制造能力也很大了，随着制造能力的拓展，这种竞争会越来越加剧，利润会越来越低、越来越薄。但是开发这一块，它相对来说完全依靠的是人才，是人脑，所以这种设备投入相对较少，是对高素质人才智慧的高度依赖，它的利润率自然会高。说到底，对设备依赖性差、对人才依赖性高的产业肯定是一个利润高的产业。”
在许可战嘉瑾他们开发“信芯”之前，他首先得给自己信心。他知道，他们可能投入了几千万，最后得到的却是零；战嘉瑾他们从零开始，可能最后又回到了零。
他和夏晓东花了很长时间“思考这个问题”。他们时而拊掌大笑，时而沮丧不堪，觉得毫无前途。他们时而酣畅淋漓地讨论，时而尖刻地相互争吵，只为慎之又慎。最终，他们接受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做芯片是找死，不做是等死。”
他们愿意“找死”，因为那至少有机会杀出一条血路死里逃生，或者在濒临死亡时起死回生。但是如果他们选择“等死”，他们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为了这一线机会，他们得说服自己，一旦失败出现的时候能够坦然地面对失败，从梦幻中醒来，重新接受残酷的现实世界。
“如果你想去攻克难度大的技术课题，你就必须允许失败。那么，这种‘允许失败’看来有两个方面的损失：一是企业的损失，表现为投入的损失，失败意味着投入的无效；再一个是技术人员的损失，他们工作了很长时间，如果失败了，最直接是他们的生命时光白白浪费了。但它的意义在于，如果没有技术开发允许失败的这种机制，企业的研发人员谁都不敢触及难的技术课题，企业的技术水平就永远不能往上走。所以说，这种‘失败’虽然代价比较大，但它对企业对技术、尤其是对高新技术的追求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机制。它对技术人员也是有益的，作为有才华、有思想的技术人员，他不愿意去做简单的、重复的那种风险小的课题，他愿意承担有挑战性的任务。如果能够认可‘承担难的课题，你失败是正常的’，他愿意承担难的课题并且为之呕心沥血。一旦成功，对他的技术追求很有意义，对他的成长来说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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