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其实，事情不那么简单。很多人也在同样的领域里努力，但收效甚微。比如，凯文·凯利已经编纂了一本不可思议的杂烩目录，这个推崇自己动手的小册子叫《信号》（Signal），里面介绍了新技术革命的每一侧面。《信号》涵概了黑客手册、电脑公告牌系统、文字处理软件、各种备选机器人、拷贝机器和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赛博朋克（cyberpunk）小说。《信号》甚至还提到路易斯的《电词》，称之为“一本有震撼力的期刊”。
《信号》是由一个非营利机构——要点基金会（Point Foundation）出版的。该基金会是斯图尔特·布兰德用他1968年的畅销书《全球目录》（The Whole Earth Catalog）的版税建立的。60年代，布兰德也是肯·凯西（Ken Kesey）的“快乐的搞笑者”（Merry Prankster）＇ 凯西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反正统文化的象征、《飞跃疯人院》原著小说的作者。凯西在60年代和一伙朋友组成“快乐的搞笑者”。他们驾着漆成五颜六色的巴士、游遍全美表演他们名为“迷幻实验”的多媒体演出，其中结合了摇滚乐、影像、迷幻灯光、漆成萤光的布景、旅游途中拍摄的电影以及朗诵等。凯西被人们视为60年代的嬉皮老祖，对整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音乐等影响相当大。
＇之一。他也曾在恶作剧者那著名的迷幻巴士上周游全国，举办大型集会，与大伙一道向大众推广LSD迷幻药。就在发起凯文正在编辑的这本杂志的同时，布兰德还参与创建了一个兴趣广泛的在线网络，那是最早一批有重要地位的网络之一，名叫The WELL——全球电子链接（Whole Earth ‘Lectronic Link）的缩写（连该网的成员都承认这个缩写极为蹩脚）。尽管布兰德操作的许多项目都产生了影响力，但其理念却过于先锋，而且是以非营利方式操作的。因此，《信号》对路易斯造成的威胁，并不在于其创办者可能拥有和路易斯一样的观念，而在于他们免费传播了这么多资源和素材，任何留心观察的企业家都可以拿来使用。
另一个对手的威胁显然更大。在伯克利山区有一幢体积庞大、看似摇摇欲坠的大厦，一本关注技术和文化的铜版纸杂志在那里聚集了一批编辑、黑客、设计师和食客，尽管其成员走马灯似的变换，但其指挥权一直在一位独立出版人奎因·穆（Queen Mu）的手里。这人的教名是艾莉森·肯尼迪（Allison Kennedy）。1989年秋天，奎因·穆将《现实黑客》（Reality Hackers）杂志重新改造，并命名为Mondo 2000。在专注程度和思考深度上，穆的杂志远远超过路易斯的《电词》。Mondo第一期杂志就有采访理查德·斯多尔曼（Richard Stallman）的特写，斯多尔曼是著名黑客，曾创建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这一期还采访了科幻小说家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和鲁迪·罗克（Rudy Rucker），另有泰伦斯·麦肯纳（Terrance McKenna）的一篇评论《马歇尔·麦克卢汉的文字》（The letters of Marshall McLuhan）、第一批微型计算机发明者李·费尔森斯坦因（Lee Felsenstein）的嘻笑怒骂文章。费尔森斯坦因曾经问道：“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有几本和枪械杂志一样感觉的个人电脑杂志？”这些都是路易斯极想报道的人物，但他们却如此整齐地汇聚到另一个人的旗下。在路易斯搬到旧金山之前，甚至凯文·凯利都在为Mondo写稿。路易斯曾经的合作伙伴兰迪·斯迪克罗德，也是Mondo杂志主要的广告顾问和推销人。
奇怪的是，除了表面的成功，Mondo其实让人觉得很陌生。或者说，它可能太近了，过于忠实地记录了海湾地区的技术天才和愚蠢个性的混和体。Mondo的领袖和灵魂是蒂莫西·利尔里（Timothy Leary），前哈佛心理学教授，他曾提出一个口号“对准频率、开启大脑、从社会隐退（Tune In； Turn On； Drop Out）”。在后来的一项工作中，他提出了取代前者的新口号：S。M。I2。L。E。，即空间移动（Space Migration）、智力增加（Intelligence Increase）、生命延长（Life Extension）的缩写。杂志的典型文章会这样宣称：“好消息！研究者又找到了一些麻醉受体。”在“快乐的搞笑者”那个时代，大麻滋养着全国范围的运动。但如今这一套没用了。Mondo在今天没能产生共鸣。它能够娱乐读者，却不能影响他们。每个看过这杂志的人都挺兴奋，但效果也仅止于此。
虹←桥←书←吧←。←
第19节：反馈（3）
路易斯警惕地观察Mondo杂志的一举一动，但它的存在其实也是一个良好的信号。各种新机会即便尚未成熟，仍然吸引着当地人的注意。有个非常出名的商业编辑叫福雷德·戴维斯（Fred Davis），他定期组织一些聚会，召集各种人参加，有作家、艺术家、美术编辑和程序员。不同职业人群的聚会后来成了常规，但在当时还是很奇怪的。有天晚上，在福雷德·戴维斯的屋子里，简和路易斯碰见一个身材瘦长、穿皮衣的年轻人，他叫尤金·莫希尔（Eugene Mosier），他在MacWeek杂志的制作部工作。尤金性格有些阴郁，看似不会轻易被什么东西打动，但当他听完简和路易斯的想法后，他问：“我可以为你们的计划做些什么？”“我们还没有预算资金可以给你提供报酬。”简告诉他。
“这不是我要的答案。”尤金说。
简当时不知道怎么回应他的好意。尤金显然并不富裕。不过路易斯明白了他的意思。要让杂志从复印店走得更远，路易斯显然没有那么多钱，但他突然想到一个好办法（其实美国的一些业余出版人早就这么干了）：他们设法在下班时间利用某些办公室里的设备。在近期的一次展销会上，路易斯见到佳能公司出品的一种新型影印机，可以把数字文档直接打印成高质量的彩色印刷品。通过佳能的一名销售代表，路易斯知道，伯克利有一个复印店最近买了这样一台机器。但他们不知道怎么使用。路易斯把尤金叫过来，他可是数码制作方面的专家啊。店老板让他们在夜里使用这台机器，交换条件是提供免费的技术支持，还有每页5美元的印刷价格。1991年10月和11月，路易斯终于出品了他的第一期《连线》。
他将之称为“第零期”。杂志看起来似乎是从一台昂贵的、多彩印刷机上印出来的，但其实却是不可思议的佳能机器的产品。杂志开头是三个跨页广告——苹果、索尼和Infinity。接着是连续不间断八个页面的数码拼贴。图片包括，电视屏幕墙前的年青人和他的父亲、一个机器人家族，一个计算机模拟的地球。下面是一系列文笔不错的故事，展现了这本杂志未来的报道范围：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的人物特写、来自硅谷最有名的科研实验室的报道、前司法部长埃利奥特·理查德森（Eliot Richardson）呼吁对一名美国计算机记者的可疑死亡进行调查。后面一些更短的文章，汇合了科技前瞻、旅游秘笈和书评。封面是一个黑白拼贴画，一个人从非常高的地方垂直坠落，他下面的城市街道像网络一样清晰。这张超现实风格画面的顶端是红色的大写字母：WIRED（连线）。
没有哪篇文章或图片是原创作品，也没有一个广告是真的。它们都是从各种各样的出版物上抄来的，原作或多或少地涉及路易斯和简试图讲述的故事。这些出版物包括《华尔街日报》、《科幻周刊》、《科学美国人》、《户外》、《MacWeek》、《微型时代》（Microtimes）、海湾地区电脑新潮、纽约时报、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自然、商业周刊、细节（Details）。不过，借来的文章似乎比它们在原报章出现时显得更醒目和更大胆。当这些文章被绑到一起出现时，它们辐射出一种狂热的自信，好像被统一在某种对剧变的向往之中。文章出自主流媒体，这一事实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效果。在致谢页的刊物说明中，路易斯认定，自己正在记录的革命其实已经被许多媒体提及，但只有这本杂志为革命提供了一个展示全景的平台。
简也动用她想到的一切办法，取得了其他工具。当然，她的大部分方法，是守在电话旁苦苦哀求。有了捐赠的显示器、捐赠的扫描仪、捐赠的硬盘，他们就可以做些事情了。尽管是一本地地道道的电脑杂志，但它的确展现了李·费尔森斯坦因对Mondo 2000的要求：一本有枪械杂志感觉的电脑杂志。他们用最后的一点现金买了一张去阿姆斯特丹的机票，这样就可以把自己的成果展现给艾卡特·翁增了。
“我们没有2000本，”路易斯告诉翁增，其实他们只有一本。路易斯和简保证完成协议规定的任务，只要艾卡特给他们预付更多的资金。这个生意人一页一页地翻着杂志，然后透过他那染色的眼镜盯着他们，最后答应执行死缓，给予45000荷兰盾，这可以让他们继续存活六个月。
那年冬天，路易斯和简很好地掩饰了他俩的窘境。他们住在一间大房子里，没有人知道他们从哪里得到一笔钱，大家都在瞎猜。在Mondo 2000杂志那靠近山区的堡垒里，在大厦主壁炉前一个巨大的台子周围，艾莉森·肯尼迪主持了一次战略会议。她告诉她的员工，一个和CIA（中央情报局）有联系的毒品贩子给简和路易斯提供了资金，这是针对她那本非法出版物的一股敌对力量。这个猜测尽管有趣，但没人相信。大部分人认为，简的家人给了他们一笔钱。
BOOK。▲红桥▲书吧▲
第20节：反馈（4）
穆的手里有一本实实在在的杂志，而路易斯没有。不管怎样，在争夺当地力量、争夺资源和支持方面，《连线》逐渐取得了一定进展。喜欢将革命语言和商业术语混和使用的路易斯，还曾提到“支架和头脑共同体”（cadre and mind…share）。就此而言，《连线》也有所斩获。他们联系到电子边疆基金会的米奇·卡泊，斯坦福研究所的未来学家保罗·萨佛（Paul Saffo），虚拟现实先锋贾荣·拉尼尔（Jaron Lanier）。他们就在这些相互连接的圈子里绕来绕去，用艾卡特的钱寻找最恰当的模式、最合适的人员或催化剂。
到当时为止，只有一个人曾经把无可辩驳的趋势转化为一个成功的商业项目，这人就是理查德·索尔·乌尔曼（Richard Saul Wurman）。他采取的方法与路易斯和简的方式大相径庭。
乌尔曼是一名设计师，在建筑学方面受过专业训练。他在加州蒙特里市（Monterey）创办了一个大会，取名TED，代表技术（Technology）、娱乐（Entertainment）和设计（Design）。路易斯和简的目标，是把数码先锋的定义扩展到更大人群，包括成千上万的读者。而乌尔曼恰恰相反，他创办TED的意图，是将其压缩为一个小圈子，然后收取高额入场费。他接纳大约700名会员，每张门票的价格是1000美元。第三届TED大会计划于1992年2月召开。
简和路易斯咬了咬牙，出钱买了门票。当然，他们不可能花这么多钱。死乞白赖地要求打个折，简还是可以办到的。乌尔曼是一个善于交际、仪表堂堂的人物，有个近乎圆形的侧影，他那迷人的、近乎滑稽的张扬性格，让人觉得要跟他争辩肯定是徒劳的，事实的确如此。“你不认识我，但你欠我。”这就是他要求别人帮忙的一种说话方式。
约翰·普朗奇特和巴巴拉·库尔被上一次TED大会挡在了门外，因为他们订票时间太晚了。这一次他们提前一年就开始登记了。在大会某一议程的开头，约翰坐在观众席一个阴暗的席位上，瞥见简和路易斯从一张侧门走了进来。
“噢，妈的。”普朗奇特说，“他们也在这儿。”约翰和巴巴拉在纽约过的周末，此后他们一直非常谨慎地防着路易斯和简。因此在大会的余下时间里，约翰尽量避免碰到他们，只要他看到简或路易斯，他就挪到大厅的另一边。最后他对这种小孩子游戏感到厌倦，就撇开不佳情绪，给路易斯打了声招呼。路易斯给他看了看杂志样本，并告诉他一个有趣但并不完全可信的消息：只要他们发话，强大的尼科拉斯·尼葛罗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随时可以成为他们的支持者。
将学术研究转化为媒体和技术并从中挖掘商机，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尼葛罗庞帝更在行的人了。他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创始人。早在1968年，尼葛罗庞帝就曾出版一本奠基性的著作《结构机器》（The Architecture Machine），他在书中勾画了一个计算机和人类密切合作的未来。那时候只有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桌子上才有电脑终端。而今天，情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路易斯想为普通读者提供一份月刊，记录尼葛罗庞帝60年代提出的那个宽泛概念的最新进展。在会议的某个间歇，尼葛罗庞帝让路易斯和简坐到他身边，让他们展示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他拿着样刊，一页一页地仔细阅读。让路易斯和简惊讶的是，翻到最后尼葛罗庞帝坦率地问他们需要多少钱，他可以投多少钱。
尼葛罗庞帝只有75000美元，他要求获得《连线》杂志10％的股权。这笔钱不算多，却要交换如此比例的一份股权。于是，他们要求尼葛罗庞帝给杂志写专栏，写一年时间。双方就此达成协议。他们相信，尼葛罗庞帝的青睐会有奇妙的传染性。
这想法很有道理。第一个被传染的就是普朗奇特。对约翰来说，路易斯对未来的自信本就很有感染力，起初他在濒临破产时重新启动，找到约翰做帮手时，感染力就很强。一旦有了同盟，路易斯的魅力更加难以抗拒。约翰已经开始梦想《连线》将来的面貌了。70年代当迷幻艺术的影响力达到最高点时，约翰还是洛杉矶的一名学生。贾米·欧哲斯（Jamie Odgers），他的领袖魅力导师，让他看到，流行影像的拼贴可以达到什么效果。而现在，将真实图像和人工制作的图片、将照片和插图混和到一起，不再需要剪刀、钢笔和涂料那种煞费苦心的工作，一切都可以在电脑屏幕上完成。只要操作得当，《连线》会让人回想起那个激动人心的年代，同时这本杂志也会对未来的设计风格提出自己的宏大主张。
就在约翰浮想联翩的时候，尼葛罗庞帝的支持为他们带了与软件创业者查理·杰克逊（Charlie Jackson）的合作协议。杰克逊同意成为《连线》杂志的第二个天使投资人，他投入15万美元，获得10％的股份。路易斯和简的银行账户现在差不多有25万美元了。他们聘用了第一个员工维尔·克雷斯（Will Kreth），他曾经为苹果公司的多媒体实验室工作。维尔从4月份开始工作，一直没有薪水。直到6月，他才拿到100美元周薪的工资。他的朋友克里斯顿·思朋斯（Kristen Spence）曾是苹果公司的一名接待员，也跟着加入了《连线》。思朋斯对女性主义和魔术很感兴趣，她告诉路易斯，人们应该把技术工具从黑暗势力的手中夺过来，她希望对此作出贡献。在和简讨价还价之后，她得到了一星期200美元的工资。不过，她提供了自己的电脑。四人从兰迪·斯迪克罗德办公室的那个角落搬了出来，搬到第二大街一栋大楼的顶层。在把上一家公司留下的堆积如山的垃圾清理干净后，他们才可以在那儿吐口气。
虹桥门户网。
第21节：反馈（5）
路易斯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他一步步把初创团队更紧密地绑到一起。有天晚上，他和克里斯顿在办公室聊到很晚，他把《连线》杂志很少的一点股份送给她。此后，所有在杂志出版前加入的员工，他都给了股份。这些参与创造路易斯称为“数字化革命的喉舌”的人，都将成为这个喉舌的所有者。
他试图让他们明白《连线》的宏大意义。历史的曲线正处于他所谓的“转折点”上，也就是说，他们今天的行动，有可能影响人类遥远未来的命运。无论怎么强调这个时刻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他向他们讲述了无政府主义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些事件，他细致描述1886年的八小时工作日运动，这个事件最终以芝加哥干草市场广场的爆炸结束。究竟是谁安放了炸弹，至今仍是一个谜，不过八小时工作日运动被镇压了，其领导者被判绞刑。历史的结果并非预先规定，路易斯说。而他们现在做的事情，则是在新世纪的黎明投下赌注。
从他成年的第一年起，路易斯就是一个自由意志主义者，不过，自由意志论（仍然是一种政治教条）对现在的他来说，似乎也太狭隘了。答案并不是另一个简单重复过去的错误的政治革命。相反，《连线》所要鼓吹的，是路易斯说的自发秩序。自发秩序是人类文明中一个更好的模式，数字化革命天生具备这种特性。政府权威总是依靠媒体来操纵大众，不过，当电脑使媒体变得更加大众化时，政府将丧失其控制力。
“我真的可以从他身上看到一股火焰。”克里斯顿后来回忆说。
盛夏时节，凯文·凯利路过新办公室。谈到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他和路易斯志趣相投，但在性格方面，他们则完全不一样。路易斯是胆汁型，凯文是血汁型。他想把自己天生的乐观情绪扩展为一门严肃学问，他热衷于揭示令世界更美好的隐密过程。最近他暂时离开《全球评论》的工作，全身心写作一本思考控制论意义的大著作《失控：新生物文明的兴起》（Out of Control： The Rise of NeoBiological Civilization）。
凯文探讨的主题其实很早就有人研究过。最初，控制论是由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提出的，他试图用数学工具来理解复杂的现象。维纳探讨了多个概念，其中最重要的是反馈：一个控制论运转的循环得到一个输出，将其反作用于系统，作为输入的一部分，控制下一轮循环。控制论分析很快被应用到实际工作中。比如，维纳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杰·佛里斯特（Jay Forrester）就用控制论成功地解决了工业制造方面的问题。
19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