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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两条：一个是如何脚踏大地，如何和我们生存的这块土地、土地上的人民、土地上的文化保持密切联系；另一个就是如何仰望星空，有一种超越于物质现实生活的精神追求，我想这就是今天的中国特别需要这样梦的精神的我的理由。
三、 今天大学的精神危机
那么，在这样一个制度重建、文化重建、价值重建和生活重建中，中国的大学，或者说中国的北京大学，它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有什么使命，应该发扬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二个层面的问题。
按我的理解，或者我的大学的理想，我认为大学之为大学，就是它有两大功能，一个是保守性的功能，就是思想文化、学术精神传统的传递和坚守。因此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这样一所大学，它应该成为民族精神的一个堡垒、一个圣地。另外，大学还有革命性的功能，应该有一种批判和创造的精神，应该对社会发展的既定形态，对已有的文化知识体系，以及人类自身，作不断的反省、质疑和批判，并且进行新的创造，这样，它就能够成为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学术的发源地。简单说就是两句话：一个是坚守，坚守民族精神，坚守思想文化传统；一个是批判创造，创造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学术。我们现在一直在说要创办一流大学，什么叫一流大学，我觉得一流大学就是要有两个标准：一是应该成为民族的精神堡垒，二应该是民族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的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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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今天的中国不能没有梦（2）
这就要说到北大的历史。我们通常说，北大的历史上有两次辉煌：第一次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蔡元培先生所领导的那个北大，成为当时中国的五四新文化、现代新文化的发源地；第二次是西南联大时期，把北大、清华、南开的传统发扬光大，在一个民族危难的时刻，成为民族精神的堡垒，同时它也成为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的发源地，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非常出色的科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都是西南联大所培育出来的。当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即使北大，也不是任何时候都有这样的辉煌。但是，其中的某些基本精神，却是具有普遍性的。
要做到〃坚守〃和〃批判创造〃，大学就必须关怀现实，同时和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今天我在这里主要谈距离。在我看来，大学应该保持两个距离：一是要和时尚、和世风流俗保持距离，大学有时候需要保守，不能那么〃时髦〃、〃摩登〃；大学还必须和现状保持距离，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的现状、既成的形态，这样才能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势。
而要保持这两个距离，就应该有一些相应的精神。在我看来，大学特别需要三种精神：沉静，清洁，定力，也就是〃沉〃、〃清〃、〃定〃三个字。当整个社会陷入喧闹的时候，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应该沉静；当整个社会的风气被腐败所污染的时候，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应该清洁；当整个社会陷入浮躁的时候，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应该有定力。也就是应该〃洁身自守〃，保持自我精神的清洁和纯正，同时要守住一些基本的规范、学术的规范、做人的规范，它是不受外界影响的，不受任何压力和诱惑左右的，也是决不放弃、决不让步、决不妥协的，要守住一些基本的东西。
当然今天说这些话是有些近于痴人说梦，因为现实的中国，现实的大学，也包括现实的北大，完全反其道而行之：社会喧闹，大学更喧闹；社会腐败，大学更腐败；社会浮躁，大学更没有定力。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现实。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大学弥漫着两种可怕的思潮：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思潮。所谓实用主义就是完全被个人利益所驱使，有用就干，无用不干。因此必然也走向虚无主义，就是除了时尚和利益之外一切都不可信，一切都不可靠，一切都可以放弃抛弃。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就导致了大学的两个结果：一个是知识的实用化，一切与实用无关的知识都被大学所拒绝，既被大学里的老师所拒绝，也被大学里的学生所拒绝；二是精神的无操守，拒绝一切精神的追求和坚守。我觉得这样的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两大思潮所导致的知识的实用化和精神的无操守，是现在大学里的两个基本弊病。同学们身在其中，必须有所警惕，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洁身自守〃。
另一方面是大学的批判功能、创造功能的削弱，以至丧失。在我看来，大学里的老师学者，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大学里的学生也应该努力培养自己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代表的是公共利益，所坚守的是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中的普世性的价值和理想，以及生命个体的思想与学术追求。大学肩负着为国家培养人才的任务，但绝不能代表某一个利益集团的意志，更要防止自己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样大学才能真正保持自己精神的独立和思想学术行为特立独行。我觉得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一个基本的品格，基本的风格就是独立，精神独立和学术、思想、行为的特立独行，这样才可能有出于公心的批判和创造，才可能真正创造出能够成为社会〃公器〃的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
而我这样的理想同样是远离现实的，因为今天的社会正要求大学里的老师、学者、学生，成为现状的维护者和辩护士。我曾经用鲁迅的话来形容今天对教授，特别是文科教授，可能也包括大学生的要求，也是八个字：赞成（拥护），解释（用你的学术解释这个理论何等伟大正确，赋予合理性、合法性），宣传，演戏。这就是今天对于大学教师与学生的要求，而这是得到制度的支持的。今天大学这种评职称、博士点的种种制度，在我看来是新的科举制度。请君入瓮，你只要服从、同意、解释、宣传、做戏，那你一切都有，有房子，有职称，有地位，就成为重点学科，就能评奖；如果你拒绝同意、解释、宣传、做戏，一切都没有。就是这样一个制度的诱惑下，应该说相当多的教授、学者都被收编，开始有点扭扭捏捏，后来越来越舒服，慢慢地就习惯了，最后就舒舒服服地被收编。当然坦白地，我今天来敢说这个话，原因在于我已经退休了，如果我现在还在当教授，可能我还没有勇气说这番话。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制度造成，不单是个人的品德的问题。是教育体制使大学失去应有的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这就是我们正在上演的，还会继续上演的大学失精神、失灵魂的悲剧，而且很多的悲剧今天都很难说是悲剧了，因为悲剧还能给你悲壮感，现在都成滑稽戏了，现在大学里上演的滑稽戏太多了。同学们身在其中，自然有比我更多的体会。我在同学们面前常有羞愧之感，因为大学老师不能为人师表，不能坚守住最基本的东西，是会影响学生的。这些年我们前面所说的实用主义、虚无主义的思潮，在大学生中很有市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家目睹学校里校长、老师中的种种腐败现象，是很容易产生看透一切、调侃一切，进而自己也〃玩世不恭〃、放弃一切的情绪的。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大学失精神，提出要寻找失去了的大学精神、北大精神，并不是和大学生无关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着在座的每一个同学的精神成长的。我们必须明辨是非，追求大学所应该有的独立坚守的精神，自由批判创造的精神，这样才能有效地抵制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把自己培养成独立的现代知识分子、现代公民。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北大110周年校庆，寻找北大精神、大学精神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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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四川汶川大地震中的思考（1）
3。 当今之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
……四川汶川大地震中的思考
一、将灾难转化为育人、治国的精神资源
〃当今之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是学堂主持人逄飞给我出的题目，而〃震灾中的思考〃是我主动要讲的。原因也很简单：自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以来，这些日子，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一样，整个心都扑在〃震灾〃上了，我们所有的言说、所有的思考、都集中在这一点上了。这是此刻我们唯一愿意、甚至渴望彼此交流的话题。而且，正是震灾使我们对什么是〃当今之中国〃，什么是〃当今之中国青年〃，什么是当今的〃时代精神〃，以及〃当今之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应该建立起什么样的关系、承担什么责任，都有了新的认识。正像震灾中的幸存者，北川中学的高一学生贾国伟在他的日记里所说：〃世界变了，原来的一切都变了。〃（见2008年5月20日《北京青年报》）我们也都是幸存者，我们都有这样的〃一切都变了〃的感觉：世界变了，中国变了，我们彼此的关系变了，我们自己也变了，都要刮目相看了。在此之前，我们对世界、中国、中国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自己，都有过许多悲观的、甚至绝望的看法；现在，因为灾难，我们原来看不到的、忽略了的世界、中国，以及我们自己，人性中最美好的方面，突然呈现出来，我们开始目瞪口呆，继而被深深地感动了。
我们应该感谢的，首先是灾区里的受难者，是他们承受了这一切生命的苦难，正是他们在危难中表现出来的坚韧的生命力量、对生活的渴望、友爱与互助、奉献与牺牲，才激发了、点燃了全民族、全人类，以及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同样具有的爱与力量。一位网友说得好：真正的〃英雄〃是这些承受、〃经历了磨难的人〃，〃他们绝不是等待别人怜悯的难民〃，最终解救者是他们自己，而且也是他们拯救了我们这些早已麻木的、沉沦了的灵魂。一切〃感恩和歌颂〃只能归于这些受难者和〃抗震救灾〃的真正承担者。（何帆：《每一共同经历了磨难的人都是英雄》）
我自己在整个抗震过程中一直处于焦虑不安之中，我感到了自己的无力，甚至因此有愧疚之感。在这许许多多的人都投入救灾行动中时，我特别感到了思想的无力；但我又不能放弃思想，这可能是我唯一能够做的，而且是应该做的。而因为思考，又带来了新的焦虑。昨天，我在报上看到了一篇《北京志愿者说》，说他〃好害怕一件事情发生〃：当〃灾难过去〃，〃大家都恢复正常作息〃，会不会就忘记了这些受难的孩子呢？〃我害怕他们已经被抛弃过一次了，他们不能承受再被忽略抛弃一次的二度伤害！〃（2008年5月21日《北京青年报》）
我也有这样的恐惧，即灾难过去〃以后〃的恐惧。灾难毕竟是一个非常态的状况，人们最终还要回到常态之中；我的忧虑正在于，回到原来固有的生活里，我们会不会故态复萌，又恢复了那个自私的、颓废的自我，那种冷漠的、互不信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样一种僵硬的、官僚化的权力运作？……我相信这绝不是杞人忧天，因为我们体制的弊端依然存在，我们国民性的弱点依然存在。
这里，我想特别谈谈国民性的问题。是的，这一次抗灾，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国民性极其可贵的一面。这个民族有着一种难得的生命的坚韧力量。平时，看起来惰性很强，但凡有一条退路，就绝不思变革和前进，宁愿妥协、迁就、得过且过；但一旦到了危难时刻，就能突然爆发出一种自救的力量，即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或者叫〃绝路逢生〃。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经历了一次次民族危亡，而又始终不亡不倒，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个基本原因。这一次抗灾就是这样的民族精神的大爆发，是一次民族自救。但起之也速，退之也快，这一次抗灾，并不能自然地将我们的民族惰性消除，而这样的惰性发作起来，又会将我们国家，以及我们自己置于一个不死不活的状态。我常说，中国人可以共患难，却难以同富贵；别看现在全民同心同德，日子太平了，又会是窝里斗。然后再等待下一次危难中的爆发，再来团结自救。正是这样的循环，使我们这个民族，既不会垮，总在前进，但又极其缓慢，令人心焦，我们也就永远在〃绝望与希望〃的交织之中煎熬。
现在，我要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打破这样的循环，能不能把这次灾难的〃非常态〃中爆发出来的人性之美、人情之美，变成一种稳固的社会与精神的〃常态〃？我以为，这需要作两方面的工作。首先是要作理念的提升，即把在抗灾中从人的生命本能中爆发出来的人性美、人情美，提升为一种新的价值观，新的伦理观，同时对我们原有的价值观、伦理观进行反思。但仅有理念还不行，必须要有制度的保证。也就是说，我们还需要将抗灾中所展现的政府和人民的新关系，提升为一种新的治国理念，并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同时也必须正视这次救灾所暴露的制度缺陷，为我们正在进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四大改革提供新的推动力。这就是这十多天来，我一直在紧张地思考，并且想在今天和年青的朋友们一起讨论的问题……如何将灾难转化为育人、治国的精神资源？
这首先是我们这些幸存者的责任。大家不要忘了，我们这里所说的抗灾中所爆发出的所有的美好东西，都是以数万人的死亡和数十万人的受伤为代价的，这是浸透了死难者的鲜血的。如果我们不珍惜，不把它转化为精神资源，将其遗忘，甚至成为自我炫耀的资本，那就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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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四川汶川大地震中的思考（2）
我还想强调的是，这样的讨论，也是我们〃当今之中国〃所急需的。记得我今年4月27日在北大110周年民间纪念会上，就讨论过这样的〃当今之中国最需要什么〃的问题。我提出了一个分析：当今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进入小康社会，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巨大成绩；但也就同时面临着这样一个摆脱了贫困、开始富裕了的中国，将向何处发展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之中国，正走在十字路口。我认为，在这样的转折关头，需要提出〃四大重建〃，即〃制度重建〃、〃文化重建〃、〃价值重建〃（它是文化重建的核心）、〃生活重建〃。当时，我提出这个问题，许多同学都觉得过于宏观，并不能引起共鸣。但是现在，经过这次地震的洗礼，我们再回过头来讨论这四大重建，就有了血肉的内容：在我看来，我们要将灾难转化为育人、治国的精神资源，其核心就是一个〃价值重建〃与〃制度重建〃的问题。
下面，我就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展开我的讨论。这是名副其实的抛砖引玉：我十分真诚和迫切地希望和年青的朋友一起来思考和讨论。我以为，这是最初的激动过去以后，我们最应该做的工作。而且我所提出的一己之见，是不成熟的，有些问题我自己也没有完全想清楚，没有把握，需要讨论，欢迎质疑，我所期待的是一个集体的智慧，共同来思考和解决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讨论。
二、敬畏生命，一切为了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健全发展
这次抗灾，最为响亮、最激动人心，也最具有凝聚力的口号，大概就是〃人的生命重于一切〃。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生命至上〃的理念，强调的是人的生命价值的至高性与普适性。
所谓〃至高性〃，就是认定人的生命的价值具有绝对性，它高于一切价值，它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一切与之相违背的价值，都应该受到置疑。而我们这里，长期以来，却奉行着〃为了某个崇高的目的，可以无条件地牺牲人的生命〃的理念，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当然，人可以为了自己的信仰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次抗灾中就有这样的牺牲，献身者应该为我们所崇敬。但是，这必须是发自内心的自主选择，其内在动因正是自我精神发展和完善的需要。这和外力的强制侵害与剥夺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而且即使是这样，也是应该尽量地减少，不能轻言，更不能鼓励牺牲。所谓〃为了崇高的目的〃的〃牺牲论〃之所以不能接受，还因为这样的〃牺牲论〃的背后，常常隐含着巨大的欺骗，因为所谓〃崇高的目的〃的解释者、宣扬者是那些自命〃真理的掌握者、垄断者〃的政客或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表；所谓〃为崇高目的〃而〃牺牲〃，其实是为这些政客、代表卖命。这样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年青人对那些动不动就鼓动你们去牺牲的蛊惑，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人的生命至上，同时是一个〃普适性〃的观念。我们知道，人是分为群体的，不同地位、出身、经历，不同文化、教育背景，不同信仰，不同国家、民族，不同利益的人的群体，共在同一块土地、同一个地球，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冲突，是必然的；而要真正和谐相处，就必须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取得公认共通的价值。这次震灾中的全国、全世界的同一条心，启示我们：这样的普世价值，就是人的生命至上性。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体会和体验：救助每一个遇难者的生命，在这一目标面前，原来存在的所有的分歧、论争、利害冲突，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因此，通过这次救灾，我们应该毫不含糊地将〃敬畏和尊重生命〃（也包括大自然的生命）作为一个基本的价值。普适性的价值确立下来，如一位作者所说，它应该成为我们共同的〃信仰〃（浙江会计师舒圣祥：《活下去，是有种信念》，载2008年5月17日《中国青年报》），并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生命是美丽的，活着真好〃，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年青人的基本的、稳定的、不可怀疑、不能动摇的信念：前一段时间曾经出现的年青人厌世、轻生的悲剧，再也不能发生了。
〃生命至上〃，这是一个总概念。它其实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需要作更深入的讨论和分析。根据在这次救灾中的观察、体验和思考，我觉得它至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