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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组织流程通常是：乡镇企业学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学乡镇企业，股份制企业照搬书本。现代企业制度最关键一条：管理科学怎么落实呢？企业观念、企业组织、企业流程，还有许许多多“估堆堆”的环节需要再造吗？
——私企中坚力量（包括老板本人）多数来自行政部门或国有企业，他们的老师是“一大二公”，他们的经验是“计划经济”，他们的管理理念多数是“行政”、“处罚”、“镇得住堂子”。更多表现为“暴力和金钱”过渡时代，离知识经济时代尚有很远的路程。那么，怎么解决“管理思想衔接”？
——国有企业几十年，在党和政府的直接领导和指导下，思想政治工作，包括理想教育、职业道德教育、人生观教育，可以说已经深入骨髓。那么，私营企业的企业文化又怎么解决？
还有企业的科研、生产、营销以及企业的诸多内部制度是否已经适应产品战略、营销战略和企业形象战略了呢？
前几十年，我们的企业，国有企业也好，乡镇企业也好，走了很多弯路，甚至犯过致命的错误，美其名曰“交学费”，今天民营也好，股份制也好，不能再交学费了。上面提到那些问题但愿都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让我们试目以待。
“权力寻租”盯上了专政工具，怎么办？
“权力寻租”盯上了专政工具，怎么办？
企业为什么存在，许多老板都回答不上，在实际运作中更是稀里糊涂，或者就根本没有打算弄明白。
办企业就是做生意，就是为了赚钱，说来很简单，真像这样“操”下去，有几人真正把钱赚到了，又能赚多久的钱。
这里我要说的是企业使命，即先把赚钱放一边，而把赚谁的钱搞清楚，即把市场搞清楚，把赚这个钱需要经过的程序、环节、难点搞清楚。因此，我们主张企业家一只眼睛看到生意，一只眼睛要看到社会的变化和变革。
在“变”中把握机遇，在“变”中求得发展，与时具进，既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又为我们这个社会共同富裕、共同进步、和谐发展的政治大局贡献一分力量。所谓得人心得市场，你真的被公众公认为是一家负责任的企业，有爱心的企业，顾全环境、行业、社会总体平衡大局的企业，你想不发财，想不发展都难。
所以，我几乎每一次接手企业文化建设的时候都会习惯的问问老板“企业为什么存在？”
矛盾在《子夜》中以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将中国第一轮自由经济的罪恶作了描写。这部里程碑式的小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企业家可以操纵军队，要股票跌价就叫守军打败仗，为了让股民重拾信心，他又可以叫进攻方后退三十里，让城里出现暂时稳定局面，增强股民入市积极性，从而抛售低价买进的股票。
“权力寻租”做到动用专政工具——军队了，还有什么生意做不成，还有什么企业做不大。
在为成都几家企业做策划的过程中，我已隐约感到资本的力量，真的可以“让鸡皮女人重做新娘”。所以十多年前有位坐上县长岗位的小兄弟告诉我：“以后做县长就不是我这种人了，没有钱你是坐不稳当的”。当社会矛盾激化到需要少数拥有控制权的老板出面摆平的时候，我那位县长兄弟的担忧就不是多余的了。
如果所有的老板都把“企业为什么存在”搞懂了，经济发展质量会提高一大步；但如果每位老板都发展到足以用军队进行“权力寻租”，其他社会力量还能对他有所制约吗？
但愿这个担心是多余的，何况，当前和今后相当一个时期，中国的主要矛盾还是发展经济，而非别的什么。
当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即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继续做好，也有相当的难度，做不好，经济和社会事业也很难发展。 。。
“繁文缛节局”是个什么东东？
“繁文缛节局”是个什么东东？
天上星多月不亮，
地上坎多路难行，
河上滩多行船险，
世上官多不太平。
还在生产队种地的时候就听过这一段民谚，因查不到相关资料，因而作了修改。总之，这段闪耀朴素辩证法思想光辉的民谚给了我大半生的启示，或者给了我大半生的误导，让我对“官”的印象一直不太好。
我和所有传播这段民谚的老百姓一样，没有想过或者很少构想把“官”推翻，只希望这个世界“官”少一点。
单就财政支持而言，这官多了就是负担。我有位做汉区县委书记的朋友，他告诉我，他们县财政收入1个亿，财政支出5个亿，需要上级财政作4亿元的转移支付。
我给他开玩笑，你叫你那帮“文武大臣”像农民一样安排外出务工，不说多了，每年给县上寄回1个亿，那么这5亿元可以买稻谷5亿斤，全县人民人均可无偿分配500斤，温饱不就解决了吗？吃饭问题解决了，农民不就可以轻松奔小康了吗？
书记付之一笑：你尽出“馊主意”。
还有位作县委副书记的朋友，他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他们县财政支持个亿，财政收入3300万元，仅财政渠道国家就要解决亿元，这个县人口只有15万，如此计算，人均可以无偿分得2000斤稻谷，干部们也别出去打工，就在当地组织老百姓退耕还林，要不了几年不就实现了我们梦寐以求的水土保持、长防长治和建设秀美山川的目标了吗？
这主意“馊”吗？
尽管我出了一道极端数学题，但“官”多粮饷不够的确是历朝历代非常普遍的问题，我们这个时代也不例外。
如果“官”们只吃饭倒还简单，殊不知还会形成“繁文缛节局”，就是狄更斯在《小杜丽》中描述的社会现象。
狄更斯在小说中成功地杜撰了一个“繁文缛节局”，该局的工作原则是“想法子不干事”，它是英国官僚政治机构的缩影，多少人被它拖垮而破产。英国整个官僚机构为少数豪门所控制，它们像蚂蟥一样吮吸着国内外劳动人民的血汗。“繁文缛节局”由一个意近蚂蟥的巴纳克尔的家族所控制，地球上哪里有“繁文缛节局”的踪影，哪里就有巴纳克尔家族的代表。
不知道是不是“巴纳克尔”到了中国，反正似曾相识。比如：一个事情拖几年，办一个立项文件要盖几十，甚至几百个公章，不就是这只“蚂蟥”吗？
当然现在好多了，有政府办事中心了，不过“官”们又会生出其他许多事来。
最令人不能容忍的就是“权力寻租”，中央要求“心为民所想，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但毕竟权力太多太大，特别是因信息不对称，加上老百姓对“官”的习惯依赖，就像有的患者不给医生送红包不敢上手术台一样，也许是自己多心了，多得来成心病了。因此，“官”们还是有法生事。
还有“灰色营销”，几乎无处不在，甚至在某些行业形成“潜规则”，你想“官”多了，还了得。
看过电视剧《纪晓岚》的朋友都知道，皇上批评纪晓岚：“你把肥鸭子给我杀了，又弄来一批瘦鸭子，以此往复，我这江山还不给吃垮吗？”
无独有偶，有些单位给“官”发廉政补足，或者年初收廉政保证金，年末双倍发廉政奖金。
另外，深圳有家名气很大的企业老总说：“我给主要干部发高薪，高薪养廉，高得超过普通员工18…20倍，红塔山香烟随便抽（当年红塔山香烟是上档次的商务烟），我看你还收不收红包”。说得振振有词，可这家公司的问题多多。
对此，我与四川大学一位哲学学者做过一次面红耳赤的争论。
他说：“只要财富达到极大的丰富，实现各取所需了，廉政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什么叫极大的丰富，什么叫各取所需，我想到银河系去旅游一下，不过，我不喜欢有人和我同船”我狠狠地幽了他一默。
资源的有限性和欲望的无穷性决定了“必须抑制没完没了的欲望”，只是抑制的办法未必只有所谓廉政建设。办法多的是。
一是通过政策的、宣传的、经济的等多种手段弱化“官本位”。据说深广地区“官本位”就不是太强。让人的价值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体现，就像我们农民，如果国家早几十年把“三农”问题解决好了，我上什么凉山，到什么海南，挖什么“野斋”，像人家三圣花乡的农民那样开个茶馆多好。所以，治“官”之道还在于社会公平。如果老是“自古华山一条路”，老是“考不起就走独木桥”，老是看到当“官”的“工资基本不动，烟酒基本靠送”，你看谁还想做生意、谁还想挖泥巴，还不如想点“歪点子”整个“官”来当，稳当些。
二是弱化公共权力，许多东西能往下交就往下交，能够依靠那只“看不见的手”，最好不要“统起干”。就像当年我们在生产队干活，挑土边、撕包谷可以计件，能干“包工”就不要吃“大锅饭”。
对这个问题，发达国家几百年前就看到了，特别是亚当斯密就特别推崇那只“看不见的手”，甚至有人说：“维多利亚女王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生了9个孩子”，可见其看待权力的态度。因此，应该学学人家，更多的依靠市场平衡供求，调节资源，“官”们当好裁判，当好参谋，做好协调服务工作就行了。
当然，我们国家大，群众的文化、觉悟、法律意识、自我意识差异很大，现在又出现较大的贫富悬殊，因此中国“官”的作用肯定比欧美发达国家的作用要大，不能按他们的说法，把政府搞得小小的，把“官”搞得少少的。但往“小”努力，往“少”做文章肯定是方向，不应该有丝毫的含糊。
对此，企业走到了前面。我曾经提到希望集团子公司的机构设置，在统一、精简、效能的一般原则指导下，其管理体系非常精干。我知道的上海希望饲料公司就只有7个主要干部。几个亿的摊子几个人就玩得风车斗转，并且，一个个干得非常起劲。
当然，人家解决了“能上能下”的问题，和你那个仅仅停留在制度层面的能上能下不一样；干不好，说走人你就得走人，不需要取证、不需要讨论，更无须考虑以后不好见人，因为主仆双方都知道什么是“双向选择”。
我们国家关于机构精简的文件发了很多，开的会也很多，多得来就连我们这些秘书都记不清楚。正如老一辈作家马识途《十日谈》中“再论文山会海”所批评的一样：一个县委书记一月收到文件资料13斤6两，怎么读？天书！
所以，文件也不要发了，来点真格的，像希望集团那样，干不好就走人。当然最好不提“干不好给老子爬”！因为听起来好像在骂我们农民工。
“世上官多不太平”这句民谚不知传了多少年，也不知还要传到什么时候，但愿越传传少。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令人疯狂者，岂止“邪教”！
令人疯狂者，岂止“邪教”！
1991年，金阳县几位老师准备组织“养生益智”培训班找到政府办要我帮他出个手续。
我问他们可有依据，他们拿出当时中央政治局领导级别的人题的词想说服我。我一看领导的题词是“可以探索”，于是对他们说：“人类对生命本身的确尚有许多未解之谜，‘养生益智’可以探索，既然是探索，你让我同意‘普及’怎么行呢？不能拿我们的身体给你‘张天师’做试验嘛。”
遇到咬字眼的，莫法。手续虽然没办，但课我还是去听了一次。老师在上面说：“两眼微闭…手心向上…屏气…发热没有？”
有人说：“发热了！”
“你们看到了什么？”老师问。
“没有”我们回答。
老师说：“我看到张天师了，张宏堡老师红光满面，穿套西装，向我们走来了”，言下之意，他开天眼了。
过了一会老师开始传授用“养生益智功”治病，他叫一个正在生病的学员上讲台，他伸手在病人胸前一晃，一个抓的动作，说：“我把病魔抓住了”，然后又一个往地下甩的动作，念念有词：“入地三尺”。
我在下面说怪话了，“老师，下面还住着一家人啰，传染给人家怎么办？”
老师自己都稳不住笑了。
后来到了成都，有位朋友叫我陪他到青城山“生命科学院”，说是去给张天师过生日。
好家伙，数千人，我还以为张宏堡要来呢，结果说是全国都在给他“老人家”祝生日。
在参加完山呼海啸般的生日庆典之后，晚上我和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住在一个宿舍。我原想，与这些素昧平生的人说话可以随便一点，没曾想伤了他们的自尊心“你居然敢对张天师产生怀疑”、“你居然说出如此大不敬的话”。
乖乖！文革没有赶上，今天碰到了，人上了神坛那就不是“人”了，是“人仙”，就像“济公活佛”一样。
有过了好多年，家里几位老年亲戚在练“###功”。
呵！更神。
好在这些老年人连字都不认识几个。听人家说练“###功”对身体有好处，所以没事就练，练些什么，我也搞不懂，反正他们说：“练了，精神好多了，身体好像也好些了”。
我说：“既然对身体有好处，你们就练吧”
没过多久，上面说“###功”是邪教。
乖乖！把他们吓惨了。
我说：“你们邪没有邪？”
他们说：“我们连正反都没有搞清楚，那里知道邪没有邪呢？”
看到这种现象，我就想起《王保长》
李老栓回答王大爷说：“管他蒸熟（征属）还是炕熟（抗属），反正都是拿来吃的”。
王保长纠正李老栓：“啥子讲种菜呵，那是蒋总裁！就是总发财，反正都是有钱的”。
对普通下层老百姓而言，你“剿共”也好，抗日也好；你种菜也好，你总裁也好；一点区别都没有。
就像我那几位练“###功”的亲戚，上面喊不准练，他就觉得自己好像犯罪了。
中国人多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什么“鸟叫”都有人欣赏。
时下，比较流行的民间活动就是传销了。
我1998年花了700多元钱成为某产品“消费”经营者，就像我推销“佳禾月饼”策划的“提前购买，消费增值”一样。
无论你走进传销的那个会场，无论你认识还是不认识，人人都把你当亲人般接待，在会场上几乎人人都异口同声的说“好！”就像赵本山在小品中当选奥运火炬手即席发言，言不由衷的自我欢呼“好！好！好！鼓掌！”
有位级别很高，号称年薪百万的传销“老师”，是我以前的同事，他对我说：“你娃就不敢当众说‘吔！吔！吔！’嘛，不疯狂怎么能把你这只孤雁裹进群里，群众运动都不晓得嗦”。
有一次见一位邻居对她的上线，她们称“老师”，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给她开玩笑。她一下就生气了，其他“传销”也跟着说：“你不了解传销，不怪你”
别的传销更是“吓死背时”。
由此，我联想到“养生益智功”、“###功”，传销又是个什么“功”呢？也有如此魔力，让人疯狂！
后来，我在想：中国这个林子真的太大太大了吗？随便弄一个什么东西出来，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响应，并且达到膜拜的程度。
如果说毛老人家一挥手有成千上万的崇拜者，那是人家打了那么多大胜仗，那硬是“诸葛亮在世”啊，人家这尊神那是真神呐！就是今天哪个怀疑，也会被“骂脱”呵。
那么，张天师，还有###怎么给毛老人家比，魂都不在了嘛？
特别是“传销”说起来好像比对毛主席都好，怪哉！
“传销”的理论依据是减少中间环节，将用于渠道建设和广告推广的钱让利给消费者，从而理解为“靠消费损钱或者叫赚钱”，由于中间环节取消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就只能靠“人”来进行，因此就需要“传”，即“一传十，十传百”的“传下去”，要不商品交换的链条就会断裂，生产经营就无从开展。
为了提高“传播”的有效性，所以他们总结出八字真言“打货，卖货，带人，听课”，还有许多类似“开口即开业，闭口就关门”等许多经典口号和经典活动。
最近几年“传销”活动频繁，传销者不失时机、无孔不入的市场渗透，包括观念渗透，已经成为新时代难得一见的奇特经济现象。
有人说，中国数以亿计的闲散或半闲散人员，如果“观念、利益”双双到位，足可掀起一场“经济邪教”，因其与个人利益充分联系，其影响将远远超过“政治邪教”。
但愿不是危言耸听。 。。
“革命和改革”是否意味重新洗牌呢？
“革命和改革”是否意味重新洗牌呢？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特别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24年来，我们国家在许多领域都放开手脚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失误难免，漏洞也肯定不少。
在改革中，一些思想解放比较彻底，风险意识强，有一定背景的人抓住了更多的机会。其中，造成负面影响的我们批评他们是“官倒”。当然这“官倒”的含义可不仅仅是倒腾生意，还包括许多“权力寻租”，简单说就是“有偿租用各类权力为我所用”或者叫“有偿出租各类权力为我谋利”，通俗的说叫“勾兑”。今天偶尔见诸报端所谓“原罪”就是对各时期善于投机者或者叫善于抓住机遇者，获取第一桶金的合法性、公正性提出的质疑。
因此，我对“原罪”作了一个不确切判断。
既然“原罪”只是老百姓对第一桶金的质疑，并非结论。加之当时的法律制度或操纵法律制度的人已经给他放行。因此现在来讨论这个关系老百姓心里平衡的问题就应该理性、公正，并且依法进行。要不，就可能矫枉过正，对谁都不好。
作为问题探讨，我的看法是“原罪”主要分两种情况。
一是“权力寻租”东窗事发者，这种原罪自然有罪。尽管时过境迁，迁延困难，但道义上就叫第一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