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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5月11日，新“北京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成立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这个成立仪式真可谓高朋满座、冠盖云集。中央电视台的名嘴王小丫担任大会司仪，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布赫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孚凌为新的北京二建公司揭牌。众多与楼忠福相熟的北京官员、学者和名流都出席了这场盛大的“婚礼”。
这次广厦与北京二建的“结婚”，是北京国有建筑企业首次跨地区、跨所有制的资产重组案例，也是第一次民营企业控股北京国有建筑企业——喜欢做第一的楼忠福又一次创造了“第一”，而且这回是在中国的“首善之都”，在见证了无数中国重要历史时刻的人民大会堂。
这件事情的新闻轰动性，在传媒业非常活跃的北京自然是不必说的了，而且这也确实是北京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的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北京与中国其他城市的最大不同之一，就是在这里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那是全国都听得见、看得见的。尽管这个时候的广厦和楼忠福并不缺乏知名度，但北京众多的媒体还是非常热情地给广厦和楼忠福做了大量“免费广告”。
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中国建设报》、《浙江日报》、《重庆日报》和新浪网等数十家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机构，都以大篇幅的文章报道广厦控股北京二建的新闻、介绍楼忠福和广厦的成长故事。
广厦和楼忠福的故事一下子在全中国家喻户晓，知名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从“边际效益”的角度看，在广厦众多的兼并行动中，这一次无疑是空前绝后的巅峰时刻了。
“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笑指卢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面对古老而幽深似海的北京城，有点想法的中国人总是难以平静的。上面这几句“豪言壮语”，就是“少年心事当拿云”的青年李鸿章到北京赶考的时候，发出的感慨。
1949年，“三十一年还旧国”的毛泽东带领共产党的领导层由河北进京的时候也意味深长地说了句“进京赶考”。
在商言商的楼忠福，不一定有什么政治抱负，也不是第一次进京，但是在2002年5月11日的这一天，他的心情可能也不会太平静吧！
大棋局“封顶”：中取武汉 西入秦川
到2004年，国企改制和民营企业购并国有企业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了，而楼忠福和广厦集团也已经跨越了兼并战役的巅峰时刻。
不过2004年3月，盛名之下的楼忠福和广厦，还是“左牵黄右擎苍”地发了一把“少年狂”——28日和30日，广厦兼并的湖北第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和陕西省路桥总公司，先后举行新公司揭牌仪式。
湖北六建的前身是成立于1953年的中南建七师，1990年正式注册更名为湖北六建，具有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
此次购并中，广厦出资万元，占注册资本的％；湖北省建筑工程总公司出资万元，占注册资本的％；自然人出资18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新公司的名称由原先的湖北省建筑工程总公司第六工程公司更名为广厦湖北第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路桥工程总公司，既是陕西省最大的专业从事公路桥隧施工的国有企业，也是中国不多的著名专业路桥建设企业。陕西路桥成立于1985年，1993年由事业单位改为企业单位，是陕西省交通厅所属国有大型企业。它先后承建过陕西省内外的西安至三原、西安至临潼、西安至宝鸡、西安至铜川、勉县至宁强、西安至蓝田、榆林至靖边、西安绕城以及京珠、济青、漳厦等多条高速公路的建设。
在新陕西路桥集团公司亿元的注册资本中，广厦建设集团以现金方式出资67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陕西省交通厅出资6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公司经营者则以自然人身份出资3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这两起几乎同时进行的兼并案，虽然没有商业之外的边际效益，但在广厦的建设市场大棋局中还是有“封顶性”的重要意义。武汉是九省通衢，是中国中部重要城市，广厦在此布局可以辐射广阔的华中经济圈。而西安虽然地处偏远的西北，但陕西路桥却是中国路桥建设行业的明星企业，决心要做建设行业“全能冠军”的广厦，能将其收归帐下，自然是猛虎添翼。
至此，楼忠福1995年构想的广厦建筑大棋局基本完成：华东有以杭州为大本营的强大建筑舰队，华北有以北京为中心的北京二建和中地建设，西南有以重庆为中心的广厦重庆一建，西北有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路桥，华中有以武汉为中心的广厦湖北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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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上踏入地产（1）
对改革开放的蓬勃态势，邓小平在1987年6月就曾经说过：“农村改革的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
不过，10年之后，当一代伟人离别我们的时候，这已经不算是什么新鲜事情了，中国经济舞台上让人意外的事已经多到让人不再感觉新鲜。假如曾经喊出“致富光荣”的邓小平能够活到2000年之后，那么面对英国小子胡润搞出来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和中国地产财富的“造山运动”，那么邓小平可能会再一次感慨地说：“没有料到房地产业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造就这么多富豪！”
当然，感觉意外的可能不只是邓小平，还有绝大多数没有敏锐地洞悉“土地是财富之母”奥秘的中国人。尽管中国人在1992年后基本告别了“主义之争”，并高高地擎起市场经济的大旗，但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兼地主威廉？配第（1623－1687年）这句“土地是财富之母”的名言，要到2000年前后才被大部分中国人所洞悉。
从时间上来说，楼忠福和广厦算是地产市场上早起的鸟儿。早在1988年他骑着单车到东阳三建上班的时候，就极具远见地成立了东阳房地产开发股份公司。
不过，此时中国土地政策的坚冰才刚刚在“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深圳，裂开了一条小小的缝隙——这年12月深圳举行了全国第一次土地使用权拍卖。中国的城市居民，此时几乎都是几代同堂地拥挤在斗室之内，苦苦地做着福利分房的噩梦。
而1992年后海南和北海的房地产热，不仅演变成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历程中的“一场游戏一场梦”，还招致中央对全国房地产行业的铁腕“速冻”。楼忠福这只本想老老实实打拼一番的“早起鸟儿”，在这两场典型的投机游戏中，不但吃不着肥虫，反而被泡沫打湿了翅膀。
此后，直到实行了几十年的福利分房政策在1998年底戛然终止，扩大内需的“第三代新政”慷慨出台，一直处于“速冻”状态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肥肉”才被一下子扔进滚烫的开水。
1997年到1998年的楼忠福大概因为一心一意扑在“做大建筑主业，构建建筑市场大基地”的战略上，也可能因为在海南和北海遗留的“殷鉴”不远，所以才对突然“速热”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并没有特别认真的反应。
直到1999年年初，因为广厦重庆一建在重庆市场上常常遭遇拖欠工程款的困扰后，楼忠福受到启发——与其单纯做工方，不如迈出一步，既做开发商，也做施工方。而此时，处于“绝对卖方市场”的中国房地产业壮美的“井喷”，也深深地打动了楼忠福。于是广厦“跳出建筑做建筑”的战略构想，在1998年底至1999年初期间，及时地融进了房地产业的内涵。
不过在这之前的1997年，广厦的“少年英雄”、楼忠福二十三四岁的小儿子楼江跃，倒是以一种“玩耍”的态度，在杭州成立了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楼忠福当时也是抱着锻炼儿子的想法，放手这个“少年光杆司令”折腾。
在中国内地城市中，杭州最早实行了“一个口子出地”的土地储备政策，所以房地产市场的门槛很快就被拉高。1998年10月，楼江跃终于在门槛很高的杭州房地产市场出手，以1亿多的价格从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拿了两块土地，然后在1999年首先开发出广厦在杭州的第一个楼盘，而且市场效果奇好。小儿子尝试的成功，也深深触动了楼忠福。
从1999年开始，楼忠福对房地产业的激情开始急速“解冻”，并认真地把房地产作为广厦的第二主业。
1999年9月广厦重庆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开始运作广厦在重庆的第一个地产项目“广厦经典”。在杭州西湖边拿下了“西湖时代广场”的地皮。另外在上海，广厦也拿了福楼望邸的地皮，这块土地原本是抵扣工程款换来的，但广厦只到1999年才认真地去理清这块土地牵扯的历史问题。
广厦的地产棋局就这样迅速铺开，而且落子的眼界很开阔，在杭州、重庆、上海这些“兵家重地”都扎了根。
不过，这些土地只适合做中型楼盘项目，在当地城市根本无法跟已经喝了“头啖汤”的强势地产品牌较量，也很难把广厦的品牌打响。这种局面，对于“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第一”的楼忠福，是无法容忍的。
面对各大城市的黄金地段大多已经“名花有主”的局势，楼忠福和广厦开始感觉到“起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的危机，于是开始谋划赶超同行的突破口。
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后来居上的目标，楼忠福在1999年底到2000年初选择“奇兵天降”的战略——拟以“超级大盘”的重炮，轰破既成的地产格局。至此，广厦的房地产战役全面开打，广厦开始在各处大口吃进土地。
在地产市场远没有成熟的重庆，广厦挟购并重庆一建的强者气势，在九龙坡区并不起眼的荒郊，吃进了1050余亩土地，准备在未来5年内投资15亿进行房地产开发。
在门槛极高、竞争激烈、强手集中、黄金地段“名花有主”的杭州，楼忠福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术。他先控股了位于杭州余杭市星桥镇的东方科学园，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做大的想法。最后他提出搞杭州“卫星城”的设想，寻求当地政府的重视与支持，希望把项目的土地使用面积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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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上踏入地产（2）
当时余杭还是杭州下面一个县级市，在规划上没有纳入杭州市区，算是杭州一个“被遗忘的投资死角”。面对楼忠福放起的这颗“卫星”，一直在寻找发展机会的余杭市和星桥镇政府自然喜出望外。不仅余杭市政府高兴，杭州市政府也高兴，因为杭州下一步正准备将市区规划扩张到余杭。余杭“撤市设区”很快就会成为现实，现在广厦先行一步搞“卫星城”，无疑是对政府新规划的实际支持。
几方面对于“卫星城”计划一拍即合，星桥镇答应在东方科学园的基础上，再增加5000亩土地的使用权给楼忠福，让项目的用地达到6579亩。
天都城，这个后来轰动全国的“中国第一卫星城”，就这样横空出世。
在楼忠福的家乡东阳，广厦拿下占地平方公里的万国建筑博览城项目。这个项目处于东阳和义乌的交界处。为了进一步扩大这个项目，广厦在2001年10月再从义乌取得了占地面积平方公里的义乌市江南生态园区项目，并将这两个规划项目连为一片。这样一个13平方公里的区域，几乎都进入了广厦的名下。
在上海、南京、天津、西安和兰州，以及在安徽的合肥、蚌埠等地，广厦虽然没有“惊天”的动作，但也牢牢地在当地的地产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
从1999年底到2002年底，短短三年之内，广厦以“神兵天降”的奇谋、以“千里卷平岗”的态势，稳稳地在中国地产市场上占据了前列位置。广厦的房产集团，也在几年之内成了全国地产行业中的超级“巨无霸”，在全国拥有24家成员企业。
“天都模式”引发造城浪潮（1）
天都城项目，不仅是广厦房地产业中最著名、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项目，也是中国房地产业中具有“模式”意义的项目。不过，在急速变化的大环境中，盛名之下的天都城也让楼忠福深刻体会了树大招风的惊险。
在2000年9月的杭州西湖博览会上，天都城项目正式签约。一个预计投资80亿元、总建筑面积近400万平方米的“造城”项目正式诞生。
作为21世纪的“卫星城”，天都城涵盖了一个城市所需要的大部分设施，预计可居住人口达10万人。其项目内容包括欢乐四季公园、天都国际度假中心、欢乐大街、天都广场、欢乐广场、天都文化体育广场、21世纪世界家居文化和建筑艺术博览会以及商业、运动、生活、娱乐、教育等相关配套。
广厦计划用6年到8年的时间打造天都城项目，并提出了“先做旅游、后做房产、总体规划、滚动开发”的发展模式。
无论是对广厦，还是对中国房地产业，这无疑都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项目。它既是中国“造城运动”的开篇之作，也是中国城市化道路上“企业经营城市”理念的最早实践和示范。以此为标志，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模式，也立即从“大盘时代”进入了“造城时代”。
“天都城模式”，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社会各界，包括地产业界、媒体、学者、官员以及市民的热捧。
2001年9月8日，“天都城”举行第一次对外公开展示，立即吸引了8000多人前往追捧。这次展示推出的一期小区1000多套房子，一天内被预订一空。而且每套房都有三个以上的买主预订，创下房地产单日参观和预订人次最多的记录。
这个火爆场面成了轰动杭州的新闻。第二天《浙江日报》、《钱江晚报》、《今日早报》、《浙江青年报》、《余杭日报》和杭州电视台，都不约而同地把这一消息作为头条新闻。
“天都城模式”在很短的时间内，传遍了全国各大城市的地产业界，地产商们闻风而动，立即跟进。围绕“造城”的话题，2001年中国各地很快就兴起“经营城市”、“经营土地”的热潮。楼忠福一时风头全国无双，不仅成了“推动中国人居革命”的“造城英雄”，更成了才智魅力倾倒全国的“传媒宠儿”。而楼忠福当时信心之足、干劲之高，确实有一种“横槊赋诗，雄视当世”的感觉。
随着商家、学者、政府官员和舆论界的加入，各种以这些概念为主题的论坛和研讨会风靡全国，经营城市、经营土地的概念在2002年被捧到了沸腾的温度。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全国的市长们都在谈论着如何以“经营城市”、“经营土地”的方式来加速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各地地产商的圈地运动也愈演愈烈。
这些显然不是头脑发热、空穴来风的炒作，围绕“造城”、“城市化”和“经营城市”、“经营土地”的话题之所以能在2001年和2002年时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实质是中国现实发展中各方面因素导致的一个“均衡结果”。
经过改革开放二十余年的高速发展，进入新的千年后，一路奔跑的中国人似乎突然发现自己遗忘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城市化。
虽然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工业化（第二产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0％），但是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不到40％，这个比例不仅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落后于部分经济发展水平不如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现实，不仅严重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让腰包日渐厚实的中国人民有点接受不了。
在这个大背景下，“企业造城”、“经营城市”、“经营土地”概念的出现，难免被视为中国解决城市化难题的对症妙药和终南捷径。
这确实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宏大话题，也是一个充满想象空间的旷世机遇。别的不用说，光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一句话，就足以让人热血沸腾——他断言，21世纪有两件事对世界影响最大：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城市化。
尽管中国国土资源部在2002年5月出台了《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要求从当年7月1日起，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各类经营性用地，必须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进行公开交易，但这个文件并未能够正冷却处于浩歌狂热中的“经营城市”、“经营土地”热浪。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大目标后，“造城”、“经营城市”和“经营土地”的热浪，更像火上浇油，本来已算高烧的温度一下子跃至极限。
不过，中国的事情，往往到了大家都一窝蜂地去做时，也就到了“物极必反”的时候了。加上中国的土地政策本身存在重大缺陷，在急剧发展的过程中，全国土地市场多年来存在的问题更是千夫共指，所有这些都预示着“山雨欲来”。
果然，从2002年末开始，中国政府针对土地市场、房产市场和银行信贷的文件一个接一个地出台。随后中央政府在全国开展土地市场大整顿，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外部环境，一步步快速收紧。
“造城”、“土地经营”、“城市经营”的话题，不但被急速变化的外部环境突然冷却，而且逐渐变成了一个大家都不愿意再提及的敏感话题。原先热捧过这些概念的商家、官员、学者和媒体，在2003年几乎集体“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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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都模式”引发造城浪潮（2）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随着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的“翻身落马”以及新一轮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温度也在2004年回到了1998年以来的最低点。而一度风靡全国的“造城”、“土地经营”、“城市经营”，不但再没有喝彩之声，反而开始成为部分学者和媒体质疑、批评的对象，矛头锋芒所向，连一度被视为“企业经营城市”典范的天都城也受到波及。
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大道上节节迈进的中国社会，确实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微妙了。当然这种复杂和微妙本身也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因为在利益和话语日渐多元化的改革深水区，很多事情，都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好”或者“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