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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作者在这里进行了正反两个方面的论证，无论是由大至小还是由小至大，要“明明德”于天下必须经过八个层次，也就是所谓的“八目”。由大至小，条目之间反映的是条件关系：平天下必先治国，治国必先齐家，齐家必先修身，修身必先正心，正心必先诚意，诚意必先致知，致知必先格物；由小至大，条目之间反映的是因果关系：格物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条目之间脉络清楚，无论是由大至小的条件关系，或者是由小至大的因果关系，剖析深刻，逻辑严密。也就是说要在你的内心深处首先构建一个正确的认知架构，或者说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们很难想像一个心意不端的人能够有良好的修养，一个没有道德修养的人能够对家庭负责，同理，一个连家庭责任感都没有的人又怎么能会对组织忠诚？
这也就是《礼记》里所说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孟子后来对此有了更为明确的论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就是中国式管理的最大特点，首先把管理自己放在最基础的地位！用今天比较时髦的话说就是提高领导者自身的修养，增强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影响力。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算有修养的人呢？那就是君子。在《论语》中孔子有大量关于君子的论述，他是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论述，不过其核心都是围绕着“仁，义，礼”而展开的。仁从该字的构成上是二人，引申为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它以了解人性，尊重人格为出发点——讲的是情。
义是合理化的管理，各种管理方法必须合宜适当，无任何障碍难行之处——讲的是理。
礼是规范的社会秩序，任何人员都要据此认真执行，对不合时宜的法则不断修订——讲的是法。
讲情在于感动，讲理在于信服，讲法在于威慑。合情意在激发动力，合法意在顺乎体制和机制，合理意在调节情与法的对抗，使二者相容互补。
可以说对于什么是君子，儒家有了三百六十度全方位的论述或考核标准。
在举止上，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正其衣冠”，按照这个标准，现在某些干部和暴发户放肆的言行以及所谓现代派们怪异的举止显然是不符合君子标准的。
更具体一些，那就是“君子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敏于事而慎于言”，这都是指做人要谦虚、低调和内敛，也就是说低调做人，踏实做事，反对那种放肆、张狂的言行。而当子贡问什么是君子时，老先生又进一步作了说明：“先行其言，而后从之。”看到这些论述我们不要以为中国文化就是培养出一批木讷的呆子，在论语中孔子的学生子思有着辩证的论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这就是君子！初次接触时给人以严肃的感觉，但进一步接触就会发现他非常平易近人，而谈论到实质问题时说话却非常深刻。孔子以“五事”为标准这样形容君子——“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在平时为人处世时必须要做到“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试想在社会浮躁的今天，在推崇所谓快节奏和张扬个性的今天，谁有工夫进行“九思”呢？
提高自身修养的途径（2）
在社会和组织中，孔子又教导我们“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也就是说人不可以没有自信和人格的尊严，但不可处处计较、事事相争，可以团结共事，但不能像某些政客式地把团结变成了“结团”。要做到这些就要“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即严格要求自己。因此，在人际关系问题上，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必须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这些“温良恭俭让”看似迂腐的说教，已经被横扫得荡然无存了，不少人早已不是“君子坦荡荡”，而变成了“小人常戚戚”，所以要想恢复这些起码的人伦道德规范，没有别的途径，孔子在他那个年代就反复提到“礼”的作用。那就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因为“不学礼，无以立”。岂止是“无以立”？一个不懂“礼”的人，应该说和禽兽没有什么两样了！
在如何提高自己的修养，将自己培养成“君子”的途径上，《大学》给我们提供了具体的方法，那就是“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一句话，就是在疾行一段时间后，放慢自己的脚步，或停下来定定神，一个人只有安静下来，才能冷静地思考，才会有所收获。
这段话对于当今浮躁和盲动的人们应该是一剂良药，所以才冒出了一本《放弃也是一种智慧》的书。
当然，孔子对不同年龄段的人也针对性地提出了忠告：“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意思是说：君子有三种事情应引以为戒：年少的时候，血气还不成熟，要戒除对女色的迷恋；等到身体成熟了，血气方刚，要戒除与人争斗；等到老年，血气已经衰弱了，要戒除贪得无厌。从字面上看，孔子提出的“三戒”是针对少年、壮年、老年提出的，但这“三戒”对于身处不惑之年的人们来说，更为重要。
其一，戒之在斗。所谓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人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好的前程，成为人中之龙。但由于僧多粥少，越往高位机会越小，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攀到理想的最高处。为了争夺更多资源的处置权，不少人往往会利令智昏，陷入无原则的权力斗争中去。加之人过四十，正是血气方刚、春风得意时，更容易因为心气好胜而误入歧途。今天你搞我，明天我搞你，美好的青春年华就这样白白地耗费在阴谋和诡计当中，甚至有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结果呢？一边是威风显赫的权力，一边是残缺不全的人格；一边是至高无上的权力，一边是支离破碎的家庭；一边是令人羡慕的权力，一边是痛苦不堪的人生。我们究竟是得还是失？权力可以带来威风，但带不来人们的赞誉；权力可以带来金钱，但带不来幸福的生活；权力可以带来美色，但带不来真正的爱情。为了权力而把自己置于无休止的争斗之中，实质上是逼自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其二，戒之在色。不惑之年的男人，很多都是业务上的骨干、技术上的尖子、管理上的能手，可以说前程似锦，加之有着稳定、颇丰的收入，浑身上下都散发着迷人的气息。但就是在这个事业的稳定和上升期，却又成了家庭和婚姻的脆弱期。由于这个时段的人们相对来说有权、有钱、有地位、有身板、有色胆，什么搞第三者插足、包二奶等，很多都出自他们之手。所以，要想保持住自己人生良好的上升态势，必须戒色，切不可一时冲动掉入情色深渊。如果意志不坚定，被色所困，可知道，色字头上一把刀，它不但可以把你的身体搞垮，把你的家庭搞垮，而且还会扼杀了你的一生，使你前功尽弃。
其三，戒之在得。四十岁的人们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压力期。自己过小康生活需要钱，赡养父母需要钱，抚育孩子需要钱，应酬朋友需要钱。加之又有职务上的便利条件，揩点公家的油并非难事。此时，如果自己把握不住，被贪念所缚，不由自主地伸出了罪恶的双手，那就惨了！要知道，人的贪欲如同山坡下滚落的雪球，只会越滚越大，越大越滚，根本不可能自主地停住。只能等到冲下山底，摔个粉身碎骨时才会罢休。那时，纵然有金山银山，又有什么用？而孔老夫子特别强调“老年戒得”又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很多人到了快退休的年龄，与别人一比，什么都不平衡，开始把持不住自己了，于是在五十###岁时翻了车，看来老夫子早就预言到“五十###现象”了。
儒家正是通过“修己”而达到“安人”的目的，其中，“修己”与“安人”体现了个人管理目标与组织管理目标相统一的辩证关系。个人管理逐步实现从自律到自觉的飞跃，通过推己及人实现组织的目标。所以，就把仁更加系统地上升到管理高度的“仁政”上来，通过推行“仁政”，最终达到实现“大同”的理想社会。古人认为“政者”实际就是“正也”，“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只有正己，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尽心上》），其实这和道家个人管理目标的“内圣外王”有着异曲同工之意。
关于修身的作用，近代西方的管理学也多有品德成功论的论述。美国生物学家及教育家乔登（David Starr Jordan）说：圆满的生活与基本品德是不可分的。惟有修养自己具备品德，才能享受真正的成功与恒久的快乐。没有正常的生活，就没有真正卓越的人生。
看来，要想提升自己的人格魅力，就必须由内而外全面造就自己。现代社会竞争激烈，越来越强调职业生涯设计，无论是做一个平民百姓，还是做一名管理者，都要作好自己的人生规划。于是各类成功学以及励志的图书纷纷出来。其实无论怎样设计人生，首先是要考虑正人先正己，诚如孔子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论语·颜渊》的忠恕之道，是为仁之方。如果剔除其包含的封建内容，古代先哲“正己正人，成己成物”思想中所提倡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身先士卒、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是完全可以用在管理工作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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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大”
“战略”，这个原来军事上的术语，成了现在企业界使用频率极高的名词；正如“老总”一词由原来对革命老帅们的亲切称呼一下变成了企业领导的代称一样。现在战略在有些地方又变成了“愿景”，总之怎么时髦怎么叫。这些年来各种咨询机构为企业作了无数的战略规划，从发展战略、人才战略到销售战略等，尤其是每到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头，大家更要忙上一阵子。中国似乎一下子冒出了一批战略家和战略指导家。我们猛然惊醒般地意识到人家国外就是聪明，什么都从战略上看问题，做出来都是大手笔。仿佛咱们过去尽是一些鼠目寸光的短见之辈。我们不否认，在改革之初，由于对改革政策的不熟悉，或是对前景不确定性的直觉，很多事情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因此缺乏更远的思考。但那仅仅是特定环境下的局部现象，绝不能说研究战略是老外的专利。
一、大局观
1。中国人的“大”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善于从战略上思考问题的民族，不过咱们把这种思考方式叫做“大”。翻开历史，我们会发现在古人的思想中处处闪烁着“大”的光辉。比如在国家政权建设上，韩非子说“要在中央，事在四方”，儒家管这叫大一统；在军事斗争中，《孙子兵法》中有“故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的著名论断，这应该都是最早的关于战略思想的论述。
在一般生活中，遇到什么问题了，我们首先要从长远分析一下有没有消极影响，这叫做“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不少高级管理人员常常教育员工要“居安思危”，这叫忧患意识，正如老辈子讲的“常在有时思无时”。
遇到矛盾了，我们经常提醒自己注意：小不忍则乱大谋。千万别因为一时的愤怒，坏了大事，这不仅是教人从大处着眼，更是教人从大处处世了。所以，中国的传统思想教育人做人要识大体，做事要顾大局，分析问题要明大理，培养孩子要树大志，临于危难要有大节，成功的标准是成大器。
为什么中国特别强调“大”字，因为我们文化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其群体性或者叫整体性。中国人习惯在群体中定位个体，在整体中确定部分。就是在生活习惯上中国人也是从“大”开始，这种特点首先就表现在中国人的时空意识上。例如，中国人和西方人对时空顺序的表达有明显的不同。西方的顺序往往由微而巨，时间顺序的记述上是从时到日到月再到年，空间顺序上——比如信封上的写法是先写某某楼再写某某街然后再写某某市，最后才是国家的名称。有些头一次出国的人写信时常常感到不习惯，因为中国人都是由大到小，时间顺序是年月日时，空间顺序是国名市名区名再到街道名称，最后是几楼几单元几室，这和西方正好相反。这种时空表达顺序的不同，说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从整体入手的，在整体框架中安排个体的位置。它深刻地影响着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
中国人的角色意识在姓名顺序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是先姓后名，这也表明了中国人对自己祖先的尊重和敬畏；而西方人的姓名是把个人的名字摆在了最前面，而姓则放在最后，表明了个性的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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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中医的辩证施治
最能体现这种从大处着眼、从全局出发思想的莫过于中医了。中医是把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注重辩证施治，作整体调理。钱学森教授曾说：“人体科学一定要有系统观，而这就是中医的观点。”整体观是中医的最大特点，全息论是它的一个具体表现。中医学整体相关的理论是用非常辩证的、科学的思维方式看待人体。这种观点不被西方所谓的正统医学承认。中医诊治强调的是对疾病的整体诊疗，做到表本同医。有人这样形容中西医的差异：比如一棵树上长了蘑菇，中医不是仅仅停留在考虑如何把它割除上，而是分析是什么原因让这棵树长了蘑菇，比如湿度、木料质地等原因，然后根除这些长蘑菇的原因；而西医则是把每一个方面切开来，量化分析，重技巧，忽视人的整体，重部位，比如动手术。我们在这里绝不想否认西医的科学性，而是在探讨中西方在思考问题以及处理问题的方式上的差异。西医看到的是清晰的局部，而中医看到的是模糊的整体，类似传统的中国水墨画和古典的西洋静物油画。前者勾勒出一个轮廓，模糊而写意；后者描绘出许多细节，精确而写实。但事实上中医的基本概念与现代生命科学有很多相似之处。
中医强调“阴阳平衡”，与现代系统生物学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医强调“天人合一”，与现代西方科学讲的健康环境因素十分相似；中医强调“辩证施治”，类似于西方医学通过药物遗传学为每一个病人找到最适合的药；中医的复方理论，实际上就是现在的西方治疗学越来越强调的各种疗法的综合使用。
西方注重每一具体事物的实证分析，尤其注重模式的构建。包括诊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代医学在专业化还原的策略下分工越来越细，致使整个医疗系统和疾病治疗的实施过程逐渐趋于“破碎化”。但是几乎所有复杂性疾病都受到多基因和环境的影响，同一种疾病的不同亚型以及不同疾病之间在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共性特征在破碎化的诊疗体系下会被丢失，使我们失去不少用简单方法进行治疗或早期干预的机会。
而中医往往强调“头痛医脚，脚痛医头”。因为它把人体当作了一个整体，就连足底按摩也能诊治人的五脏六腑。下面这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有个小孩生病，父亲带他去医院诊治，医生诊断说：“孩子肚子里有虫，把虫子打下来病就好了。”但是，按照医嘱一连几天服用打虫药，却没能打下一条虫子。父亲一急，带着孩子到乡下看了中医。老郎中问明孩子的病由，说：“不要紧，只是吃打虫药的时间不对，你现在改一下，在下个月的上旬给孩子照服原来西医给的药，保管药到虫驱。”父亲将信将疑地给孩子试服，第二天果真打下一条大虫子。父亲便问老郎中：“同用一种药，一样的用量，只是时间不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老郎中回答说：“西医只是从这种药能不能药死虫子的思路来考虑问题，而中医则是从整体上把握虫子在人体内的活动规律，从虫子什么时候一定会吃上药的思路上去解决问题。每月上旬，虫头朝上活动，容易受药，所以打虫效果极佳。”所以吴阶平说：西医是治人的病，而中医是治病的人。这话说得非常深刻。
对企业的改造亦如此。我们发现许多作人力资源规划的人，按照西方HR理论学说，严格按照岗位测评与定岗定员的方法为企业进行规划，强调根据组织的扁平化原则来设计层级。这自然没有错，的确起到了降低成本和增加工效的作用。我们且不说每一个岗的设计是否科学，作为企业高管人员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你减下来的人员往哪儿放？人力资源专家说，对不起，那不是我的事了。我就是做这一块的，至于这些人分到什么地方，那不是我的责任。他们恰恰忘了，在西方发达国家，有着相当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中国目前还不完善。这关系着多少人的身家性命啊！所以不少单纯按照西方那一套作的人力资源规划，结果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要么一开始就被束之高阁，要么是半途而废。就连时尚一时的流程再造也是毁誉参半，所以才出现了“洋管理水土不服”的说法。
那么究竟什么是大，什么是整体，什么是全局，这要因人、因事、因时而异。也就是说这个大局或整体对每个人每个时期是不一样的。总的来说是把握总体目标，把握基本原则，掌握事物之间的辩证关系和发展方向。小中不是不能见大，甚至也能做大。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就把游击战这种战术性的打法提高到战略的高度来研究和运用，形成了人民战争的伟大理论；而改革开放后的温州人能够不拒其细，竟然把一个小纽扣做成了大买卖，这就是中国文化中大和小的辩证法。
周易的整体思维
二、整体思维模式
1。周易的整体思维
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