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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想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虑：一是社会本身在进步，社会进步、科学发展到今天，一个基本趋势就是越来越要求基本的知识积累。所以，你不能因为历史上某个时代没有博士，现在也不能要求博士，如果这样要求的话，孔子大学都没上过，是不是我们干脆连大学毕业的要求都可以不要呢？这样的思维忽略了科学的进步已越来越形成一些规范性的东西，学位要求实际上意味着后来的人必须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再说句玩笑话，古代人连裤子都不穿，我们现在是不是也不要穿裤子呢？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历史套现实。华罗庚是数学大师，没有上过大学，这是事实。但今天，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要成为华罗庚恐怕是没有希望了。我们不能再让数学家从一麻袋一麻袋的业余数学爱好者的来信中挑选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了。
龙希成：的确是这样。美国联邦党人潘恩讲过，人在小时候吃奶，难道长大以后就不能吃肉吗？
张维迎：第二，特殊人才要靠特殊手段去发现。这种特殊的手段一定要和通常的手段不太一样。但是，假如说首先没有这些通常的手段，那我们怎么去选人？每年申请到北大教书的可能有成千上万，谁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来选定这些人？所以学位要求可以看做是一个初选，把范围限定到一定的程度后，选人的工作量就大大降低。至于特殊人才，他会有特殊的办法冒出来，但是特殊就得要拿出特殊的东西来看。你不能说自己没有博士学位也会有大成就，那请拿出你的大成就来，给人去评评。如果拿不出大成就，只是嘴上认为自己有这种才能，那不行！
赵晓：制度通常是适应于一般情况的，特殊情况需采用特殊制度。
张维迎：可以这样来思考通例与特例的问题。在统计学上，有第一类错误和第二类错误的区分，第一类错误就是我们可能接受一个错误的东西，第二类错误是我们可能拒绝一个正确的东西。这两者都意味着犯错误。那我们就对这两个进行权衡。我们现在的办法，包括对学位的要求，可能会拒绝一些优秀的人，但是犯这个错误的可能性，远远比没有这个要求之后，接受错误的人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所以，我们的办法就是合理的。对特殊的人才，我们只能用特殊手段去选拔，但这些特殊手段也只能作为通常手段的补充而不是主流。
法律上，一种主张叫“无罪推定”。按此规则，有时候一些罪犯你没有办法证明他有罪，结果他就成了漏网之鱼。但是这个制度比“有罪推定”好。因为“有罪推定”先假定你有罪，除非你证明你无罪才会被释放。但你证明起来很困难，这样很多的人会受冤枉。相比较而言，还是“无罪推定”的制度为优。这样的智慧也应该是我们考虑通例与特例时的智慧。
古往今来，人类社会可以说没有一个制度是完美无缺的。人类的智慧在于懂得去选择相对最优的制度。相比于把特例当通例的办法，北大的解决办法更优。
赵晓：看来，大学的改革也像其他改革一样，制度创新不存在最优（optimal），只能选择次优（Second Best）。
张维迎：没有最优就选择次优。我们作选择，只能在几种备选方案中去选。
放弃学位要求，可能把没有学位的人选上，但是可能把很不优秀的人选得更多，代价太大。
赵晓：讨论至此，我想我们应该能同意，单纯指责一种改革方案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真的是不够，你得说出备选方案更优，才有替代已有方案的可能。
张维迎：所有制度都只能针对通常情况，因此必然有其缺陷，但我们还可以通过针对特例制定专门条文的办法减少缺陷。
比如，对于特殊人才，北大方案规定，特别优秀的人可以不受学历、年限的限制破格录用、提拔。这意味着对于无博士学位的人，方案并没有一概排除在外。方案把这个写成例外，是为了在执行起来严格要求，免得把太多不合格的人选进来。
你说你就是只有小学毕业的钱穆，那很好啊！我相信钱穆按现在的改革方案，一定能当北大教授。但是，有太多的人以为自己是钱穆了。遗憾得很，钱穆在一个小学校教书，都能做出那么伟大的成就，我们许多人在大学那么多年都做不出像样的成就来，那你有什么资格跟钱先生攀比？
第四章 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
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
原标题为“张维迎教授关于大学及大学改革系列谈话录（之三）”，载《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10月23日。
对于一个大学或者任何一个以创造知识为目的的组织来说，学术自由都是非常重要
的，伟大的思想无不来源于自由的探索。学术自由为什么存在这么大的问题？从大的方面，跟宏观制度环境肯定是有关系的。但是，对学术自由的限制也可能来自教授队伍自身。在我们现有的制度下，即使没有政府的限制、没有学校当局的限制，也还有“家长”的限制。在“近亲繁殖”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也与学者队伍的水平有关。古人言“艺高人胆大”，就是只有武艺高的人胆子才会大；武艺不高，胆子就大不起来。学术水平不高的人不仅自己胆子小，而且往往喜欢给别人扣政治帽子，用不正当的手段与人竞争。所以，有利于提高教授学术水平的制度客观上都有利于学术自由。
学校的官本位，除了激励制度的扭曲外，还与学术规范和学者的水平有关。如果没有好的学科规范，学术成就不能有效比较，评价一个人是否优秀的标准只能寻求学术之外的标准。毕竟，官本位还有一个序列。一般来说，学术水平越低的人，官本位思想越严重。
改革的过程也就是学术标准建立的过程，因为学术标准是内生的。学术评价只能是同行评价，学术标准一定是高水平的学者建立起来的，从学术的行政管理角度来讲，最重要的是尽量做到程序公正。
4。1 终身教职的设计：选拔优秀人才还是保障学术自由？
终身教职的设计：选拔优秀人才还是保障学术自由？
赵晓：终身教职看来是不能随便给的。实际上，它更多地应被理解为是激励机制，即形成一种竞争的压力。也就是说，你只有表现得特别优秀，才能获得这个终身教职。
张维迎：事实上，这个制度非常重要。终身教职并不仅仅是有些人所理解的为了“
保障学术自由”的问题。终身教职加上“末位淘汰制度”，更重要是可使在位的人有可能去选最优秀的人，否则人人都搞“武大郎开店”，没有人愿费心去选优秀的人来。特别是当他招来的人可能威胁到他的位置时，他就更不会有积极性去选比他更优秀的人。
事实上，有权在招聘和晋升中有发言权的一定是终身教授，不可能是没有拿到终身教职的人。这是法律上的“回避原则”的一个应用。这个话反过来说，一定要有一部分人是终身教授，他才有积极性和有压力招来优秀的人，才能保证学校不断地新陈代谢。但能否做到这一点，完全取决于合理的大学制度安排。
赵晓：也就是说，大学必须设计一种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使得在位者选人的激励和学校的目标一致起来，才能保证达到大学的目标。但你已经提到了“学术自由”，也就是终身教职可避免教师不受政治影响的角度。学术自由的考虑也很重要吧。选优秀人才与保障优秀人才的学术自由这两个在终身教职的制度设计中哪一个更重要？
张维迎：选人更重要。保证选上优秀的人才，保证选人的人不“武大郎开店”，这是最重要的。
赵晓：那保证学术自由呢？
张维迎：学术自由很重要。但是学术自由并非一般人理解的那么简单。中国大学过去都是铁饭碗，甚至全社会特别是国有企业都是铁饭碗，有学术自由吗？很显然没有，甚至谈不上有个人自由和言论自由。很显然的一点，并非位置终身了就会有学术自由，学术自由受到很多方面的限制，涉及的因素非常多。［但不要把现在讲的“终身教职”与“铁饭碗”等同，前者是给合格者的特权（privilege），后者是每个人的权利（rights）］。
对于一个大学或者任何一个创造知识的地方来说，学术自由都是非常重要的，伟大的思想无不来源于自由的探索。这个道理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大家就都明白。大家这么强调学术自由，无非是感到学术不自由，或者学术自由事实上受到了威胁。那么我们就该想想，中国人的学术自由为什么存在这么大的问题？从大的方面看，跟宏观制度环境肯定是有关系的，就是说学术自由可能来自政府对于学术自由的限制，可能来自学校行政当局的限制，以及目前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某些限制等，但是一般人可能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学术自由的限制也可能来自教授队伍自身。
很多人会很惊讶，怎么会来自自身限制呢？但事实如此。洪堡曾说过这样的话：“学术自由不仅会受到政府的威胁，还会受到学术组织本身的威胁，这些组织一开始有一种特定的观点，然后就倾向于压制其他观点的兴起。”对科学创造最大的阻碍常常来自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学者，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已经有了自己的学术框架，容不得新的思想出现，任何新的思想都被看成是对他的挑战。这在全国许多科研机构都是这样，在“家族制”普遍的高校尤其如此。
你们能够想像吗？在我们现有的制度下，即使没有政府的限制、没有学校当局的限制，也还有“家长”的限制。你想想，在婆婆面前，你老是个小媳妇，你能自由地思想和进行学术研究吗？自由创造的前提是自由思想。当你在你的老师面前，想提出一个跟老师不一样的观点的时候，你预期将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他十有八九会不喜欢你，极端的时候甚至可能限制你，或跟你闹翻了。中国高校目前对学术自由的限制很大部分是来自这个。这也是我们必须破除“近亲繁殖”的原因之一，因为在“近亲繁殖”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有些人很热衷于谈学术自由，但又反对不留自己的毕业生的改革，这是自相矛盾的。
如果有些人把学术自由理解成喊政治口号，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我的经历以及我这些年的观察表明，我相信目前外界对学术自由的限制可能小于学校体制内部本身对你的限制。尽管存在一些禁区，但仍然有太多非禁区，是我们自己束缚自己拿不出研究成果来。经济学领域就是这样。
那么从学校来讲，我们怎样来创造一个制度保证学术自由呢？“Tenuretrack”的制度是一个方面。当你拿到Tenure，如果你没有明显过错，任何学校当局都不能因为不同意你的观点而解雇你，从行政方面讲，校长没有权利开除一个因为观点跟他相左或者是他不喜欢的人，这样你才有学术自由。但这个制度的目的，首先在于选择最优秀的老师队伍。
龙希成：大学不能留本校毕业生，原来还有学术自由的考虑。
张维迎：对。就是说学术思想只有在开放、竞争的环境下，才会有自由。
所以有出息的孩子都是离开父母之后，才变得有出息的。父母在的时候孩子始终是长不大的。
看看中国人文历史，都是人才出现流动以后，学术思想创造才会出现。好比说我现在坐在这儿，我很自由，但如果在我父母身边，情况会完全不同。我再举一个例子。我过去跟一位老师在一起，这位老师很好心，经常提醒我：“维迎啊，你说话注意点，你会吃亏的。”为什么？他说你这样说话会得罪上边，因为跟主流意识形态不一样。我现在感到自由，是因为这样的老师在我身边很少了。
哈佛大学前校长陆登庭说过这样一段话：“除非大多数年轻教师在试用期内就离开学校到其他地方去谋职，允许学校每年都不断地聘用新的年轻教师，这些人把他们的新思想和他们受到的最新培训带到学校来，否则学校就会很快变得停滞不前。理想的状况是学校各级人员不断更新，在许多领域知识变化迅速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重要。”
4。2 学术水平与学术自由
学术水平与学术自由
赵晓：学术自由还与什么有关？
张维迎：学术自由也与学者本人的水平有关。追求学术自由是智者的天性，而“政治上正确”是庸才最好的保护伞。中国有句古话“艺高人胆大”，就是只有武艺高的人胆子
才会大；武艺不高，胆子就大不起来。我们都知道北大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是一个非常敢讲真话的学者，为什么？因为他水平高。如果我们有一半的教授能达到类似钱理群这样的水平，你要让他不自由也不可能。水平不高的人不仅自己胆子小，而且往往喜欢给别人扣政治帽子，用不正当的手段与人竞争。所以，有利于提高教授学术水平的制度客观上都有利于学术自由。
当然，我们不能把“学术自由”理解成学者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任何行业都有行规，学术自由不是说老师想开什么课就开什么课。全世界没有一个大学说老师想开什么课就开什么课。美国的大学的许多课程编号甚至几十年不变。你要开新的课得要有一个程序，这个课要经过一个委员会（faculty）的讨论，系主任的批准，你才能开。因为你必须对得起学生，而不是自我欣赏，自己爱怎么讲就怎么讲。
学术自由也不能违反学术的基本规范。好比说，人家都讲1＋1=2，你说我要自由，非要1＋1=3。这不能叫自由。
赵晓：总结起来就是，光讲学术自由，不讲学术规范有偏颇，实际上是对自由的滥用。
张维迎：就是说我有挥拳头的自由，但我不能打着你的鼻子。学术规范也是这样，如果一个学者不承认大家认可的基本的研究方法和规范，这样的“学术自由”便是伪学术自由，是对学术自由的滥用。
赵晓：学术自由的目的不是因“自由”的名词好听，而是为了更好的思想与学术创造。
张维迎：这个很重要。学术自由与大学的逻辑是相一致的，是为了创造知识，为社会创造价值，而不是为自由而自由，学校也不能追求自由最大化，而应该追求创造知识、为社会贡献最大化。
赵晓：归根结底，自由氛围能使学者更好地创造，与此同时还要辅之以学术规范。
张维迎：我们为什么强调教授要有更多的自由，这个自由比我们一般的行政机关要大得多？教授一般上下班都比较自由，行政官员、国家干部上下班能自由吗？那不行。给教授自由，不是因为教授学历高、知识水平高，就可以搞特殊，而是考虑到知识生产的特殊性，教授自由上下班更有助于他的学术成就，也就是说，自由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大学的逻辑，完成大学的理想。
赵晓：这头让教授比行政官员更有自由，但是那头严格要求你出知识产品。这里，自由仍然是相对的，因为权利须与义务相对应。教授的自由越大，其学术规范必然越严格。
张维迎：没有无约束的自由，也没有无自由的约束。
4。3 学术水平与“官本位”
学术水平与“官本位”
赵晓：我想关于学术自由，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官本位与学术自由也很有关系。现在大家都在谈这个问题，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张维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中国，行政本位、官本位相当严重。中
国历史上长期只有一个官僚（hierarchy）的激励制度，官位成了惟一度量个人成就的标准。分房子、发工资，什么待遇都是按照行政级别来划分的。
但我想强调的是，学校的官本位，除了激励制度的扭曲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是内生的，与学术规范有关，与学者水平有关。
在中国，因为缺乏好的学科规范，学术成就不能有效比较，学者之间就不可能相互欣赏。这样一来，做学术的人常常会感到很无聊。到头来评价一个人是否优秀的标准只能寻求学术之外的标准。毕竟，人家官本位还有一个序列，还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可比较，而学术却没有标准，那就只能套用官本位来比较了。
在高校，什么样的人最重视当官？什么样的人官本位的观念最强？一般来说是学术水平越低的人，官本位思想越严重。反过来，高水平的学者通常很自信，很欣赏自己创造的成就，对当官反而不太容易看得上，更喜欢以自己的创造，自己的学术成就来衡量自己的地位。在一个系或一个学院中，真正高水平的教授，他还会在乎当什么系主任、院长吗？像我们北大的季羡林教授，他才不在乎当什么官呢！在美国的优秀大学，院系行政职务常常要靠轮流，因为谁都不想干那个活，那是服务别人的事，伺候别人的事，还影响学术研究，没人愿意干。而低水平的学者则不同，他在学术上竞争不过别人，就拼命找一些其他的关系来压制别人，如靠行政级别来提高知名度。如果大家水平都低，社会上就只能根据职位来推定学术水平，大家就会拼命去争当“官”，这样一来更没有人热心搞学问了。
中国大学的好多教授喜欢“占摊儿”，所以大学里各种研究中心、研究所林立，但很少有取得出类拔萃的研究成就的。其实这部分也反映出教师队伍学术水平低的状况，没有研究成就奉献社会，就只能用头衔闯江湖。
我做过一些研究，发现几乎任何组织都是这样：一个组织越是水平低的人多，就越是着迷于内部权力斗争。水平越高的人忙着去创造价值，水平越低的人忙着去分配。官本位会伤害学术研究。高校的官本位只能把大家的精力引向分配，而不是创造价值。
因此，破除中国大学的官本位逻辑，必须回归到大学的逻辑，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提高教授的水准，而这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