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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问题是校长本身的任期。在一个组织当中，最高首领的任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般来说任期太短的话，他没有办法去实现自己的理念和战略。有好多决策的效果是滞后的，今天做了一个决策，也许5年之后或10年之后才会出效果。比如说你要筹集一笔资金的话，在美国，从你第一次与可能的捐款人接触到捐款的人签约平均都需要八年时间。任期过短，会导致的一个问题是校长追求短期利益，只考虑他在任期上有什么花招出来就可以了，而不考虑学校的长期发展，所以校长的任期应该适当长一些，一般应在八年或十年以上。哈佛大学从1609年算起，快400年了，到现在是第27任校长。北大才105年的历史，现在到了第30任校长。校长也可以多次连任，只要他干的好，几十年都可以；干得不好就该辞职。在一个好的制度下，大家脸皮都比较薄，自尊心都比较强，看着不行自己就不干了，也不会赖着不走。
以后要有一个职业化的校长市场，大学的管理必须职业化，而不能业余化。我们不要太相信所谓的“双肩挑”，即既搞研究又当校长。院系领导可以是双肩挑，但大学校长绝对不能“双肩挑”。大学校长是大学的CEO，也是一个公众人物，要全心身投入大学的管理工作，树立好大学的社会形象，业余化（parttime）是干不好事情的。不要说校长，副校长也应该是全职的行政管理者。比如说一个好的教授当了副校长，管理学术事务，你不能说“对不起，我还要继续搞我的研究”，这是逃避责任。你要选择这个位置，就必须放弃你的研究工作。你不能说当了校长了还要忙着自己发表学术论文。考核校长业绩要看学校教授总共发了多少篇论文，而不是校长本人发表了多少论文。你发的文章再多，如果这个学校越来越糟糕，那你就是一个不称职的校长。你在什么位置上就得干什么事，这是一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有些人当了几年校长，又想回到学术上来，那就应该辞去校长职务，再当教授，而不是一边当校长一边当教授。
大学校长和政府官员是不一样的，适合当校长的人通常不适合当政府官员，除非他当总统。校长是一个很具有个性化的职业，校长要在重大问题上表示自己的观点，要有自己的看法。我们现在的校长和一般的官员一样，有行政级别，这是很有问题的。有的人当校长不是为了搞好学校，而是把校长当作一个跳板，期待着进一步的提升，这对学校的发展不利。你在这个位置上想着那个位置，怎么会有心思把这个位置上的事情做好？
1。9 大学的文化
大学的文化
大学治理当中，我想，很大一部分就是大学的文化。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可能完全按照写下来的规矩治理好的。世界是不确定的，有好多事情是没有办法预料到的，所以我们经常要走一步看一步，要用文化来弥补正式规则的漏洞。
大学的文化对于实现大学的理念非常重要，包括我们说的校长的权威，都需要文化的支持。校长的权力如果不能得到教授们在文化上的认可的话，那事情就没有办法做了。有人对现在的校长有没有权利改革大学提出质疑，这就是个文化问题。如果大家认为校长没有权利改革，那我们就只能循规蹈矩，不可能有大的进步，更不要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了，所以这个文化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大学必须有它的核心文化。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一个规则，一个游戏规则，一个非正式的行为规范。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办，这就是文化。文化是潜移默化、心照不宣、人人都明白，又谁都讲不清楚的东西。文化是一种理念，一种信仰。如果我们说大学的理念就是创造知识，传承人类文明，这就是一种信仰。这个信仰要达到什么程度？信仰要达到把探索未知世界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如果不能在研究方面做出成就，就有一种犯罪感；如果我不是优秀的话，就不配当教授。如果一个大学中，谁评上教授就感谢别人，谁没有评上就怨别人，这是糟糕透顶的文化。文化是一种行为方式，不是一个口号。如果我们嘴上说的一套，实际上干的是另一套，那叫什么文化？口号很重要，但口号并不等于文化，文化必须是一种实际行为。
我们来看看北大。北大的文化是什么？首先是“思想自由”，各种理念和思想都可以受到挑战和检验。无论作为规则、信仰，还是作为行为方式，这一点在北大做得还是不错的。在北大很少有一个人的观点被别人告发并以为反动，这在中国的其他大学或许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在北大利用政治运动来诬陷别人，这个人在北大是很难有威信的。北大就是这样，你的观点偏激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共识，从校领导到一般的教授都有。第二是“兼容并包”。这一点我觉得做得也还可以。但我认为北大的文化除了这两点之外，还应该有一点是“追求卓越”，否则思想自由干什么，兼容并包干什么？我们不是为了自由而自由，给你自由是要你创造知识。但说实话，我觉得在这方面并没有真的成为我们的文化。如果真的成为我们的文化，我想北大的改革方案就不应该受到那么多的非议。追求卓越不仅意味着做到最好，而且意味着尽可能更好。像我刚才讲的，如果真的是“追求卓越”，我觉得自己不优秀，在中国达不到最高的水平，北大不接受我是很自然的，我就应该主动离开。我为什么来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我希望这个地方是优秀人才聚集的地方。如果我不优秀我就应该走。如果不优秀也认为自己有资格呆在这个地方的人占有很大比例的话，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追求卓越不是我们的文化。这是我的看法。我们宣传北大文化，谈北大文化，三个方面都应该完整地包括进来。如果仅仅强调“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我觉得是不全面的，割裂了我们北大的精神。为什么不给农民和工人像教授这么多的自由？不给政府官员这么多的自由？我比别人有更多的自由不是因为我天生就应该享有这个特权，而是因为我要用自由来创造知识，为人类知识的积累做出贡献。比如说，教授可以自由上下班，是因为学术灵感没有上下班，有时候，半夜三更灵感来了，就起来工作直到天亮，然后再睡觉。
一个优秀的大学，它的文化应该是不断地反思和创新。任何一个组织，有再伟大的理念，在操作过程中都可能有偏离。所以你要不断地去检查你是不是偏离了这个方向，大学尤其如此。大学在追求卓越、创造知识的时候可能会有迷茫，有时候我们可能为短期利益、为金钱所诱惑，有时候可能一部分人创造了知识之后就阻挡了这个大学的进步，使这个大学偏离方向。这都是偏离我们的理念的，那我们就要不断地去纠正它。所以大学的改革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反思的过程。具体来讲，比如我们来看北大的校办产业，还有清华，许多学校都有校办产业。一个问题就是它是不是偏离了我们大学的理念？也许它最初是有利于这个大学理念的实现，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如果它已经开始不再有利于大学理念的实现，而是可能对大学的理念有害，有负面的作用，那我们就要采取措施去解决。
1。10 竞争还是管制？
竞争还是管制？
最后我们要谈到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这是大学治理的重要方面。大学作为一个非盈利性的组织，没有股东承担责任，也没有破产的威胁，究竟应该有些什么样的外部控制，保证它不偏离社会赋予它的目标？
大致来说，外部对大学的控制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政府对大学的直接管制；另一种是通过大学之间的竞争形成的声誉约束。我们现在的体制过多地依赖于政府的直接管制，而不是利用大学之间的竞争来约束大学的行为。但世界的经验证明，竞争，而不是政府管制，才是推动大学健康发展的有效力量，实现大学理念的保证。
欧洲的大学是最古老的，数个世纪来一直是西方文明的珍宝，对现代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美国的大学制度是从欧洲引进的，但在过去100年里，特别是二战以来，欧洲的大学被美国的大学远远抛在后面，无论在科学研究方面还是人才培养方面，美国的大学都远胜欧洲的大学。比如，以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包括物理、化学和生物医学三项）的数量来看，1921～1930年的十年间，欧洲有23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美国仅有4位；但到1989～1998年的十年间，欧洲总共仅有13位获奖者，而美国有26位。二战前是大量的美国学生去欧洲留学，而今天欧洲到美国的留学人数是美国在欧洲留学人数的两倍半，另外，还有大量的欧洲学者移民美国。为什么欧洲的大学越来越弱而美国的大学越来越强？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亨利？汉斯曼的研究表明，最主要的不在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在于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最重要的原因是欧洲的大学是国家垄断的，政府管得太多，而美国的大学是高度竞争化的。在竞争的制度下，一个大学要发展，吸引优秀的老师和学生，就要不断地提高质量。有竞争，优秀的人才才会得到公正的评价，才会有更充分的学术自由。如果所有学校都由一个政府机构来管制，就很难有真正的学术自由。有竞争的话，如果你表达的观点在一个地方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有另外的地方可以去，所以每个地方都变得更为宽容，教授就可以享有更多的自由。竞争也为学者提供了创造知识的激励，因为越优秀的学者就越能得到好的待遇和高的职位；竞争引起人才流动，而人才流动会激发每个人的创造力。这就是美国的大学能够主导世界的重要原因。
再想想我们中国，如果我们只想在政府高度控制下通过投入更多的钱去办好大学，是不太可能的。其实真正能够促进大学发展的是大学之间的竞争，是市场化的竞争，是品牌的竞争。为了促进竞争，政府必须放松对大学的管制，应该给大学更多的自由。现在政府部门担心放松管制之后，大学可能乱来，如卖文凭，乱收学费。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但我们应该看到，现在大学不重视自己的声誉正是政府管制的产物，因为管制保护了落后。为什么美国的大学比欧洲的大学更重视自己的品牌，因为美国竞争激烈，品牌最重要。欧洲的大学只要讨好政府就行，而美国的大学必须以声誉求生存、求发展，所以美国大学形成那么多优秀的品牌大学。如果真的改革之后，真正优秀的教授们占据了教员岗位，大学有了办学的自主权，它对品牌的重视程度比政府要高得多。
一旦没有了竞争，大学就会演变成人们寻租的场所，而不是追求创新的学术圣地。用政府“选美”的办法也无济于事。政府管理大学一定是按照三流大学的标准去管，那么一流大学也变成三流了，就在同一个层次上姗姗而行。所以一定要有竞争。
特别是要从终端导入竞争，只靠政府从上面引入还不够。比如我们只审查谁够不够资格带博士生，是没有办法控制博士生的质量的。博士的质量一定要终端来控制，像我前面讲到的，如果一个博士在找工作的时候只有水平高才能找到工作，就没有必要评博士生导师了。教授、副教授、讲师都可以带博士，只要水平高有人愿意报就行。如果你不在终端市场上竞争，那么自然你就只能依靠上游的程序控制了，比如谁能念博士谁不能念，谁能带博士谁不能带，上几门课，等等，这是不能培养出好的博士的。不留本校的博士，打破近亲繁殖，将会对研究生的培养制度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在这种制度下博导制度就可以废除。理论上讲，任何有资格当教员的人都应该有资格指导博士生。现在的博导制度意味着我们承认许多教员是不合格的。
现在博士生的入学程序似乎控制很严，对博士导师资格的审查也很严，但实际上博士招的很滥，数量太多，质量太差。美国的大学招博士是很谨慎的，因为它要根据需求定供给，要保证质量，不能用水货冲击学术市场。北大的博士出来，我认为基本就应该是一条出路，就是去其他的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如果北大是为了培养当官的或是为了培养商人而培养博士，我想那就堕落了。当然了，我不是说毕业了一定在学校工作，我只是说我们培养的目标应该是这样。如果我们的博士毕业去了企业界，我就认为这是我们的失败，当然我也欢送你，但是你是我们的一个次品，培养出的博士只有次品才到那里去，正品都到学校去了，到研究机关去了。大家说这个目标一下子达到不了，但这就是事在人为，这是一种大学的理念。
还有一点就是：只有竞争之后学术规范才会形成。现在讨论北大改革，大家说要有学术规范才行，这是对的。但学术规范是在竞争当中形成的，不是谁事前可以规定的。一个人发表多少文章才够当教授，是教授说了算的，不同的行业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反对一个统一规定，包括文科规定几篇。就是同为社会科学，不同领域之间的差别也很大，就像有些地是种土豆的，有些地是种芝麻的，种土豆的亩产上万斤，种芝麻的亩产只有几十斤，你怎么能说亩产超过多少斤就可以当教授，那种土豆的太容易了，种芝麻的永远也当不了。理科尤其是这样，有的专业一年发几十篇文章是很正常的，有些专业一年发一篇文章就已经是非常优秀的了。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观点，我比较同意：各个专业都应该按照它自己的专业标准，比如你所在的专业，国际上最优秀的大学里的教授平均一年发几篇文章，国内最优秀教授平均是几篇，在这个基础上制定出一个自己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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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来讲，我今天讲的是：由于知识传授和知识生产的特点，决定了大学不适合作为一个盈利性组织存在，大学不可能有股东，大学是一个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大学的业绩表现影响每个人的利益，但没有人对大学负完全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大学理念的实现，如何保证大学真正为社会创造价值，如何保证大学里工作的人不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损害大学的长远目标，就成为大学治理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在我看来，最关键的是教师队伍的质量。只有当教师队伍是由最具有学术兴趣、最具有创造力的人组成的时候，大学才会有真正的学术自由，才会追求卓越，才会注重自己的名声。试用期基础上的终身教职制度是保证大学教师队伍质量的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大学不能以教授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教授治校的权力应该主要限于大学的学术事务。更准确地讲，大学应该是“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如果我们能准确地理解这句话的含义的话。大学应该有一个良好的组织文化，大学之间应该有充分的竞争，靠政府管制不可能办成优秀的大学。
第二章 大学的逻辑与大学的改革
大学的逻辑与北大改革
原标题为“张维迎教授关于大学及大学改革系列谈话录（之一）”，载《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10月9日。
北大的改革，是真正按照大学的逻辑改革大学。大学的理念是为人类创造知识，传
授知识，传承人类文明，推动社会进步。实现这一理念的最重要条件是，大学的教师队伍是由真正对研究和教学有特殊偏好、最具创造力、最能做出原创性研究成果的学者组成，并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为此，大学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治理结构，其中，教师的聘任和晋升制度是最重要的方面之一。
中国大学存在的“高分低能”现象，主要不是教学方法问题，而是教员素质问题。教师不创造知识，就很难培养出具有良好研究能力的学生。
要实现大学理念，必须对中国的大学管理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大学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二是大学内部的治理结构。政府高度管制、政府主导的大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更不可能是真正的研究型大学。学术上的近亲繁殖导致了大学的“家族化”，家族化的大学不仅有内部的等级体系，而且对外来的人有很强的排斥力。学术自由和平等的学术交流是根本不可能的。
社会改革与修理机器不同，只能在行进中进行，而不可能用休克疗法。改革成功的关键是找好“突破口”，先“牵”一“发”而后动全身。教师人事体制改革作为大学改革的“突破口”，即合理又可行，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每一个大学的校长都应该是一个改革家，要有改革的勇气和魄力。
龙希成：自今年5月北京大学推出《教师聘任和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以来，社会上有很多讨论，有的争论很激烈，到后来似乎批评的声音更多一些。讨论中涉及的问题很多，包括大学的官本位问题，教授治校还是官员治校的问题，行政改革与教师体制改革谁先谁后的问题，学术自由的问题，评价教员的学术标准问题（特别是要不要引入校外评鉴甚至国际评鉴的问题），中国的文史哲与国际学术在评鉴标准上可不可比的问题，中国大学应不应该引进外国好的大学管理模式的问题，要不要留本校毕业生的问题，方案对中青年教师是否公平的问题，方案合法性依据的问题，大学应该如何对教员管理的问题，要不要有追求“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的问题等等；甚至大家还讨论到这次推进改革的方式，是要采取邓小平式的“不争论”还是采取目前这种公开讨论的“商议式民主”。
张教授，大家都知道你是这次北大教师制度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你虽然有一个关于《方案》的近三万字的《说明》，但在经过这么多讨论——有些包含对《方案》和《说明》本身的误读——之后，社会上仍然很关心你对于所有这些有关大学改革问题的思考。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