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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怀老及五种人（3）
文人
梁漱溟先生自言不善或作文，或不喜舞文弄墨。至于原因，我忘了原话，无非“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吧。他大概看不惯历来的文人心眼活、笔头灵、说漂亮话太容易了。此事想必与家风有关——基因也说不定。梁先生的尊人巨川先生晚年忧愤国事，于1918年自沉于积水潭，遗书中有“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並将唤起新也”。据说巨川先生平日好读兵书与贤臣奏章，他的文字我所见不多，的确满目风骨，质胜于文。父子二人看来都属于较纯粹的仁人。不过像这种单一的人格构成并不普遍，传统读书人多为仁人与文人两套甚至多套人格及价值的组合。至于组合的方式和效果，那又因时地因人事而异了。文老曾“以后人身份”祭拜过的文山先生，就是典型的二合一。《宋史》说文天祥“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显然有过一段满载风光风月的生命。但当风云变色、大厦将倾之际，他亦能慷慨许国，从容就义，“文质彬彬”（用孔子原意）地加入了《正气歌》中那支高贵的行列。
至于“仁人”与“文人”在文老那儿的配比，我看三七开只多不少。无论从天性、禀赋、修养哪方面说，他都更适合做个“锦绣才子”。 他的女弟子“空林子”在贺寿长诗中赞他“雄奇”、“百炼灵均骨”，着实可笑——也许摆弄旧体诗还没纯熟到不被旧诗俗套摆弄的地步吧。但其中有几句说得应该*不离十：
自小浑无赖，迩来尤不羁。
登堂声赫赫，踞座色嬉嬉。
漫惹佳人顾，休言儒者仪。
往来如酒醉，谈笑忘身疲。10
前面说过文老是热闹场中人，此处略加补充：这类人一般打小就没正型，能跳窗户就不走门；跳窗户时间长了，就会跳出“非阡非陌”的别才；这别才跟笔墨一结合，便生成才子；才子赶上口齿伶俐却又心性亢躁，就会去精英俱乐部做“妙人”，也就是弄臣或宠物。“妙人”最善于在语言文字后面玩“躲猫猫”，玩得比真猫咪都可爱，别说“佳人”看得要眉花眼笑了，就是汉子们争官争烦了，抢钱抢累了，也会凑过来开心。文老这类文人不是人生的荒山中为时代摩崖造像的斧凿，而是浮世的绸缎上忙进忙出的绣花针——以为自己在针砭时弊也说不定呢。
传统文人必修的诗词书画，文老样样拿得起来——他那辈文人拿不起来的还真不多。面对写字不是多一撇就是少一捺的文艺新生代，他不是“大师”又是什么？不过作为文人，除了1950年代的屈原今译，他在文艺上就再没做过多少有份量的工作了。这样说，他的门生也许会引禅宗的什么语录指我不“通脱”，因为辩证地看，空就是色，无也是有，没做跟做了是没区别的。平心说，以文老的禀赋做个文人绰绰有余；他的文史素养与曲折经历所合成出的见识，也的确在不少文人之上。他完全可能实现一个优秀文人的人生，但问题是他没实现。文老大概东游西混惯了，走着到时候比坐着的时候多，聊着的时候比写着的时候多，再加上可能早已看破红尘：既然人生如寄，转眼皆空，何不秉烛夜游，向花红柳绿去及时行乐，还搭理南窗下的冷板凳干嘛？所以这些年我们看到的是题词、揭幕、演讲的文老，是神侃、忽悠、信口开河的文老，是左挽高官、右拥美女、迎头闪光灯、顶头聚光灯的文老。在这个程度上，文老可以算作“非典型性文人”——或如有论者所说的“文化江湖”中人了。文老对自己的身后名似乎很有信心，但他的确不曾留下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人生的麻将桌上，谁也不可能把把皆糊。文老挥霍了现在，透支了未来，我打赌他已经见过自己的最后一场焰火。当然了，他还有机会到其他什么文人笔下的传奇故事中延年益寿：在世纪之交的滚滚红尘中，飘过一支杖、两片嘴、几缕悠长的白须——故事可以这么开篇，也不妨这么收尾。
文怀老及五种人（4）
文老和女人的关系值得说说。对于文人来说，女色虽不算必修课，但骚人墨客踊跃选修，坚持自修，盛况反倒超过了悬腕、泼墨、爬格子之类。这其中确有社会分工上的原因：文人长期战斗和工作的人类情感领域，正是理性化或社会化程度不高11的女性早出晚归的生活世界。于是乎他们你发展出亲密的“军民鱼水”关系，就再正常也不过了。文老早年有首歌据说传唱一时，近年演讲时还用它论证过“爱就是奉献”：
窗外海连天，窗内春如海，
人儿带醉态，你醉了吗？
你醉的是甜甜蜜蜜的酒，
我醉的是你那翩翩的风采。
深情比酒甜，你为什么不理解？
美意比酒浓，你为什么不理睬？
我是真爱你！随便你爱与不爱。
以谈情说爱为吃饭的工具，这和让酒鬼当品酒师一样，是普天下最好的工作。文人干这工作干久了，就会形成他们的*人格以及社会对文人的浪漫定义12——文人的身份中因此也多少有了个“情人”的影子。中国的大众对文人的*浪漫一向容忍——或许就希望他们那样也说不定，否则正史中本来规规矩矩的人物怎么上了戏曲舞台、入了通俗小说都纷纷的绯闻不断呢？上世纪的前二十年里，我们今天教科书中那些显赫的名字如梁启超、杨度、陈独秀、胡适等等，都还在花街柳巷演绎古老的名士*。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展开，传统“士林”迅速分化并转型为现代知识或文化部门的五行八作，旧的“士人”也脱了马褂换上西装、中山装，成为现代“人文知识分子”。到40年代，就不大听说谁还在青楼吟诗作赋了。*韵事依然如火如荼，但已换了男女平等的舞台和自由恋爱的天幕，昔日士大夫对倡优的狎玩态度13淡出了现代读书人的标准像。而这狎玩态度，似乎在文老的眼角眉梢有较多残留，例如他创的什么“西（施）学”、认的什么“干妈”，揭幕的什么“历代名媛馆”，都特别像百年前花界与士林联欢会上的节目。而戏剧女演员出国演出送他双旅游纪念品的袜子，被他挥舞着考问同事“知道什么意思吗？请——践——踏——我！”则连薛蟠薛大爷都不如了。文老所出身的旧时代、所浸淫的旧文学，为他的这种行为倾向提供了部分说明。毛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禁欲时代，不幸让文怀老撞上了，本该“春色如海”的壮年时光结果都蹉跎在了牢里。好在文老身份中的江湖成分14保他渡尽劫波，在古稀之年迎来中国性关系的姹紫嫣红好年代。
风月场上，文老要天赋有天赋，要功夫有功夫，横刀立马跟老将黄忠似的，晚辈后生看了固然红眼，但也很开眼，网上鄢子和文章只看到了一面：
文场中人，大多是压抑闷骚的残疾人，文老有资本的张扬洒脱，是很招惹人的。特别是文老气质、才情、风度、口才还很容易让女性动心，这是要让气质造型有残疾的闷骚文人燃烧几千吨妒火的。15
认真地说，文老的甜蜜事业，除了文人间的争风吃醋——比谁最先钻进旗袍超短裙——并非没有别的积极意义。它的确弘扬了财富、权力、地位之外的另类人生意义即男女情爱。16中国古代描写阔小姐爱上穷书生的文艺作品，不少也弘扬了这层意义；其中要数关汉卿《南吕·一枝花》表达得最为肆意，“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向烟花路上走”，算得上才子情郎的《共产党宣言》或《08宪章》了。不愿从女儿队中出列、不想去攀登经济仕途的宝玉，则演绎了这种另类价值被主流价值摧毁的凄婉寓言。文老把一幅不知是原创的还是拿来的对联“一生唯有两行泪，半为苍生半美人”作自己的画像，刨去“苍生”那部分，应当说相当传神。看他“不衫不履”、只入港不入党的一辈子，还真是把裙子当教堂了。当年因男女之事服刑坐牢，险些成为情爱烈士，具体情由虽不清楚，但想必西门庆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邓贵大的可能性。文老周围的人士或机构实在要开发他打造他，则“活宝玉”要比“活屈原”靠谱，因为他身上的怡红公子成分与三闾大夫成分相比，不但数量多而且品质好。
文怀老及五种人（5）
从关汉卿到贾宝玉到文怀沙，无数*才子宣示并践行的怡红快绿精神，在一个合理的社会中自有其正当的位置。承平时期的价值体系应尽可能多元才是。17如果满世界除了贾政就是贾雨村，18如果一个人起床就是博弈做梦还是搏击，如果活这辈子就为争第一、养下一代只为保第二，人在世上走一遭，真是走不走两可。况且赛场上几家欢乐几家愁，有的人怎么也练不成红煞掌，扫荡腿就更不行了，结果永远是被动挨打的角色。这样的角色能不溜出武术馆，投红军一样地投奔艺术、山水、男欢女爱么？因此，一部分甚至绝大部分世人都会感谢诗人，感谢他们对穷乡僻壤的美学开发，让野渡、秋潭、鸡声、茅店一路升值到可以跟总统套房分庭抗礼的地步。世人也会感谢音乐家奇妙的歌声，本来臊眉搭眼的人生失意或失手一旦插上歌声的翅膀立即高升，升得比人生得意或得手还令人羡慕。世人还会感谢情爱小说家乃至卖黄碟的，让他们在别人的缱眷中沉醉，浑然忘却单位书记及其狗腿子长什么样。但大家都不怎么感谢文老，可能是因为老人家懒于著述，没帮大家开心，光顾自己开心了吧。
宝玉的幻灭在于他认为女人是水做的骨肉，到头来却发现除了“从不说混帐话”的黛玉，女人基本也都是泥做的骨肉。大观园中的女人尚且如此，大马路上的女人就更不在话下了。空林子诗中提到的那伙顾盼文老的“佳人”，其中不敢说半个情投意合的黛玉也没有，但估计不少都是花蚊子。19花蚊子吻的是“一张顽石皮”，吸的是皮下的各种社会资源。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时代里，在这样一个丧心病狂的文艺市场中，20在这样一个危若累卵的年龄段上，做一个情种根本就是一个无聊的笑话。文老行走江湖，阅尽人世，对这点心里哪能没数？所以他才会逢场作戏，胡勒什么“西学”；所以他才玩世不恭，二流子似地讲什么“女人可以略输文采，但不能稍逊*”。嬉皮笑脸的背后，可以窥见到炎凉的世态、没多少情趣的交易。
学人
作为学人，文老没有留下多少记录。他亦文亦学的屈骚今译属于正派的劳动，值得尊重。舒芜先生前一向回忆文章21中对文译表现出的不屑，似乎未脱文人相轻的习气。而所述当日臧克家一则恶评即让文老下岗待业，如所言不虚，则正说明当年读书人生存的艰难，视作历史教训可矣。22文老最早的学术工作，当属抗战之后出版的《鲁迅旧诗新诠》。我未能找到此书，现代文学史家袁良骏先生1986年出版的《鲁迅研究史》专辟一节23做了评述，以下是其中的一段：
……1947年冬，重庆文广书店印行了一本名为《鲁迅旧诗新诠》的书，“新诠”了由《自题小像》到《亥年残秋偶做》的四十一首旧诗。如果作者学风端正，治学态度严谨，这本书是可以成为鲁迅诗歌研究的第一本专著的。但由于作者有意“买空卖空”，无意苦心钻研，致使这本所谓“新诠”，纯属“旧套”，只不过是旧诗话中一些陈词滥调的任意搬弄。
我没读过文老原作，不敢遽以袁先生的判断为判断。通过概念、分析、归纳一套达到对事物准确而深入的理解，是现代学术的基本法门。袁先生应属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学者，旧诗话的“羚羊挂角”“烘云托月”之类，应不是他所能满意的。我想袁文批评文作了无新意，大概多少代表了一种现代美学对于旧式品鉴在思辨上的优越感。的确，用一副画面来说明一种诗境，这就像用“红”来解释“赤”，在认识上近乎原地踏步。不过传统诗话好像本来也没把“格物致知”当份内的工作，它更是广义“诗教”附属部分。更何况，在“妙处难与君说”的诗歌领域，掰开了揉碎了的分析方法虽然应该，但未必易行——用铁线描摹氤氲水气，也会反失其真。而旧诗话的作者诉诸直觉，通过比兴把自己的印象或感受传染给读者，或不失为一种没办法的办法。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确多了学术思辨的气质，但探讨“境界”也还是离不开“昨夜西风”“蓦然回首”那些传统手段。就笔者有限的阅读而言，钱钟书、缪钺、叶嘉莹诸先生论诗已颇具社科眼光同时又不乏传统喻象之美。至于文老，他对鲁迅旧诗的诠释，大概应属于旧式赏鉴吧——也就是贾宝玉题咏大观园时贾政手下智囊团的热议。除了这些，文老好像就再没做过别的学术了。不是说文老没有做学者的潜能，但是他没认真开发。那种潜能只能坐在冷板凳上开发，跟在戈壁滩上钻石油差不多，不是谁都愿意去的。花飞燕舞的文艺对“燕堂”（文老室名）先生的确是更称心更顺手的选择，当然也还不是十全十美的选择，例如他就遗憾不能直接“得亲”古代名媛的“芳泽”24——通常文人能“间接”亲近昭君、海伦就都很满足了。
文怀老及五种人（6）
文老弟子李之柔为他开列的学术成就，不少属五个星的“开山”级别——什么“西子学”开山、“宝鸡学”开山、“东方美声学”发轫。“开山”的事就不说它了，要说的是文老很少“入山”，很少把行李卷摊开了放在哪座山上。他只是凭着文史素养好加上脑瓜子活嘴皮子灵，一路欢声笑语游山玩水而已。比他年长的郭沫若、闻一多、沈从文，与他同时的钱钟书、陈梦家、钟敬文，也都是由文人改行做学人，却能带着文人的敏锐、细腻和想象力进入逻辑、因果、类比、假设、推导的学术世界，出来时大包小包，把在地面上留下小坑一样的脚印。与他们相比，文老飘飘若仙，鞋底老是保持八成新。李君向联合国代表报告的文氏学术成就，25除了“西子学”“宝鸡学”这类尚无学人的学界之外，还有“哲学”一项，内容竟是“正清和”外加注解共“三十三字真言”。这样的哲学事业，连“山寨哲学”都未必愿意跟它称兄道弟，更别说一二三级学科的广大哲学工作者了。本来，因体制化、官僚化而日趋僵化的正统学术被来自民间的业余学术顶撞顶撞，从此视野宽些、暮气少些，自然是件好事。怎奈混在后者中的花妖狐魅把好事变成了坏事，也就无怪乎钱理群、葛剑雄等学界名流出来澄清门户，说这位文先生我们从来不认识了。不但学界不欢迎文老入境，他的那班文人旧相识也看不惯他出境：本来这位跟咱几个坐着一边高，站着一边齐，甚至还略矮点儿，怎么东混西混，混得连文坛都搁不下他了呢？这样的话估计李辉从“文化老人”们那里听到不少吧。
盘点文老的“学人”身份，还需要说一说“国学”。据说文老反对“国学”的说法，足见他的见识的确高于不少人。中国混得好的时候从来都是用夏变夷、天下主义，只有混得国将不国时才会缩“国”里偷安。“国剧”“国术”“国学”就属于这样的抗震棚或难民营。那些奄奄待毙的地方戏，也都按着这个思路投靠“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到国粹的标本盒里争一席之地。如今中国国势一路走高，孔子学院都在进军世界，下一步就该文老这样的大师到五洲四海广收男女弟子，桃红李白，莺啼燕啭，让地球沿着“正清和”的“东方大道”自转完了公转。而区区“国学”，就像我们单位附近那座黑不溜秋的“国医院”，哪儿有这样的宏图或愿景呢？
不过换个角度看，“国学”这几年在国内的确又形势大好。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大众对传统文化开始另眼相看。而且这次没等外国观众带头鼓掌，自己就冲上去又搂又抱了。不少青少年扔了托福雅思而做起对子，唱起昆曲。两年前我在西安小雁塔旁边的广场上见一圈人长衫广袖，还以为拍古装电视剧呢，过去一问原来是当地的“汉服运动”在祭三皇五帝，那古色古香而激情澎湃的祭文，比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动人多了。再一打听他们的运动员来自各行各业，以中青年白领为主，其中还有个上高中的小姑娘。再如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雨后春笋似的的高楼大厦，也为“国学”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多少白墙需要行草章草来装点，多少书架需要今典旧典去充实啊。26有个初中毕业后就再没跟书打过交道的熟人搬进豪宅，环顾左右觉得少点什么，于是指着一面墙：“这儿，全他妈码书——就照着毛儿席当年的书房码，码丫线装的！”他们当然不可能去中华书局、上海古籍一本一本淘，于是像文老策划的《四部文明》这样交一次钱就能管半面墙的各类文史套书便大行其道。另外在社会流动以及资金流动的不少关卡，也可以见到“国学”奋勇“攻关”的身影：许多官员已由收受钱财改为收藏书画了，这不但让书家画家受益匪浅，而且连带出文言文、四六句的利好消息。“国学“的好光景当然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自毛时代结束以来，中国官方就再没有过货真价实的官方意识形态，硕果仅存的实用主义根本经不住西方“普世价值”的穷追猛打。民间积极投标的“主义”倒是有不少，从自由主义到民族主义到新左派到麒麟文化，但扒拉来扒拉去，就属“国学”、“新儒家”看着贤惠，虽然不一定能帮多大忙，起码不会添多大乱。于是诵诗、读经、祭孔子、祭黄帝的活动在各级政府的赞许和赞助下红红火火地展开。小沈阳给赵本山磕头这种早该绝迹的举措，官方电视台也当传统美德播放。再有，伴随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剧变，让无数人起伏升沉得就像坐翻滚过山车，无论上去的还是下来的，感觉都像做梦一般、假的一样。无数流浪猫似的心灵需要到《论语》《老子》《心经》的树荫下歇歇脚，回回神。至于那些是上是下还说不准的，就更需要了解阴阳术数、《周易》诸卦了。我有一年在海南的一处黎家寨子里被个道士模样的川人缠住看手相，他说我有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