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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没有大过他的时代，也无须笼罩不属于他的历史。丑化毛固然可鄙，重新神化他也不可取。无论是用毛时代的失败掩饰今天的失败，还是用今天的苦难抵消毛时代的苦难，两种异曲同工的态度都不能持之久远。他的全部遗产包括成败得失，都应成为今天我们强身免疫的补品，成为我们面对现实问题、探讨未来道路的参照。但营养而已，参照而已，毛的理论与实践毕竟是他那个时代许多特定环境下的产物。把老路标重新树立起来，能否将酒吧一条街还原为工农大道，天算非我所知，人算则以为不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在古希腊时代都不容易，今天就更难了。对于重新出发的社会正义，毛不必是当头的红日了，人民群众的旗帜应是人民群众自己。其实，毛的精神最夺目之处，恰恰是为了源头通浚、活水长流而敢教天大的主义退居二线。毛的真正传人，或真正呼吸到他灵魂的人，应具有超越他的志气。
还是回到历史。随着时代的推移，真理原则越来越成为人类衡量是非的一个基本尺度。如今除了对癌症患者隐瞒病情、对敌国探子隐瞒军情，或向受灾群众化名捐款等少数行为外，蓄意篡改乃至编造事实已为常人所不为，贤人所不齿。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为作史立一道德标准，即〃史德〃，说的是〃著书者之心术〃。阴谋史学爱好者的心术，无非为逞一时之快而不择手段。对这种旦暮人生及时行乐之辈，告诉他〃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的道理，无异于给猫咪讲《离骚》。不过替资产阶级的整体长远利益着想，他们对待中国革命的历史，实在应该胸怀再博大些，手脚再干净点。前面说了，历史该变的已大体变完，如果胜利者来到凯旋门下还是地下过街道卖黄碟时的贼眉鼠眼，只怕不是富贵满堂、长宜子孙的好兆势。至于失败的一方，也要勇敢面对历史，正视失败，承认错误，善不掩，恶不隐。已经输得所剩无几，对于大跃进饿死了人、*损失惨重、毛也犯错误这类事实，再连签单的气量都没有，那就真没什么可再输的了。
附记：笔者撰写此文过程中曾向田家英女儿曾自核定有关内容。曾女士在电话中说：失去父亲对她是件痛苦的事情，年龄越大这种越感觉越是强烈。尽管如此，对于一些人出于非毛的目的将田往反毛斗士方向塑造，曾不以为然，因为那不是她感受理解到的真相。此番话让我想起梁漱溟晚年面对众人〃一代直声〃之类追捧时所说的那句〃当时我哪儿敢〃，以及他对当年争论的深刻反思。这种不为时趋左右、求真守实、独立不移的品格真令人肃然起敬。它赋予无毛直立动物某种近乎神性的高贵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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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把两条腿人读成五条腿驴？（1）
一个社会要想往更理想的方向走，需要有人经常出来说公道话。要保证说的是公道话，需要说话人有公心，把自己尤其是自己的利益暂时放一放。普天之下，最有可能说公道话的，要算读书人也就是知识分子了。
我读过一点中国革命史，*几位领袖面对生死时的表现值得玩味。李大钊在待死的日子里写下《狱中自述》数千言，娓娓道来，从容不迫，没有一点张皇失态的意思。陈独秀1932年被国民党捕获，由上海解往南京，以当时的情形，此行料必凶多吉少。而几个小时的沪宁车上，他居然鼾声大作，悠游了黑甜乡。瞿秋白牺牲前写了很卢梭气的《多余的话》，这跟标准的董存瑞、邱少云就义模式有些出入，曾让人怀疑到他的坚贞。其实要拿“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的尺子去量，秋白的难度系数也许还要大于董、邱，更何况他也临命放歌，仰天而眠，结束得极富美感。再看流氓无产者出身的顾顺章，就另是一番光景了。按说这么个平日往来三教九流、又会变魔术又能搞暗杀的人物，什么没见过，什么放不下？但被国民党特务抓住后没一会儿功夫，他又大变了回活人，把自己变成国民党特务，领着弟兄们杀奔*中央机关。还有向中发，共产国际可能是嫌*的书生们老也成不了事，于是让这位须发飘然的老工人来做总书记。总书记身在虎口却舍不得女色，结果暴露了目标。被捕后又舍不得老命，于是把同志们的命凑齐了去赎自己的命。
从诸如此类的事例中，我得到一点感想：理想主义也许更是知识分子文化的一部分——虽然我很清楚，舍生取义的文盲，满腹诗书的草包比比皆是。我是这样想的：知识分子成天抱本书，读的不是别人就是别家，不是别时就是别处，总之净是与己无关的东西；他们通过阅读和写作出入古今中外各种角色，体验四面八方各样人生——我的一个朋友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像杨白劳的闺女，但有一阵子她就觉得自己是喜儿；经过对“虚拟他人”和“超越自我”的反复预习、温习、复习还有总复习，“别人”的利益有可能转变为“自己”的立场，别人的喜怒哀乐有可能内化成自己的价值尺度；脑袋与屁股的分裂其实代表了人类的自我超越，更是“知识分子”的题中之义；这种看似“虚假”的身份认同和角色扮演，充分显示了人类的“文化”特色；“伪君子”有时不妨看作真小人向真君子的过渡。读书人比不读书人有更多一些机会溜出自己的身体存在和社会存在，跟上下古今好心、好样的人混在一起，混时间长了，便混为了一谈，成为“精神贵族”。孔子夸他徒弟住在陋巷而不改其乐，我想这位徒弟不会真把自己等同于棚户区的普通居民，他一定跟伊尹之流做了友情链接。当文天祥“风檐展书读”、默念《正气歌》中那些掷地有声的名字时，他的精神荡悠悠加入了冥冥中那支高贵的行列，至于这副皮囊是早一天还是晚一天被收走，就不怎么在话下了。而那些平日没有“展书”习惯、缺少自我超越训练的人，他们的人生意义之锚死死钩住眼前的红烧猪蹄、*玉腿不放，别说收他命了，多收他一毛钱都未必干。
见贤思齐、法古今完人是一个慢性的改良过程，其间磨磨蹭蹭、偷工减料都属正常。一夜间发生革命性变化的事例听说过，但没见过——想想真见了也够吓人的。通过读好人好事，我们给自己定个稍高的标准，仿佛毛驴嘴前悬根老玉米，就算不能至，也心向往之。在恶欲熏天的世界里能在存一点善念，有一点善行，总比早出晚归坑蒙拐骗强。熟读屈原的人，关键时刻未必真敢投河——无论是救人还是殉国，但他只要不乘乱在河边偷东西，那么从《楚辞章句》、《楚辞别注》到郭译《离骚》就算没白出。熟读《岳阳楼记》的人，未必真能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单位所有人都有了地方住他才填写《职工住房申请表》，但只要他稍知谦让，就不算枉读诗书。只要走的是道德上坡路，坡度不必太大，向长度慢慢求高度可矣。顺便说一下，“读书”不仅有狭义，也有广义。广义的读书包括看戏看电影、听音乐听评书、背儿歌玩游戏——尤其是电脑游戏。也就是说，街上烤白薯的保不齐也是“读书人”，如果他一边烤一边哼着《霍元甲》主题歌摇头晃脑。当然，如果工商执法人员巡逻过密，让他未成曲调就狼奔豕突钻小胡同，时候长了，就真可能把他还原成一个寸步不离自我的动物或本能人。本能人跟世界的关系只有“利益博弈”或“阶级斗争”。利益博弈或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现实，要建设一个更理想的社会没有它肯定不行，但光靠它也肯定不够。我从前在一篇文章里说过，未来大同世界既是老板面对此起彼伏的反抗拿出算盘权衡利弊，噼里啪啦扒拉出来的，也是诗人悲天悯人，于半醒半梦间做诗做出来的。 。。
“读书人”：把两条腿人读成五条腿驴？（2）
说到这里，一个垃圾堆似的问题便兀立眼前：眼下的读书人为什么给人越读越坏而不是越读越好的印象呢？这印象当然过于笼统，不乏夸大的成份，但不少知识分子就仿佛二恶英或绿脓杆菌的形象代言人，恐怕也是一个事实。那天在网上读到一贴：学界某名流在别人招待他的宴席上将众女宾当酱香羊蝎子拿着左吸右啃，就“真”性情这一点说，堪比过去街上公驴见母驴时的反应——我当时人小，直纳闷怎么会有五条腿的驴呢。读书可以把人读得格外好些，同样也可以把人读得格外坏些，关键还是看读的什么书。想想过去二三十年的书，应该说劝两条腿人改当五条腿驴的书，占了社会人生类书籍（广义）的不小比例。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三十年前的“红宝书”时代就没问题，红宝书讲“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虽然比许三多的“不抛弃不放弃”还要励志，但因为标准定得过高，普通人难以达标，达不了标就特别爱看标兵的笑话，就特别容易对五条腿的驴发生亲近感。那时靠手抄流传的地下文学如毕汝谐的《九级浪》，就是面对这种民间需求唱出的五条腿驴颂——毕君至今以名驴自得。后来——也就是最近——的二三十年里，学五条腿驴成了广泛持久的读书运动，这运动跟其他社会过程协作联动，对一两代人实施了深刻的社会化，结果把不少大学教授洗得不知像什么，反正不像教书的。我有个朋友，岁数不小了，就因为读王朔王小波上了瘾，生怕别人说他不机灵，跟着电视里上的葛优梁天勤学苦练，终于把一个本来挺忠厚的书生；练得跟小胡同里的“二儿”“三儿”似的。知识分子不但通过读书被传染，还通过写书成为传染源。当过文化高官的某位著名作家，我偶尔翻阅他年近古稀时的作品，也是一脸过了油的坏相，好像在少年管教所集中培训了个把月刚放出来。由这样的读书人直接掌握或间接影响的绝大部分媒体，向社会大气层尽情排放五条腿价值观。笼罩在这样大气中的世界，无论听着、闻着还是看着，都越来越像野生动物园。其实，这场读书运动本身也是历史的一定之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萨特在中国流行一时，那一代中国读书人对“二十世纪的良心”的诸多警世恒言、劝世良言视若无睹，只是读到“他人是你的地狱”眉下才刀光一闪，洞彻了世界的本质。无独有偶，那时的马列主义史学家也从*的著作里重新读出“历史由恶推动”的道理。所以，读什么，读出什么，本身也是时代变迁的产物。“红宝书”的末页，其实就是《上海宝贝》的首页。还是举毕某的例子吧，他的*述及与哲学家贺麟的交游，时间为中国革命气数已尽的*末期：
我拿出伯恩斯坦关于“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论断及列宁的评语“百分之百的唯物主义！”与毛泽东“要斗私批修”的最高指示并列；贺老伯与我面面相对，会心微笑。
今天的社会已经百分之百“唯物”主义了，而那些极具示范意义的五条腿读书人，更是百分之一百二十五的“围物”——围着基、股、房、车、乳、臀诸物五蹄生风，忙得恨不立地成佛——千腿千眼佛。以这样的身体构造和社会环境，是不可能指望他们说公道话了。社会要想往好里走，需要开展新的读书运动，造就新的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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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跑跑不能不跑
关键词：跑跑、跳跳、跳崖、跳高、真君子、真小人、伪君子、伪小人、思想烈士
范跑跑在天摇地动之际脑子一片空白，他跑出教室，跑下楼梯，跑出教学楼，跑到操场，跑出了死亡的阴影。他把自己跑成一个普通灾民，一个全社会都应为其奔跑加油的普通灾民。
如果范跑跑就停在那个普通灾民的位置别动，他会继续分享来自全社会的理解与同情。但他不属于那个位置，他是一名预备精英。就在他跑得头也不回的同时，有老师用身体拦住塌下的水泥板，把活的一星半点机会留给身下的学生；有老师死死撑住变形的门框，让孩子们“跑出一个算一个”（范跑跑的话）；有学生跑出去又跑回来，要叫同学们一起跑；还有一个男生搀着残疾的女生艰难往外跑，迎面碰到回来接应的其他男生；还有个说话奶声奶气、娃娃模样的小学生在跟着老师不断闯回余震中的废墟，往起拉同学，往外背同学，结果自己又被垮塌的建筑砸伤……这些平日最不起眼的中国人，在大难降临时成为了最伟大的中国人。面对这样的人，普通人包括笔者虽然自愧不如，却因得见人性的皎洁、人间的华美而感到一股郁郁向上的牵引力。面对这样的人，不甘普通、深感失落的范跑跑又跑了起来。
但他不是见贤思齐，从普通人的位置向上跑，而是向下跑，坡度之大像是跳崖。他发表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言论，他说生死关头，生他的亲妈都不会救；他还说舍己救人并不比舍人救己更高尚。这样的跑法若放在平时，是有可能让他提前结束预备期，一步跨上精英红地毯的。处在打砸抢阶段的市场经济的确需要六亲不认的人格而且需求量特别大，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若干年里，“真小人”成了最流行的时尚，文化人——从下半身诗人到先锋艺术家到主流经济学家——几乎把文化当成了比赛看谁更不是东西的跑道。这一点，范跑跑当然是看到了。但市场经济不可能老停留在打砸抢阶段，只认绝对值不管正负数的社会风气不可能长治久安，正气和是非已开始悄悄地重返人心。这一点，范跑跑没想到，朱嚣嚣、韩宝宝也都没想到。他们没想到一直很酷很牛的跑姿跑相，居然会遭到万众鄙弃。看视频中范跑跑一脸无奈，让人联想到阿Q 走在未庄街上发现女人都四下跑散时的郁闷：“伊们怎么都正经起来了？”就连自由主义者见了范跑跑也纷纷“往两边的门里乱钻”，而他的自由落体式奔跑明明是该由自由主义结账的。
这下范跑跑慌了。慌了的范跑跑开始乱跑。他忽而从笔直的“真”小人转弯改跑“伪小人”，说自己否定高尚其实是在搞“言说策略”，说白了就是蒙人；忽而又跑去个人主义书架取来一摞本本，继续当“经济人”“理性人”的跑动图书馆；忽而不当范跑跑改当范跳跳，由跳崖改跳高，飞身做“真君子”，说自己其实是在为广大教师维权，为全体人民争自由。兴头上，真君子他都嫌矮了，接过不知什么人出于不知什么心递过来的撑杆，要把自己撑上“思想烈士”的眩晕高度。他还没起飞就落地了。肉体上刚逃完命，紧接着就做思想烈士，这样的奇迹若真能发生，人类还用种粮食么，直接从空中一碗一碗端八宝粥就行了。
范跑跑能不能不跑，就呆那儿做个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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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官是一条价值观的丧家狗（1）
前些天参加一个讨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会议，大会下小会上议论起*现象，议论到了为什么要当官，为什么不当贪官。本人一辈子没当过官，在科、处、局、部——就不往上续了——的官僚体制中，属于彻头彻尾的平民，对于为官动力为官意义这样的问题缺乏切身体会。但我还是说了点感想，现做些整理充实写下来，就教于朋友们。
“官员”这个词，有不少别名和曾用名。其中“人民勤务员”“人民公仆”是大家最熟悉的。焦裕禄他们那一代干部是有高尚情怀的，但是否心里真把自己当“勤务员”（现在早没有这种职务了，就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这一点来说大约饭馆跑堂的罢），我们隔着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已看不太清楚，还是不妄猜为好。现在的官员，中层以下我认识一些，几乎个个把自己当人民的小时工——老觉得人民压低了他们的工钱。高官我虽没接触，但肯定也都是从低官提拔起来的。从理论上说，提拔肯定是拣境界高的提拔。但实际情况是，胡长清、*那样境界低的也都提上去了。
近代以来国势风雨飘摇，看着随时都可能翻船。要想不翻船，就得大家齐心协力；要想大家齐心协力，当头的就得做出榜样。民国所以不成，原因之一就在于当头的做的净是反榜样，军阀腿上能放好几种娘们，命妇们用运送抗日器材的飞机运送她们的阿猫阿狗。共产党所以成了，原因之一就在于指战员杀进大上海能露宿街头，老百姓推开门一看，这样的小保姆可真不赖啊！于是把存折钥匙拿出来放心让她们管家。物换星移，小保姆管到如今把自己管成了胖主妇。胖主妇身上的肉已多到横冲直撞，却还躺席梦思上埋怨“共产党忒肉！”怎么还不实行千万年薪制啊？怎么还拿M国企老总当看门老头啊？！
以当今的国势，让官员们扎绑腿打地铺会很可笑，因为太脱离实际。其实让官员接受“公仆”的价值观，跟扎绑腿一样脱离实际。中国已过了近代历程中浪飞猿啸最惊心动魄的一段，为中华民族近代大危机所激发、为中国革命所锻造的仁人志士价值观，到如今的确面临一个退与不退的问题：是宝剑入鞘，存放好以备将来不时之需呢，还是凑合着拿它削苹果、因为削不利落反倒被小妇人叽叽喳喳奚落它削铁如泥的历史呢？依我看，如今为官动力为官价值，一般情况下就别动用“公仆”价值观了，因为不合用而楞用，结果只能是把好东西糟蹋了。不过凡事也别绝对，少数特别有情怀、道德上可能上层次的官员不在此列。
那么什么样的价值观更适合今天的官员呢？照小官僚们的意思当然“钱”最适合了。官僚的意思也是学者的意思，学者旁征博引，从“经济人”“理性人”到大明王朝大清王朝的历史经验，一句话：当官就得拿钱喂，还不能喂杂了。搞学问也一样。的确，官员的人生价值和报酬里面不能没有钱，但肯定也不能光是钱；既然除了钱还有别的，那就用不着那么多钱。这个“别的”价值或意义，照我看就是为官的乐趣，俗话说的“官瘾”。“官瘾”去掉贬义，就是对权力的爱好，从穿开裆裤的孩子王封其他开裆裤为臣为妾，到退休的书记天天站马路牙子上临时疏导交通拥堵，义务调解群众纠纷，都是对管理社会指挥人民的爱好。权力欲求跟其他人生欲求如天文爱好者熬夜看流星雨、西门庆热火朝天地摆弄潘金莲李瓶儿，有异曲同工之处，那就是忙归忙累归累，却乐在其中。价值在快乐中实现，酬劳在快乐中支付。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