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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情是怎样的？
对于杨斌在荷兰的经历，《商务周刊》曾经做过一个详细的调查，该刊的报道提供了这样的细节（这组策划式报道，互联网上很容易搜索到，题目是《杨斌真相》）——
杨斌称1987年到荷兰后，曾获得荷兰莱顿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而莱顿大学档案中心Koppers女士处确认，该校从1986年到1992年间没有一名叫杨斌的学生的档案。莱顿大学前汉学院院长梁兆兵教授说，一直到90年代初前的中国留学生档案全部都是经他过目的，但他对杨斌这个名字没有任何印象。
而被媒体报道与杨斌相识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亚洲项目负责人Tony Saich，也给《商务周刊》发去电子邮件证实，杨斌“从未在莱顿大学读过大学”；此外，认识杨斌的在荷兰从事计算器编程工作的留学生徐弘炯也说：“据我所知，他从来没有上过大学，他的荷兰语不大通，金融知识也不太懂。”
而对于杨斌所谓的“荷兰富商”的身份，《商务周刊》调查如下——
荷兰一位与杨斌相交十几年的华人餐馆老板说，1991年到1992年间，他与杨斌是合作伙伴，做旅游、服装、食品，“但都是小生意”；到1992年，杨斌向荷兰政府贷款，注册了两家有限公司，但其规模都相当于中国较小的私营企业。“可以肯定的是，到1992年杨斌是绝对没有2000万美元的。”
认识杨斌的徐弘炯也回忆说，杨斌有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刚出生时，正是杨斌所说的刚掘到第一桶金、赚到2000万美元的时候，但事实上，当时杨的妻子潘朝蓉和孩子都在拿荷兰政府的救济金。
“如果他有高收入，还让家人领取救济金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就对荷兰政府构成诈骗，等于犯法。”据徐弘炯介绍，荷兰的华人圈子小到谁开了公司，或者赚了钱很快就会被知道，但当杨斌被在荷兰赚了2000万美元的消息传到荷兰后，杨斌以前的朋友和认识他的人“非常非常的惊讶”，以为搞错了。
既然“第一桶金”的故事是假的，杨斌拿什幺来归国投资？对于其归国投资的经历，《21世纪经济报道》前两次的采访中，杨斌及其提供的资料如是描述——
在获得第一桶金后，杨斌迅速转行，1993年，他在荷兰收购了一家温室公司和一家荷兰最大的冷藏公司（吉洛夫冷库公司）；同年，在荷兰各大花卉、蔬菜公司短期学习荷兰高科技农业；1994年，杨斌成立欧亚花卉公司，从事花卉、温室、冷库等的生产和销售；1995年他回到中国，在北京、沈阳、吉林、四川等地建立了10多家欧亚分公司，期间，他在中国各大城市举办郁金香花展，引入荷兰鲜花和温室农业的概念，并建立国内最大的莱泰花卉超市。
为了表明自己对高科技农业的热爱，杨斌还介绍——
在荷兰学习农业时，为了学到技术和经营经验，他“一家一家地打工，每家几个星期”；而1994年回国做花卉生意后的杨斌，已经成为“子公司与###络遍布全球的农业与花卉业巨子”，而且，“根据有关方面的市场调查数据，中国花卉市场70％的鲜花都是杨斌引进的”；为了表明自己对国内鲜花温室产业的贡献，杨斌说，他在中国卖荷兰的温室时，“连建温室的水泥桩都要靠进口”。
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可以将杨斌的这一段经历理解为其“第二桶金”或者说“第二次创业”的故事。
这期间杨斌赚了多少钱？没有准确的数字。只有两个细节可以参考：杨斌曾经说过，1997年卖掉北京莱太花卉市场时，得到的资金是5000万元人民币；而1999年退出四川欧亚农业时，杨斌当初投下的几千万元已经变成了2个亿。
继续往下推理。
“第一桶金”的不真实已经显而易见，而单单以较为可信的“第二桶金”的实力，有没有能力开发完成占地6000亩、一期3300亩就要18亿投资的“荷兰村”？
实际上另有故事。故事的核心就是荷兰村这3300亩土地。
根据《商务周刊》的调查，杨斌来到沈阳的过程是这样的——
1997年沈阳市政府的有关领导找到杨斌，邀请其到沈阳市投资。当时，杨斌在北京阜城门外万通写字楼租了两间办公室，做的是推销温室设备和花卉产品的生意。
在此之前，沈阳农业部门杨斌订购了一批日光温室设备。沈阳当时主管农业的市委领导听到汇报后，对杨斌所宣扬的荷兰高科技农业经典模式产生了浓厚兴趣，曾经先后三次到京会见杨斌，沈阳方面提出，欧亚农业既然在各地有那幺多分公司，为什幺不能在沈阳建基地和分公司？只要投资达到一定规模，土地和税收方面可以给予优惠。
而那些“优惠政策”包括：所得税、农业税等方面的减免，还包括免费划拨土地等。杨斌随即派心腹阎闯到沈阳考察。“与沈阳接触后，发现情况好得出人意料。”阎闯给杨斌提出建议——沈阳有天时地利人和，应该收缩战线，锁定沈阳。
准确的日期是1997年12月18日，欧亚集团在沈阳设立总部，并逐步将在全国的七八家分公司卖出，杨斌把集团总部办公室选在于洪区小韩村外的一处临街的灰色四层小楼里。
也就是在此过程中，杨斌从沈阳市政府获得土地。1997年，杨斌先是从沈阳市于洪区小韩屯拿到2200亩土地，之后又增加了200亩，1998年，他又从小韩屯附近的八家子村拿到了900亩土地。这就是“荷兰村”一期工程的3300亩土地。
关键是杨斌获得这330亩土地的代价。
在接受《商务周刊》的采访时，沈阳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土地利用处处长郑德日证实，“荷兰村的大部分土地是划拨”。而按照《土地法》第54条规定：划拨土地对使用者而言是无偿的，不需要向政府交纳土地出让金。
王新智是小韩屯的原村长，同时担任“政治经济合一”的村办企业靓马集团的董事长。王的话也可以印证杨斌在沈阳获得土地的“特殊背景”：杨斌是1997年开始和小韩屯谈土地项目的，准确地说，是由省、市、区逐级把这个项目最后落实给小韩屯的。
按照现在披露的信息理解，杨斌正是以高科技农业项目的名义获得这3300亩土地的不需交纳出让金的“划拨使用”。因为，沈阳市农业部门一位官员曾经透露说，当初让沈阳最动心的，是杨斌说的“日本菜篮子”概念——“日本每年蔬菜的需求量是1万亿人民币，其它副食品是万亿人民币，如果拿下日本市场的1/3，每年也有7500亿人民币以上。”
不过，尽管政府免掉了杨斌要交的“土地出让金”，但是政府征用的是村集体的土地，因此，杨斌仍需要给农民一大笔补偿。
而根据《商务周刊》的调查，杨斌斌又成功地省下了这笔数以亿计的巨款——
“我们双方谈的是股份合作制，340户村民开代表大会，决定拿土地做股份合作，第一批2200亩，占合资后公司注册资本金的25％。”小韩村靓马集团董事长王新智说。
小韩村村民罗桂兰确认，1998年征地时，村里的确开过代表大会，参加者大约三四十人，大多数是老人，会议由王新智、项勃兴（现小韩村村长）主持，“他们说村里出地，和杨斌办合资公司，由杨斌补偿村里一笔钱。村长还说，地是国家的，让你们种就种，不让你们种就别种了”。
失去土地的小韩村村民得到的“补偿”是，不需要再交地租（指公粮），损失的口粮田则按每亩每年发放300斤大米替代。村民们被“劝服”不要三种补偿金。
事实上，杨斌确实与小韩村的靓马集团达成了一个协议——三费的名义，每亩万元合计亿元付给靓马集团。王新智本人承认这个协议的存在，但他对记者说，“这笔钱跟农民没关系。”杨斌承诺这笔钱在2004年之前付清，但王新智说，至今杨分文未付。
或许，正是这至今分文未付的3300亩土地，才是杨斌得以真正发迹的“第一桶金”。2001年10月25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杨斌曾经亲口对记者说过：“当时我花了亿买下这片土地（实际上没有花钱），现在光地面上的建筑就价值60个亿。”
3。开发房地产回拢资金落空
土地既然没有花钱，为什幺还要造假账上市？主要是因为荷兰村开发所需要的过于庞大的资金投入。而在此之前，杨斌试图开发房地产来回拢建设资金的计划已经落空——
决定进军沈阳之后，1998年，杨斌卖出北京莱太市场；1998年，在沈阳注册欧亚实业公司；1999年，退出四川欧亚农业（）。也就是在这时，杨斌卖出各地的温室、冷库、花卉基地等资产，集中到沈阳。
“在北京，人家始终觉得你是小公司，而在沈阳，我就成了大公司。”杨斌曾向记者这样表述其将资产集中到沈阳的动机。
1998年9月，在辽宁省一位高层官员的亲自主持下，“荷兰村”项目在沈阳破土动工，小韩村也正式更名为荷兰村。1999年，4公顷玻璃温室竣工。
也就是在这时，杨斌的思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荷兰村在立项时是以“花园子”、“菜篮子”为旗号的“高科技农业生产基地”，而1999年到2000年期间，政府给欧亚荷兰村的定位也一直是：现代化设施农业、生物农业、旅游农业、观光农业相结合。
这就意味着，搞旅游还可以勉强套用“观光农业”的概念，但是做房地产，无论如何都有违当初的立项规定。而实际上，至今为止，在3300亩荷兰村内，已经建成真正与农业有关的只有1999年完工的4公顷（60亩）玻璃温室。
相反，此后杨斌大兴土木，修建起了商品楼和别墅。据统计，荷兰村内已建成和在建的高层住宅楼有33幢，一般住宅楼有33幢，此外还有别墅180多幢，总面积57万平方米，目前已经完成一期约32万平方米。
对于开发房地产的动因，接受记者采访时，杨斌曾这样为自己解释：荷兰村建筑开发这么大，公司需要要有办公楼，专家和管理人员需要住处，观光农业也需要建一些酒店、商铺等配套设施；而荷兰村需要的投资额巨大，投资回收期长，因此他们想先开发一些房地产来迅速回收投资，然后再投入新的项目建设；况且，荷兰村的规划有6000亩，有几百亩用做房地产，比例不算高。
当时，杨斌的设想是，投入8亿人民币（1亿美金）来开发房地产，如果按每平方米3000元的价格算，一两年内，这40万平方米的住宅楼可以带来10多亿的现金流。这样，荷兰村的后续开发资金立即就可以解决。
而实际是，记者前文已经分析过，一是荷兰村地理位置离市区太远，而其价格又高出周围靓马集团、万科集团等楼盘许多，二是因为建商品楼的土地没有办土地用途变更手续，公司无法取得售楼许可证，买房者也就无法取得房产证，所以，直到今天，荷兰村那些美丽的洋房内并没有迎来业主。
这时候，再分析欧亚农业（）上市根本动机就不难理解。靠房地产回拢资金的计划落空了，银行贷款都有期限且需要还利息，而荷兰村18亿的规划还存在着巨大的资金缺口。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上市融资。
只不过，为了避免投资者的嫌疑，杨斌极力避免谈及上市的目的是为了荷兰村，因为按照上市公司的规则，上市募集来的资金只能用于上市公司本身的项目——杨斌还曾经亲口对记者说：本来我是不想上市的，是工商银行拼命游说我，我才同意上市。
不妨替杨斌算一下账：莱太亿，四川欧亚2亿，香港欧亚亿，加上杨斌所说的卖其它资产所得的几个亿，合计起来，差不多可以跟杨斌所说的12亿已投入的资金吻合。由此可见，上市公司募集的资金的确是投入了这3300亩土地。
而所有的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因为荷兰村缺钱，所以上市，但是因为没有那幺大的业绩，所以才会造假账；以为荷兰村缺钱，所以才要先开发房地产回拢资金，但是是以农业高科技立项，所以才会占用农业用地。至于银行贷款、拖欠施工款、挪用上市公司资金、逃税漏税等等，则只是这一逻辑主线下的分支问题。
而现在再回头仔细分析阎闯为上市公司做的假账，实在是并不高明。
譬如，欧亚农业为上市准备的1998年—2001年财务报表显示，1998年至今，欧亚农业累计实现净利亿元，但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只有亿元；特别是2000年，经营活动净现金流才1392万元，但净利润却高达亿，2001年经营活动净现金流为亿，而净利润又是高达亿元。
又比如，欧亚农业的主业蝴蝶兰和大花惠兰种植销售情况：从欧亚农业的公开数据来看，兰花从组培到长成幼苗平均为4个月时间，依据欧亚自己的数字，2001年1月—4月生产约1000万株兰花，那幺全年应为3000万株左右，按其收入11亿元来算，每株幼苗应为元。比目前市场上最好的苗还高出9倍多。
这样的问题首先被瑞银华宝的那位“明星分析师”张化桥发现，用他的话说：“有许多都是常识，说给我姥姥听，她都不信。”
不妨再插述一段张化桥跟荷兰村之间的故事。
2001年12月25日圣诞节这一天，张化桥来到了荷兰村，他见到了杨斌，并和杨交谈了大约3分钟。但是，往荷兰村里一站，张说他自己立即就有两个感觉：面积太大，投资太大。
张化桥原先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过5年。他对采访他的《商务周刊》记者说：〃从杨斌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本人没有这幺大的实力，他的房地产项目多数都是贷款。〃
〃我很熟悉大陆一些地区的银行的运作手法，〃张说，〃放牛娃都可以用银行的钱来买奔驰，条件就是买两辆，送出一辆。这种贷款的方式，在现金回笼快时，不会暴露，但一旦某一环节出现问题，它的所有问题就都出来了。〃
在荷兰村，张化桥看到，村里许多的路很破，房子外观还不错，但里面的墙面、设施很差。〃外国人不会买，挑剔的中国人更不会买的，尤其沈阳还不是一个很富的城市。如果房子销售不掉，杨斌欠银行的钱怎么办？银行不仅不会再贷给他，还要来讨债。他又会怎么样？后果毫无悬念。〃
于是，张化桥在他的分析报告中，对杨斌提出了两点质疑：第一，自90年代初开始的短短10年间，杨斌个人财富由1亿迅速膨胀到75亿，速度之快令人咋舌；第二，欧亚农业与欧亚实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并不能给欧亚农业带来实际贡献。
2002年元旦，张化桥回到了香港，并马上与13个基金经理通电话。〃我告诉他们，卖掉欧亚农业的股票，卖了就不要回头。〃
这也就是2002年初那起著名的“张化桥事件”的由头。
4。杨斌接受新浪财经专访
2002年1月“张化桥事件”到2002年7月“杨斌出逃事件”之间，媒体对杨斌的置疑水涨船高。所以，7月的“出逃”消息出现后，杨斌立即回国，并竭尽全力为自己澄清——
1月份“张化桥事件”之后，杨斌使出了所有的危机处理能力。
前文提到，就在记者赶写《“黑马富豪”香港被狙击》那篇稿件的当天（1月4日），杨斌飞去了香港。
张化桥是这样回忆当天的情景的：〃第二天，泪流满面的杨斌来到香港做公关活动。并恳求'中国人不要打中国人。。。。。。'〃
不过，杨斌在香港的公关活动还是发挥了一些作用。1月中旬后，欧亚农业的股价又开始回升。4月9日，美资投行摩根士丹利在欧亚农业（）公布2001年业绩的前一天，发表报告说：〃入世后出口前景看好，负债率低，利润复式增长率达到12％，因而目标价在3港元（当时股价2港元左右）〃。
这样的评价对欧亚农业（）是个相当利好的消息。因为从前，亚太地区的基金经理们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内地在港上市的民营企业盘子太小，吸引不了美资大行的关注，而此次大摩（摩根士丹利）的针对内地民营企业发表报告，意义非凡。
大摩报告发表的隔天，更有新的报告称，香港的蓝筹股将有民营企业崛起，首选便是和黄（李嘉诚旗下龙头企业）入股的超大农业和摩根斯坦利推介的欧亚农业。
这之后的几个星期内，是欧亚农业（）上市后最惬意的时候，其股价一度爬升到元的高位。
但是，也就是在两次动荡之间，媒体并没有因此放弃对杨斌及其企业的追问。
香港《文汇报》撰文说，中国有2500个主题公园，只有1/10是赢利的，而杨斌却说他的公园年利润可达亿元，这对于一个每年有半年时间处于零度以下，少有外国人的城市来说是天文数字。
《远东经济评论》也有报道说，欧亚集团财务方面最大的困难就是主题公园，这里通常参观者每日最低开销为150元，对于失业率高达20％的国有大企业基地沈阳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数目。
内地的《商务周刊》也披露说，荷兰村的商品房没有卖掉一套，这导致了很多购房者看到报道后，害怕拿不到房产证和烂尾而改变了购买意向；而银行不愿趟这趟混水，2002年开始以后，杨斌再没有从沈阳的各家银行贷到一分钱。
这样的置疑发展到最后就是报道杨斌“出逃”。报道的始作俑者，就是编辑部设在上海、《人民日报》华东分社属下的《国际金融报》。而报道出街的时间7月11日，恰恰是杨斌刚刚离开沈阳后的一周之内。
从当时的形势看，杨斌“出逃”消息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国家正在针对富豪查税，此前已经有刘晓庆因为逃税300万而被拘留；而由于“房地产泡沫”破裂，国家对房地产开发中占用农业用地的问题也在着手调查；况且，1月份“张化桥事件”的阴影还笼罩在人们心头。
而在“杨斌出逃”的有关报道中，均提到了这样的信息，沈阳欧亚公司的工作人员说，杨斌正在朝鲜或者日本考察，原计划于25日回国。而赴沈阳采访的媒体则无一例外地被公司人员拒之门外。
单单从媒体公关的角度看，杨斌的公司的确是令媒体颇为恼火。从杨斌成名到受审的整整3年，无数媒体曾经从国内各地乃至境外飞赴沈阳，不仅能采访到杨斌本人的为数了了，就是一般的宣传资料，媒体也无从获得。其原因，排除杨斌因为的确有太多秘密而不得不低调外，与其企业迅速膨胀、无法规范管理也不无关系。
而抵制媒体的结果是，采访不到杨斌以及欧亚公司核心人物的记者，只好实地考察荷兰村，采访荷兰村的保安、售楼处的小姐乃至小韩屯的农民，而他们披露出来的信息，其可信度自然大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