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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达忍不住嗷地叫一声。
两件白大褂云一样地落在他的床前，一老一少两张脸同时绽开一朵硕大的惊喜。“孩子啊，你到底醒了。疼吗？”
“痒，手。”小达有气无力地说。小护士坐下来，将他的手摊在自己的腿上，轻轻地挠了起来。小达觉得小护士的腿仿佛是一垛新棉，落上去就立时陷进了一团无底的柔软。
小达忍了一会儿，没忍住，终于摇了摇头，说阿姨，是那只手。
小达完全不明白，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却能让小护士泪流满脸。
老护士叹了口气，对小护士说你去吧，把他妈推过来。小达的母亲李元妮是和小达同批送来的，就住在隔壁的女病房。李元妮的伤在腿上。李元妮被刨出来的时候只有点轻微的擦伤，后来为了找一床席子而爬进残存的半间屋里。席子都拖出屋来了，却遇上了余震，一块碎石砸下来，砸成了大腿骨折。
小护士跑进病房的时候，李元妮直直地躺在病床上，白色的床单一路拉到鼻子上，只露出两只眼睛，却是紧闭着的，也不知是睡是醒，头发上有些光亮闪烁不定。小护士走近了，隐隐听见一些窸窸窣窣的声响，如饱足的蚕在缓慢地爬过桑叶，又如种子在雨后的清晨里破土生芽。小护士呆立了一会儿，才渐渐明白那是白头发在嗞嗞生长——二十六岁的李元妮一夜之间白了头。
小护士叫了两声，李元妮才睁开眼睛，小护士一眼看见了两个深井一样的黑洞，不见底，也不见波纹。
“李元妮，你儿子醒了，烧退下去了。”
一丝风吹过，波纹漾起，井里微微地有了水的痕迹。
小护士推着李元妮去了隔壁的病房。进了门，母子两人见过，一个叫了声小达，一个叫了声妈，声音都有些嘶哑。半晌，小达才说妈我的右手没了。
说这话的时候小达嘴边的两个小窝跳了一跳，脸上荡漾开隐隐的一丝笑意。
小护士的眼圈又红了。老护士狠狠地瞪了她一眼，蹲下身来，轻轻抓起小达的左手，说孩子啊世界上有好多人都用左手工作的，你出院就该进学校了，正好从头开始学左手写字呢。
“你爸从小就是左撇子，往后你就跟你爸学。”
说这话的时候，李元妮并不知道她的丈夫已经不在世上了。万师傅是在途中的一家招待所里遭遇地震的，一层楼整个塌陷，他和同房间的两个同事无一生还，只是噩耗还需要几天才能传到李元妮耳中。
“妈，是你，把姐姐，弄丢的。”
突然，小达直直地看着李元妮，一字一顿地说。
小达的话如一根钢针，戳破了一个刚刚有些鼓胀起来的气囊，李元妮的身子一下子软了下去。
“她，连个遮盖的也没有啊……”李元妮泣不成声。
老护士叹了一口气，对小护士说：“她女儿，刨出来就死了。她想找张席子给盖上，一转身，尸体就让人抬走了。”
1976年初秋 唐山市 某军驻地
那个夜晚是一个异常阴郁的夜晚，天低得仿佛一伸手就能捅得着，云如吸满了水的旧棉絮，任何一阵风随意吹过，都能刮出几滴脏雨来。
窝棚里有一些窸窸窣窣的声响——那是纸、剪子和手指相碰时发出的声音。
先把纸裁成小方块，再把五层方块纸叠在一起，折成长条，中间用绳子扎起来。再把长条纸的两头剪成尖角或者圆角，然后一层一层剥开。
几个战士在教孩子做纸花，尖瓣的，圆瓣的。当然，都是白颜色。
大人们在回避着彼此的目光。此时任何一次不经意的目光相遇，都能引发出一声不经意的叹息，而任何一声不经意的叹息，都能引发出一场惊天动地的哭号。
孩子们已经哭了一天了。
他们认为永远不会死的那个人，却死了。那枚永远不落的红太阳，竟然坠落了。
地陷的时候，也惊慌，却总觉得还有天盖着。有天盖着的地，怎么也还是地。可是等天也塌下来了，地就彻底没有了指望。孩子们在这短短的一个多月里已经经历了天塌地陷，孩子们哭过了太多的回合。孩子们的生命如同一首开坏了头的歌，不知将来还能不能唱回到正调上来。大人们不知道。大人们只是舍不得让他们再哭了，所以大人们只有自己隐忍着。
“怎么用这只手，你这孩子？”
一个战士发现角落里那个孩子在用左手使剪子。那个孩子低着头，眼睛近近地凑在纸上，刘海随着鼻息在额上一起一落。那个孩子使剪子的姿势还很生疏，剪出来的纸上有一些歪歪斜斜的毛边。战士把那个孩子左手里的那把剪子拿下来，塞进右手，说你赶紧换过来，养成习惯就难改了。那个孩子果真便用右手来剪纸，剪了几下，剪子咣当一声落到了地上。
“我的手，断了。”那个孩子说。
战士吓了一大跳。这几个孩子是还没有来得及安置的孤儿，暂时收留在这里，都经过身体检查。战士在这一个月的救护中多少学会了些医务常识，战士把那个孩子的右手抻直了，前后左右地甩了几下，硬硬的很有劲道。于是战士说话的语气就有些严肃起来：“你的手好好的，从今天开始，再也不许用左手。”
那个孩子捡起剪子——用的依旧是左手，也不抬头看战士，却低声地说：“你又不是X光，你怎么看得出我的手没断？”周围的孩子叽叽咕咕地笑了起来。“叔叔她有神经病。”一个男孩趴在战士耳边说。
那个孩子咚的一声扔了剪子，倏地站起来，飞也似的跑了出去。战士忍不住对旁边的另一个战士说这孩子真怪，今天多少人都哭了，就她不哭。另外那个战士说岂止是今天不哭，我从来就没见她哭过。医疗站的人说她是脑震荡后遗症，全记不得地震以前的事了。先头的那个战士就说：“听指导员说有一对夫妻要来认领一个孩子，我看把那个孩子给他们最好——不记得从前的事，正好培养感情。”
战士口里的那个孩子其实是一个代名词。这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孩子，所有的人只好用“那个孩子”这样一个笼统的称呼暂时作为她的名字。
她是在震后的第三天被一个战士找到的。当时她蜷成一个小团，老鼠似的睡在一辆军车的座位底下。没有人知道她是从什么地方爬上来的，也没有人知道她到底在座位底下藏了多少天。她身上披着一块满是破洞的塑料布，头发结成一条一条蚯蚓似的泥绳。她一侧额角上有一片伤口，不深，面积却很大。当战士把她从车里抱出来的时候，她在战士身上烫烫地撒了一泡尿——她的神志已经模糊了。
后来战士喂她喝了半个水果罐头，她就清醒过来了。问叫什么名字，她不说话。问父母叫什么名字，她还是不说话。又问家住哪里，她依旧不说话，却突然紧紧拽住右手，说手断了，我的手断了。她说这话的时候，疼得浑身颤抖，额上冒出泥黄的汗珠。战士急急地将她送到了急救站，医生做了全身检查，却没有发现任何骨伤。
失忆症加上受害妄想症。大灾祸之后的常见病。医生说。
医生清理包扎了头伤，就把她送到了驻地暂时收养。
那个孩子总体来说是个容易管教的孩子，话很少，也从不和大人作对。只是她看人的时候眼睛总是定定的，仿佛要把人看出两个洞来，没有人敢接那样的目光。她的沉默是一条绳索——经过地震的孩子都记得那种圈在某处废墟之上的绳索。绳索本身并不具有任何威慑力，真正让人心存恐惧的是绳索所代表的那个符号。所以那个孩子在这一群孩子中间尽管没有朋友，却也没有明显的敌人——没有人敢欺负她。
过了几天驻地来了一对中年夫妻，要见那个孩子。指导员把她叫出来，说王叔叔和董阿姨要和你说话。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样子都很佝偻，带着劫后余生的惊魂未定。夫妻两人穿的都是一个颜色一个式样的显然是从某个救灾仓库发出来的工作服，女的戴了一副断了一只腿的宽边眼镜。见了她，都有些慌张，男人呵呵地咳嗽着，女人用衣袖窸窣地抹着清鼻涕。两人都用目光将她上上下下地舔了许多遍。目光不会说话，目光又说了许多的话。目光如蘸过温水的丝棉，擦去了她身上厚重的污垢，在他们的目光里她感觉清爽和暖。
半晌，女人颤颤地叫了她一声“娃呀”，眼里竟有了泪光。
等男人和女人走了，指导员才说王叔叔和董阿姨没有孩子，想领你去他们家，你愿意吗？其实她已经完全记不得那对夫妻的样子了，只依稀记得那女人的唇边有一颗形状模糊的黑痣，那颗痣随着女人的表情飘荡浮游着，使得女人的脸看上去有些生动亲近。
她轻轻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那个孩子就搬入了王家的窝棚，成为王家的养女。王家的女人拉着那个孩子的手，问你真的，不记得你的亲娘了？那个孩子定定地看着王家的女人，说你就是，我的娘了。王家的女人又哭了起来，这回是欢喜的哭。
在后来办理领养手续的过程中，王家夫妇非常民主平等地和那个孩子商量起名字的事。当时供选的名字有王小珏，王小苔，王小薇，王小砚，王小雅。王家的女人是教书的，起的都是温文雅致的名字。那个孩子呆呆地听着，不说好也不说不好。过了半晌，才说小，小灯，好吗？王家的女人问是哪个deng，登山的登吗？那个孩子愣了一愣，又连连摇头，说不啊，不是，是电灯的灯。王家的女人拍案叫绝，说好一个小灯啊，你就是我们家的灯。
于是王家的户口本上，就有了一个叫王小灯的女儿。
2006年2月14日 多伦多 圣麦克医院
当王小灯走进沃尔佛医生的办公室时，秘书凯西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探讨家居生活方式的妇女杂志。凯西对其中一则做草莓蛋糕的配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一点也没有听见门响。后来她在眼角的余光依稀扫到了一抹模糊的红云，抬起眼睛才发现是小灯。
小灯今天穿的是一件白色的呢子大衣，脖子上围了一条桃红色的围巾，大衣底下露出长长一截桃红色的裙裾。裙裾随着脚步窸窸窣窣地挪移着，在地板上开出一簇又一簇灿烂的桃花。
佛要金装。凯西突然想起了小灯《神州梦》里一个篇章的名字。
“公车晚到……路滑……塞车……”小灯的声音很是疲弱，凯西把神经网眼绷到最细的那一号，才勉强兜住了几个字。
“沃尔佛医生要去蒙特利尔开会，五点半的飞机，你还有四十五分钟。”
小灯推开诊疗室的门，一眼就看见沃尔佛医生的办公桌上摆着一束玫瑰。玫瑰是白色的，花瓣裹得紧紧的，离盛开似乎还有一段时间。大约是刚送到的，塑料纸还没有揭开。塑料纸是透明的，层层交叠着，上面星星点点地印着些粉红色的心。
“生日吗？”小灯问。
“你没有吗？今天全城所有的人都应该拥有一朵。”
小灯这才想起今天是情人节，就低低一笑，说沃尔佛医生，我就是全城唯一的那个例外，否则我为什么要穿越大半个城市来看你呢？
沃尔佛医生也呵呵地笑了，说叫我亨利就好。其实，不一定非得要等别人送你一朵，你若能送给别人一朵也是不错的。
“那你呢，亨利，你的花是送人的，还是人送的？”
这女人有点厉害，至少在嘴上。沃尔佛医生心想。
“上周的睡眠情况怎样？”
小灯从皮包里取出一沓纸来，递给沃尔佛医生。
2月7日 全日睡眠大约2小时45分钟。日间占30分钟，夜间分两三段，2点到6点之间。多梦。
2月8日 全日睡眠大约3小时，在夜间，1点以后，断断续续，多梦。
2月9日 全日睡眠3小时，白天1小时，夜晚2小时，大致4点至6点；还算完整。有梦。
2月10日 全日睡眠3小时，在夜间，1点以后，分两三段，有一些梦，但不多。
2月11日 全日睡眠5小时！白天1小时，夜间从11点左右至3点，中间完全没有间断。有梦。这是服新药以来入睡最早睡得最好的一天。
2月12日 全日睡眠4小时，全在夜间，12：30以后入睡，有一些间断。梦少。
2月13日 全日睡眠再次达到5小时，全在夜间，有间断。多梦。
安慰剂开始起作用。沃尔佛医生在笔记本上写道。
讲讲你的梦。什么内容？
还是那些窗，一扇套着一扇的，很多扇。其实也不完全是在梦里出现，有时闭上眼睛就能看见。
窗是什么颜色的？
都是灰色的，上面盖满了土，像棉绒一样厚的尘土。
最后的那一扇，你推开了吗？
推不开。怎么也推不开。小灯的额角开始渗出细细的汗珠。
想一想，是为什么？是重量吗？是时间不够吗？
小灯想了很久，才迟疑地说：铁锈，好像是锈住了。
沃尔佛医生抚案而起，连说好极了，好极了。小灯，以后再见到这些窗户，就提醒自己，除锈。除锈。一定要除锈。记住，每一次都这样提醒自己。每一次。
这段时间，哭过吗？
小灯摇了摇头，神情如同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可是亨利，我试过，我真的试过。今天，我以为我今天一定会哭的，可是我没有。
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小灯不说话，却一下一下地揪着围巾上的缀子，揪得一手都是红线头。
亨利，有没有一种泪腺堵塞的病？我想哭的时候太多了，可就是流不出眼泪来。水管，就像是水管，在出口的地方堵住了。
小灯，也许堵塞的地方不在出口，而在根源。有一些事，有一些情绪，像常年堆积的垃圾，堵截了你正常的感觉流通管道。那一扇窗，记得吗？那最后的一扇窗，堵住了你的一切感觉。哪一天，你把那扇窗推开了，你能够哭了，你的病就好了。
亨利，我离好，大概还很远。小灯幽幽地叹了一口气。
他，今天，搬出去了。我们刚从律师楼出来，签了分居协议。
女儿呢，怎么办？
暂时跟他，等我好些了再商量。
是你，还是他，要走的？
是我要他走的，因为我知道他的心已经不在这儿了。他有一个学生，也是同事，一直很崇拜他的。
那么他呢？他也喜欢她吗？
不知道，他从来不提。
所以，你要抢在他之前，把话说出来。这样，感觉上，你在控制局面。你一直都是控制局面的那个人，是吗？
小灯吃了一惊。半晌，才说：亨利，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是你可以永久保存的。你以为你拥有了一样东西，其实，还没等你把这样东西捏暖和了，它就从你指头缝里溜走了。
可是，你为什么非要捏住它呢？也许，捏不是一个太好的方法？
不管怎么做，都没有用。亨利，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是你能留得住的。
也许，爱情不能。可是，亲情呢？
没有，亨利，一样也没有。包括亲情。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穿得那么漂亮，今天？潜意识里，你是不是还想，留住他？
小灯又吃了一惊，半晌，才嗫嚅地说，我只是，想让他记住，我的样子，好的时候的样子。
那么，小灯，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你的婚姻吧。
1988年暮夏—1989年秋 上海 复旦大学
有一阵子，当苏西还处在愿意黏黏糊糊地跟在小灯身后的年龄时，小灯曾经对苏西讲过1988年8月29日发生的一些事情。这天的经历小灯对苏西讲过多遍，每一遍都出现了一些细节上的差异。记忆如一块蛀满了虫眼的木头，岁月在上面流过，随意地填补上一些灰泥和油漆。日子一久，便渐渐地分不清什么是木头本身，什么是虫眼上的填补之物。好在苏西并不在意细节。苏西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问：妈妈，如果那天你碰到的不是爸爸，我会出生在谁家？对这个充满了哲学意味的问题小灯没有答案。小灯只觉得那天是造就苏西生命的一个契机，那天也是老天敲在她身上的一个印记。那个印记之下，她后来的生活轨道已经无可更改地形成了——只是那时她还不知情而已。
1988年8月29日，她到了上海。
在那次旅途之前，她一直以为她对上海已经相当熟稔了。她的母亲董桂兰是六年前患癌症去世的。董桂兰生前曾经在上海进修过半年。回来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董桂兰的话题依旧还是关于上海的。上海的吃。上海的穿。上海的花园洋房。上海的男人。上海的女人。小灯想象中那个模糊的上海轮廓被董桂兰一次又一次的重复述说修正剪切着，渐渐地准确而清晰起来。然而在六年之后，当小灯自己坐上了南下的火车，真正向上海行进的时候，她才突然意识到，她对上海的所有认知，其实都是从母亲那里得来的间接经验，没有一点是真正属于她自己的。
火车渐渐地向南方深入，窗外土壤和植被的颜色也渐渐地变得浓郁起来，停靠站卖小吃的吆喝声中已经有了她所不熟悉的口音。小灯心中那个一度很是清晰的上海形象却一砖一瓦地塌陷下去，越来越模糊残缺了。当她提着一个大箱子从车里下来，踏上那片被太阳晒得发软的柏油马路时，她终于明白了，她其实对这个城市一无所知。
那天在陌生的街道陌生的人流陌生的方言中她很快丢失了方向，她像一只落入了蜘蛛网的昆虫一样徒劳愚笨地寻找着一条出路。经过了似乎无限冗长的找车换车过程之后，她终于在接近傍黑的时候找到了复旦。旅途的疲惫如水，冲淡了她见到这所名校时的激动。尿意在穿越大半个城市的旅途中渐渐酝酿囤积，此时正尖锐寻求着突破口。当她在外文系新生接待处的牌子前放下她的行李时，她已经憋得满脸通红。她不安地扭动着两腿，顾不得羞耻，急切地问：厕所在哪里？
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劳累了一天，神情十分疲惫，印着复旦字眼的绿色T恤杉上蔓延着一片地图似的汗迹。他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只是验过了她的证件和入学通知书，又让她填了一张表格，然后才对身边的另一个人说：大杨你把她带去9号楼，106室。
那个被人称作大杨的男人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