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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张国昌拿着话筒高声喊道，“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我驻南使馆，是对我国主权的粗暴侵犯。我们要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提出最强烈的抗议，要求他们必须对此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我们一定要有组织、有秩序。”
领事馆门前有几十个武警战士，他们一方面在保护市领导的安全，防止别有用心的人伤及学生们的安全，另一方面也防止学生们冲进领事馆。一位大学生代表用话筒慷慨激愤地宣读抗议书，记者们的所有镜头都对准了这个学生，闪光灯不断，这时突然从人群中飞过一块石头正好砸在一个记者的头上，这个记者满脸是血地倒了下去，许多人马上把记者抬了下去。我猛然意识到市领导头上也会随时发生这种情况，便向刘伟峰建议，请各位领导进屋指挥。刘伟峰立即采纳了我的建议，将市领导让进领事馆外武警平时办公的小屋。
在小屋内，刘伟峰背靠着小屋的窗户，向张国昌、商南汇报了市公安局下一步的举措，正说着，一块大石头砸在窗户上，刘伟峰下意识地往前跳了出去，幸好小屋的窗户上有铁栏杆挡着，否则刘伟峰非受伤不可，这时上来两名武警战士用背挡住了窗户。
大家正研究着对策，我的手机响了，孟丽华紧张兮兮地问我张国昌在现场的情况，我不知道说了多少个请大嫂放心，孟丽华才放下电话。
最后，张国昌指示市委办公厅值班室，核实各高校的校党委书记和校长是否与自己的学生在一起，在一起的，每个学校在领事馆门前宣读抗议书后，便带走自己的学生。
由于市委、市政府措施得力，公安局与高校配合默契，整个抗议行动还算顺利，没有出现大的意外，人群到黎明才逐渐散去。这一晚上给我的内心世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震撼。
李国藩在出访日本期间得知东州市获得了联合国颁发的旨在奖励东州市城市建设成就的人居奖，立即中断出访，兴高采烈地飞回了京州。
然而回到东州后，面对日趋紧张的中美关系，到底去不去联合国领奖，李国藩发了愁。他一上班就把佟广真叫到办公室，想听听佟广真的意见。
佟广真眨巴着睁不开的小眼睛一边抽烟一边若有所思地说：“这个奖得的可真不是时候啊！”
李国藩惆伥地说：“这个奖得之不易啊，不是时候也不能不去领啊！”
佟广真老谋深算地想了想说：“人居奖领是要领，美国轰炸我驻南使馆，使中美关系太紧张了，美国一定要去，但绝不能你亲自去。”
李国藩骨子里却想亲自领这个奖，这个奖无疑是对他上任东州以来的最好肯定，有了这个奖，他可以做太多的政治文章了，说不定以此为契机，在仕途上还可以再跃一个新台阶。为此，李国藩难以取舍地问：“这么重要的事，我不去，谁去呀？”
佟广真工于心计地笑道：“让张国昌去，他是常务副市长，能代表你，一旦出什么意外，你也有回旋余地。”
李国藩听了佟广真的建议觉得有道理，非常时期，只好如此了，便点了点头说：“广真，还是你想得周全啊，就这么办吧。”
佟广真走后，李国藩让陈建祥把张国昌请到了办公室，张国昌一进门，李国藩就用非常信任和器重的口气说：“国昌啊，有个重要的任务请你去完成啊！”
张国昌疑惑地问：“重要任务？什么重要任务？”
李国藩开门见山地说：“去联合国把人居奖领回来。”
张国昌立即意识到了李国藩在与自己动心眼，便推脱说：“老板，这么大的事，还是你亲自去更好。”
李国藩圆滑地说：“我最近身体不太好，要做个全面检查，你老弟就代劳去一趟吧。”
张国昌见李国藩装病不好再推脱，只好哑巴吃黄连地表态道：“既然老板这么信任我，那我就跑一趟。”
李国藩亲切地说：“辛苦一趟吧。”
张国昌回到办公室，心烦意乱地抽闷烟，我问他怎么了，他满腹牢骚地骂李国藩是条老狐狸，我全明白了，出主意说：“张市长，领人居奖你不能不去，也不能去。”
张国昌不解地问：“这话怎么讲？”
我一针见血地说：“张市长，现在中美关系急转直下，可以说是非常时期，李国藩为什么不去？道理明摆着呢，这才把球踢给了你。”
“是啊，”张国昌眉头紧锁地说，“李国藩那么爱热闹，到联合国领奖这么大个秀场怎么能错过呢？这么说，这趟国，我还真不能出。”
我直截了当地说：“不出，就把李国藩给得罪了。”
张国昌不耐烦地说：“这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那我怎么办呢？”
我诡谲地说：“我的意思是你还得轰轰烈烈地走，到北京以后咱们想法走不成。”
张国昌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兴奋地说：“真有你小子的，就这么办！”
市外办特事特办，张国昌很快就拿到了去美国的护照和签证。出发的日子到了，早晨的太阳威风八面地射出炽热夺目的光芒，张国昌西装革履、神采飞扬地来到东州机场，被簇拥到了贵宾室。
受李国藩的委托，肖继文破天荒地前来送行，张国昌和肖继文分别坐在贵宾室中央的沙发上，两侧分别坐着佟广真、朱玉林等人。
肖继文煞有介事地说：“国昌啊，这次去美国领人居奖可非同一般，盼望你光荣凯旋啊！”
“放心吧，”张国昌也郑重其事地说，“这些年，咱们东州市，经过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无论是城市建设还是环境质量，都取得重大进展，东州市已经从世界十大污染城市走了出来，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联合国将人居奖颁给东州市很有眼光，我怎么也不能辜负李市长的重托。”
登机的时间到了，张国昌与众人一一道别。我跟张国昌快两年了，觉得这是他出差走得最隆重的一次。
在飞机上，我和林大勇陪张国昌坐在头等舱内，今天头等舱里竟然只有我们三个人。张国昌呷了口茶踌躇满志地谠：“雷默、大勇，全国市长协会会长联席会议将在咱们东州开，你们俩抽空帮我琢磨个方案，上一届成都搞得不错。”
我心领神会地说：“张市长，成都的经验我们要吸收，成都介绍的是府南河改造的经验，我们介绍点什么？”
林大勇不假思索地说：“我们从全国十大污染城市走了出来，这是个不小的成绩，应该总结出点东西来。”
张国昌赞许地说：“大勇出的这个主意好，我们就给他们介绍介绍我们的做法和经验。”
在首都机场停机坪上，丁能通照例将两辆奔驰停在飞机底下，上车前，张国昌让我和林大勇先回驻京办等他，他要去外交部见一位司长，然后上了丁能通的车，我知道张国昌在中央党校时有一位外交部的司长是他的同学，他一定是想找这位同学了解一下中美间的形势。
我和林大勇在驻京办呆了大半天，该吃晚饭了，张国昌也没回来。晚饭后，我和林大勇在驻京办的院子里一边散步一边闲聊。
“大勇，”我低声问，“听说佟广真一到周末就到北都大酒店开房间打麻将，有这事儿吗？”
“人家说有一闻豪华套房是常年给他开的，”林大勇谨慎地看了看四周说，“前几天，西郊区一位房地产经理被市纪委找了几趟，佟广真很紧张，这两天，那个经理上吊自杀了，佟广真情绪特别好。听说还有一些人给那个房地产经理的家属送钱。”
我附和着说；“这有什么奇怪的，佟广真在西郊区当过十几年的区长、区委书记，据说那个房地产经理就是他一手栽培的。”
“雷默，”林大勇担心地说，“最近外面对张市长的舆论不太好。”
我警觉地问：“你都听到什么了？”
林大勇忧郁地说：“外面都在议论说李市长与张市长间的矛盾，说是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另外，对张市长与丁仁杰、李凤江的关系议论就更多了。前两天，我和省纪委的朋友在一起吃饭，他告诉我，关于张市长的举报信越来越多。”
“大勇，”我推心置腹地说，“我有个想法，我们俩跟张市长快两年了，你帮我做做工作，我帮你做做工作，适当的时候，咱们该撤得撤呀。”
“我也早有此意，”林大勇深有感触地说，“常言道，伴君如伴虎啊，时间越长，危险越多啊！”
我醋意十足地说：“前几天，省里下派锻炼一批干部，跟我非常好的几个秘书都到下边县区任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副区长了，把我羡慕坏了。”
“可不是嘛，”林大勇嫉妒地说，“孟元松已经是福新市常务副市长了，韩寿生在区里也是耀武扬威，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好不自在。”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我一看是张国昌的号码。
“张市长，我和大勇在驻京办院子里散步呢。”
“雷默，你和大勇到昆仑饭店来，我住这儿了。”
我挂断手机，和林大勇一起打了一辆出租车，驱车赶往昆仑饭店，我知道，张国昌跑了一天必有收获。
张国昌在昆仑饭店住进了豪华套房，房间是丁能通给安排的，我和林大勇按门铃后，开门的就是丁能通。
我俩一进屋，张国昌就颇有城府地说：“坐吧，我和你们俩说件事。美国我不去了。”
说实在的，这个主意是我出的，我心里早有准备，林大勇却吃了一惊。
“下午，我去外交部见了一个朋友，是我在中央党校时的同学，”张国昌不慌不忙地说，“他说中美关系十分紧张，这时去，万一出意外，对东州市影响不好，对李国藩市长影响也不好。”
“张市长，”林大勇惊诧地说，“那你怎么跟李市长交代？”
“雷默，”张国昌淡然一笑说，“你给陈建祥打个电话，问李市长怎么联系？”
我掏出手机拨通了陈建祥的手机。
“建祥，张市长要与李市长通话，这么晚了，怎么联系？”
“我跟李市长在一起，你让张市长接电话吧。”
我赶紧把手机递给张国昌。
“老板好，”张国昌接过手机先恭维了一句，接着说，“我本来准备明天登机去美国，可是，下午我见到中央党校的一位同学，他在外交部当司长，刚从美国回来，他劝我不要去，他说中美关系十分紧张，我的身份很容易被扣留，一旦出现意外，我倒没什么，老大哥还得想办法把我弄出来，那对东州影响就不好了。对你也不好。”
“那人居奖就不领了？”
“奖我们必须领，我建议派一位秘书长去，秘书长的身份可以代表东州市政府，万一出现意外，我们俩也好周旋。”
“你看派谁去好呢？”
“我看派佟广真去最合适。”
“那就这么定了。”
张国昌挂断手机一脸兴奋地说：“行了，李国藩同意了，雷默，给佟广真打电话，让他准备去美国。”
张国昌与佟广真又通了一番电话，球就这样踢给了佟广真。
丁能通恭维说：“张市长，这真是斗智斗勇啊！”
林大勇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地说：“整个一部《三国演义》呀！”
张国昌得意地说：“雷默，明天早晨买机票回东州。走，咱们找个歌厅热闹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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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残阳如血
72。身后
张国昌正在花都夜总会唱《堆积情感》时，我接到了市委值班室的电话，得知老书记袁伯守不幸逝世，市委要求张国昌立即回东州参与治丧委员会工作。
我把噩耗耳语给张国昌时，他立刻不唱了，一脸惊讶地说：“能通，结账吧。”
丁能通不知道为什么张国昌正在兴头上，突然要结账，便试探地问：“老板，出什么事了？”
张国昌表情痛楚地说：“老书记袁伯守去世了。”
丁能通赶紧给各位小姐发了小费，打发走了。林大勇喟然叹道：“老书记可是咱东州的泰山北斗啊！”
张国昌心情沉重地说：“老书记是我张国昌的恩人哪。走吧，回酒店。”
回到酒店，张国昌在沙发上抽闷烟，我给他沏了杯茶，他大发感概地说：“雷默，老书记是个好人啊，老人家今年有八十六了吧，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打过游击，搞过地下工作，解放后当过东州市保安司令部司令。后来从副市长到清江省委书记兼东州市委第一书记。退休后任中顾委委员，省顾问委员会主任，不容易呀，特别是退休后这么多年，每年都坚持去几趟农村搞调查研究，写了大量的调研报告，为省市决策提供依据，我和李绍光都是老书记一手提拔的，李绍光殉职了，老书记也走了，我这心里还真是没着没落的。”
老书记的死确实让张国昌很伤感，我觉得让他浮躁的心静一静也好，便关切地说：“张市长，你累了，还是早点休息吧。”说完我起身回了自己的房间。
由于美国没去成，张国昌回东州与出发时形成明显反差，特别低调，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到机场接站的只有孟丽华和马厚。
一上车，孟丽华就把《东州日报》递给了张国昌：“国昌，老书记的讣告登出来了。”
张国昌接过报纸找了半天才找到，在报纸右下角，有火柴盒大小，他哭笑不得地说：“这讣告也就百儿八十字吧。”
孟丽华也觉得字数太少了，咂了咂舌说：“可不是嘛。”
“张市长，”我插嘴说，“按规定，只有市厅局级以上干部逝世才有资格享受这火柴盒大小的讣告，这叫政治待遇。”
张国昌叹了口气说：“要是这样的话，还不如让老书记安安静静地上路，就像回家一样，不惊动任何人。何苦挤在新闻稿件里凑热闹。”
“张市长，”我苦笑道，“老书记何尝不想安安静静地走，只是老书记生前身不由己，死后也身不由己啊。”
张国昌听了我的话似乎有许多感慨，他扔掉手中的报纸惆怅地说：“一个轰轰烈烈的生命，岂是百儿八十字的讣告就可以交割清楚的？”
我抖开《东州日报》仔细读了那百儿八十字的讣告，内心涌起从未有过的悲怆。
袁伯守的死震动了东州官场，有的人像失去了什么，有的人却松了一口气。这些年老书记用人格、人品和威望震慑着东州官场的风气，他的去世让东州官场少了一面照妖镜。
这两天，魏正隆为老书记的一份遗嘱难了心。早晨刚上班，他就把常杰和张国昌请到办公室。常杰年轻时是篮球运动员，一米八的大个儿，红脸膛，一副关公长相。
“找你们两个来，是有一件事和你们商量商量。”魏正隆深沉地说。
“是老书记的事吧？”张国昌猜测道。
“正是，”魏正隆酋肯道，“老书记死前留下一份遗嘱，你们俩先看看吧。”
张国昌和常杰看后都吃了一惊。
张国昌诧异地问：“老书记有这么多钱，四五十万呀！”
常杰也惊异地问：“全部捐献给希望工程？”
魏正隆淡淡一笑说：“这笔钱是老书记的同胞弟弟这些年从台湾陆续寄给他的，他竟然一分钱没动。当年为了抗击日寇，老书记参加了八路军，他的弟弟投奔了国民党军队，后来跟随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近几年兄弟二人才联系上啊。”
张国昌和常杰听后都唏嘘不已。
魏正隆接着说：“袁伯守同志的高风亮节值得我们敬佩啊。但是，我个人的意见是，这个遗嘱我们不能完全执行。你们想一想，老书记的一儿一女都下岗了，从小就跟他吃苦，没跟老书记享什么福，目前的生活条件很不好，再说，他老伴儿跟他吃了一辈子苦，身体也不好。我的意见是，象征性地拿出五万元给希望工程，其余的四十万，还是给他老伴儿和儿女留下过日子吧。”
常杰当即表示同意：“我相信老书记在天有灵会理解的。”
张国昌迟疑了一会儿，也表示同意。
“这份遗嘱一定耍保密，让老书记静静地走吧。”
魏正隆伤感地说：“常杰，你抓紧定治丧委员会名单吧。国昌，你负责布置灵堂，抓紧办吧。”
在卧龙岗革命公墓，袁伯守的灵堂庄严肃穆，花圈里三层外三层地摆着。为布置灵堂，林大勇等人已经忙了一宿了，张国昌不放心，指示朱玉林全权负责布置灵堂和守灵。
朱玉林一大早就过来检查，他背着手围着花圈绕了两圈，终于发现了问题。
“大勇，”朱玉林严肃地说，“李老和黄老送的花圈，摆错位置了。”
林大勇觉得朱玉林是吹毛求疵，他辩解说：“他俩都是副省级，还分什么先后呀？”
朱玉林强调说：“虽然级别一样，但黄老的资历比李老要老一些，还是调过来，黄老的摆在前边。”
“秘书长，”林大勇不理解地问，“不就是送个花圈嘛，他们常年不住在东州还分什么先后。”
“大勇，”朱玉林认真地说，“这叫政治待遇，可不能马虎，弄错了传到黄老耳朵里，非给张市长惹麻烦不可。”
我陪张国昌到灵堂时，朱玉林正在给林大勇上政治课。
张国昌在灵堂门口就听到了，他接过话茬说：“大勇，李老和黄老虽然常年住在省外，但政治待遇你不能动人家的。”
“张市长，”林大勇哭笑不得地说，“这下我可明白了什么是官本位思想了，给死人送个花圈还要分个资历和级别。”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省一级领导的追悼会，场面之大令我震撼。晚上回到家，我情绪有些低落，一个人躺在床上猜想，这么热闹的追悼会一定不是老书记的本意。
杨娜看出了我的心思，她递给我一杯水说：“默，追悼会的场面一定很大吧？”
我抿了一口水说：“太隆重了，光各级领导的小轿车就有一千多辆，交警主力都到卧龙岗疏散交通去了。参加追悼会吊唁的人流足足排出了一公里。”
杨娜坐在我身边叹了口气说：“为什么人一有了资历，有了级别，第有了官位，连死都不能清清静静的？”
“娜，”我坐起来问，“你知道追悼会上，谁哭得最伤心吗？”
杨娜摇着头问：“谁啊？”
“当然是张国昌了，”我冷冷一笑说，“在东州官场上，只有李绍光跟老书记感情最深。李绍光要是活着，哭得比张国昌还得伤心。老书记是个廉洁的人，这些年来，过年过节去老书记家看望的现职领导不少，但没有人敢送东西，更没有人敢送钱，但空手去又不好看，于是，就送花篮。一到过年、过节，老书记家桌子上、窗户上、地板上摆满了鲜花，唯有李绍光和张国昌敢送点东西，但东西也不过是两桶油、一袋大米什么的。娜，这两天我一直琢磨一副对联：佛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