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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加起来共八子三女。高祖是22个皇子，19位公主。太宗是14个皇子，21位公主。武皇后进宫后，他几乎过着一夫一妻家庭生活，对他的身体大有益处。
然而，他生来虚弱的体质，加上少年的伤害，使他勉强生存和上朝应景。至自封“天皇”之时，他已再难上朝应景了，才虑再三，提出让“天后”摄政的。
然而，当李治把自己的想法交众臣讨论时，却遭到或明或暗的反对。而朝中拥护武皇后的重臣许敬宗已于咸亨三年逝世，他死后太常博士袁思古曾提出为他谥“缪”号，这个谥号显然是对许敬宗的极大侮辱，《谥传》上确记有这个号，但那是对一些极不称职官员的盖棺论定，是一种惩罚性的论定。而许敬宗半生替武皇后争斗，是武后忠心不二的大臣，死后竟如此谥号，可见得当时朝中的反对派再度抬头了，他们打击死去的许敬宗，实际指向是武皇后。谥号问题也弄起波澜，许敬宗在朝的孙子几乎气疯，向皇帝诉讼袁思古，李治下诏让五品以上的官都参加议论，最后才改“缪”为“恭”。“恭”号也几乎是个贬义的，《谥法》说“既过能改也曰恭”。实际上朝臣中所以给许敬宗送个“恭”号，也只承认他忠于武皇后而已，为他提“恭”谥号的是礼部尚书杨思敬。
儒家传统、男权观念和王朝正朔观念是十分顽固的。所以，在许敬宗等少数由武皇后培植的大臣一死，便无人敢替武皇后说话了，因为朝中官员毕竟是正统思想官员占绝对优势。虽然多数也不敢说武皇后的坏话，但在这重大问题上，也无人为她冲锋陷阵了。
反对武皇后摄政的代表是中书侍郎兼任宰相的郝处俊。他向李治说：“天子理外，后理内，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虽有幼主，不许皇后临朝，所以杜祸乱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传之子孙而委之天后乎”郝处俊的话刚说完，中书侍郎李义琰又抢着说：“处俊之言至忠，陛下宜听之”
郝处俊改于直接道破就里，反对皇后临朝，反对让武后摄政，他的胆子也太大了。在封建社会，他堪称敢于犯颜直谏的“诤臣”了。他的“诤言”也异常明白：女人是不能执政的，哪怕皇帝再小，也是男人，绝不能让皇后临朝。皇后临朝就不是原姓的天下了，就会出现西汉吕后专权那样的“祸乱”来。如今的天下是李氏的天下，一定要传给李氏的子孙，而不能交给武氏“天后”。
当时议论不是在背后征求意见，而是“朝议”，“天后”武皇后就在李治的身后，只隔一道帘幕。所以说赦处俊胆大，似乎嚣张，他同时也是说给“天后”听的。完全可以想象武皇后是多么气愤和委屈。政权只能交由李家的子孙，那如今自己的丈夫病得上不得朝，李家之子是自已的亲生儿子，亲生儿子比丈夫还要弱。那她做妻、做母就不能伸头撑一下，让这个朝纲无人作主丢下去。20年来不正是她苦力支撑、辅佐李治才出现如今的大唐形势吗？如今夫病子弱，拥护她的大臣死去了，没人敢说公道话，让这些腐儒又跑出来指手画脚，满口子曰。她如何不委屈、不愤慨。这么多年来，从长孙无忌开始，就一直瞧不起女人，女人只能作男人的附属物，弄不好就是红颜祸水。这些年她干出了那么多让男人做不到的事，让唐太宗那样的男人都做不到的事，仍被男人瞧不起。所以，她一定感到委屈、愤慨。
廷议武皇后摄政事过不久，太子弘突然死亡。死的日期是同年四月已亥日，地点是合璧宫，死时李治和武后都在他身边。
因李弘死在廷议武皇后摄政期间，所以“时人以为天后酖之也”。
然而，说武皇后“酖”杀自己的亲生儿子李弘，即使是最有想象能力的小说家也设计不出武后杀子的时间、地点、参与人和具体“酖”杀的作案过程。因为李弘是一国储君，具备了准皇帝的一切条件，身边文臣、武将、太监、侍卫一大批，东宫等于一个小朝廷，太子的行动已不能自主、自由。其起居、餐饮都有完备的专伺，每饭、每食、每饮都有严格的程序。武皇后真要“酖”杀他，也是难以做到的。所以，大家只能怀疑，一直怀疑到如今，使武皇后做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嫌犯，我看今天该为她解除了。
李弘，是武皇后生的第一孩子，有了这个孩子，她才得以在唐宫立住脚。是她在唐朝后宫和前堂发展的奠基和。武皇后很爱他，以他为骄傲。
李弘酷似李治，性格忠厚仁儒，身体虚弱，多病多灾。他幼年时学习《春秋》，师傅读到“楚世子商臣弑其君”，他听不下去，以为太血腥、太残酷，要求换别的书读。于是师傅们改教《礼》。平定高丽后，“二圣”下令让逃亡的士卒限期自首，否则施以斩刑、妻子儿女没为奴。李弘知道后大为不忍，上表劝说取消罪涉妻子儿女这一条，表里有语：“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咸亨二年（671年），李治出幸东都，留太子弘在京师监国。当时正遇灾荒，太子发现兵士的食物中有树皮和草籽，心中悯然，便命人把东宫里的粮米送给他们吃。
一天，李弘偶而得知淑妃生的两个异母姐姐义阳、宣城二公主，三十岁了还没有嫁人（公主未有皇帝或母后命，不得出嫁），心里很难过，急忙上奏请求为二位公主办理嫁事。李治准奏，但这件事却让武后不高兴，一怒之下把二公主配给了两个翊位小军官。她认为太子是将来的一国之君，要处理军国大政，驾驭群臣，这么婆婆妈妈，哪能成其大事。但是李治却喜欢李弘，认为太子能宾礼大臣，处事心仁，正是他所希望的。原来李治所说的宾礼大臣，有他的根据。例如：太子躲在东宫读书，不愿接纳宫臣，不接宫臣，用膳自然就少。典膳丞邢文伟劝太子多接触臣属，以便发解朝政，就以减少供膳进谏。太子就诚恳地给他回信答书，强调自己身体不好，没有太多的精力接触大臣，还说一定尽量做到多见宫臣和宾客。还有一次，太子设宴，宴席间命宫臣做“掷倒”的游戏以助兴。挨到左奉裕率（太子侍卫官）王及善，王拒绝听命，说：“做掷倒这把戏，自有伶官。如果臣奉命做了，那我就不配做殿下的侍卫了”太子听了赶忙称谢。这两事为李治知道后，分别奖赏了他们二人，并升了他们的官职，还向大臣们讲述了这些小事，表扬了自己的儿子。
大臣们当然更喜欢太子，他谦恭、仁慈，将来做了皇帝，才能让臣子们可以随意劝谏，立言立德、青史留名。如果让武皇后当了女皇帝，别的先不说，先是说话就不能太随便，她聪明睿智、是非分明、性刚专断，在诸臣眼里有些乖张、暴棙，做她的臣子不怎么舒服。至于国家由谁治理更好，那就不去管它了；至于太子的身体条件太坏，能否挑得起治国的重担，他们也一概不管，那毕竟是后话。
但是，太子弘却突然死了，他们的希望破灭了。所以，伤心而恼火，就认为是权欲膨胀的武皇后杀了她自己的儿子，搬掉她摄政的绊脚石头。
李治和武后对儿子的去世当然比诸臣要伤心痛苦多了。但在诸臣眼里，武后是猫哭老鼠，怎么看都是假的。但是，太子的身体状况，李治是清楚的，太子死后李治制诏曰：“自琰圭在手，沉瘵婴身。顾惟耀掌之珍，特切钟心之念。庶几痊复，以禅鸿名。及腠理微和，将逊于位。而弘天资仁厚，孝心纯确。既承朕命，掩欻不言。因兹感结旧疾，增甚亿兆。攸系方崇，下武之基，五福无微，俄迁上宾之驾……”意思是说：自从李弘做了太子，严重的疾病一直缠身。朕盼着他康福后，就把皇位禅让给他。只要他病情减轻些，朕就让位了。但这孩子天生忠厚仁孝，听说朕要让位给他后，再也不说话了，日夜想着怎么能接这个重担子。因此使旧病复发，陡然加重了百倍，终于夭亡了
李治出是个忠厚坦诚的人，他痛失爱子，表述了李弘突然死去的原因。原来是重担子把他压死的，李弘的身体本来很差，给他太子做，他已感到担子太重，病情便加重了。而李治和众臣不顾他的死活，又要把皇帝位让给他，其结果使他的旧病复发，比往日暴增百倍，就突然死亡了。儿子的身体、性格和心情，李治太熟悉了，当年他做太子时，就感到担子重，终日苦恼，也让他虚弱的身子加了病。所以现在40多岁就感到末日将到，和做太子、做皇帝的压力关系太大了。想当初李弘十余岁时就被留在京师监国，李弘的担子重，又想念远去洛阳的父母，经常哭泣，连那些急于求成的辅弼大臣也感到可怜，放他去洛阳父母身边轻松轻松。
所以，李弘之死是疾病所致是可以定谳了。如果非要找人为因素，那也找不到他**头上去。恰恰是那帮大臣们总劝李治让李弘摄政并近而让他做皇帝，使他感到压力太大，病情突然加重死亡的。而他们反而制造或听信谣言，非说是当母亲的武后杀死了太子李弘，颠倒了是非黑白。人们以讹传讹，使那些本来仇视武皇后的传统官僚，或别有用心的史家们把此事弄得混淆不清。
如七十多年后的唐肃宗时，大臣李泌就肯定地向肃宗说：“孝敬皇帝，为太子监国，仁明孝悌。天后方图临朝，乃酖杀孝敬，立雍王贤为太子。”当时武皇后才逝世30多年，到这时唐朝官方已成定论：是武后酖杀了李弘。但《旧唐书》和《实录》都没有说李弘是被毒死的，都说是病死的。但《新唐书》却肯定了武后“酖杀”太子的谣传，在为李弘作传时，说：“后将逞志，弘奏请数怫旨，从幸合璧宫，遇酖薨。”在《李治纪》里说：“已亥，天后杀皇太子。”使这一结论以正史的形式留给后世。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比较严肃地考订诸史，也把诸史的记述摘录作证。但他也裁决不了，只以存疑态度作结：“弘之死，其事难明，今但云时人以为天后酖之，疑以传疑。”。
武皇后痛失爱子，还被朝中从臣疑为自己谋杀，又遭一顿谈论、非难。她心里愤慨而委屈，五内沸然。这让她心中更有数，众臣是想把她搞下台，说来说去还因为她是女人，女人执政犯了男人的大忌，也为千古礼法所不容。无论主观与客观，她都不能后退，不能屈服，当年长孙无忌的势头也没让她低头，何况如今呢？主观上，她就是要向世俗挑战，看看女人能否治好国，她要干一番事业给世俗看看。客观上，李治身体坏下去了，长子死了，次子显然不成熟，不能马上继统当皇帝，朝内的政务，国家的大事，还得她来管，丈夫和儿子的事，谁来担当啊？
他崇拜唐太宗，她要好好动点脑筋，制一个通盘治国的东西来，像唐太宗当年那样，上下其手，文武兼修。不知那时用不用纲领这个词，如果用的话，她要制一个治国的纲领了。
唐太宗的东西她太熟了，晚上回忆一番，如数家珍。她想起了太宗晚年，是贞观二十二年吧，转年太宗就升天了，那年自己25岁了。就是那年，太宗制过一个文件，叫《帝范》，共说了十二件治国的大事，故称《帝范》十二章。
李治能否记得她不知道。但她记得。太宗在翠微宫养病，她和做太子的李治随驾护理。一天，太宗在翠微殿里严肃地把一本御册交到李治之后，说：“修身治国，备在其中。一旦不讳（即一旦我死了），更无所言矣”当时李治只是跪地哭泣，这等于向他交待后事了。太宗无奈地看着这个懦弱的儿子，摇摇头，接下来说：“你该向高明的人学习，取上法仅得中法，取中法仅得下法。我一生有很多错误：享受锦衣玉食、居之宫室台榭、玩之犬马鹰隼、四方游乐。这些，你千万不要模仿。我也有些功劳：弘济苍生、开疆拓土。有了功劳，人们才原谅了我的过错。但是，比起更好的我就惭愧啊你没有我的功劳却继承了我的富贵。竭力为善，尽得安宁；骄惰奢纵，自身难保；治国成迟败速；君位失易得难；千万珍惜慎重啊”
以太宗之气魄，以这么严肃的态度向李治交待，等于是最后遗言、遗嘱。可见，交到李治手中的那本册子该是多么重要了。
当然，太宗的《帝范》并不保密，朝臣也尽知其内容的，武皇后记得更清楚。其内容为一、君体；二、建亲；三、求贤；四、审官；五、纳谏；六、去谗；七、戒猛；八、崇俭；九、赏罚；十、务农；十一、阅武；十二、崇文。
这十二条内容是治国的根本大计，作为一国之君，或是一个制度下培养的文人，归纳出这十二个方面的内容都不是难事。关键是否愿意努力去做，如隋炀帝是有名的暴君，他自然不愿做这些治国爱民的事。他父亲是位明君，上面的事几乎全做了，而且做得很好，但他却没有坚持做，晚年也成了一个很凶恶的暴君。他的儿子正是接着**晚年的坏事，才做得比他父亲晚年还坏的。有的皇帝是愿意做的，但因个人主观因素或客观因素，却做不好。李治就是这样的皇帝，他就无气魄，又无才情，他是做不来的。虽然他忠厚、仁爱，是儒家经典陶治出来的知识分子，做个一般的文化人，能做得很好，但做个治国的皇帝他就不合格了。
其实，武皇后辅佐李治20年了，这20年已经做了《帝范》中的好些事。但她毕竟不是个皇帝，她是在李治身后指挥着皇帝做的，想很好地做好那十二方面的事，自然是困难的。好比一个优秀导演，给他一个上不了台的演员，是演不好戏的。何况，台下还不断捣乱、不停地鼓唣，要把幕后的导演轰下台。
现在他仍然不是皇帝，可是她已不能不做，毫无退路，后退不堪设想。
对《帝范》十二章，她逐项内容分析着，由于条件不同，她比照着，看看哪些内容需要改。她要做一个最切时宜的，而且突出本朝特点和她武皇后的特点。
《帝范》的前两个内容是讲怎么做一个好皇帝并通过团结诸亲王，建立起皇帝的亲族体系，做巩固皇权的宗族宗法基础。唐太宗鉴于皇族叔辈、子侄系庞大，做得好是一个血缘宗族关系网络，可最好地巩固皇权，做不好就会亲族为叛、父兄反目。这两条武皇后原则接受，但她不愿再写再定，只能暗中注意。
求贤、审官、纳谏、去谗几项内容自然要做，但得变变说法，突出当务之急，突出时需特点。
戒盈、崇俭是要注意的，以往自己做过了的，要设法缓解，但也应具体点规定，不能照抄照搬。
务农一条是最实际的，这是富国富民的根本，要首先做好。
赏罚讲的是皇帝对臣民的恩威并治，按法律办事，赏罚分明，自然是一定要做好的，不然好坏一锅粥，谁还肯为皇帝卖力。
阅武和崇文，是帝王的武功与文治两端，自然重要。但也不能像这样的笼统，还要具体些。
经过她的反复思考，把前朝与当今相比照，总结唐太宗的经验和教训，总结自己辅佐李治20年的经验教训。终于制出了自己的施政大纲十二条，请李治定夺和实行。因为自己不是皇帝，仍然以“建言”方式提出，因此叫做《建言十二条》。和唐太宗的《帝范》十二章相对应。
让百官想起唐太宗，想起唐太宗的“贞观之治”，表示当朝也要再造出个“贞观之治”来。
建言十二条
劝农桑，薄赋徭；
二、给复三辅地；
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
四、南北中尚禁yin巧；
五、省功费力役；
六、广言路；
七、杜谗口；
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
九、父在，为母服齐哀三年；
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
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
十二、百官任事久，才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
第一条则是功谏农桑，轻徭薄赋。从两个方面发展国家的农业生产，是历代明君的富国强民国策。一方面大力鼓励农民加重耕织，发展农副两业，一方面减轻农民的赋税和徭役。前代如西汉初期、“贞观”前期皆实行此策，是故国泰民安，出现“文景之治”、“贞观之治”。
第二条规定，免除京师长安畿辅重地京兆、冯翊、扶风之地人民的全部徭役负担。让京城周围人民全力投入基本建设，以巩固国都。
第三条是她总结了历朝教训，尤其是贞观后期和本朝的东西用兵的教训，打算停止武力征服，和戎四方，使四海昇平，和平友好。
第四条要禁止朝廷各部门的奢侈浮华风气。南、北、中、尚，是指宰相府，俗称南衙；中央各直属机构，俗称北衙；中是指中书省，也称右相府和西台；尚指尚书省，也称都台、文昌台、中台、南省，亦是宰相府。总之，这是泛指中央各机构。
第五条是要精减土木建设，节约开支和劳动力的使用，尤其宫室建设，历代皆有深刻教训。先时对东都的营建，已造成开支和劳力负重，管民已有怨言。
第六条和第七条，是要让官员们敢说话，向朝廷建言和批评；但也不能造谣生事，搬弄是非、混淆视听。她自然是有所指的，以往不少人造谣攻击陷害她。但只要不是恶意地胡说八道，皇帝要有纳谏的雅量。
第八条是要王公以下的臣民，都要读《老子》这篇文章。其目的显然，她知道高祖建唐时曾将李家先祖附会于唐尧，又称李家鼻祖是老子李聃，又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因此她这是投其所好，让李氏王朝宗亲和百官，别总认为她是武氏的女儿，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她借此表示她是李家的媳妇，没有外心。
第九条是武皇后借当时的丧葬礼仪中的一条，来提高妇女的地位的。古代社会，长辈去世了，在居丧期间要根据服丧人与死者的关系，亲疏远近而服饰有所不同。共分五个等级，即斩衷、齐衷、大功、小功、缌麻。斩衷是最重之孝服，以粗麻布做成，不缝边，斩布成衣。子女为父，妻妾为夫，服期三年。齐衷是第二等丧服，以熟麻布做衣，缝边整齐，故称齐，丧期又分四等，前两等是：如父亲已去了，寡母去世时，儿子为母亲服孝三年；而如果是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