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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结束后的第二天，新娘和新郎及日本亲友们飞往厦门游览。一月五日，小山家族飞回日本。
一月五日夜，我又一次来到上海奥林匹克俱乐部，看望即将东去的何智丽。此后的她，将侨居日本了。
临别，她再三说，会常来上海的，因为上海是她的故乡。
记得，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她刚从日本回来，便对我说：“在日本，小山一家待我非常好。但是，我总常常思念故乡，思念祖国。”
是的，作为“上海的女儿”的她，身在日本，心中将永远不忘祖国，不忘故乡，不忘乒乓球。
第七章 苦练六年再度辉煌
焦志敏也走上了异国婚恋之路
就在一九九零年元旦何智丽和小山英之在上海举行隆重的婚礼之后的第二十天——一月二十日，在上海《解放日报》的“解放论坛”上，忽地登出一篇题为《过热的“外嫁”》的杂文。杂文署名拾风，亦即郑拾风，上海的老杂文家。
何智丽读了这篇杂文，感到十分吃惊。
文章写道：
随着改革、开放浪潮的冲击，中外人士交往频繁，中国女子“外嫁”的情况也日见其多。具体数字，未见公布，只从某些知名女性的“喜讯”中略知一二。也许是“气候因素”，婚姻一沾染上外国人，敏感的记者先生很容易把它当成“热点”。要说知名女性的婚姻报道，陆续也有透露，如郎平，报上就通过简单报道，向关心郎平的球迷递一个信息，这种作法可龋类似的“明星”、“运动员”的报道还有一些，但比之最近两位世界乒坛女冠军的报道规格和规模差远了。这里的原因，大概很有几条，其中之一条，就在于她俩嫁的是外邦人，新闻也随之“升值”。不仅报道详尽，而且连续、跟踪，连其中一位出嫁后穿上异国服装的玉照，也在报上选登了。“女生向外”嘛，究竟属于个人生活的事，可你报纸渲染则甚？事情一渲染势必涉及到导向。
这里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文章中所称的“两位世界乒坛女冠军”，则分明是指她和焦志敏。
焦志敏和何智丽一样，也是异国婚恋。焦志敏是与韩国乒乓名将安宰亨相爱。
她在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抵达汉城。此后，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在汉城举行婚礼。
焦志敏的异国婚姻，几乎与何智丽“同步”。
那篇杂文称，举行婚礼时，“在上海请到几位头面人物出席，那更是‘锦上添花”。
文章写道：
只不过因为新人具有新闻价值，要登一下报，登就登吧，通报一下也就够了，既不必大做文章，更不必硬扯到“国际友谊”“世世代代友好”上去。归根到底，“世世代代友好”的基础是门户相当的实力。实力不在觥筹交错中，或者外交命令中获得。实力要靠自己发愤自强，好自为之。因比，我个人对这种“热点”宣传不感兴趣。渲染让别人渲染吧，我们最好是冷静反思。
何智丽说：“这篇文章，简直莫名其妙。”
不过，这篇文章提及“两位世界乒坛女冠军”，把何智丽跟焦志敏并提，倒是说明何智丽和焦志敏走上了相同的人生之路。
引起何智丽和焦志敏对中国乒乓球队极度的不平，都是因为“让球”：如果何智丽不反抗“让球”的话，她就不会是第三十九届世乒赛的冠军；焦志敏则正是被迫“让球”，失去了争夺第二十四届奥运会冠军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倘若焦志敏像何智丽那样奋起反抗“让球”，她很可能就是汉城奥运会女单冠军！
焦志敏在汉城奥运会之后，跟何智丽一样，也离开了中国乒乓球队。
直到这时，焦志敏才敢在记者面前，倾吐心中多年来对于“让球”的愤懑之情：焦志敏说：“论实力，我还可以打二三年。（汉城奥运会前，焦志敏打了十六场国际比赛，胜十五场）但奥运会那场球，太让我伤心了。八年来，我在国际比赛中已让了五次球，所以我不想再打下去了。”
奥运会半决赛，陈静对赫拉霍娃，焦志敏对李惠芬。由于焦志敏以前曾负于赫拉霍娃，且她与李惠芬对阵时还不知道陈静与赫拉霍娃之战的结果，所以教练指定她把决赛权让给李惠芬。
焦志敏服从了，她委曲地说：“我多么想为国家多做些贡献，可这次‘让球’，我在思想上一点准备也没有，这突然的打击，实在让我承受不了。”“让球”，迫使何智丽在二十四岁时伤心地离开中国乒乓球队——她是在汉城奥运会前夕离开中国乒乓球队的。
“让球”，迫使焦志敏在二十五岁时伤心地离开中国乒乓球队——她是在第四十届世乒赛前夕离开中国乒乓球队的。
焦志敏和何智丽一样，都走上了异国婚恋之路。
焦志敏跟比她小一岁的安宰亨相识，是在一九八四年的亚洲乒乓球赛上。那次比赛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
此后，他们开始通信。
一九八六年在汉城举行的第十届亚运会上，安宰亨崭露头角。那一回，在男子团体赛中，他独取中国队三分，引起广泛的注意。
也就在这时，韩国一个记者得知安宰亨跟焦志敏通信，就写成《异国情侣——
安宰亨、焦志敏罗曼史》，在汉城一家大报上发表，成了爆炸性新闻。
其实，当时焦志敏只是跟安宰亨通信而已，并未确定彼此的关系。
那篇报道对焦志敏产生了很大的压力，使焦志敏后来一度中断了与安宰亨的通信。
一九八七年三月，焦志敏和安宰亨在印度新德里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重逢。安宰亨追寻焦志敏，终于使中断了的联系又重新恢复。
一九八八年九月，他们在汉城奥运会上又一次相遇。“让球”，使焦志敏失去了摘取奥运会女单冠军桂冠的机会。焦志敏决定正式退出乒坛，她与安宰亨的关系也就明朗化了。
那时，中国和韩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韩国体育官员向焦志敏表示，如果焦志敏嫁给安宰亨，他们可以请焦志敏在韩国当教练。
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也为这一对异国恋人牵线。
一九八九年五月，北京举行亚洲乒乓球赛，安宰亨随队前来北京，和焦志敏正式定下终身大事。焦志敏的家人特地从哈尔滨赶往北京“相女婿”。
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九日，焦志敏离开北京，取道香港前往斯德哥尔摩。她此行是应瑞典乒协的邀请，前去作为期三个月的讲学。
安宰亨也来到那里。他俩在韩国驻瑞典大使馆办理了结婚证明手续。
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二日，焦志敏和安宰亨一起由瑞典飞抵汉城金浦机场韩国的记者们蜂拥机场。他们在机场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焦志敏和安宰亨在汉城举行了隆重的婚礼，韩国为之轰动。
当年，焦志敏和安宰亨结婚，被评为韩国十大体育新闻之一。
使何智丽和小山英之结缘的是乒乓球，使焦志敏和安宰亨结缘的也是乒乓球。
焦志敏结束了乒乓球运动员生涯。婚后，她先后生了两个孩子。
顺便提一笔，在何智丽和焦志敏出嫁之前，一九八九年四月，第四十届世乒赛在德国多特蒙德举行。中国乒乓球队男队竟全军覆没：丢了男子团体冠军，丢了男子单打冠军，丢了男子双打冠军，就连男女混合双打冠军也丢了！一句话，沾着“男”字的，全丢了！
女队比男队要好一些，以李惠芬、陈静、陈子荷为主力，第八次夺得自一九七五年以来连续夺得的考比伦杯——女子团体冠军。
在这届世乒赛上爆出冷门：奥运会女单亚军李惠芬在女子团体赛中战胜了韩国的玄静和，但是在单打第一轮比赛时，竟然被朝鲜新手安惠淑所淘汰！
乔红作为新手，崭露头角：她连胜匈牙利的巴托尔菲、捷克斯洛伐克的萨法若姬、法国的王晓明、韩国的玄静和，最后战胜了朝鲜的李粉姬，夺得女单冠军。
乔红和邓亚萍夺得女子双打冠军。
李惠芬刚刚回国，就换上礼服，于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三月在无锡和乒乓名将惠钧举行婚礼。从此，李惠芬宣告退役这样，中国乒乓球一代女国手何智丽、焦志敏、李惠芬、戴丽丽、管建华、耿丽娟都退出了中国乒乓球队。
内中，耿丽娟移居加拿大。耿丽娟也是异国婚姻，她嫁给了加拿大乒乓选手皮特。
在中国乒乓球队，取而代之的是陈静、乔红和邓亚萍。
韩国名将梁英子，则在第四十届世乒赛前退役。那时，梁英子大学英文专业毕业，报考了体育专业研究生。
这样，韩国乒乓球队也在更新换代之中。
《参考消息》披露
何智丽要“东山再起”
在何智丽出嫁之后，很多人以为，她会和焦志敏一样，从此结束运动员生涯。
何智丽却不！
在婚后，何智丽不想马上生孩子。尽管小山英之早已过了“而立”之年，很想要个孩子。
他们把乒乓球视为他们的孩子！
何智丽不同于焦志敏，她仍希望有朝一日杀上乒坛，再显身手……不过，在她初嫁日本之际，她还没有这样的把握，她在摸索着，她在试探着。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署名潇潇的上海《文汇报》报道《何智丽元旦新娘》中，这样谈及这一敏感问题：“（日本）有不少大学、企业、俱乐部邀请何智丽去打球，但她至今尚未动心。不过，她也常去家附近的体育馆练练球，以保持水准。至于将来，何智丽的回答是：我离不开乒乓球。”
这一报道，据云引起中国乒乓球队的注意。因为报道清楚表明：何智丽到日本后还在练球，“以保持水准”，并无退役之意！
此后，中国乒乓球队十分留意何智丽的动向。
不过，何智丽来到日本之后，首先面临的问题是适应环境。
她不时从日本大阪写信给笔者，谈及她的近况。
她在一九九零年二月十六日的信中写道：“一月六日我离开上海，至今已有一个半月时间。我来到日本，对这里的气候和生活习惯，一切还是很适应的。当然我也很想念上海，故乡情难以忘怀。
“现在日语老师每周来我家一次，教我日语。生活在日本，语言很重要。现在有些进步，但还要很好努力。”
当然，我很关心，这位世界冠军在日本是否还打球？何智丽是这么写道：“我除了语言练习外，有时运动运动，体质也增强了。”
在一九九零年三月的一封来信中，何智丽写道：“大阪和上海市相近，习惯差不了多少，所以一切如常。”
她说，进入四月份，她学日语的时间要加多，以求尽快掌握日语。在家中，尽管她的婆婆会讲汉语，丈夫小山英之也会讲些汉语，都“改口”讲日语了，以便培养她的日语能力。
闲时，她也练练球。
就在收到此信后不久，一九九零年四月十六日，《参考消息》转载的《何智丽在日本办理选手登记》一文，陡然引起广泛的注意。
《参考消息》转载的是“日本共同社东京三月三十一日电讯”。
电讯称：
“女子乒乓球前世界冠军，去年同日本男子结婚的何智丽，已经向日本乒乓球协会办理外籍选手登记。这样一来，何智丽不仅能参加该协会同意的日本国内比赛，而且，从国际乒乓球联合会的规定来看，还可以作为日本代表参加明年在日本千叶市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要穿上日本代表的制服，必须本人愿意并征得日本乒乓球协会的同意。假如此事能成，何智丽便能成为试图在世界乒坛东山再起的日本的一员难得的战将。何智丽已通过大阪乒乓球协会向日本乒乓球协会办完选手登记。因为她还是中国籍，所以，办的是外籍选手登记，但今后只要能得到中国乒乓球协会的认可，就能在日本参加比赛……”这条来自日本的电讯，第一次透露了何智丽打算东山再起的消息。
《参考消息》是中国发行量甚众的报纸。见此电讯，中国读者议论纷纷。
中国乒乓球队很注意这一消息，因为这一报道清楚表明，何智丽打算东山再起！
我即给何智丽去信，告之《参考消息》转载的日本电讯。
一九九零年六月十八日，何智丽从大阪写信给我。何智丽说，她作为个人，倘若参加日本国内的比赛，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何智丽写道：
“现在中国籍选手一共男男女女加起来有四十名在日本练习和比赛。在日本一些大型比赛中，中国人和日本人一起比赛，这些都是很正常的。”
然而，何智丽说，把她作为个人参加日本国内的比赛，说成“穿上日本代表的制服”，“作为日本代表”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这完全是“加油添醋”。
“因此，我对这篇文章有意见”。
何智丽还写道：
“我从四月份开始，到学校去学日语。现在日语比前段时间有进步。每天去读书。一周内，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学，星期六、星期日学校休息。到学校去主要多学点语言。现在对我来讲，语言比任何都重要，你说是吗？”
作为上海的女儿，何智丽说还将回沪探亲。她愿与笔者再作长谈。何智丽说，她的心愿依然是努力加强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上海人民和大阪人民之间的友谊。
“日本媳妇’回上海娘家
电话耳机里传出熟悉的声音。哦，何智丽！只是听上去瓮声瓮气。“我感冒了，在发烧。三十八度五！”她说道。
这是在一丸九一年一月，远嫁日本的她，回上海娘家探亲，给我打来了电话。
据她说，到上海后的第二天，就感冒了——上海的民居没有暖气，加上连日阴雨，变得又潮又冷。虽说她在上海土生土长，毕竟已远嫁一年，乍一回来便感到不适应。我劝她安心休养，过几天，等她退了烧，我再去看她，请她谈谈在日本做“新娘子”的体会，她格格笑了……她在日本究竟怎样生活？她的心境如何？虽说她给我来过几封信，未免简略。这一次她回娘家，有了畅谈的机会……她又打来电话，说是退烧了，我便去看望她。
一身毛衣、毛裤，一件淡黄色茄克衫敞着拉链。短短的头发露出双耳，她依然还是一副运动员的派头。没有描眉，没有施粉，一对眼睛又大又亮。她还是用一口流畅的“阿拉”上海话，跟我长聊着。只是感冒尚未痊愈，她不时发出几声咳嗽声。
她这次回来，全然是为了探亲——看望双亲及弟弟，所以她很少外出，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她没有惊动一个记者。她希望安安静静地与家人团聚。只要“走漏”一点消息，她家马上就会门庭若市。正因为这样，她与我的谈话，又成了“独家新闻”。
由于这次纯属“私访”，离开日本大阪时，去机场送行的是她的公公、婆婆（丈夫因左腿扭伤，未能亲自送）；飞抵上海机场时，前往迎接的是她的父母和弟弟。不像往日她作为世界冠军，机场上迎送总是大队人马和一束束鲜花。
我问起她成为“日本媳妇”后的生活，她甜甜地笑了。她说，过去她忙于“东征西讨”，虽然到过二十多个国家，但每到一地都极度匆忙，心中只想着打球，只想着夺取冠军。这一回，嫁到日本去，从世界冠军变为“新娘子”，她的生活发生了莫大的变化。生活在身边的不再是教练、队友，而是异国的丈夫和公婆，开始尝到“初为人妇”的特殊滋味。
她在夫家，甚为融洽：
公公小山藤兵卫既热爱新中国又喜爱乒乓球运动，为儿子娶了一位中国的乒乓球世界冠军而欣喜万分，引为小山家族的光荣。
婆婆小山澄美和何智丽有说有笑，一起料理家务。驰骋乒坛时，何智丽几乎不会做家务。如今，她常常充当婆婆的助手。她发觉，婆婆的手很巧，会做一手好菜，又会裁制各种和服，甚至会设计出花样繁多、新颖的妇女手提包——婆婆送人的礼物，常常是自己新近设计的手提包。她说婆婆非常爽朗，从不“婆婆妈妈”。
丈夫小山英之也酷爱体育运动，乒乓球、游泳、篮球之类，样样能“露一手”。
初嫁异国，何智丽经过了一个适应过程。
最初的三个月，语言成了交流感情的障碍。结婚前，他和她主要靠打手势和笔谈。结为夫妇之后，不能老打手势或笔谈、小山英之为她请来了日语家庭教师，何智丽的日语大有长进。其实，小山一家，也都成了她的“日语家庭教师”。她生活在日语的氛围中，特别是看电视时，是锻炼她日语听力的好机会。后来，那位日语家庭教师到美国去了，何智丽便到汉语学校学习。尽管每次路上来回要两小时，她仍坚持上学。在学校里，遇见许多中国同胞，其中有好几位上海老乡。
渐渐地，她闯过了语言关。她能用日语跟丈夫、公公、婆婆说话，表达一些简单的意思。她能大致看懂日语电视剧的意思。
在大阪，她成了新闻人物，日本记者不断登门采访。最初，由丈夫或婆婆担任翻译。后来，她自己能听懂记者的提问，用日语作简短的答复，由丈夫作一些补充。如此这般，她居然能对付日本记者的提问。
日本的《朝日新闻》等多家报纸，刊载了何智丽访问记。每一回，她都要向记者表达：“愿为日中友好竭尽微力。”在日本记者的眼中，她的异国婚姻，是日中友好的象征。婚后，小山英之处处尊重她，遇事总与她商量。小山英之一下班就往家里走，朋友们笑他“妻管严”。他笑笑说：“我是个很顾家的人。”日本男子不大做家务。小山英之在家中，总是帮何智丽做家务。
每逢打扫房间，他抢在前头，扫得非常细致。她认为已经干净了，他还要卖力地清扫一番。
日本人的时间观念很强。每次去汉语学校上学时，何智丽步入地铁，在车站等车，总是遇见几张“老面孔”，他们很准时来到车站，每回老是坐同一车厢去上班。从星期一至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