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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区别（奏本也称奏疏或奏议）。④题本在许多情况下是解释政府的决定和政
治行动并使之具体化。作为历史资料，题本并不由于皇帝没有批准它所建议
的行动，或者——像经常发生的——由于皇帝根本没有见到它而减少其价
值，因为它的价值在于它所提供的情况和发表的意见本身。
题本不仅常常提供作者管辖范围内有关情况的有价值的资料，而且帮助
我们了解对某些问题的各种看法，恰当地估计政府中的摩擦和斗争。特别是
各监察机构的御史，他们是皇帝的“耳目”，职责就是向皇帝报告一切，保
证官僚执行法定的政策，公布官员的一切不适当的或违法的行为，批评政府
的政策。因此，御史的题本特别多。
其他提供资料的文书包括建议、请愿，或者不归入奏议的向皇帝的报告
（议、表、笺、策）；对其他政府部门的通知（揭、檄）；皇帝的命令（谕、
诏、敕）；和对下属的命令（牌）。但还有一种疏、义、表之类的著作纯属
私人性质，必须将它们与官方文书区别开来。①此外，领导官员之间关于他们
管辖范围内的问题的半官方通信，有时可能非常有启发。
关于政策的最重要的奏议，在实录和其他历史著述中通常都有摘录。此
外，某个官员的最重要的奏议照例要在他的传记中提到。但通常只是摘录而
不是全文。为了得到奏议的全文，差不多总是需要转向奏议总集或专集。
奏议和其他经世文的选编始于 １６ 世纪下半叶，并且是这个时期一项真正
的新发明。这类作品中最早的，有万表的《皇明经济文录》（１５５４ 年，５．１．３），
下限到嘉靖初年。几乎总是像这类辑录那样，材料是按题目编排的。其中最
全面的要数陈子龙等人的《皇明经世文编》（ １６３８ 年，５．１．８）。它包括从
明初到编者所处时代为止的 ４３０ 人的奏议和其他政治著述，并有作者的小
传。许多材料涉及边防。这部作品已经重印，是特别重要的明史资料。②
除去这些全面的辑录外，还有只限于一定时期的辑录，但这类辑录在嘉
靖时才开始出现（５．２．１—６）。专门的辑录通常包括所有可以得到的奏议或
奏稿的未经删节的全文，它们或是作者在他整个仕宦生涯中写的，或是在任
某一官职时写的，或是在某一时期写的。这些辑录中最早的文献从宣德和正
统时起，但大部分是从明朝后半期起。尚存 １００ 多种这类辑录。
在许多情况下，某一作者的奏议并不单独出版，而是包括在他的文集中。
有时一个作者文集中的一部分或大部分由一种比较带个人性质的奏议组成，
它们或者是对皇帝的恩宠表示感谢，或者是一份辞职书，等等。一般来说，
一个作者的文集中包含的奏议，不是被看成历史文献，而是被看成文学作品。
尽管如此，文集中的奏议仍然含有别处找不到的大量有价值的材料。
经世文也被辑录进各种有关政治机构和政府管理的作品。这类作品不限
于官方和半官方出版物，而往往是由私家编纂的。不过，私家作品的作者或
④ 藏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① 刘仁开（音）：《〈新唐书〉中的奸臣、叛臣和逆臣》＇350＇，学位论文，汉堡，1975 年。
② 有重印本可利用，30 卷（台北，1971 年）。
编纂者必须有接触官方材料的机会。典型的关于政府机构的私家著作，有王
世贞的《锦衣志》（６．２．１０）①和各种关于翰林院的志（６．２．６—９），均写于
１６ 世纪中期或稍后时期。
《官制大全》在 １６ 世纪有各种版本，构成一个新的类别。它们列出所有
京师和地方政府及其下属部门的文武官员名单以及各部门负责官员的品级。
名单按省、府编排，有关于行政区的地理介绍，包括关于北部边疆地区和关
于外国人的章节，还有少数地图。这些参考手册在它们出版的时代可能十分
流行，但其中只有极少数留存下来。《大明官制大全》（６．１．６）是留存下来
的这类手册中最突出的例子。为了帮助官吏处理诉讼案件，出版了许多注释
本的《大明律》，载有法律条文和条例，时间主要在 １６ 世纪和 １７ 世纪初（６．３．３
—７）。②
第三种经世文是政书。虽然大多数类书包含一些政治问题的材料，但政
书是专用于论述政府组织和经济问题的。大多数中国目录将它们列入史部的
“政书”类。这些政书遵循并丰富了一个较早的传统。王圻的《续文献通考》
（１５６８ 年，６．６．２）是马端临著名的《文献通考》的续篇，包括辽、金、元、
明四朝，明朝至万历初年。它遵循前人的分类法，但增加了一些新的部门和
项目。它关于明朝的某些领域的资料，被认为比《钦定续文献通考》（１７４９
年，６．６．９）更丰富。一位多产的政书编者是陈仁锡（１５７９—１６３４ 年），他
编了两部政书巨著《皇明世法录》（１６３０ 年，６．６．７）和《经世八编类纂》
（１６２６ 年，６．６．６）。后者是将明代的其他八部政书中的有关材料重新加以
编排而成。这一部和另外几部政书的书名，说明它们被看作经世文的汇编。
① 关于这部作品，见本章，《导言：若干普遍趋势》。
② 见本章，《有关历史或作为历史资料的明代政府出版物》。
关于外事和军事组织的著作
依照不分国内外政策的传统中国政治思想，传统分类体系没有将对外关
系单独列为一类。与其他民族的和平关系属于礼部的管辖范围。边防和军事
则是兵部的事。虽然与亚洲内陆的民族特别是蒙古人和后来的满族人的关
系，是明代中国外交政策的焦点，但海外关系也变得很重要。１５ 世纪初中国
舰队远征东南亚、印度洋直到东非，被列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航海业绩。后
来，欧洲海军力量向东扩张，终于成为清代中国发展的魔障。因此，单立一
节概括地谈谈中国历史著作如何反映这些对外关系，是适当的。
除去实录、③其他一般历史著作和政书中有关于对外关系的章节外，有许
多著作专门论述与明帝国有交往的外国和外国人。这些著作中的大部分写于
明朝后半期，基本上可以归入经世文。虽然着重在军事，但在大多数作品中
也有关于潜在敌人的习性的资料。这类作品的例子有严从简的《殊域周资录》
（１５７４ 年，７．１．４），这是一部全面论述外国和它们与中国的陆上和海上关
系的专著，下限到嘉靖时期，和慎懋赏的《四夷广记》（万历后期，７．１．１０）。
它涉及 １７ 世纪初期，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论述朝鲜、日本和琉球；第二部
分论述蒙古人、兀良哈人和汝真（女真）人；第三部分论述西藏和中亚；第
四部分论述海外国家安南、爪哇、满剌加、三佛齐、柬埔寨和欧洲国家（佛
郎机）。除去描述不同的民族、他们的制度和习俗外，还增加了简短的词汇
汇编，包括日语、琉球语、蒙古语、阿拉伯语、越南语和其他语种。这些词
汇汇编可能是《华夷译语》（７．１．１）的缩编，它是 １４ 世纪后期首次为公务
之用而编纂的。它们是汉语以及有关语种的历史语言学的重要资料，并在一
个多世纪以前就受到西方学者的注意。
在论述军事的著作中，有两部杰出作品。王鸣鹤的《登坛必究》（１５９９
年，７．２．６）论述军事科学，有地图和关于地理、军事组织与准备、战略、战
术和装备的具体说明；还有明代有关军事问题的重要奏议。茅元仪④的《武备
志》（１６２１ 年，７．２．７）也有地图，它是一部关于军事战略战术、装备与战
争手段、军事组织与边防的百科全书。这部著作关于明代至 １７ 世纪初的论述
特别有力。论述装备和边防的部分之所以使人感到兴趣，是由于有许多例证。
这部著作最好地体现了晚明时期军事科学知识的状况。
还有许多关于军事计划、边界问题，或外国人的专题著作。它们包含所
谈事件的参与者或目击者的叙述，以及有文献根据的论文。最多的是关于蒙
古和北部边界包括满洲在内的作品。
现尚存一些关于永乐皇帝出征蒙古的个人记述，是皇帝身边的高级官员
写的（７．３．２—３）。还有以个人的经历为依据的专题著作，作者是边疆的官
员如马文升、⑤王琼、①和萧大亨。①萧大亨的著作提供了关于蒙古人的习俗和
③ 有重印本，25 卷（台北，1970 年）。
④ 见本章，《导言：若干普遍趋势》。
⑤ 见本章，《导言：若干普遍趋势》。
① 赫伯特？弗兰克：《13 和 14 世纪中国私家历史著述的某些方面》＇167＇，见《中国和日本的史家》，第
116—117 页。
① 中华书局的新式标点本（北京，1959 年；第 2 版，北京，1980 年）。
他们与中国的关系的第一手资料。②其他作品附有边疆地区和边塞的珍贵地
图。作者大多是兵部的高级官员或边疆地区的行政长官，他们有机会接触有
关的材料。这类作品的例子有许论③的《九边图论》（１５３４ 年，７．８．７），它
包括地图和对全部北部边境地区的描述；杨时宁的《宣大山西三镇图说》（１６０５
年，７．３．２１），只述及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冯瑗的《开原图说》（约 １６１８
年，７．１０．３），所述的开原地区在今沈阳东北。
还有关于某些边疆地区的地方志，类似中国的府志和县志。这类作品的
例子有刘效祖的《四镇三关志》（１５７６ 年，７．３．１８），述及蓟州、昌平、保
定、辽东戍区和紫荆关、山海关；郑汝璧的《延绥镇志》（１６０７ 年，７．３．２２），
延绥戍区在今陕西北部；毕恭的《辽东志》（１４４３ 年，７．１０．１）是记述南满
的；郭造卿的《卢龙塞略》（１６１０ 年，７．３．２３），是一部关于卢龙关周围的
边境地区的内容广泛的志书，卢龙关在今河北东部。最后这部作品有从洪武
至万历朝的编年纪，有负责这个地区防务的杰出官员的传记，有关于边防的
军事组织、装备、运输和战略地志的论述；还有关于蒙古人的资料，包括蒙
古语词汇汇编。
有些著作是对边政的调查研究；它们是魏焕的《九边考》（１５４１ 年，
７．３．８）和张雨的《边政考》（１５４７ 年，７．３．１０）。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
录》（１６３８ 年，７．１０．９）是万历后期、泰昌和天启时期在满洲边境上发生的
事件的编年史。颜季亨的《九十九筹》（天启时期，７．１０．６）是最后谈论这
个题目的明代书籍之一。 ④
还有类似的著作，是关于其他边境地区包括“第三”或海上边界的。①
只有少数关于中亚的个人旅行记，其中最著名的是陈诚的《西域行程记》
（７．４．１），它是作者在 １４１４ 和 １４１５ 年间经中亚出使撒马儿罕和哈烈时所记。
这是有关明初中亚情况的重要资料来源。有几个驻守中国西南靠近土著地区
的官员，写下了他们在这个地区的和平的或战争的经历。只有少数较全面的
专著。无名作者的《南诏野史》（７．５．８）包含到晚明时为止的关于云南非汉
族人民的历史和人种史的记述。②田汝成的《炎徼纪闻》（１５６０ 年，７．５．９）
记述了到嘉靖时为止与广西、贵州和云南土著的斗争。少数作品论述中国与
安南的关系，其中最详细的是张镜心的编年体《驭交记》（写于 １６３８ 至 １６４１
年间，７．６．８），它的大部分下限到 １６３７ 年。
１５ 世纪初伟大的海上远征不像我们可能期望的那样在历史著作中受到
重视。虽然它们在许多方面比得上西方航海家著名的地理发现，但后来的中
国作家从未把它们看成是光荣的成就，从未对它们产生认真的兴趣。这些远
征被看成是一个讨厌的太监的浪费而受到轻视。士大夫对所有宦官的偏见（远
征领袖郑和是个宦官）确实在这里起了作用。民间传说进一步歪曲了远征的
种种事实，加进许多杜撰的故事，使外国人特别显得可笑。
因此，传下来的少数真实材料就特别可贵。关于这些远征最杰出的作品
② 现代铅印本（上海，1935 年；北京，1959 年）。
③ 哈佛燕京学社 1940 年初印于北京。
④ 焦竑：《玉堂丛语》＇77＇（1618 年），北京 1981 年出版新式标点重印本，台湾 1982 年翻印。
① 这三部作品都有加标点的重印本：《七修类稿》＇304＇和《四友斋丛说》＇203＇（北京，1961 年），《五杂
俎》＇213＇（北京，1959 年）。
② 北京重印，1955 年。
是马欢③的《瀛涯胜览》（１４５１ 年，７．７．２）。马欢参加了几次航行，描述了
他到过的地方。他的记述是用口语写的，这就为近代前的中国学者的不予理
睬增加了一个借口。马欢的记述成了关于这些远征的最重要的资料。④一部对
马欢的记述作出补充的同样珍贵的记述，是费信①的《星槎胜览》（１４３６ 年，
７．７．１），费信也参加了几次远征。其他全面考察中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张燮
的《东西洋考》。这部作品描述了东南亚国家和日本、它们与中国的关系，
以及航线和海上贸易。它也含有文献材料和引自早期著作中有关这类题目的
长篇引文。
与琉球、日本和朝鲜的关系，以及一般海防问题，都是明朝官员所直接
关心的，有相应的著作论及这些问题。它们包括个人经历的记述，如在 １５３３
—１５３４ 年间奉使琉球的陈侃②的《使琉球录》（７．８．２），和龚用卿①在 １５３６
—１５３７ 年间出使朝鲜的报告《使朝鲜录》（７．９．４）。负责海防的官员所写
的经历有这样一些作品如俞大猷①的《洗海近事》，写 １５６８—１５６９ 年间在福
建广东沿海镇压海盗的事。
两部有插图的海防著作，以其学术上的成就也值得注意。郑若曾②的《筹
海图编》（１５６１—１５６２ 年，７．８．１０）论述从满洲到广东的海防，有船只和兵
器的插图。同一作者大约同一时期的《郑开阳杂著》（７．８．１１）是 １０ 篇海防
论文的合集，有地图。郑若曾被看成第一个把注意力特别集中于沿海地区的
地理学家，并对这个时期的海上贸易和海盗的新发展引起的问题进行了调查
研究。此外，还有许多专题著作。刘宗岱的《两浙海防类考》（１５７５ 年，７．８．１４）
和经过几个作者修订增补的《两浙海防类考续编》（１６０２ 年，７．８．２０）论述
浙江的海防；王在晋的《海防纂要》（１６１３ 年，７．８．２１）论述从广东到朝鲜
的海上防御。
③ 屈大均：《广东新语》＇119＇，圈点印刷本（约 1680 年；香港 1974 年重印）。
④ 王世贞的批评，见本章，《导言：若干普遍趋势》。
① 关于明朝奏议的种类和传送，见赛拉斯？吴：《明代奏议的传送及对传送网的评价》＇596＇，《通报》，
54（1968 年），第 275—287 页。
② 明代官方文献的种类和它们的名称，显然同费正清和邓嗣禹在《清代文献的种类与使用》＇153＇中所说的
清代所使用的不完全相同，见《哈佛亚洲研究杂志》，5（1940 年），第 1—71 页；也同费正清和邓嗣禹
在《清代的行政：三项研究》＇152＇（坎布里奇，1960 年）中所说的不尽相同。
①30卷（1638 年；台北 1964 年重印）。
① 有彼德？格雷纳的德译本：《从明初至天顺末年（1368—1464 年）的明代锦衣卫》＇193＇（威斯巴登，1975
年），和同一作者的《王世贞关于锦衣卫的笔记，二部》＇192＇，见《中国，文化、政治和经济：艾尔弗雷
德？霍夫曼诞辰六十五周年纪念论文集》，汉斯？林克、彼德？莱姆比格勒和沃尔夫冈？库宾编（蒂宾根
和巴塞尔，1976 年），第 130—163 页。
② 又见黄章健：《明代律例汇编》＇244＇，两卷（台北，1979 年），开列了他所知道的尚存 72 种版本的名
称。
类书和地理、经济、科技著作
本节提到的类书和其他作品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类书的编
纂在明朝的最后 ５０ 年达到全盛时期。在《四库全书总目》所列的包括一切时
代，其中也包括清朝头 １００ 年的 ２８２ 部类书中，几乎有一半（１３９ 部）是明
代编纂的。①这些类书也包括经世文材料，但范围有限，只收入整个作品的一
小部分。这类作品中只有两部最突出的作品需要提及。《三才图会》（１６０９
年，９．２．２）①是王圻②编纂的，他也是一部重要政书的编纂者。这部有图像说
明的类书分为 １４ 门，包括天文、地理、人物、时令、宫室、器用、身体、衣
服、人事（音乐、游戏、书法、绘画、舞蹈、气功、体育、斗鸡）、仪制、
珍宝、文史、鸟兽、草木。
另一部是章潢③的《图书编》（１６１３ 年，９．２．３），①也包括这样一些类
目如易象、天文、历算、明帝国和外国的地理、边防、人道、中国历史上的
帝王和著名人物，以及政治、社会和宗教机构。章潢认识利玛窦，他在他的
类书中收入后者著名的《万国舆图》。除了这些供学者使用的学术性类书外，
还有许多通俗性类书，它们反映了 １６ 世纪末和 １７ 世纪初一般知书识字的人
的知识水平。②
区别于地方志、地方手册和帝国行政地理的两部最重要的地理著作，是
以作者的实地考察为基础，前面已经提到。③徐宏祖有许多新的地理发现，最
值得注意的是他查明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和指出澜沧江和怒江的上游是不同
的河流。④徐宏祖的地图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出版于 １７ 世纪之前的其他地
图，有罗洪先的《广舆图》（１５４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