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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上的。福建主要河系的上游，地势崎岖，山关险要，这些地方的运输机构
根本担负不起一场较大的战争的紧急任务。其他因素不是与普遍的社会动乱
有关，就是与郑芝龙的人品和动机有关。
前面已经提到，明朝两个首都的相继陷落以及伴随而来的行省和地方政
府的惊惶失措，使非法活动和潜在的社会冲突迅速表面化。在福建、江西、
广东三省交界的山区地带，麻烦有增无减。由于这个地区的土匪很难控制，
长期以来在赣南（江西南部赣州周围地区）驻有专门镇压土匪的军队，这里
的居民也常在自卫中被杀害。现在，大批匪帮袭击广东东部和福建西南部的
地区，不仅需要转移人力物力来对付他们，而且危及陆上的交通运输路线。
邻近地点的佃农起来反对地主，因为他们在收租时“大斗进，小斗出”。①
随着日月推移，在福建全境都发生了“山贼”的袭击，拦路抢劫成为常事，
地方争斗不受约束，由于郑芝龙的注意力转向别处，甚至一些海盗也重操旧
业了。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无法知道新派来的官吏和新增加的捐税是否合法，
自然把他们所有的一切藏起来，以保证他们自己生存的需要。
此外，在福建的许多文官和士绅看来，从前的海盗郑芝龙现在不过是一
个监守自盗者。他们怀疑他企图从他们的地区和他们身上榨取更多的钱财。
许多人不但不响应爱国捐输的号召，甚至连正规的货物税也不交付。传统史
学对郑芝龙有很大偏见，难以客观地评价这个人。的确，他能干、狡猾、野
心勃勃，并在一定范围内很有权势。的确，他希望通过支持隆武皇帝扩大与
深化他在福建的势力。但同样明显的是，他不愿削弱或牺牲他辛苦得来的赚
钱的海事基地，去进行一场内陆战争，其结果可能是朝廷迁往别的省份。也
许他一再以给养和准备不足为由而反对皇帝所热衷的“亲征”，是根据对形
势的正确判断。但郑芝龙的拖延（它引起朝廷里著名文臣对他的嘲笑以及皇
帝不露声色的轻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自己的长远打算与皇帝的长远
打算根本冲突。
文臣一派希望把皇帝从福建及其土皇帝的限制中解救出来，所以他们辩
论说，迅速的进攻将鼓舞浙江和江西人民的反抗精神，因为他们正受到征服
者的蹂躏。武将一派（特别是郑氏兄弟，他们希望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辩
论说，需要谨慎，要慢慢来；他们反对走出福建的主要山口，到外面去作战。
这个斗争集中表现在黄道周与郑芝龙的摩擦中。
为了反对郑芝龙的阻挠，黄道周在 １６４５ 年 １１ 月自请督师北伐，去援助
最近在江西东北部遭到失败的明朝义军。他没有得到郑氏兄弟任何帮助，就
带着一小支全由热心的志愿者组成的乌合之众和一个月的口粮离开了福建。
他相信沿路上他能全凭“忠义”的号召，得到他所需要的人员和给养。黄道
周的出征在福建和江西得到热烈的响应，但他的军队太缺乏训练，与陈兵江
南南端的清军根本不能匹敌。１６４６ 年 ２ 月初，黄道周在那里很容易地被清军
击败了。两个月后，他和他最亲密的同事在南京被杀。这对隆武皇帝是一个
可怕的打击，他一直依靠黄道周帮助他维持朝中文武官员的均势。
隆武皇帝坚强的性格表现出诸多矛盾的倾向，在平时，这些倾向可能得
到调和，但在受到挫折时，就更加显露出来了。他希望以东汉的光武帝（统
治时期为公元 ２５—５７ 年）为榜样，后者以杰出的将才使汉朝得到中兴，他喜
欢大臣们鼓励他这样做。他在即皇帝位七天后，就宣布了他的亲征计划，指
定他的弟弟新唐王朱聿■在他不在时处理福州的事务。由于上面谈到的各种
原因，他一直不能离开福州，直到 １６４６ 年 １ 月，他进驻建宁，宣布他想直接
从那里出发，前往长江下游地区的广大战场。
同时，他十分看重皇帝作为文学艺术的榜样和保护人所起的作用，经常
亲自起草他的公告，写得又快又好，热情地接受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成百卷书
籍，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固执地坚持科举制度。他反复告诫军队不要扰民；
但他无可奈何地看到社会上充满武装冲突，慨叹政权不再能控制黩武主义和
好斗精神了。
① 钱■：《甲申传信录》＇81＇（清初；重印，《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8，上海，1947 年；台北，1964
年重印），第 149—153 页。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374＇，第 29—43 页。
在用人上，隆武皇帝的态度也自相矛盾。他的热情使他欢迎任何看起来
同他有共同目的的人。结果，许多只会吹牛的无能之辈被派出去担任重要职
务，而在朝廷里，皇帝又想亲自做太多的事，而没有利用他清闲、臃肿的内
阁中几个有真才的人。
隆武皇帝在战略问题上反复无常。部分原因是他急于对来自前沿省份（浙
江、江西和湖广）的任何消息，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积极作出回答，于是
就先下命令，然后才考虑命令的可行性。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最坚定的
舵手也要和犹豫不决进行斗争。首先，是郑氏兄弟的态度，他们公开支持，
暗中拖延。似乎他们的准备工作永远做不完，他们的给养永远不够充分，他
们永远不会执行从杉关和分水关向西向北出击的任务。这样，皇帝只能走到
建宁为止。其次，很难得到准确的情报：关于清军在钱塘江上游的实力，关
于用水师成功地进攻杭州和苏州地区的可能性，关于江西千变万化的局势，
关于遥远的湖广的复杂事态，等等。
这种情况打乱了皇帝的战略。起初，他计划沿钱塘江而下，在去南京的
路上收复杭州。然后，他希望把福建、江西北部和湖广中部的明朝军队集合
在他的领导下，从鄱阳湖以东的某处顺流而下直捣南京。最后，当清军对福
建西北各关口的压力增加时，他考虑移跸赣州，从那里他可以收复江西北部，
或把他的朝廷迁到相对说来防御较强的湖广南部。结果，他看来更可能前往
江西或穿过江西，而不是进入浙江或江南，１６４６ 年 ３ 月，他回驻延平，在这
里他再次宣誓出关，决不回福州。
两个政权相继灭亡
隆武皇帝一直特别关心守住江西南部，因为如果清军完全占领该省，就
会堵塞所有出入福建的主要陆上通道，并使广东易于受到进攻。他授与在那
里积极进行抵抗的明朝官员以很高的官职，并派他的一些最得力的大臣，包
括大学士苏观生和郭维经，去帮助保卫那个地区。１６４６ 年 ５ 月下旬，传来赣
州被围的消息，隆武朝廷面临真正的危险，他们尽一切努力挽救局势。
赣州的明军总数在 ４ 万人以上，但他们是一锅大杂烩：来自福建、江西、
广东和湖广的明官军（许多是新近才招募的）、来自江西和贵州的土著、出
于利害关系而与明朝的事业相结合的山贼。尽管这时清军在江西的指挥混
乱，而且士气低落，但明军的统帅都不能集中力量把清军从赣州赶走，使这
座城市愈来愈孤立。
同时，浙江的清军逐渐巩固了他们在钱塘江以西的地位，尽管南京与杭
州之间的地区并不完全安定。１６４６ 年 ４ 月，清廷命贝勒博洛为征南大将军。
６ 月 １４ 日，他率师进驻杭州，准备从杭州南面的大堤渡过钱塘江。但东南持
续的干旱使江水暴落，水流缓慢，泥沙淤积。从上游一些距离绍兴不太远的
地方骑马渡江成为可能。７ 月 １０ 日，当清军骑兵在桐庐渡过钱塘江时，防守
军队立即向绍兴溃逃。清骑兵在后面追赶，并与另一支从杭州用船渡过钱塘
江口的清军在绍兴地区会合。
鲁监国听说方国安和他的军队向绍兴撤退时，就逃出了绍兴。他显然害
怕这支军队会洗劫这座城市，而他自己将被方国安劫留，作为投降的礼物。
他很快从陆路逃往台州，但在那里他险些被方国安的一个朝同一方向撤退的
部下所劫持。因此他从海门出海，得到水师提督张名振的保护，后者随即将
他转移至舟山。
７ 月末，在延平的隆武朝廷听到清军渡过钱塘江的消息。此后不久，郑
芝龙借口对付海盗袭击，离开了延平。他手下驻守在西北各关口的少数军队，
不久也随他而去。虽然隆武皇帝试图支援浙江东南并加强福建北部边界，但
失败主义的看法充斥他的朝廷。重新激发他的支持者的效忠精神的努力，未
能防止他的政府的解体。
仙霞关告急才终于促使皇帝踏上去赣州的道路，他的随行人员在 １６４６
年 ９ 月 ２９ 和 ３０ 日依次离开延平。但两天后，清军占领延平的消息使他们感
到惊慌。许多人星散，一些人试图追随皇帝，皇帝则带着少数侍卫向汀州急
行。他在汀州被一小队清军赶上，随即于 １０ 月 ６ 日同皇后一起被杀。②
１６４６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当满族贵族不战而进入福州时，这座城市几乎空了。
郑芝龙可能已同清方谈判了一些时候。投降条件仍未确定，他摧毁了他在福
州的火药库，退到更南一些的主要基地。但一个月后，郑芝龙不顾他的儿子
和部下许多将领的反对，在福州正式向清投降，对方答应他任福建和广东总
督。但不久他就在去“朝见［新］皇帝”的借口下被带到北方，随即在北京被
严密地监视起来。其他隆武朝廷投降清廷的文官武将，被允许帮助清军征服
广东，以观后效。
② 钱秉镫：《南渡三疑案》，载《所知录》＇82＇（1651 年；台北，1970 年摹印本），3；林时对：《荷牐丛
谈》＇344＇（17 世纪中叶；重印，《台湾文献丛刊》，153，台北，1962 年），第 126—129 页。
两广和湖广南部的永历政权，１６４６—１６５２ 年
永历与绍武的对立
１６４５ 年，当弘光皇帝的死讯传到边远的南方时，那里的许多官员，包括
广西巡抚瞿式耜和两广总督丁魁楚在内，都赞成拥立朱由■，他是新近去世
的桂王的儿子，按世系应继承福王。１６４３ 年，当张献忠的队伍侵犯湖广南部
时，朱由■和他的父亲从他们的封地逃到广西梧州避难，１６４４ 年，他父亲在
那里死去。朱由■和其他一些人把唐王看成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发户，认为他
的称帝破坏了按次序继承的原则。但他们把他的登基作为既成事实接受下
来，并作为隆武的臣属履行职责。但朱由■在袭桂王王位之后不久突然死去。
这样就剩下他父亲最小的儿子永明王朱由榔。①他 ２２ 岁，生命的大部分
在舒适的闲散中度过，直到张献忠的人马使他备受逃亡、被俘和差点被处死
的惊吓。他好歹从湖广西南部逃到江西；后来被丁魁楚安置在肇庆。现在，
由于他的兄长们一个接一个死去，他突然成了万历皇帝唯一活着的亲孙，明
朝皇位的合法继承者。
当福建传来不祥的消息时，瞿式耜和其他官员试探出永明王愿意登基当
皇帝。唯一表示坚决反对的，是永明王名义上的母亲王氏，她现在操纵她丈
夫身后唯一继承人的全部事务。她认为永明王太年轻，没有经验，软弱，担
负不起这乱世的重任，而广东现时又没有很多大臣，甚至连一支像样的军队
也没有，无法组成一个政府并保卫它。
１６４６ 年 １１ 月初，丁魁楚接到隆武皇帝殉国的确实消息，问题就变得紧
迫了。瞿式耜和丁魁楚强调国不可以一日无君，说服永明王于 １１ 月中旬在肇
庆即监国位，肇庆曾是明朝一处封地的所在地，广东巡抚和两广总督的行辕
也设在这里。②瞿式耜和丁魁楚成为新朝廷的大学士，湖广的主要官员被授以
其他重要职位，各级武职则授与湖广、广西、四川和贵州的几十个将领。
先前，广东派出大部分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去支援江西南部的防御。只留
下少数难以控制的地方武装去对付（或参加）成群结队的土匪和海盗，自从
１６４４ 年北京陷落的消息传到广东后，他们的活动就更加肆无忌惮了。接着在
１１ 月下旬，新监国得知赣州的义军已于 １２ 天前被清军击破，感到他和他的
家室很不安全，就西去梧州。那里离清军的威胁较远而离广西忠于明室的军
队较近。他不知道另一个威胁正在附近出现。
这个时候，一批隆武朝廷的官员陆续到达广州近郊。这些人中有几个曾
与永明王的支持者有联系；但都感到他们不能全心全意参加那个政权，原因
是个人的失意，他们做惯了大官，不屑做小官，或因肇庆集团对他们感恩戴
德的隆武皇帝抱有成见。有的人还对这个新监国缺乏信心，特别是当他一看
到危险，就那么轻易地离开广东之后。总之，当隆武皇帝的弟弟朱聿■于 １２
月 ５ 日从海路到达广州后，人们抱着热烈的期望迎接他。几天以后，根据弟
弟可以继承哥哥的原则，他在广州称帝，即绍武皇帝。这个政权最重要的一
些官职，几乎全由广州本地人担任。
梧州的永明朝廷得知朱聿■称帝的消息时，立即决定永明王应回肇庆即
① 写史可法的书和文章很多。最新的是史元庆的《史可法先生年谱》＇472＇（台北，1979 年）。
② 彭普生：《李自成被害日期探考》＇422＇，《故宫博物院院刊》，3（1980 年 8 月），第 35—39 页。
皇帝位，认为他的大臣们的较高的威望和较广泛的权力最终能使他的朝廷得
到普遍的支持。于是，１６４６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监国永明王在肇庆成了永历皇帝，
并匆忙在肇庆与广州之间的西江各战略地点设防。
武力较弱的永历朝廷企图进行谈判，结果他们的使者在绍武朝廷被杀。
到目前为止，广州一直有广东土司的军队驻守，①是一个易于防守的地区，这
个情况增加了绍武集团的信心，尽管他们自己的军队主要由不可靠的山贼和
海盗组成，是被说服在官方的旗号下作战的。永历和绍武两军之间接连发生
两次战斗：第一次，在 １６４７ 年 １ 月 ４ 日，被永历的兵部侍郎轻易赢了；但三
天后的第二次，永历军队几乎全被歼灭。
两个朝廷的注意力和珍贵的人力物力，被用在这种自相残杀上，而双方
更大的共同敌人却被暂时忘却了。正当绍武朝廷为庆祝他们对永历军队的胜
利，在 １６４７ 年 １ 月 ２０ 日举行正式的军事检阅时，广州却遭了浩劫：清军骑
兵只遇到惊惶而无组织的抵抗。他们从福建的漳州一路赶来，没有被全神贯
注于别的事情上的绍武朝廷所发觉。由于现在已不可能进行任何抵抗，首辅
遂自杀；他的大多数同僚投降。绍武皇帝企图逃走但被抓住，跟当时聚集在
广州的其他许多明藩王一样，后来被杀。①
当关于这场灾难的消息传到肇庆的永历朝廷时，最初的反应是怀疑；但
接着而来的报告驱散了一切幻想。１ 月下旬，永历皇帝匆忙离开肇庆去梧州。
从那里，他继续前往桂林，形成了一种望风而逃的格局。这个格局有效地排
除了西南各地真正的地区支持的发展，特别是使广东的人民永远地疏远了。
清军初次突破两广
如此神速地侵入广州的清军，是两支军队的典型结合：可靠、有纪律的
八旗兵小部队和不太可靠、纪律较差的前明军的大部队——他们在清军进入
北直隶后就投降了。这一次率领清军的是佟养甲，他原是辽东的汉人，出生
于镶蓝旗，最近跟随博洛出征浙江和福建。率领前明军的是李成栋，他自从
１６４５ 年在徐州投降后，几乎不停地替清军打仗，平定长江三角洲地区，征服
福建。
广州平定后，佟养甲和几百人留下，李成栋继续取肇庆，他从那里派出
两支小分队，一支沿北江而上，一支南下雷州半岛，后者后来渡过海峡到海
南岛。同时，李成栋领着他的主力沿西江去梧州，于 ３ 月 ５ 日到达。他从这
里派出侦察队到广西中部和西北方向的桂林，１６４７ 年 ４ 月 １５ 日，清军小部
① 几种权威资料说潞王没有正式就监国位。关于他 7 月 1 日就监国位的确实证据，见黄道周：《黄漳浦文
选》＇256＇，陈寿祺编（1830 年；重印，《台湾文献丛刊》，137，台北，1962 年），第 2 卷，第 161—163、
282—283 页，和祁彪佳（1602—1645 年）：《甲乙日历》＇69＇（第 1 版，绍兴，1937 年；重印，《台湾文
献丛刊》，279，台北，1969 年），第 113 页。又见张道：《临安旬制记》＇40＇（1885 年序；台北，1967
年重印），2。
① 福王、潞王和“太子”于 1645 年 10 月被多铎带到北京。清廷为绝后患，借口在京明朝诸王与外地明大
臣勾结，蓄意谋反，下令将他们一概处死，其中好像有潞王，这事发生在 1646 年 6 月和 7 月；《大清世祖
章皇帝实录》＇494＇（1672 年；1739 年修订；重印，台北，1964 年，载《大清历朝实录》）26，第 10—11
叶，一个典型的错误，是将潞王的潞字写错。福王据说死于 1648 年春。谈迁：《国榷》＇498＇（约 1653 年；
北京，1958 年重印），6，第 6217 页。
队的一次突然袭击差点占领了桂林。
整个广东和半个广西在清军面前以惊人的速度沦陷。清军再次扩张得太
快，这种局面在清征服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重复发生。明朝政府的外部标志
——官印、衙门、城墙、岗哨——是容易接管的，只要这些地区的明朝政府
已经失去威信。清当局常常发现比这困难得多的事是恢复社会秩序，特别是
因为各种破坏分子都与抗清复明的忠臣义士结盟，开始打出正统的旗号。
许多地方只是为了保存自己，自动武装和组织起来杀一切入侵者——满
族人、北兵、义军、明官军、土匪或海盗。佟养甲知道，广东的平定有赖于
恢复从广州经湖广至长江中游地区，特别是经江西至江南地区的贸易路线的
畅通。那些现在在广东除了打斗和偷窃就无以为生的人，那时就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