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议涉及利用粮银比价的波动，以便换算的比率和市价可以更紧密地结合起
来。这样就能控制换算的比率和价钱，使之有利于政府，能够赚得少量利润。
这些节约办法很多是以牺牲南京戍军的利益而实现的。这支戍军是在 ５０
年代期间招募来保卫南京以防大群海盗的劫掠的。这支戍军的粮食定额最初
在 １５５８ 年被削减，并连续不断地进行审查以保证把死亡士兵从名单中去掉。
当这些节约办法证明还不够时，南京的户部尚书提出，通过降低一年两个月
的换算比率（支付的银两每石从 ０．５ 两降到 ０．４ 两），能够可靠地省下一笔
钱。１５６０ 年，南京负责粮仓的户部侍郎建议，停发新兵每年 １２ 石名为“妻
粮”的补贴。①
这是一项不合时宜而欠考虑的措施。１５５９ 年，长江三角洲发生了一场严
重的旱灾，到 １５６０ 年春，南京的米价涨到每石 ０．８ 两银子，为上述新换算率
的两倍。１５６０ 年 ３ 月，当南京戍军的士兵们发现上述口粮补贴最近被削减时，
他们怕这种办法很快便会用到他们身上，他们暴动了。户部侍郎被从他的衙
署拖了出来，杀掉，并被赤身裸体地从一座牌楼悬挂出来，士兵们在那里向
他的尸体射箭。
南京的所有高级官员在守备衙署集会以便决定怎么办；但是，当暴动的
士兵包围了院子时，他们被迫逃命。在户部发给他们 ４００００ 两银子后，部队
终于平静下来。局势非常不稳，以致朝廷甚至拒绝调查这一事变，戍军没有
受处罚。
这些问题还和对省库的经常而不断增长的另一种需求——皇族成员的俸
禄——掺合在一起。到 １５６２ 年，当一个御史提出这一问题时，被王侯之家占
用来支付皇族族人俸禄的粮食超过了 ８５０ 万石（或所值银两）。这个数量还
不够，需要支付的俸禄逐代增多。没有一个明智的官员在没有支持的情况下，
想过问这样一个微妙的问题。但是，皇帝仍然只同意这个问题需要加以讨论。
在 １５６４ 年以前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在这一年，１００ 多个皇族族人包围了陕西
巡抚府第，要求付给他们这时欠下的 ６０００００ 石俸禄。省里的官员只能筹措到
７８０００ 银子，不能使这些皇族族人满意。最后皇帝只好把所有皇族族人降为
平民，并警告他们的亲王不要让这类事件再度发生。这件事就这样平息了，
而俸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７０ 年代以前，帝国的岁入没有增加。朝廷官员们没有提出革新的政策，
南京的叛乱突出地表明，行政上的节约措施能实际付诸实施而无麻烦后果的
是多么少。这些年对银两的不断需求确是酿成了税收制度方面持续时间很长
的改革，这些改革后来整理成为“一条鞭法”。在这种制度下，从前按户摊
派的徭役和其他杂役负担被折算成银两缴纳，同时在许多情况下逐渐并入田
赋。这种改革最先在东南沿海省份开始，那里银子充裕，同时由于大规模的
贸易和商业，在商业事务中长期以来都愿用银两。
① 关于这些事件的更充分的说明，见卡尼？T。费希尔：《明代中国的大礼之争》＇163＇（安阿伯，1978 年）
和中山八郎：《再论嘉靖朝大礼问题之起源》＇405＇，载《清水博士追悼纪念明代史论丛》（东京，1962 年），
第 37—84 页。
贸易和海上抢劫
在 ２０ 和 ３０ 年代期间，小群海盗沿着从浙江到广东的东南海岸到处袭击。
这些袭击由隶属于不同首领的帮伙进行，他们和当地民兵打仗，也同样多地
互相交战。海盗帮伙常常包括因各种原因而被迫过非法生活的平民和没有自
己的计划或抱负的百姓。当他们能够依靠贸易赚钱时，他们便从事贸易或为
其他的商人和海盗当掮客；当他们不能做买卖时，他们便抢劫；他们常常既
做买卖，又进行抢劫。为了减少这种非法行为，朝廷再三颁布海外贸易的禁
令。但是这种禁令不易推行，因为当地行政和军事当局本身都卷入了这种违
法贸易的行为。①
沿海戍军的纪律已经变得松弛，多数军官（他们保有世袭的职位）没有
战斗经验。应该查禁海外贸易的军队的官员们反而充当海盗、外国商人和当
地商人之间的掮客。１５２９ 年，福建温州的几个指挥官由于这样干而被谪戍。
其后皇帝命令地方当局扣押并毁坏这个地区有权势的家族用于海外贸易的所
有大船。当地的同业者拒不合作。当地社会大部分都在某些方面和这种非法
贸易有联系。富有之家为船舶（常常装有大炮）和货物提供资金；军官们在
交易中充当掮客；平民百姓在商船船队中做工，出卖他们能够在内地买到的
货物。海外贸易构成了许多人的生计的一个重要部分，因而查禁海外贸易对
谁也没有好处。
地方当局根本不理皇帝的敕令。１５３２ 年，广东巡抚被召回，因为他不能
扑灭当地入侵沿海地区几近 １０ 年的海盗。１５３３ 年，兵部抱怨已经颁布的禁
令没有予以实施，武装的船队沿着海岸任意抢掠。１５３４ 年捕获的一个海盗有
５０ 多艘大船听他的指挥。他入侵浙江沿海地区已有好几年，最后在一场血战
中被捕，血战期间死了许多帝国的士兵。当地方的司法当局在这一案件中从
轻判刑时，皇帝命令他们改变他们的判决，还派了一个朝廷的官员去指导他
们重审此案。他希望判处所有卷入的人死刑。地方的当权者必须受到警告，
这已不是小的罪过。
４０ 年代期间，这些根本不同的海盗和商人的帮伙变得更有组织了。他们
在浙江和福建海岸以外的岛屿上聚集，在那里为进行海外贸易而汇合成大的
船队。他们在浙江的主要据点是宁波府海岸以外的许多岛屿。他们可以在安
全的港口卸下货物并将它们分散，会见外国商人，储备武器和物资，准备在
岸上买卖货物。这种海外贸易最初是在靠近宁波的双屿锚地进行，最晚从
１５２５ 年起这里就被用来作为交易地。１５３９ 年，葡萄牙商人（他们于 １５２２ 年
被禁止在广州进行交易）被带领到这个岛子，１５４５ 年日本来的贸易船队首次
被带领到这里。
１５４５ 年日本人的来到使一切事情都起了变化。在此之前，和日本人没有
大量的民间海外贸易。尽管福建商人早在 １５３７ 年就在博多港开业，同时从
１６ 世纪初以来小股日本武士就断断续续地入侵中国海岸，但大部分接触都是
在朝贡制度的框架之内进行的。直到 １５ 世纪末，这种安排都使日本人感到满
足。但是 １４９６ 年，日本贡使在从北京回国的路上杀死了几个人，在这之后，
每个使团被允许的人数从 ４００ 减少到了 ５０。这时，三个有权势的家族（伊势、
① 《明史》＇41＇，第 5046 页。照英译文标点——译者。
细川和大内）为了控制与中国的贸易认真地开始了竞争。因为只有一个由 ５０
个使者组成的使团被允许到北京去，在这些家族之间便为得到这种允许而展
开了猛烈的竞争。１５１０ 年和 １５１１ 年来了两个朝贡的使团，每一次大内家族
的代表都威胁，要是他的一方得不到进行贸易的许可，便要采用海盗手段。
朝廷对海外贸易的政策
１５２３ 年，两个朝贡使团再次到达宁波，一个代表细川，一个代表大内。
细川使团先到（但在规定的时间之前）。大内的使团收买负责宁波海上事务
的太监给予他的使团以优待。当细川使团发现大内的船只将先被检查时，他
们便攻击大内使团。代表大内的使者（一个中国人）逃走，细川使团于是在
宁波抢劫，抢了许多船只，然后扬帆而去。派去追击他们的明的指挥官在一
场海战中被杀死。
在这一事件之后，几个朝廷官员指责地方当局所作出的反应，他们指责
地方当局处理失当，玩忽职守。浙江负责海上事务的太监被控受贿和首先引
起纠纷。但不起什么作用。１５２５ 年，那个太监事实上被给予了更广泛的权力，
统辖负责海上事务和沿海防御的地方官员。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部分地是
由于 １５２４ 年攻击太监们处理海上事务不当的许多官员也在大礼问题上反对
过皇帝的方针。②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的请求和奏疏总是立刻被驳回，而有利
于那些支持过皇帝和赞成贸易的官员的请求。在 １５２７ 年以前，并没有在浙江
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这一年负责海上事务的太监在一次对正德时期的镇守太
监的普遍清洗中才被解职。１５２９ 年，市舶司被撤消，理由是浙江只需要一个
太监官员。海上事务的职责改归镇军太监，镇军太监一般负责地区的防务。
总的来说，沿海海盗和贸易的问题在朝廷上仍然不受重视。
１５２７ 年，又允许日本的朝贡使团每 １０ 年贸易一次，条件是其中没有武
士；使团不超过 １００ 人和 ３ 艘船。但是，以前组织这种正式使团的那些家族
已不再有足够的权势以垄断和中国的贸易。３０ 年代和 ４０ 年代期间，日本的
小规模贸易船队开始沿中国海岸扩大接触，而中国商人建立了接待他们的靠
近海岸的贸易中心。１５２３ 年以后，很少交易是在朝贡制度的框架之内进行
的；在浙江的市舶司于 １５２９ 年撤消之后，帝国当局对海外贸易的控制能力甚
至比以前更小了。
在 １５２４ 年的宁波纠纷之后，首次提出了任命一个对有关海岸防御一切事
务有管辖权限的巡抚的建议。这种方针的支持者认为，日本人是和蒙古人一
样大的威胁，在北方边境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因此也应当应用于沿海地区。
应当派遣一个有权自主行事的高级官员去协调和审查地方官员们。浙江负责
海上事务的太监于 １５２５ 年建议让他担任类似的职务。１５２６ 年，朝廷官员们
反对，提出另外的建议，批评太监当权，再次强调有必要任命一个文官。尽
管这个负责海上事务的太监终于在 １５２７ 年被撤回，但没有任命一个文官来代
替他，这件事就此了结。
１５２９ 年，在沿海地区一支戍军暴动并逃走参加海盗帮伙以后，夏言（他
于 １５３７ 年成为首辅）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派了一个御史去检查沿海防务，协
② 1510 年的暴动是因太监刘瑾试图从这些戍军所控制的军田得到更多的税收而发生的。见本书第 7 章《正
德时期》。
调镇压海盗的行动，惩办暴动的首领。但是，派去办这事的两个官员都不能
制止海外贸易或扑灭海盗。１５３１ 年，负责防务的御史被调走而没有任命接任
的人。局面仍和以前一样。大学士张璁（他来自浙江沿海地区的一个府）反
对任何这种干预，并且在他 １５３５ 年离职之前能够拖延或阻挠所有推行防止海
外贸易的禁令的努力。３０ 年代期间，朝廷的监察官们反复抱怨地方官员们放
任海外贸易，不肯推行皇帝的敕令，置海盗的骚扰于不顾。关于此事有 １６
年没有得出什么结果。
在这期间，朝贡制度完全中断。１５３９ 年，当 １５２３ 年以来的第一个日本
使团抵达宁波时，地方当局收缴了使者们的武器，并将他们置于严密的监督
之下。他们没有机会和中国商人交易，因而没能从这次出使赚到钱。因为下
一个使团不应在 １５４９ 年以前来到，１５４４ 年当另一个使团到来贸易时，官员
们拒绝和使者们打交道。组织这个使团的日本人于是求助于中国的商人。一
个中国商人王直随这个使团返回日本。１５４５ 年，他带领一个私人的贸易代表
团回到双屿锚地。此后，这类私人代表团变得很常见，而往返航行日本的船
队的规模每年都在增大。
由于贸易额增加，与之有联系的暴行也在增加。在许多情况下都发生了
激烈的争吵，因为和非法贸易有关的富有之家拒不向海外贸易团伙偿付他们
的欠款。这些富有之家有时威胁要用他们的权势迫使地方官员们采取行动反
对他们的债权人。商人们则以抢劫和焚烧违约的富有之家的财产进行报复。
绍兴府一个谢姓的庄园在 １５４７ 年夏就因这种缘故而被抢劫和焚烧。这份产业
属于谢迁（１４５０—１５３１ 年）的弟弟，谢迁在三个皇帝下面当过大学士。
朱纨
１５４７ 年，一个御史再次上奏说，整个东南沿海地区的海盗活动失去控
制。他建议派一个有权自主行事的高级官员到这个地区去几年，以便根除海
海盗活动的根源——海外贸易。１５４７ 年 ７ 月，朱纨（１４９４—１５５０）被委以浙
江和福建的沿海防务，他从 １５４６ 年起曾经负责镇压江西南部和福建边境地区
的盗匪活动。
朱于 １５４７ 年 １１ 月就任，在福建海外贸易的主要中心漳州设立指挥部。
在他压制海外贸易的军事行动中，地方官员们不肯和他合作，所以他招募了
自己的人员。１５４７ 年年末，他离开漳州往北去巡查沿海地区的防务。１５４８
年 ２ 月，他再次建议严厉而有力地推行海外贸易的禁令。在他提出这一建议
之后不久，一大帮海盗侵入浙江沿海的宁波、台州等府，杀人，放火，抢劫，
而没有遇到帝国军队的任何有效抵抗。到这时为止，这是规模最大、破坏性
最烈的一次入侵。扑灭海盗活动的必要性看来是一清二楚的。但是在 １５４８
年 ２ 月，起草朱的委任令、支持朱的政策性建议的大学士夏言因不忠罪而被
解职并被判处死刑。①朱纨于 １５４８ 年 ４ 月抵达宁波时，他在朝中已经没有一
个有权势的支持者。
此后不久，他拟定了攻击双屿和九山贸易地的计划，这两个地方是浙江
海岸外的主要海外贸易中心。对双屿的攻击在暴风期间的夜晚发起，港里的
① 这五个堡于 1539 年建立并派兵驻守，但此后不久于 1540 年又被放弃。见富路特、房兆楹编：《明人传
记辞典》＇191＇（纽约和伦敦，1976 年），词条《梁震》。
许多船只逃走，然后在更南的小岛的海面上重新聚集。在这些商船船队随后
的重新聚集中，出现了一个新首领——王直。王于 １５４４ 年在双屿参加了这个
集团，他也就是 １５４５ 年带领第一支贸易船队到日本去的同一个人。他在一次
奇袭中杀死了他的主要对手，逐渐控制了残存的船队。海外贸易在继续。１５４９
和 １５５０ 年，王组织船队往返航行日本。双屿被浙江和福建海岸以外的一些小
岛上的安全港口所取代。
朱纨严格行使他的职权，这导致了他的毁灭。他不顾地方官员们的强烈
反对，处死了 １５４８ 年 ４ 月突击中捕获的每一个人。被处死的人中有一个是宁
波的司法官员的父辈；这个官员仅仅是许多想要阻遏朱纨的浙江和福建籍的
官员中的一个。１５４８ 年 ８ 月，朱的权力被削减。福建籍的一个御史认为，一
个官员不能独自管理这样一个大辖区。然而朱继续推行海外贸易的禁令，带
领他的部队和战船沿着海岸向南行动。１５４９ 年 ３ 月，他进攻停泊在福建南部
海岸以外的一支大商船船队。捉了许多俘虏，其中的 ９６ 人经朱许可立即处
决。
正当朱纨的军事行动看来有把握成功时，他被解除了职务。一个御史指
控他不经应有的批准便杀人。他未能等到执行判决的许可从北京来到。弹劾
他的事项是由都御史指导的，他也是宁波人。朱已病了很长一段时间。面临
某种耻辱，也许是被处死刑，他于 １５５０ 年 １ 月自杀了。他的作法大多很快被
废除。他的保卫海岸的舰队被遣散，１５５０ 年早期，浙江的地方官员们请求松
弛海外贸易的禁令。②
５０ 年代的贸易和海盗活动
像王直这样的中国商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谋求影响朝廷对海外贸易的
政策。王直这时已经组织了一个大型贸易共同体，并统率一支武装良好的船
队，配备了能够保卫它的水手和士兵。一旦有事，这支贸易船队能够改变成
为一支私人海军。但是王直和他的同行们首先是商人。减少沿海海上抢劫的
发生率（要末迫使海盗船队参加共同体，要末摧毁它们）也是他们的利益所
在。
在 １５４９ 和 １５５２ 年之间，王直有几次和地方军事长官们合作，至少捕获
了两个海盗头子，他把他们交给了当局。他指望地方官员们作为回报，放松
海外贸易的禁令。但是禁令反而严了。１５５１ 年，连渔船（以前的禁令把渔船
除外）也禁止出海。一切海外贸易都被取缔。王在通过妥协和合作不能达到
目的之后，开始使用武力。１５５１ 年以后，突击变成了组织得很好的对官署、
粮仓、府库和县库，偶尔也对周围的农村的大规模攻击，它们被洗劫一空。
１５５２ 和 １５５６ 年之间，在连续几年天灾和普遍骚乱以后，发生了大规模
的入侵。据报浙江在 １５４３ 和 １５４４ 年发生了饥荒，而在 １５４５ 和 １５４６ 年夏季
长江流域出现了严重的旱灾。成千上万丧失生计而到处流浪以求食的人成了
入侵团伙和匪帮的理想的新成员。到了 １５５０ 年，浙江沿海地区的盗匪活动非
常普遍而常见，以致城镇和村庄都不得不为了安全面设置栅栏。
起初，以海为基地的入侵者进行快速袭击，随即撤回他们的船只。１５５２
年春，一些几百人的入侵团伙袭击整个浙江沿海地区。１５５３ 年夏，王直集合
② 见司律思：《16 世纪在南蒙古的中国人》＇447＇，《华裔学志》，18（1959 年），第 1—95 页。
一支几百艘船只的大船队袭击台州以北的浙江沿海地区。几个要塞暂时被占
领，几个县城被包围。在这次入侵以后，已经变得很明显，有可能建立沿岸
的陆上基地。
１５５４ 年早期，浙江沿岸建立了设防基地。由水手、海盗、日本武士、外
国冒险家、中国盗匪和流浪者组成的较大的入侵团伙，从这些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