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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时可能有用。俺答的牧场比鄂尔多斯的牧场要差一些，更易受到变幻莫
测的天气的影响。没有明货物的输入，他便不能达到他的更宏大的政治目的，
或者在困难时期保证他的臣民的生活。
他在 ４０ 年代保住了他作为戈壁以西、以南的蒙古人的主要领袖的地位。
１５５１ 年，他和东蒙古人的领袖、１５４７ 年被他赶走的小王子（１５２０—１５５７ 年），
达成了协议。他在达成这个联盟后，于 １５５２ 年成功地发动了反对西北的瓦剌
诸部的战役，这次战役把准噶尔（天山山脉以北的地区）纳入了蒙古人的控
制之下。反对瓦剌诸部的零星战斗继续到 ６０ 年代，征服它们一直是俺答的主
要军事目标。对明疆土多次较大的入侵是要确保这许多次军事行动的供应物
资，或者要在 ４０ 年代和 ５０ 年代持续而普遍的干旱和饥荒时期，为他的臣民
提供救济。①
明军在老练的指挥官们的率领下击退了多次入侵，并使蒙古人蒙受了伤
亡。在 １５３６ 年对陕西的一次入侵期间，蒙古指挥官的军旗被夺走。但是，即
使某一地区的防御是坚强的，蒙古骑兵却攻击别的什么地方。１５３７ 年，当据
说有 ４００００ 人的一支大的入侵部队攻击大同管区时，整个管区连同它所有的
卫所只能调集 １４０００ 名士兵。到增援部队到了时，入侵的部队才离去。这是
一个多年存在的问题。没有一支戍军强大到足以打退一支入侵的大部队，可
是部队调动的后方勤务工作妨碍了快速增援。而且，指挥官们通常只巡逻直
接在他管辖下的地区，不肯参加别处的战斗。
有些官员，如 １５４２ 至 １５５０ 年负责大同和宣府一带战略地区的翁万达
（１４９８—１５５２ 年），推行切合实际的防御方针，尤其是修建边墙，加强军纪，
利用侦察手段以查清游牧部落中的情况。皇帝一般赞成修建边墙和防御工
事，愿意将大笔款项拨给这类项目。这些措施顶多不过使蒙古人的入侵更加
困难和代价更大；但它们不能消除入侵的原因。
到 １５４１ 年 ８ 月，华北和蒙古南部已经几乎一年很少下雨。不得不从帝国
的粮仓中发放粮食供北京的居民食用，饥荒遍及北方几省。正是在这种情况
下，俺答王派了一个使者到大同管区的边境要求互市的权利。兵部以三个理
① 范守己：《皇明肃皇外史》＇154＇（未标页码的抄本；格斯特东方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1。
由予以拒绝。蒙古人已有 ４０ 年没有入贡；他们每年入侵，不能信赖；他们的
目的可疑。反而悬赏购俺答的头。１０ 月，几支入侵部队抢掠山西北部和西部，
没有遇到抵抗，用武力抢走了他们所需要的供应物资。
１５４２ 年 １ 月，朝廷不得不运送 ２５０００ 石粮食到宣府、大同赈饥。需要更
多的款项；供应物资仍然不足。旱灾仍在继续。７ 月，俺答又派了一个使者
要求互市的权利。这个使者证明原是一个被蒙古人俘虏的明的臣民。大同巡
抚上报他用计擒获了他，并将他送到北京，在北京他被当作卖国贼处决。俺
答大怒，进行了一次深入山西的惩罚性攻击以作报复。
７ 月 ２４ 日，３００００ 多骑兵在山西西北边界以内扎营。８ 月 ４ 日，帝国的
军队在山西管区的指挥部所在地广武被击溃。８ 月 ８ 日，省的首府太原城郊
被焚烧和抢掠。蒙古人没有阻碍地继续南进。８ 月晚期延绥巡抚上奏，蒙古
入侵部队打算往东向北京郊区前进。皇帝很惊慌。他命令各部作出决定而无
需先上奏，并委派一个最高统帅以协调受攻击地区的所有部队的行动。蒙古
人到这时已抢掠了山西最南部的一些府，没有受到袭击地正在后撤。山西遭
受了蹂躏。作为救济的措施，免征田租两年，并发放 １０００００ 两银子。明军没
有打赢一仗。
１５４３ 年整个夏季，蒙古骑兵入侵山西，并且就在黄河以西扎营，以便整
个冬季也同样能够进行袭击。这时俺答的兄长究弼哩克已死，他的儿子们瓜
分了他的领土。这就使俺答成了蒙古南部年长的、最有势力的王，因为他现
在控制了鄂尔多斯和山西北部地区。
旱灾延续到了 １５４５ 年。１ 月，据报时疫在边境地区和北京突然蔓延。４
月，尘暴毁坏了大部分冬小麦和大麦作物。６ 月，俺答又遣使到大同以北的
边境要求互市的权利。他因一个被俘的中国军官的劝说而求和。他的使者们
刚到边界便被扣留，被一个地区指挥官的仆从所杀害，这个仆从以为他将像
别人在 １５４２ 年那样为此而受到重赏。
这个地区当时地位最高的官员翁万达上报了这一事件，他建议把仆从立
即处决，并把他的首级当作诚意的一种标志在边界以外示众。他劝告皇帝不
要把这个机会放过。他的劝告被置之不理。皇帝要惩治蒙古人；他需要一种
进攻性的策略。
鄂尔多斯的军事行动
大学士夏言自 １５３９ 年他第一次被免职以来，失去了他对皇帝的影响。
１５４５ 年他被召回，并于 １５４６ 年 １ 月再次成为首辅，但他的地位并不稳固。
他以前的下属严嵩（１４８０—１５６２ 年）和他争相控制内阁。夏看出皇帝赞成军
事行动，便支持收回鄂尔多斯的军事行动。这个想法最初由兵部尚书白圭
（１４１９—１４７５ 年）于 １４７２ 年提出，但由于费用太大，按一种估计每年要投
入 ９００ 万两以上的银子，而被放弃。
这时曾铣（１４９８—１５４８ 年）提出了一个计划，曾铣是镇压 １５３５ 年辽东
叛乱的一个能干的指挥官。他于 １５４４ 年被任命为山西巡抚，并于 １５４６ 年受
命负责西北所有的边境事务。１５４７ 年 １ 月，他提出两种防止蒙古人入侵陕西
东部和山西的策略：在陕西修筑一条从宁夏向东到山西边界的防御工事线；
连续三年在暮春发动进攻鄂尔多斯的战役。皇帝立即发放 ２０００００ 两银子以作
准备，并命令曾铣征求边境地区的官员们关于这些军事行动的意见。
好几个巡抚不肯响应。一个巡抚当受到催促时，便以有病为由请求致仕。
皇帝谴责他无能，将他贬黜为民。他定要进行一场战役。当曾铣于 １５４７ 年 ６
月上报他已将蒙古人从边境赶走时，皇帝认为这个策略是有效的。他再次拒
绝考虑俺答的互市要求。夏季晚期，当俺答建议与明联合反对小王子和东蒙
古人时，没有人敢于上报。
但是，１５４８ 年 ２ 月，皇帝突然收回了他对这次军事行动的支持。在曾经
上报饥荒的山西和陕西，征发引起了骚乱。又谣传曾铣曾经克扣军饷。严嵩
确知皇帝知道这种传言。当皇帝谕令作出估计以弄清这次军事行动的后果，
并断定是灾难性的结果时，他开始批评这整个计划是不切实际的。严嵩否认
对这些军事行动有任何了解，说这件事是由首辅处理的。朝廷完成改变了以
前支持进攻性策略的一致意见。曾铣于 ４ 月，夏言于 １０ 月被处决。直到 １５５１
年为止，出征蒙古人的念头被放弃了。①
１５５０ 年入侵北京
１５４８ 年 ６ 月蒙古人袭击宣府，打败了帝国的军队。１０ 月他们又入侵，劫
掠和屠杀远到南边的怀来，怀来距北京只有骑一天马的路程。严嵩把入侵归
咎于他的对手夏言的进攻性策略，但他自己提不出对抗这些策略的作战方
针。１１ 月，入侵的一些部队突入了保卫北京的内部防线，接近皇陵。
１５４９ 年 ３ 月，当俺答再次袭击宣府时，他击溃了帝国的军队，但明军设
法堵住了他的退路，打胜了几次遭遇战。在这次入侵期间，明的几个指挥官
受到警告说，要是不准互市，北京将在秋天受到袭击。皇帝在被告知这一情
况后，他命令采取措施以挫败这种计划。
到 １５５０ 年 ３ 月，已有 １５０ 多天没有下雨雪。谍者报告说，游牧部落正在
为一次较大的袭击而集结。在大同附近的几次小接触后，蒙古人被这个地区
的总兵官收买而到别处去，于 ７ 月东驰。９ 月 ２６ 日，整个入侵部队突破北京
东北仅仅 ４０ 英里的古北口的防线，向南到达通州（大运河北方的终点，北京
以东约 １５ 英里），在那里建立了营寨。９ 月 ３０ 日，一支先头部队抵达北京
城门。１０ 月 １ 日，这座城市受到围攻，郊区遭到洗劫。
在 １５５０ 年，京师诸戍军的军籍簿登记了约 １４００００ 个人名，但只有 ５００００
或 ６００００ 人派给了军事任务；其余的人在建筑工程上干活。当能找到的士兵
集合起来被迫到城墙外并作战时，他们不肯动一动。到来保卫这座城市的增
援部队没有粮食，而且没有人能够为他们找到。他们正饿着肚子，不能胜任
打仗，但有能力洗劫。兵部尚书狼狈不堪。他只能等待蒙古人撤退。他因严
嵩的建议而命令各总兵官不要追击，因而入侵部队能够在几天以后，带着他
们掠夺来的东西一无损失地撤走了。
１５５０ 年后的局面
１５５０ 年 １０ 月 ６ 日，兵部尚书因不能保卫北京而被处死。太监们在这座
城市东北的财产被洗劫，他们抱怨文官们使军队退缩不前，因而蒙古人到处
抢掠。皇帝非常愤怒。１０ 月 ２ 日，他举行了自 １５３９ 年以来的第一次朝觐，
① 张廷玉等撰：《明史》＇41＇（1736 年；重印，北京，1974 年），第 5037 页。
但不肯向朝臣讲话。他的谕旨是在午门上宣读的。所有文武官员都不负责，
玩忽他们的职守；只此而已。严嵩曾劝告兵部尚书不要派出军队，理由是，
在京师附近地区战败是不能掩盖的。但是，当皇帝要这个尚书的命时，严却
不愿为他说情。
皇帝这时把北京的军务委托给仇鸾（１５０５—１５５２ 年），他就是在 ７ 月贿
赂蒙古人从大同旁边过去的总兵官。仇的部队在靠近北京的居庸关扎营，他
们到来保卫京师在 １０ 月 ２ 日，皇帝因而十分感谢。可是当仇鸾于 １０ 月 ６ 日
与蒙古人交战时，失去了千余人，他仅仅保住他的命逃了回来。然而报了捷，
他得到的奖赏是统率北京周围的所有戍军和京营的职位。严嵩也因导致 １５４８
年夏言被处决的证言而感谢他，安排了这一任命。
１５５１ 年 １ 月，仇从边境戍军调了 ６００００ 名部队到北京训练。兵部反对，
理由是这使边境地区易受攻击。但是，仇打算出征蒙古，尽管他在战场上有
过损失惨重的经历；他需要一支可以开出北京城门的军队。
１５５１ 年 ４ 月，俺答派他的养子托托（死于 １５９１ 年）来要求互市权利，
尤其是开设马市。仇和严嵩两人都力请皇帝允准这一要求，以便拖延时间作
进一步的准备。达成的一致意见是，俺答手下的蒙古人，作为对两个每年一
次的马市的回报，将停止入侵边境。实际上仇鸾害怕蒙古人，不想和他们对
抗。
蒙古人有六个月停止入侵。后来他们希望用牛羊交换粟豆。他们的这种
要求被拒绝，他们在 １５５１ 至 １５５２ 年的冬季便又开始入侵。俺答这时坚持这
一要求，答复说，他的比较贫穷的臣民没有其他东西交换，正在挨饿；要是
这种交易被拒绝，他不能对其后果承担责任。当俺答接着谋求适合于他的交
易时，他遭到拒绝，他的使者被逮捕。马市就此收场，尽管直到 １５５２ 年 １０
月马市并没有正式停止。
仇鸾于是不得不和蒙古人交战。１５５２ 年 ４ 月，他的部队在大同以北的草
原上被伏击并遭受严重失败。仇又报捷，但皇帝不相信。既然沿边的入侵仍
未减少，仇的命运便已注定。他的权谋受到抨击，他于 ８ 月 ３１ 日死于溃疡恶
化。在死后被定为谋叛罪以后，他的尸体于 ９ 月 １３ 日被掘出并肢解，他的首
级在边界以外示众。这一点也没有阻止住入侵，入侵继续到了冬季。
１５５０ 年以后，入侵的性质有了变化。以前的入侵限于陕西和山西，由俺
答发动，只包括他自己的臣民和鄂尔多斯的游牧部落。东蒙古人参加了 １５５０
年的入侵，证明非常成功，以致此后他们开始在辽东和沿东北边境入侵。在
其后的 ２０ 年中，入侵事件沿整个北方边境发生，某些范围较大的入侵是相互
配合的。这使边境戍军承受了大得多的负担。不再能够调动军队去摒挡一个
地区所受的攻击，每支戍军的力量都必须增强，因为入侵部队的规模加大了。
已经变得很明显，不可能把蒙古人从边疆赶走。
１５５３ 年 ４ 月，开始修建一道土墙以防止北京南郊再遭劫掠。１５４１ 年曾提
出类似的建议，但没有任何结果。在 １５５０ 年的大范围劫掠之后，需要这样一
道墙是显而易见的，修建的建议立即获得批准。这道墙在七个月内便完工，
部分原因是许多人逃荒到北京，因而有大量劳动力可用于完成这项工程。
１５５０ 年的事件使皇帝确信他不能依靠京师的戍军保卫紫禁城。１５５２ 年，
他建立了在皇城内训练的由太监组成的内武府。没有人敢于反对。皇帝是正
确的；他不能依靠京师戍军。内武府成了一个有权势的机构，一个完全由太
监组成的军事官僚机构，不受朝廷官员们的节制。
从 １５５０ 年到 １５６６ 年，蒙古人每年都入侵。在 １５５７ 到 １５５８ 年的冬季期
间，大同附近一个被围攻了六个月的要塞，这时几乎弃守。发生这一事件是
由于俺答长子辛爱（死于 １５８６ 年）的一个妾和与她有私情的一个被俘的中国
人逃到大同边境，被收容。辛爱想索回这个妾，迅即发动袭击。被吓住了的
总兵官归还了这个妾，她此后不久便被处决。辛爱在此以前已确定中国不会
开仗，继续围攻，同时在山西劫掠。到 １５５８ 年 ４ 月，这个要塞已陷于绝粮境
地，严嵩建议予以放弃。皇帝拒绝了。相反，他下令向这个要塞运送给养，
保卫这个要塞。粮饷没有到来，但当增援部队抵达时，蒙古人撤退了。
到了 １５５８ 年，保卫北方边境的费用已经常不能如期支付。１５５２ 年早期
户部和工部已上报，１５５０ 年 １０ 月以后计划用来保卫边境的总收入总计约为
１０００ 万两银子，而总支出超过 １３００ 万两银子。皇帝于 １５５３ 年下令铸钱时，
他被告知，太仓所有不足以支付边境费用。１５５６ 年 １ 月，一次大地震破坏了
山西大部和陕西东部。只渭河流域据报就死了 ８０００００ 多人。此后几年不能征
税。１５５７ 年，紫禁城内的三个主要朝觐大殿和南边的门楼全被焚毁；必须立
即为修建费用支付款项。当皇帝于 １５５８ 年向大同附近被围困的要塞运送给养
时，户部上报说，太仓所有不足 ２０００００ 两银子，不能供应这个要塞。
这种情况从未改善。在 １５５０ 和 １５６０ 年之间，许多戍军的粮饷倍增，而
可得到的收入仍然是固定的。差额只能从北京的太仓支付，太仓常常是空空
如也。
在这个 １０ 年里，明军只赢得了一次较大的胜利。１５６０ 年，大同总兵官
在大同西北 ８０ 英里的归化（今呼和浩特）指挥了一次对蒙古据点的袭击，并
放火烧了它。这证明只不过是一次小小的挫折。入侵仍在继续，蒙古人并没
有从边境地区撤退。只能指望各支戍军在各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关口打退入
侵的部队，这些关口通向华北平原和京师。没有提出或者实施进一步的进攻
性的战略。１５５０ 年以后，皇帝自己对军事部署很少关心；他沉溺于对长生不
死的追求。
道教和朝廷政治
皇帝对道教的兴趣最初集中于据说将导致或增强生育能力的仪式和实
践。早在 １５２３ 年，朝廷官员们就抱怨他因他从不离开嫔妃而不听进讲，以及
他为道教仪式的献礼而花钱过多。这类为生育能力而祈祷的仪式前一朝已经
在举行，因一个太监的推荐而在皇室中继续了下来；这个太监可能也向皇帝
介绍了道教的春药（被称为“不死药”）。皇帝在其统治的头 １０ 年没有孩子
降生，他对生育能力的关心增加了；在他能够立嗣以前，他自己的地位是不
够有力的。
１５２４ 年，他从江西征召一个叫邵元节（１４５９—１５３９ 年）的道教名人到朝
廷，他是他的师傅——一个有势力的道教大师——推荐的。到 １５２６ 年，邵因
求雨和禳灾已博得皇帝的恩宠。１５２１ 年以来，整个帝国上报的水灾、旱灾和
地震的次数异常多，１５２５ 年尤其是一个坏年头。１５２６ 年 ３ 月当邵的地位提升
并被委以全部道教事务时，北京仍然受到一次严重饥荒的控制。他禳灾似乎
是不灵验的。１５２７ 年，洪水横扫皇帝从前在湖广的封地，而北京或北京附近
不下雨。被看作不祥之兆的彗星于 １５２９、１５３１ 和 １５３２ 年出现，最后一次历
时 １１５ 天。这几年，皇帝的政策仍然受到怀疑，这些朕兆被认为是上天对他
不满的表示。
皇帝拒绝接受这种解释。１５３２ 年 １１ 月，当一个御史认为最近的彗星是
需要削减修建项目的一种警告时，他没有被理睬。相反，皇帝想找到吉祥的
兆头。他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他是受命进行统治，而不需要对他的一切措
施和决断的无休无止的批评。因此，当像白兔、白鹿之类的吉祥物作为善政
的证据而被呈进时，他通过祭告皇室祖宗而吸引人们对它们的注意，并吩咐
朝臣向他祝贺。
不管怎样，他似乎对邵祈祷生育能力的功效更感兴趣，把 １５３３ 年以后生
了几个孩子归功于这种祈祷。１５３６ 年 １０ 月，他的第二个儿子诞生，几个月
后邵再次被加恩。在 １５３３ 年他的第一个儿子幼年即死之后，皇帝渐渐为立嗣
并加以保护而感到烦扰。这次他甚至不肯把孩子托付给嫔从们，改而从平民
中征召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