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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明主轴
我们认为，政治文明不会独立地产生于单独的物质文明或单独的精神文明之上，而是二者相结合的产物。其原因在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必须遵循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要求，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是通过人这个主体而发生作用。而政治恰恰是对人这个主体——各种社会关系总和的管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当今人类文明的两个驱动轮，而政治文明则是其主轴。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不是自发实现的，是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既然是人类发展的共同规律，那么又如何解释历史上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发展，而且文明的发展又是如此的不平衡！我们认为，自从人类社会产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来，人类的能动性体现在连接这两个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轮子”的主轴——政治文明——之中。一句话：人类社会发展虽然依赖“物质——精神”文明双轮动力，但若不能把个体差异如此巨大的“人”组成充满人类尊严和文明原则的人类社会，并使得每一个人都能够自愿创造并公平获得一切可能的“物质——精神”财富，所有的文明成果都是保不住的，一切人类文明前景都只是空想——这就是政治文明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担当主轴的真正原因。 当代政治中遇到的一切问题，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几乎都曾经遇到过，各种政治要素分别在不同时期起了不同的作用。但是，人们要想通过组织形式全面、科学、稳定、自主地驾驭政治，必须要使执政党建设进入现代意义上的制度化时期才能实现。 ＇返回目录＇ 。。
制度化时期
所谓制度化是指群体和组织的社会生活从特殊的、不固定的方式向被普遍认可的稳定化模式的转化过程。制度化是群体与组织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也是整个社会生活规范化、有序化的变迁过程。而制度化时期便是这个过程形成的典型时期。这个制度化包含国家的政党制度架构和政党本身的制度化建设。本书的重点在于执政党本身的制度化建设。 我们之所以认为中国的执政党建设目前进入到了制度化时期，是基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考虑。从理论上讲，制度化过程表现为社会组织由非正式系统发展到正式系统、社会制度从不健全到健全的过程。制度化的具体过程可概括为：确立共同的价值观念；制定共同的行为规范；建立稳定的组织系统。从实践上看，全球化的交往环境为我国政治建设的制度化提供了参照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成为我国政治建设的制度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以制度化的形式将全党和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固定下来，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这为我们政治建设的制度化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因此，抓住制度化时期的战略机遇，正确认识和自觉运用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断开创党和人民事业的新局面，成为执政党最重要的任务。 ＇返回目录＇ txt小说上传分享
治 政
从宏观上讲，执政能力建设包括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和执政环境等，从操作上讲，执政能力包括治政能力与行政能力两个方面。
从这个问题树可以直观地看出本书的研究路径和重心所在。我们认为，执政党建设的核心问题是治政。行政问题不是本书的研究范围。
“治政”，是对于核心位置的强调；就政治来说，似乎只要是为了名义上的“民主自由”，什么人都可以搞，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事都可以做，并未有清晰的位置感，以至于人们把北京“的哥”的政治神侃都看成政治进步的表现了。而治政则不然，能够以公共权威的身份去“治”这个“政”，绝不是古道热肠、街谈巷议之类，而必须是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权力“让渡”的执政党亲力亲为。如果核心失位，势必造成极大的混乱。
“治政”，是对于核心作用的明确；前文已述，“治政”是为了“求是”。简言之，这所治之“政”即所求之“是”。既然是为求真求是，一方面就是对执政党所应起到的作用做出了明确界定，也对执政党的责任和义务给出了清晰的标准。如果能够与时俱进地带领广大群众求发展之“是”、求稳定之“是”、求进步之“是”，核心的作用就得到了体现。而历史上那些弯路时期，所谓“人整人”、“人斗人”之类的“搞政治”，显然就是偏离了方向的“负作用”和“反作用”。
“治政”，是对于核心规则的凸现。如果说过去的执政党治理国家带有经验性、随意性、多变性色彩，那么，现在就必须强调科学性、规律性、准确性要求；如果说以往的执政行为往往以彼代此、以党代政、以上代下，那么，现在就必须定好规则、完善规则和落实规则，搞党建就不同于抓经济，搞行政就不同于抓市场，政府的事情，党就不能越俎代庖，而非行政的治政任务，党也必须当仁不让。
由于治政领域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因此，我们也处在探索之中，本书所涉及的问题只是我们有所研究和有所思考的问题，应当说尚未涵盖治政领域的全部。同时，本书也不想提出解决治政问题的万能法则，这样做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我们将着重研究与这一问题相关联的几个重要环节：“文明主轴”、“执政尺度”、“民心向背”、“天下分合”，“交往关系”、“第三尺度”、“天下传媒”、“传媒治政”，“新三分法”、“序变模式”、“公民志本”、“分合拐点”，“治政结构”、“治政功能”、“结构性腐败”、“结构性反腐败”，“平天下指数”、“全交往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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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既不会独立地产生于单独的物质文明，也不可能自发地产生于单独的精神文明之中，而是这两者相结合的产物。形象地讲，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物质——精神”文明双轮的联动主轴。 总体而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必须遵循“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共同发展”的本质要求，物质产生和精神生产都必须通过“人”这个主体而发生作用。政治恰正是对作为“各种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全面管理。从宏观上讲，可以分为两个互为联系、不可分割的主要方面：治政领域和行政领域。以治政与行政为核心的政治理论及实践的发展和积累，即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文明。 ＇返回目录＇
一、政治文明是“物质——精神”文明双轮的主轴（1）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当今人类文明的两个驱动轮，而政治文明则是其主轴。一般而言，物质文明源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的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其核心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精神文明源于精神产品的生产，是人类通过实践和交往进行的改造主观世界的活动，其核心是交往的不断扩大。在今天，物质生产的高度发达和全球市场的融合必然带来精神交往的全球化，不仅仅物质文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精神文明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二者辩证统一地构成了我们今天的人类社会。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不是自发实现的，是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既然是人类发展的共同规律，那么又如何解释历史上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发展，而且文明的发展又是如此的不平衡！我们认为，自有人类社会产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来，人类的能动性体现在连接这两个轮子的主轴——政治文明——之中。一句话：人类社会发展虽然依赖“物质——精神”文明双轮动力，但若不能把个体差异如此巨大的“人”组成充满人类尊严和文明原则的人类社会，并使得每一个人都能够自愿创造和公平获得一切可能的“物质——精神”财富，所有的文明成果都是保不住的，一切人类文明前景都只是空想——这就是政治文明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担当主轴的真正原因。 （一）从“生产关系”向“交往关系”倾斜 政治文明不会独立地产生于单独的物质文明或单独的精神文明之上，而是二者相结合的产物。其原因在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必须遵循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要求，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是通过人这个主体而发生作用。而政治恰恰是对人这个主体——“各种社会关系总和”的管理。 在现代社会中，以治政和行政为核心，形成了政治和执政的总体框架。治政是国家意志的表达，其操作主体是执政党，其目标就是“求是”，即能够制定让人民群众自主创造并公平获得一切“物质——精神”财富的规则和理念；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其操作主体是政府，其目标就是“求实”，即必须保障前述规则能够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取得实绩。治政与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和积累，即构成政治文明。应当说，社会形态的差别主要在于政治文明，而由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政治文明采取的价值尺度的不同，因而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政治文明。本书的研究重点在于治政领域，即执政党建设的关键环节。 在生产力极不发达、全球市场尚未形成之前，政治文明集中体现在对于生产关系的调节上，即由当时的经济形态、所有制关系、交往形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所决定。 迄今为止，政治文明产生了三个最重要的价值尺度，即现实生活中执掌政权者用于维系社会稳定局面的“执政尺度”：一个是以生产资料占有的宗法关系为基础的等级权力，我们称之为第一尺度，由此而产生的等级制度是政治文明的初始形态，对生存空间的争夺是这一政治文明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一个是以物质生产交换的契约关系为基础的财富权力，我们称之为第二尺度，由此而产生的阶级对立是政治文明的中间形态，对发展机遇的竞争是这一阶段政治文明的主要形式。而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全球化时代，政治文明则开始从生产关系向交往关系倾斜，即随着全球化市场的产生和世界人民频繁交往的出现，由此产生了政治文明的第三尺度：以人的充分沟通与理解为基础的“公民志愿”，并以寻求天下竞和为主要形式。我们认为，在全球化的“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均衡、文化和文明的差异等仍将长期存在，因此“第三尺度”的“初级形态”——传（传播&传承&传统）及传媒，也就是人们之间“公民志愿”的凝结物和等价物仍将长期发挥重要作用。 直到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理想社会，才能够使人类摆脱“物”的控制，把传媒还原为“志愿”，还原为“交往”。可以这样说，在现阶段及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第三尺度”的内在形态就是公民志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民心向背，而“传”及传媒则是其外在形态。今天人类处理国际事务的主流方式是对话与沟通，越来越强调武力征服、财力压服和权力制服之外的平等、自愿协调模式，原因即在于此。而作为人类交往的重要表现形式和现阶段的普遍等价物——传及“传媒”形态——也才能够在全球化的今天大行其道。 ＇返回目录＇
一、政治文明是“物质——精神”文明双轮的主轴（2）
（二）政治文明史上“执政尺度”的三次转移 历史上的执政尺度发生了三次重大转移。第一次转移是从“神意”向“君命”的转化，即由听信神的旨意的原始治政转向听从集权君主的等级治政。中国古代的皇帝是通过玩弄“君权神授”、“自称天子”的把戏完成这一次转移的，而西方社会则在很漫长的时代延续政教合一的格局，其本质也是借助所谓神权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进行统治。第二次转移是从“君命”向“资本”的转向，即由听从集权君主的等级治政转向听从掌握资本的富人的资本治政。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西方的金钱选举以及人们深恶痛绝的“黑金政治”，都是资本治政的必然产物。第三次转移是从“资本”向“志本”的转移，即由听从掌握资本的富人转向听从人民志愿的志愿治政时代，政治选票、民意反馈、舆论监督和志愿行动均是其主要表现形式。 （三）“以人为本”就是赢得民心、志愿参与、平治天下 中华民族经过近百年的革命、改革与建设的洗礼，已经基本打碎了等级治政的社会基础。倘若还有人如袁世凯那样复辟称帝，一定会被人们认为是痴人说梦。但是资本治政的思想却充盈其间，“第二尺度”的社会基础却还非常厚实，向往靠钱去统治他人的大有人在。因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标就是要扭转由于生产力不发达、社会财富不能充分涌流而带来的单纯由物质利益所决定的治政尺度，把目光转向人自身的生产，并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之上主动拓展“交往形式本身”（马克思语）的生产，最终达于“人的解放”，真正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平衡发展。 当今世界虽然发展还很不平衡，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还存在巨大的鸿沟，但作为社会总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社会总财富已经极大的丰富——按照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在2003年预测报告中所说的那样，目前全球年经济总量为32万亿美元，对于61亿的全球人口而言，人均GDP近5000美元，约是我国目前的7倍左右，再加上科学技术的一体化和经济制度的并轨化，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集团、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生产和交往已经发展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因而使得以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的调整已经不能完全适应今天的形势。转向调整以全球化背景下公民志愿和文化观念为基础的交往关系，这才是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尤其是政治家面前最现实的问题，也是未来全球化社会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 （四）“公民志愿”成为全球化社会中人与人的最重要的交往尺度 全新的政治格局不是在竞争的对抗的基础上产生的“争”的格局，而是在竞存的沟通的基础上产生的“和”的格局。靠大棒加金元征服世界的霸权政治旧时代即将过去，靠赢得民心志愿参与平治天下的新纪元即将开始。 民心向背，天下分合，是迄今为止人类政治文明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二者是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内在本质而言，另一个是就内在本质的必然结果而言。当我们抛开等级和资本决定我们命运的迷障之后，民心所向，天下大同之理想，终于现出其曙光。可以断言，人类文明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步入“全球公民社会”，对“公民志愿”的科学管理和有效调控已作为最重要的平治天下的方式登上历史舞台。如何认识它，适应它，驾驭它，则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以“公民志愿”为基础的、以人为本的平等对话和自由沟通将成为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全球化社会中人与人的最重要的交往方式，其价值核心将取代“等级权力”和“资本权力”而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的“第三尺度”，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它将引导人类进入政治文明能够真正顺应“民心向背”与“天下分合”的新时代。 如果说“人的解放”是人类文明的终极关怀，那么，以“公民志愿”为本则是必由之路，以人为本是其必经之途。只有这样，政治文明才能带动整个人类文明达于光明的彼岸——人类历史发展的洪流，才能在“第三尺度”的天平上重铸政治文明。 ＇返回目录＇
二、现代政治文明执政主体与其环境的关系（1）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现代政治家都不约而同地对如下问题进行过思考：为什么迄今为止“政治没有超出过权力纷争的格局”？韩国总统卢武炫在发表就职演说时，提出要结束这样的时代，曾使其民众热泪盈眶。可是今天，其人仍不免又卷入了黑金政治和权力纷争的漩涡。 那么，我们究竟能否走出“权力纷争的格局”这个怪圈？ 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超越权力纷争是现代政治文明的起点，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也就是治政要着力研究和解决的首要问题。 （一）组织主体的必要性：政党尤其是执政党 现代化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而政党是现代政治文明中最重要的组织形式。传统政体中没有政党，现代化体制中需要政党。而强大的政党是政治稳定的基础。从近三百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的现代化和经济的现代化破坏了旧的权威模式，摧毁了传统的政治制度，却不一定能创造出新的权威模式或新的政治制度。但它却一定会由于启发了政治觉悟和扩大了政治参与而产生对新权威和新制度的迫切要求。列宁曾经说过：“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时除了组织以外别无武器……无产阶级只有通过这一点才能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弗雷在1966年说：“智利广大群众没有任何组织，而没有组织就没有权力，没有权力就会在国家生活中没有自己的代表。”①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因而也就是政治自由的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