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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句是艾青1938年写的诗句，表现爱国情深。象地告诉你我是一个怎样的人，经常读哪些书，在思考什么问题。‘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定律。’‘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引用的古今中外的诗词，希望成为各级管理者为官为人的座右铭。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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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时代需要宽容精神（1）
让社会的空气湿润一些林肯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林肯纪念馆就坐落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的宪法大道上。在纪念馆的墙壁上刻着这样一段话：“对任何人不怀恶意；对一切人宽大仁爱；坚持正义，因为上帝使我们懂得正义；让我们继续努力去完成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包扎我们国家的伤口。”
从这段话中，我们看到林肯总统的伟大，也让我想起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一句话：“一个伟大的人有两颗心：一颗心流血，一颗心宽容。”
让我们看一个故事，从中体会林肯那宽容的力量：林肯在竞选总统前夕，一次在参议院演说，遭到一位参议员的羞辱，那位参议员挑衅地说：“林肯先生，在你开始演讲之前，我希望你记住自己是个鞋匠的儿子。”
林肯平静地回答：“我非常感谢你使我记起了我的父亲，他已经过世了，我一定记住你的忠告，我知道我做总统无法像我父亲做鞋匠那样做得好。”参议院陷入了一片沉默。
林肯又继续对那个傲慢的参议员说：“据我所知，我父亲以前也为你的家人做过鞋子，如果你的鞋子不合脚，我可以帮你改善它，虽然我不是伟大的鞋匠，但我从小就跟父亲学到了做鞋子的技术。”然后，他又对所有的参议员说：“对参议院的任何人都一样，如果你们穿的那双鞋是我父亲做的，而它们需要修理或改善，我一定尽可能的帮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手艺是无人能比的。”
这时，所有的嘲笑都化作了热烈的掌声。中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高速发展期，是不是需要更多的宽容精神呢？我认为是肯定的，在上一节里我谈了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宽容，在这里，我希望能用一些细节来透视一下企业家、职业经理人、民营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希望社会也“同情”他们。
2006年中国社会的一大新闻事件便是，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的“欣弗事件”。因欣弗的不良反应，造成11人死亡，而因此事件死亡的还要加上1人，便是该公司的总经理裘祖贻——在办公室自杀身亡。
从社会舆论的反应来看，对他的死几乎是一边倒的同情和惋惜，但人死了，又如何能复生？我们来看一下此事件前后的一些事情吧。安徽华源生物药业公司，2002年一季度亏损65965万元，工人人均月工资不到400元。裘祖贻临危受命，出任总经理，他生活俭朴，锐意改革。“欣弗事件”前，公司的一线工人平均月收入达到1700多元，工厂还为每个职工每月交两三百元的各种保险。
2006年8月，使用“欣弗”的患者出现不良反应，全国开始大规模追查“欣弗”。10月16日，裘祖贻被撤职，一向低调的裘祖贻成了风口浪尖的靶子。公司全面停产，2000多名员工失业，让裘祖贻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11月1日，裘祖贻留下给同事、妻子、小孙女的遗书撒手而去。“银行贷款、停产整顿、善后理赔、应付款，尤其是8400万企业集资款，我急啊！……请同事们帮我安排好，我随欣弗而去。”我在这里不想就事论事，讨论裘祖贻应负什么责任。如果他没离开人世，自有国家行政机关、执法部门给予公证的调查、裁决。我在这里只是希望大家能看到一个企业家并不总是那么风风光光，他们所承担的压力、磨难、风险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有时真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北京心理危机与干预中心报告：1980年以来，中国已有1200多名企业家自杀或因其他方式非正常死亡。1993年，上海大众集团董事长方宏跳楼自杀；
1993年，茂名永丰面粉厂老板冯永明，在家中用水果刀割腕自杀，年仅29岁。遗书中写下：“现实太残酷，竞争和追逐永远没有尽头……”
1997年，贵州习酒老总陈星国自杀；
1999年，春都集团董事长高凤来心脏病突发死亡；
2001年，青岛啤酒副董事长、总经理彭作义游泳时心脏病发作猝死；
三、时代需要宽容精神（2）
2003年1月22日，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山西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海仓在办公室被枪杀；
2003年2月11日，浙江富商周祖豹在家门口身中14刀身亡；
2003年8月17日，兰州地产亿万富豪刘恩谦被人持枪杀害；
2003年9月7日，河南首富、黄河旋风公司董事长乔金岭因债务纠纷自杀身亡。
2003年，浙江东方集团副总经理朱永龙在办公室上吊；
2004年4月10日，爱立信中国总裁杨迈，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猝死在跑步机上，医生说：“连日超负荷的工作使他的心脏不能承受剧烈的运动。”
2004年10月9日，浙江名仕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仕明追赶窃贼遇害身亡；
2004年10月14日，汤臣集团董事长汤君年因糖尿病并发症去世；
2004年11月7日，均瑶集团董事长，年仅38岁的王均瑶，因患肠癌，病逝于上海；
2005年1月1日，山西运城鑫龙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恩龙跳楼自杀，他的遗书写道：“政策变化快，负担过重，银行的贷款无法如期归还。”
2005年1月4日，陕西金花集团副董事长徐凯在酒店上吊；
2005年末，拥有36亿身价的德州晶华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苗建中在家中自杀，此前苗建中每天要工作15个小时以上，有时一天需要批复的文件就有五六十件，要到凌晨两点左右才阅完；
2006年9月16日，浙江临海市“船王”富豪严宝龙开车回家途中，反抗歹徒绑架，身中5枪而亡。以上只是有名的企业家的非正常死亡得到社会的关注的数据，还有很多不知名的中小企业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很多人不能理解那些企业家的压力，中国人常说“好死不如赖活”。有了几亿、几十亿资产干吗自杀呢？有了那么多的钱为什么不能保护好自己呢？有名有钱为什么不能活得轻松潇洒呢？
那些看起来表面风光的企业家、创业者们的现实生活状况如何呢？
2005年在中国企业家协会的一次工作会议上，中国企业家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陈锦华谈到：中国企业联合会对全国300多位企业家调查显示，有923％的企业家存在不同程度的健康问题，身体普遍早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有过一个调查，在全国3539个接受调查的企业家中，90％的企业家表示工作压力大，76％的企业家认为工作状态紧张；平均每4个企业家就有一位患有与工作紧张相关的疾病；许多企业家觉得内心孤独，甚至产生厌世心理。
从以上数据和现实反映可以看到，企业家并不总是被鲜花和荣誉所环绕。我本人做过六年的职业经理人，最近三年多又常常在各地作演讲与管理咨询，与不少企业家朋友有比较深的交流。我的一位好朋友——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总裁王璞就跟我说过，他每周都工作100多个小时以上；我们公司的总经理被家人称为“9·11份子”，即一周六天，每天早上九点开始工作，晚上十一点回家。在企业家中还流行着一句顺口溜：吃得好，营养少；喝酒多，吃饭少；赔笑多，欢乐少；住店多，回家少。看似调侃的描述，却真实反映了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状况。近来，在网络上看到两则消息：
一则是著名演员陈晓旭出家的消息，引起了百姓的强烈关注。这位曾在87版《红楼梦》中饰演林黛玉的演员最终走上了剧中妙玉的人生道路。对于陈晓旭出家的原因，一时之间众说纷纭。1987年陈晓旭毛遂自荐演林黛玉，1991年入商界，1996年创办自己的广告公司，拥有亿万身家。她的朋友说：“自她拥有了财富和权利之后，发现自己并不快乐，变得忙碌而烦躁，而很早以前就学佛、信佛的她用自己认为更适合的方式去寻找自己的快乐。”也就是说陈晓旭在事业有成、家庭幸福之时，由于各种压力致使她看破红尘选择了佛门。
而另一则是关于“黑龙江民企老总弃数亿资产神秘退隐”的消息。黑龙江省海外集团总裁李宝宇在人生打拼的巅峰之际，在事业发展的辉煌时期，悄然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办、10年艰苦打拼的海外集团，没有带走账面的一分钱。关于他的隐退，在当地引起纷纷议论。事过20天，李宝宇给海外集团员工发了一份传真信件，信件中称：“我因为多年的商海打拼，实在是感觉太累了，也不想再承受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我才不得不决定放弃一切和家人过正常人的生活。我觉得20多年来，我本分做人、认真做事，为社会、为员工、为大家该做的都做了。人过五十也该为我的妻子、女儿和自己想一想……你们看到我每天都以一个总裁的形象，在你们面前展现神采奕奕、充满阳光的一面，可你们想象得到我曾几次自己开车到江北大坝荒天野地抱头痛哭的情景吗？你们看到我在公共场合风度翩翩的一面，可你们知道我在那些官不大权不小的人物面前为了企业发展低三下四磕头作揖的样子吗……”原来李宝宇是觉得自己压力大，身心疲惫，想过平淡的生活才抛弃数亿资产隐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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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时代需要宽容精神（3）
可见企业家们所承受的各种压力是一般人所看不到、体会不到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行了29年，小平同志当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设想已实现，但是他老人家的意思并不是让另一部分人穷下去。人的能力、智力、胆略都是有一定差距的，那些凭着官商勾结致富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创业者都是凭着自己的辛劳、汗水和努力工作而致富的。我们社会应给创业者们更多的尊重，以更宽容的心态来对待他们。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管理专家王育琨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得很精辟：“一个开杂货铺的小老板，能够解决两个人的就业问题，能够给邻里的生活带来便利，就功德无量。一个创建了商业帝国的人，他解决了几万人的就业并为民众创造福利，对他们苛求太甚，很欠妥当。”
有一次，我去新华联集团讲“精细化管理”的课程，傅军董事长就说：“如果只是为了积累个人财富，我早就不干了。”我想：他之所以每天辛辛苦苦工作十几个小时，这后边支撑他的是一种事业心和一份社会责任感。
傅军的话代表了很多企业家的心声。在中央电视台2007年1月20日晚“2006CCTV中国年度经济人物”颁奖典礼上，我听到提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责任”。当我们在强调企业家应尽更多的社会责任时，我们的社会也应更加关心他们，以更宽容的心态对待他们。
这里我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各级政府部门为企业提供更为宽松的环境。
政府部门作为社会管理者有责任和能力为企业提供更为细致的服务，并把具体措施落实到位。政府部门为鼓励民营经济发展、鼓励下岗职工创业、鼓励大学生自行创业解决就业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花了很大心血，但是是否落实到位了呢？
2005年2月25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俗称《非公36条》），这个文件是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第一个系统支持各级私营企业的一个文件，令创业者们倍感鼓舞。
值得各级管理部门关注的是：
《非公36条》公布一年以后，全国工商联做了一次调查，调查显示：民企对中国非公经济发展前景信心指数较2005年下降了36％，“非常有信心”的比重降低了近35％。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非公36条》本应是为民营企业创造平等的市场准入条件和更自由的商业环境，但是有多少落实到位了呢？又有多少条制定出了相关的实施细则呢？
在与民营企业的接触中，发现民营企业发展有大量困惑的问题，但是他们谈得最多的两点是：税务负担过重；过多的政府管制。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张维迎教授（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经济学家，因为他敢讲真话。我在外面讲课时，也总是申明自己的一个观点“宁讲错话，不讲假话”）2006年的两篇文章很值得一读，一篇是《理性思考中国改革》，另一篇是《让商业活动更自由》，这里引用他的一段话：“如果我们的政策法规能给商业活动更多的自由，哪怕是达到中等偏上的水平，更多的人将会从事创业和创新活动，我们的经济增长将更具可持续性，更多的人将找到工作机会和收入来源，我们的政府会更廉洁，我们的社会将更和谐！”
第二，媒体与企业更为良性地互动。
对中国企业而言，有“成也媒体，败也媒体”之称。现代社会资讯如此发达，企业的一件事一经报道就可能会被无限放大，所以希望传媒界人士能深入一线，关心企业深层次的问题，为企业家减压，报道企业真实的问题，而不要盲目的只追踪热点问题。
第三，提倡阳光心态，培育市场良性竞争的环境，不可以让“仇富”的心理蔓延。
市场竞争要公平、合理，形成良性循环，企业才能发展壮大，经济才能不断增长。如果竞争中全是潜规则、暗操作，企业不能生存发展，经济衰退，人们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整个社会的发展将受到影响。特别是一些人的“仇富”心理会给企业家们带来很大的压力，如果社会中那些最有创造力、最富活力的人被压垮了，对社会、对老百姓也会是一种损失。
三、时代需要宽容精神（4）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道路上，我们更需要宽容的精神，这样才能让社会空气更湿润，让每个人活得更滋润。
企业要努力保持社会的空气湿润，形成一个和谐社会，不然空气太干燥了就容易着火，真的着火了企业就容易受到大的冲击。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柳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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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落实要到位关键看结果（1）
我的家乡江西九江湖口县，地处鄱阳湖入长江口。那是一个只有27万人口（至2005年6月），美丽而不富裕的小县。
我在18岁以前一直是在湖口县的乡下长大的，那时候的穷苦日子可能是现在的孩子，尤其是城里长大的孩子无法理解的。我在许多次讲座及答记者问中都说过一句话：“给我多少钱我也不愿回到18岁以前生活过的农村去生活，因为那里太苦了。但是，给我多少钱我也不会换那18年乡下生活的经历，因为它让我了解农村的清苦，让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孩子。”
我在18岁那年走出湖口上大学了，学的是中文，以后做了六年的教师，两年副厅级干部的秘书。29岁那年响应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号召“下海”去了深圳。从公司的业务员做起，一直做到高级职业经理人。15年的职业生涯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始终以农民的儿子自居。
家乡的农民勤劳而朴实，是他们养育了我，给了我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现在我的环境有了改善，同时，希望他们也能过上好日子。
改革开放二十九年来，不仅是城市，农村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总认为农民的劳动与他们的所得不相符。农村环境的变化与时代的变化相比还是没有同步，尤其是我们出国考察看到了日本、德国、美国的农村后，深感震惊。我们现在的大城市从硬件上与发达国家差距已不大了，可是我们的绝大部分农村与他们比起来至少还有几十年的差距。
中国的现代化关键在于农村的现代化，如果没有农村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一定是虚的。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自十六大以来，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在200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是一个顺应时代的英明决策。也提出了“20字”新农村的建设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作为一位农民的孩子，我对农村一直有深厚的感情，并时刻关注着农村的发展；作为一名管理实践者和理论研究者，我更关心的是中央提出的那么多、那么好的惠民政策能否落实到位，得到结果。
2007年1月初，在北京参加一个培训研讨会，我的同事吴宏彪先生给我讲了他亲身经历的一次扶贫工作。吴宏彪说：“1999年，我参加了贵州省机关党建扶贫工作队，去贫困的毕节地区驻乡帮村。其中有一项任务是捐助贫困党员或村民作为扶贫对象，我们每人准备捐助帮助5户，每户捐500元。当我们刚到村里时，不熟悉情况，村支书便带领我们去了解贫困户。当我们走进第一家时，看到的是这家的大瓦房，走进屋里往厨房一看，挂着几十块腊肉，这在当地是富裕的标志。我感到这并不像贫困户，后来一问，知道这家是村支书的亲戚。我找到村支书，表示这户不能捐助，并要求带我去看真正的贫困户。村支书只好带我去了村边的一户人家，我看到这一家的房子一边墙倒了，用玉米秆堵上挡风，大冬天小男孩依然穿着单衣，裸着脚，冻得直发抖，看了让人心里很难受。于是，我把500元钱交到这家女主人手里，作为一年的扶贫费用。”听到这个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