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可是，就因为一件事，孙华善被撤离了校长的职位。
事情是这样：张大奇处长的女儿刚从美国回来，由于中文跟不上，孙华善就抽时间给她单独辅导。一天，肖副局长的儿子在幼儿园非常顽皮，犯了错误，孙华善就按规定给予了处罚。孩子回家向父母告状，肖夫人找到幼儿园班主任了解情况，可那位班主任是一个旧习气很重的老太太，为了讨好领导，就说是校长如何如何处理不当，委屈了孩子，并加上一条“罪状”说校长袒护私交，特别照顾张处长的女儿，给她“开小灶”。肖副局长知道后，也没有了解清楚，一怒之下，免了孙华善的校长职务。
这事儿周局长知道了，觉得处理不尽妥当。但事情已经公布，无法收回，只能道歉了。事后，孙华善被调到技术处任秘书。
1950年10月，由于美朝战争战火已烧到中朝边界，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赴朝作战，抗美援朝正式开始。
朝鲜战事紧张，没有人能确定沈阳是否安全，电工局大多数部门迁往哈尔滨，只留下少数几个人照顾沈阳工厂的生产。朱维衡留了下来。
1951年初，小丰满发电厂一台大型发电机的三个大线圈烧毁了。接到上级一道命令，限七月底以前修复，以确保军需生产供应的需要。
军令如山倒。可是这么大的线圈根本没有设备能加工。周局长指示，无论如何必须按期完成，加工设备的设计由哈尔滨设计处解决，组织材料和加工设备归沈阳负责，并确定此项任务代号为“100号”，任命朱维衡为“100号”加工总指挥。
朱维衡立即组织开展工作。在他的工作日志中，有这样的记述：
主要材料铜线，沈阳电缆厂可以生产，但那原来的线材纯度特别高，尺寸与以前的不一样，必须专门冶炼，专门做模具轧制。结果轧出一比，表面光洁度达不到，没办法，只好拿砂纸，用人工来打光。
绝缘材料云母，需要面积不小于六十平方厘米白色软质的。绝缘包带的底纸要用马尼拉薄纸。将云母贴在纸上用的胶，要既是粘性强，又耐高温。线圈做成后浸胶的材料与贴云母的相同。
设备需要设计制造的有：
（1）贴云母机。要将底纸上好适量胶料慢慢往前走，底下加温使胶固化。十个工人坐在两边，按规定贴上云母片（块状的云母先由女工拿小刀剥成很薄很薄的单片，剔除不合规格的），贴片规定重叠不超过一厘米，不少于半厘米。贴云母机两边各坐五个女工贴片，另有一人来回走动，发现贴得不合格，马上揭起重贴。若不在此刻改正，漏过去，干了就无法改变了。在走到另一端时胶已干，随即卷起来。
（2）切云母带机。将贴好云母，干燥了的大卷云母纸，拿到此机上切成一寸宽的云母带。
（3）绕线机。按原线圈尺寸绕成线圈。
（4）成型机。绕好的线圈装在这上面拉成所需要的形状。
（5）包云母带架。成型后的线圈，放在这上面用手工包带。
（6）浸胶罐。包好绝缘带的线圈，放进此罐，一边加热，一边抽真空，然后注入胶液，加压至两个大气压，保持一定时间，使胶固化。
这前面五个机器问题都不大。最后一个，原设计是用蒸汽送进罐壁夹层加热。但试车结果，温度达不到。临时改变办法，拿电缆绕在罐外，用感应加热，居然达到要求。
在设备安装中，也想了很多办法。因为线圈有四米长，吊进去的浸胶罐需要九米高度，但厂房只有六米高。只好挖地三米，将浸胶罐埋入三米深的坑里。朱维衡记得很清楚，那天午夜两点钟，他们完成了那个地坑，立即把浸胶罐吊起，往坑里下。新分配来的大学生梁维燕站在他右边，主动去帮着扶正浸胶罐，等罐落到位置后，大家舒了一口气。这时候他发现梁维燕手上有血，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没什么，夹了一下。”朱维衡要他赶快去医务室，还以为只是轻伤，哪知中指第一节，已完全被吊罐的钢缆在刚吊起时夹碎了，只好将第一节摘除，真让人痛心。
日后回想那100号的战斗生活，真是紧张极了。人人都不分昼夜，争分夺秒抢时间，只怕不能按期完成任务。朱维衡这个总指挥其实好当，只要是“100号”，各厂接到任务，别的产品都要让路，必须加班加点赶制出来。所以设备加工方面，没有发生困难，但为找云母，底纸，和绝缘胶，却费了好大劲。向全国各地求援，拿到很多样品，一样一样测试，最后确定云母和绝缘胶的供应处。可那做底纸的“马尼拉纸”是什么？大家却是好不容易才弄懂了的。原来那是用旧船缆绳做的薄纸。可是到哪儿去找呢？结果居然在上海一个仓库里找到了。它很薄却强度很高，总算解决了问题。三个线圈做完，经过严格测试，合格！七月底，在限期前一天完成任务。
“100号”的经验被用到后来新中国第一台自己设计制造的新疆军区的800千瓦水轮发电机，叫作“800号”。再用到第一台2000千瓦汽轮发电机，叫“2000号”，以及第一台6000千瓦汽轮发电机“6000号”的紧急任务。这些都是新产品。这以后，新产品愈来愈多，周局长认为朱维衡组织新产品效率很高，干脆叫他专门管新产品试制，一般的生产问题交给副科长去管。
抗美援朝结束，全国工业体制改革，撤销各大区的部，归并到中央新成立的几个部。东北工业部的机械工业并入第一机械工业部。电器工业管理局也迁往北京。原来东北工业部电器工业管理局的设计处，改为第一机械工业部第八设计院，从哈尔滨迁到沈阳东北电器工业管理局原址。加强基本建设，需要扩大工厂设计能力，1952年，朱维衡被调到了沈阳第八设计院，在冷加工组任技术领导，主管了沈阳变压器厂，沈阳高压开关厂，沈阳低压开关厂扩建的工艺设计。学习苏联的新技术，要在工厂设计中进行经济分析，接着成立了经济核算组。负责经济分析和经济预算，调朱维衡主持。朱维衡选派自己手下的得力干部唐任远到哈尔滨工业大学跟苏联专家学习经济分析。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27）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27）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962年6月，朱维衡调到北京，进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任命为203室副主任，并兼任附属工厂总工程师，负责研究开发特殊电机。朱维衡从专业意义上归了队，研究任务接踵而来。
第一项任务是印刷电机。朱维衡选了两名助手。研制中，印刷电路转子是关健，铜片要厚，粘力要强，腐蚀要深而不蚀断细线，特别是印刷电路板两面的连接，很困难但非常重要。朱维衡因为管理过绝缘材料厂的生产，对印刷电路板生产工艺比较熟悉，所以很快要求哈尔滨绝缘材料厂做出了所需要的底板，然后自己在实验室购置了设备、材料，绘制电机所需要的电路，做腐蚀试验，研究连接板子两面电路的方法。为了保证在使用中印刷电路不因电刷的磨擦而脱落，反复进行无数次粘接强度测试，才确定用哪种胶粘剂和工艺。电刷材料选用导电性高而软的银石墨电刷，永磁材料用当时最好的铁氧体，形状设计充分利用其最大面积，这样做出的电机，指标达到了国际同等水平。对附属工厂方面，朱维衡隔一天去一次，发现许多研究室急需的另件加工，因为排队时间长，很耽误重要任务的进度。他就建议开辟一个快件加工车间，只加工经认可的，真正急需的项目。得到了厂长的同意，很快建立起来，各个研究室都赞赏这一改革。
第二项研究任务是力矩电机。一天，副所长给了朱维衡一张从杂志上撕下来的广告，让他想办法做出来。广告上只有该电机的技术指标，只能从广告的照片上猜测里面是什么。朱维衡到图书馆查资料，无论科学院图书馆或国家科委情报所，都找不到这方面的任何资料。于是请情报所千方百计想办法找，因为据说是很重要的绝密任务。隔了很长时间，情报所居然从瑞士找到一份产品样本，很像是朱维衡所要的东西。仔细研究后，很有启发，于是形成了基础的设想。经过努力终于设计出了力矩电机。由于电机要求比较高，需要做特殊冲模，自己工厂干不了，于是与北京微电机厂商量，请他们协作。住到他们厂里，边加工边修改设计，想办法请铜材工厂轧制需要的特殊铜条做电机的槽楔兼换向器，电刷用银石墨软质碳刷，弹簧用磷青铜皮做，永磁块用钐钴合金，轴承选用最好的品种。第一轮试制出来，基本像样了，但还达不到指标要求。修改了设计重做，又花一个多月，做成第二轮，大大改善，但还不理想，打算再做第三轮。可是厂长不干了，他说已经浪费了那么多材料，耽误了他高级师傅很多工时，已经够客气了，这种电机那么特殊，又不是他们厂的生产任务，所以不能再干下一轮。朱维衡他们几个住在厂里四五个月，天天冷水洗脸，自己生蜂窝煤炉取暖，马马虎虎吃饭，一心想把这重要的电机做得好一些，可是厂方下逐客令了，只好回所。
突然有一天，国家七机部听说朱维衡他们做出力矩电机了，派了七个人到所里，将他们全部设计图纸、资料拿去，把计算草稿、草图抄去，并详细记录朱维衡他们在这几个月中碰到的问题以及怎么解决的情况，道谢后扬长而去，从此就再没有他们的消息了。
哪知好几年以后，在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回收展览会上，朱维衡见到那里面的力矩电机，竟然完全与朱维衡他们设计的一模一样。
更想不到的是，十五年后，朱维衡因事带几个人去北京微电机厂，介绍信写的是“朱维衡”的名字，那个负责接待的工程师看了介绍信，竟叫了起来，说：“你就是朱维衡啊？你给我们厂帮了大忙了！”。他说力矩电机生意好极了，北京微电机厂发了大财，面貌都改观了。的确，当年那些低矮简易的平房，现在都变成高大现代化厂房、漂亮的办公楼和宿舍。他拿出力矩电机图纸来给他们看，万万没想到，那还是朱维衡签字的那份老图纸。
朱维衡调到北京后，一家人住在中关村中科院家属大院里。大儿子朱道一已经14岁，小儿子朱道亮6岁。
妻子孙华善生性好强，做事精益求精，要做就要做得最好。在沈阳当技术处秘书时，她坚持要参加东北工学院的机械制造专业学习，顺利地拿到了机械专业的单科毕业证书。调到设计院，她居然能独立承担板金车间的设计。后来调任设计院图书馆馆长，很快就能把图书馆的专业知识掌握到手。平日里，朱维衡工作繁忙，照顾不到家，家里的事全是孙华善一人照料。三年自然灾害，多数人患了浮肿，朱维衡也不例外。当时一切供应全凭票，每人粮食定量朱维衡是29斤，孙华善27斤，每月白米只有二斤，其它全是苞米面，食油二两，猪肉半斤，鸡蛋半斤，大白菜也限量，一年供应一次。父亲住在朱维衡家里，偶尔出差到北京或上海，朱维衡总要买尽量多（也是限量的）的饼干回沈阳，孙华善放进大饼干筒，规定只给父亲一个人吃，小孩不许碰。那二斤白米只给刚两岁的道亮吃，别人根本吃不到。没有想到，1962年上半年，有位不认识的人来访问，问朱维衡是不是送给保姆八十斤白米，这时朱家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刚辞退的保姆，将孙华善全年省下来的白米全部扣下，拿去高价卖给她后来的主人，小儿子道亮一点儿都没有吃到。难怪他刚开始学说话的第一句话就是伸手说：“要！”。
1965年完成了直流力矩电机后，朱维衡就病倒了。是患了肾盂肾炎，浑身无力。回家休息时，找中医看了看，开了一服柏枝地黄丸，吃下去就好了。这天，所里的大学生张为成和中专生王德兴来家里探望朱维衡，平时他们对朱维衡就非常尊重，而朱维衡也非常真诚地“传帮带”，就好像师徒关系一样。妻子孙华善很感激他们能来探病。当闲谈中，得知王德兴家里困难，定量的粮食不够吃，孙华善随即从抽屉里拿出几张粮票和油票塞到王德兴的手里，还说我们家南方人胃口小，吃不了那么多。王德兴十分感动，连说谢谢师母。
两人走后，朱维衡说，他们两个年轻人工作都非常努力，是好苗子。孙华善没吱声，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封信，缓缓地递给朱维衡，信封右下方落着来信地址：宁夏海原，朱绮缄。朱维衡心里一紧，慌忙打开小姐姐的信，全文如下：
维衡弟弟：
你好！我和你嘉音姐夫及孩子们已全家搬到宁夏海原了，这是为了响应国家支援西北的号召。我和你姐夫都在这里的中学教书，我们一切都好，不用挂记。代问华善弟妹和孩子们好！
就此搁笔，余不一一。
另来信地址可寄：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红旗公社前进大队二小队贾金富转
姐：朱绮
一九六五年十月五日夜
潦潦几笔，满怀情绪。朱维衡忍不住放声大哭。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28） 特嫌
（28）特嫌
1966年6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开始了。很快一切正常的科研工作都停顿下来。大家最先是跑到北京大学去看大字报，铺天盖地，一片海洋似的。革命标语越写越大，语句越来越刺激。中科院也开始有了大字报。
“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中科院的反动学术权威！”、“将无产阶级*进行到底！”
学校也开始不上课了。大儿子朱道一回家来说，北大附中在批斗一些老师，学生要革老师的命，保卫无产阶级红色政权。也有的同学被人写了大字报，说他是地主阶级的“狗崽子”也是革命的对象。妻子孙华善听了很紧张，叫道一在学校不要乱说话，不要参加什么活动，不上课就回家自己学习。道一说不行，他是班干部要带头参加*。没几天，道一袖子上戴了个“红卫兵”的袖章回到家里。
道一向父母解释说，他在班上学习成绩好，又是班干部表现好，就不计较家庭出身的，学校才批准他参加红卫兵的，现在还是“井岗山造反兵团”的成员。
朱维衡听这样一说，心里倒也安定了一些。不是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也能参加红卫兵组织，至少说明道一现在还不是革命的对象，不会被“专政”。
孙华善仍然不放心，只好嘱咐道一，千万不能去批斗老师，不要乱写什么大字报，更不能参加“打、砸、抢”，要文斗不要武斗，你要向我们保证。道一坚定地说，我不会的。
晚上，朱道一悄悄地对孙华善说，他想要一顶军帽。孙华善看着儿子渴望的眼神，心里想上哪里去找军帽呢？我们没有亲朋好友是军人，军帽又不是随便上街能买到的。她真的不知怎么办才好，但又不忍心只好说，妈给你想办法！想办法！
孙华善一连几天，见到熟人就打听有没有军帽，都回说没有。就连院里住的一位大婶，会做缝纫的，经常帮人缝补衣服，孙华善都去找了她，问能不能做一顶军帽。那个大婶说，做是可以做，就是做出来的不像，布的颜色特别是帽沿都不像，前不久有人叫我做了一顶，但没见他戴过。不是不行。回家的路上，孙华善一着急，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行就行，不行也就没办法了。
中科院的运动形势越来越紧张，随着一个一个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被打倒。全院上下人人自危，不知道什么时候灾难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连说话声都越来越小，神情也越来越诡秘。
一天深夜，晚饭后的碗筷还没有收拾，两个孩子已经睡了。朱维衡和妻子还在小声地争吵。“你不能同意道一去！那儿的条件太艰苦了。”孙华善坚持地说。
“道一在学校表现不错，又是班干部，人家才招收他的。”朱维衡说。
“那怎么不招别人？才招七个人，还不是一听说青海，又是地质队，别人才不会去呢？”孙华善还是不情愿。
“到青海工作，条件是差，但是在这儿成天不上课……，”朱维衡压低了声音说：“接下来运动会是怎样下去，现在还是未知数，说不定像我……，没准还会影响到孩子。”
“你怎么啦！你又不是反革命，你怕什么？”孙华善拉高嗓音说。
“你别大声，我是不怕！可是像很多人，比如樊爔培吧，57年就打成了右派。这次运动估计也脱不了身。”朱维衡道。
朱维衡停了一下又说：“这次孩子的态度很坚决，你不同意他去恐怕也不成啊！”
孙华善说：“道一还不满十七岁，还是个孩子，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又是野外地质工作，又艰苦又危险，多久才能见到一面？想去看他都没有办法去。想家了怎么办？病了怎么办？”孙华善眼泪止不住“吧嗒、吧嗒”住下掉。
里屋，与弟弟睡在一起的朱道一，泪水也从微微闭着的眼睛里流了出来。
1968年元旦刚过，朱道一同北大附中的其他六位同学就要奔赴青海了。七位学生中五名高中生，二名初中生。他们都是离毕业考试差几天而停课的六六届毕业生。
临行的前一夜，孙华善把儿子道一拉到身前，告诉他为他准备的行装：棉被床单、枕头枕巾、垫毯、牙刷牙缸、牙膏、两条毛巾、内衣*、袜子、棉手套、笔记本、钢笔、信封、信笺、邮票、《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单行本。
孙华善转过身去，从衣柜里拿出一样东西，是一顶崭新的军帽。
“孩子，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朱道一接过军帽戴在头上，十分合适。朱道一对着母亲正了正帽沿：“妈，太合适了！您从哪儿弄来的？”道一问孙华善。
孙华善告诉道一，他向她要军帽，她找过很多人都没要到，最后想到道一学校的军宣队的军代表，她想平时听军代表经常夸奖道一，说明表现好，向他们要一顶军帽应该能行。可是又一想觉得不太合适，怕影响不好。直到道一被批准去青海工作了，心想这也是学校的一个光荣的事，这才去找军代表开了口，没想二话没说立刻给了一顶新的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