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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的一个客户印制一批皮鞋立牌广告，按约定时间来拿样品时，发现自己的设计人员把色彩标号搞错了，要重新做。正常情况下，从电脑出小样到制版、晒版，再到印刷，需要两天的时间，而这个客户已经买好了第二天的飞机票，非常着急。叶茂西对这个客户说：“您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我们连夜给您赶制。”第二天上午客户准时取到了样品，十分高兴地上了飞机。
就这样，摩托罗拉来了、诺基亚来了、可口可乐来了、柯达来了……国内的大公司，网易来了、联想来了、雪碧来了、平安保险来了……这是在几年前不能想象的。香港的一些企业也跑来了。叶茂西说：“吃点亏算什么，能吃亏才能占便宜呢！”
“三把刀”打天下
温州人依靠“三把刀”在欧洲打天下：一把是剃头刀，一把是修脚刀，再一把是菜刀。举个例子，青田人靠一把修脚刀进入比利时。上世纪80年代，比利时一位驻中国官员的女儿得了脚病，怎么治也治不好，在中国请青田人给他女儿修脚，终于治好了脚病。这位比利时人回国时，把那位修脚的青田人带上，将修脚介绍给欧洲。就这样，青田人开始在欧洲闯天下。后来跟着而来的是青田石雕。青田人在欧洲捉牙虫是没有生意的，在东南亚却很来事，许多青田人在那里给人捉牙虫。
中国市场经济的最佳范本
“经济动物”温州人眼睛里其实也不只是钱，有时温州人也非常热衷政治，因为他们明白政治与经济的密切联系。
温州人自己说，从政治中可以发现市场、发现商机。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上万温州市民自发走上街头燃放鞭炮庆贺——因为民营经济又可以大张旗鼓地干了，因为自己的财富又得到了保障。对不会带来金钱生意的政治概念及事件，温州商人是绝不会花时间精力去认知了解的。“法轮功”在全国许多地方猖狂一时，温州却流行一句民谣：“法轮功？没工夫！”在“法轮功”被确定为邪教之后，温州人得意地说，我们这里可能是“法轮功”最没有市场的城市，温州人每时每刻都在做生意赚钱，哪里有时间来修炼什么法轮大法！
温州对现代化中国的重要贡献可能不在政治层面，而是在经济层面。不在于小小温州给国民经济带动了零点几个百分点，而在于它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生龙活虎的市场经济、民本经济的标本。
关照温州，可以轻易获得思想自由、观念解放的种种快感；关照温州，你会惊异这里已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最生动、最激情四溢的策源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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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受歧视的财富（1）
第三章 中国犹太：受歧视的财富
几乎是毁誉参半，人称“香香臭臭温州人”：“头发都是空心的”、“天生的赚钱机器”、“天然的市场跳蚤”、“经济动物”、“狡黠滑头”、“眼睛有针”……
温州人的形象是中国改革群像中最不同寻常的一个群体。在温州期间，我们曾听到不同的人都颇为自豪地提到同样的话：假如把温州的全部财富拿走了，只要有温州人在，我们就会再造一个温州，再次拥有财富！
温州人特殊的天性并非一朝一夕形成，它与当地特殊的移民传统、地域文化和生存环境密切相关。犹太人以善于经商而举世闻名，温州人也活跃于中国和世界的各个角落，因而获得“中国犹太人”的绰号。温州人的性格特点，正是他们敢于闯天下、纵横商界、创造奇迹的内在原因。
脑袋有“鬼”
在北京，谁有什么跟大伙不一样的想法，准会被斥为“脑袋进水了”；在成都，谁有奇怪的想法，那肯定是“脑袋里有包”；在广州，跟大家的想法不一样不要紧，标新立异更是会受到推崇，但千万不要“顶牛”，那有违“和气生财”的做人原则，那是“脑袋有病”。
温州人与上面这些人都不一样。你说他是“进水了”、“有包”、“有病”，都行，但不确切。温州人敢为天下先，极具经商天才和想象力。他们的异想天开和胆大妄为总是令人瞠目结舌。我们说一个人聪明、机敏，就说他比“鬼”还精；说他办法多，就说他“鬼点子”多。总之，超过常人的都是“鬼”，温州人就是“鬼”！
温州人的“鬼”不是他的发型、衣着或者行为，而是脑袋。
温州人的脑袋里有“鬼”，跳来跳去看不见抓不着，“鬼点子”却层出不穷地冒火花。只有当这些火花变成行动时，旁人才知道温州人是真鬼！
王均瑶包飞机，就是温州人“鬼”胆包天的一个例子。
温州有了机场后，一直没有长沙航班。每年春节，大批温州商人困在长沙回不了家。农民出身的青年商人王均瑶大胆设想：大客车可以包，为什么不能自己包一架飞机飞温州？有人笑他做梦，他回答，为什么不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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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受歧视的财富（2）
有了这一试，王均瑶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农民包机公司，承包了温州飞往全国各地的28条航线，真的把生意做到了天上。1991年7月28日，第一架个人承包营运的“安－24”型客机降落在温州机场。
据说，温州永嘉的几个农民也正想着要承包国家级旅游区——楠溪江。
温州人凡事都敢想、敢试。“胡思乱想”、“试一试”往往出奇制胜。
温州人什么钱都敢赚，人人都想当老板。他们百无禁忌的开拓精神尤其可贵。经济学家钟朋荣总结了温州人的６个“家家户户”：“家家户户开发项目，家家户户研究管理，家家户户融通资金，家家户户开拓市场，家家户户承担风险，结果家家户户都有企业家。”
在温州，我们感受到民间追求财富的渴望和创造激情，连老太太也不例外。有这么一个故事：
温州平阳一位老太太看到家乡人外出收购兔毛能赚钱，她一不识字，二不会说普通话，口袋里装两张纸条就出远门了。一张写着：“我是平阳人，请帮我买汽车票。”另一张写：“我要收购兔毛，每斤多少钱？”就这样，老太太走遍大半个中国，成了收购万元户。
同样是千军万马在外闯荡，四川人多是打工族，而温州人哪怕身上只有几百元、几千元也要做老板。温州有个民谣：“家家办工厂，人人摆个摊，谁也不靠谁，自己当老板。”
温州盛产数学家，诞生过姜立夫、苏步青、李锐夫、谷超豪等数学巨子。或许是基因的关系，普通温州人大都很有经济头脑，常常有出其不意的逆向思维，让你不得不佩服他们善于变通、敢于突破的勇气。
1993年，温州建造大型体育中心，规划耗资8100万，财政仅给了3000万。怎么办？温州人想出了妙计，先把灯光球场以1800万的价格出让10年的经营权，一楼铺面卖出1500万。还缺1800万，有人出招，卖座位集资：单位5万元买一个贵宾席，个人2万元也可以买一个贵宾席，10年之内，体育中心每次演出或比赛的第一场，贵宾席拥有者都可以凭证免费观看。后来上海大剧院卖剧场包厢也是从温州人这儿学的。
眼睛有“针”
据说温州人往大街上一站，用鼻子闻一闻，就能嗅出哪儿有赚钱的机会。这当然是夸张。不过，他们的眼睛倒是实实在在的有“针”。无论盯着什么，温州人都能从中刺探出商机，挑出白花花的银子来。
温州人天生对商业敏感。比如听说上海的一家酒店要转让，他也会连忙跑去看看，“说不定能发现什么机会”。这就是他们的思维方式。
温州文人圈“四大闲人”之一的李涛在北京、上海逛宜家家居店，感觉一种产品有市场，立即找到家居店负责人谈代理。那位负责人开口就问：“你是温州人吧？”李涛惊讶不已，一问才知，原来自宜家开业起，不断有温州人找上门要求代理，只是因为他们不搞代理，李涛的温州老乡们才遗憾地作罢。
还有更厉害的。温州人范鸣强携妻儿到北京旅游，徜徉在宽阔的天安门广场，他感慨万千，神思遐想。突然，他来了灵感：为什么不在天安门城楼上开一家“马列书店”？店内以红黄“国旗色”为主色调，高处悬挂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伟人画像，所售图书均为经典著作，在这个万众景仰的地方，还怕没有销路？得知这个想法的朋友没有不笑他“太痴狂”的：“你就等着吃红灯吧。”
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也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100周年。范鸣强觉得是时候了，他神色肃穆地叩开了天安门城楼管理处的大门。
结果是在范鸣强意料之中，许多人意料之外。天安门城楼管理处当即拍板同意。为了表示对这块“红色阵地”的支持，还破例对这家书店免收租金。
嘴巴吐“火”
温州人“说尽千言万语”就是要你买他的东西，说多了、说熟了、说顺了，那煽动性的语言就炉火纯青，或文火、或猛火，总会把你烧得激动起来。
温州人知道说出来的话要真实、要兑现，否则就再也没有说的机会了。全国民营百强企业第七位的正泰集团总裁南存辉说：“信用就是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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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受歧视的财富（3）
温州华东钢管公司天津分公司总经理林宗芳有过这样的经历：谈了很多次，一个朝鲜客户答应签合同，但提出苛刻条件：7天内必须交货。7天有点悬，但他还是咬着牙答应了，这是天津分公司的第一笔订单。可客户不放心，说：“从南朝鲜到北朝鲜，货至少要走15天，温州到天津那么远，7天怎么可能到？”林宗芳拿起笔加上一句话：“若7天没到货，我方愿罚货款的30％作为赔偿。”当他与总公司联系时，那种型号钢管正好缺货。林宗芳和总公司的人大吵一架，信誉要紧，无论如何必须赶出来！7天后的深夜，林宗芳饿着肚子帮朝鲜客户将钢管装上了车。以后，对方不仅成了老客户，还介绍来不少生意。
温州人的大嘴吐“火”在人情攻略方面尤其了得。
东北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循着广告，来温州找到了生产鞋革机械的张老板。在厂里一看货，东西不错，价格却比心理价位高出一大截。
照例又是一番“寸土必争”的讨价还价。你来我往4天后，张老板死咬210万元不肯再松口，双方尚有20万元的落差，眼看这笔生意要“黄”。
当晚，张老板死拉硬拽把东北客商请进酒楼，说：“生意不在缘分在。”
一桌丰盛的海鲜大餐。东北客商酒酣耳热，只可惜肠胃不争气，后半夜连跑了４趟卫生间，然后就躺在了医院。接下去的一幕是戏剧性的。
张老板捧着鲜花，三步并作两步奔到病床前，捶胸顿足：“是我害了兄弟啊！”他的眼角开始湿润。
张太太也准时出马，连着几天送来人参鸡煲。
东北客商心中热浪滚滚，紧紧握住张老板的手：“大哥，都这份上了，钱算什么，210万，就这么着了。”
这位温州朋友在眉飞色舞地述说中几次强调，这顿海鲜大餐是刻意安排的，此后的进展是预料之中的。
人情“无价”
温州人的人情费是一笔很大花消。原因何在？亲朋好友就是致富的门路。温州偏于一隅，只有水路一条，逼得他们想办法找生路。由于血缘、地缘、亲缘，遍布世界的上百万温州人，织成了一张密如蛛网的信息和销售流通网络。温州服装商会会长陈敏说：“这张网是温州人最大的优势，别人再多钱也买不去。”
说是无价，其实有价，只不过这价并不需要用金钱计算，权当一笔“虚拟投资”吧。
一人出国刚立足，马上会带动一群老乡漂洋过海，巴黎５万温州人大多是这样移民海外的。靠着温州人的关系网，初来乍到的人不用怎么费劲便可以谋生，加工皮包、皮鞋或在亲戚朋友的餐馆里做工。温州人在巴黎能买到一种中文电话卡，把信息源源不断地从巴黎传递到温州。
温州人王剑11岁随母亲到法国，长大后，经营皮包进出口贸易。他的两个姐姐也都移民法国。如今，他在巴黎，两个姐姐长期驻扎温州和深圳，联手做外贸。王剑调查巴黎的时尚流行皮包市场，在第一时间把信息传递过去；姐姐们在温州和深圳迅速加工生产，形成跨国商业网络。这样的跨国生意，温州人驾轻就熟。
温州人的企业，往往是哥哥当老板，弟弟99％在哥哥的企业；老公创业，老婆管财务。好友亲戚帮忙，总是放心些。家族裙带关系比比皆是，不懂人情世故在温州别想做好生意。亲戚老表、同学同行、朋友的朋友，即使没事都会经常聚聚，以维系那份紧密关系，唯恐“‘友’到用时方恨少”。难怪温州的酒楼饭店生意出奇好。
这样的风气导致人情费高昂，温州一户家庭的人情支出每月在1万元以上，已见多不怪。一般的结婚礼钱红包都是1000元，不堪重负者戏称之为“红色炸弹”。可温州人又离不开人情的天罗地网，说不准哪天，这张网就会带来赚大钱的机会。
“四自”精神
温州手工业南宋时期即堪称全国翘楚。商品经济初期，温州家家户户有家庭作坊，8小时里你是科长、处长、局长，业余在家则搞来料加工赚外快。我们在风景区楠溪江古村落，看到很多老人妇女小孩在游客好奇的目光中从容做着手工活，有的串着彩灯，有的盘着松紧带。温州就是以小商品打开全国乃至世界大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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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受歧视的财富（4）
大名鼎鼎的北京浙江村，最早的开拓者便是温州的裁缝师傅。
1983年，在包头做服装生意的卢必泽听堂兄说北京的服装生意好做，他带着家人落脚在京郊的南苑乡海户屯村。卢必泽的裁缝手艺在家乡是出了名的，他在北京搞服装加工，7个裁缝老乡紧跟其后，和卢必泽一起成了浙江村的创始人。卢必泽做的衣服款式新颖，生意越来越好。与此同时，同乡一批接一批来到，没几年就聚集了好几万温州人。如今，10万温州人办了成千上万的服装加工厂，把北京南苑大红门变成了中国北方最大的服装批发中心。有媒体2001年报道，浙江村一年经营额达20亿，并创出了奥豹、赛美、京豹等皮衣品牌。
一位温州姑娘在大西北的一所大学修鞋，大学生问她：“一个姑娘家坐在大门口不难为情？”
“不，我这是劳动。”
“将来打算干什么？”
“开一家店，自己当老板。”姑娘理直气壮回答。
温州的女人们照样是敢闯敢干的。温州街上大大小小的服饰店、点心店、饭摊大多是女人们的事业。她们和男人们一样勤劳吃苦，打拼创业，自己挣钱自己花。在温州众多的“一家两制”家庭中，往往丈夫为“朝八晚五”的上班族，妻子则经商闯天下。大虎打火机厂厂长是周大虎，但周太太才是厂子的创始人。当年周太太下岗，靠5000元搞起了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厂，苦心经营逐渐壮大。周大虎后来干脆辞了公职下海，夫妻俩一起把事业越做越大。
温州人的自力精神深刻影响了外地人。
康奈集团老总郑秀康的女婿原是公司的部门经理，和老板的女儿谈恋爱后担心别人说他“靠关系”，毅然辞职自立门户，自己创业。结婚时，郑总要给女儿女婿房子、车子，女婿则说要自己挣。
邓东华是湖北人，应聘到康奈集团。开始他不认同温州人的观念，觉得他们太看重钱。2002年初，他爸爸打电话要他回去，说家乡法院要招人，可邓东华不想回去了：“我已爱上温州，温州人改变了我，我想在温州发展。”他已有一个温州女朋友，女友家里挺有钱，但他不想靠别人，也计划自己当老板，大干一番。
温州人总结自己有“四自精神”：自立改革、自担风险、自强不息、自求发展。
“龙门能跳，狗洞能钻”
在温州，如果哪个小伙子常年待在家里，会被周围人看作窝囊废。
温州人自古四海为家，他们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生存空间，被形容为逐“金钱水草”而居的游商部落。
早在一两个世纪以前，成千上万的温州手工艺人和小商贩就背着黄杨木雕、青田石雕、瓯绣，从故乡出发，跋山涉水，到海外艰难谋生。如今温州人更是遍布世界各地。一位意大利人第一次踏上中国国土时，幽默地对海关人员说：“虽然我是第一次到中国，但我有很多中国朋友，有在欧洲认识的，也有在非洲认识的，他们都是温州人。是不是温州人出国不需要护照？”
巴黎第三区原是犹太人聚居区，现在这里温州老板最牛，很多犹太人替温州人打工。温州新南苑宾馆总经理李涛头一次到巴黎，有天早晨散步，碰到一老外用流利的温州方言向他打招呼；李涛愣了半天没反应过来，那是个送货的犹太人。温州方言极难懂，连同属浙江的杭州人都听得一头雾水，何况老外！李涛吃惊地感到温州人在当地的影响。
温州人有着强烈的自信心：“不自信还算温州人吗？”
原永嘉县上塘镇镇委书记叶康松，年近不惑弃官下海，飞往美国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农业跨国公司。他不懂英文，口袋里揣着一叠小卡片，正面是汉语，背面是英语。在异国他乡，他逢人就掏出来比划，两年后，他就在美国开办了自己的公司。
方德华本来在北京有自己的大众百货公司，1994年商场失意，他退出公司，又离了婚，手中有300万。思考再三，他选择移民加拿大。大学学过的英语早忘得差不多了，下飞机休息片刻，方德华请朋友教他一句话：“我来给你当工人，不要报酬，只学英文。”第二天他走进一间大超市，对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