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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移民也在改变着他们定居的国家的商业、宗教和文化。1990~2011年，美国的西班牙裔人口从2200万增至5100万，以至于现在每6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是西班牙裔；过去10年，美国新增人口中有一半以上是西班牙裔。在福特汽车公司总部所在地密歇根州迪尔伯恩，40％的人口是阿拉伯裔美国人，其中的穆斯林在这里修建了北美最大的清真寺。这些小团体注定会改变当地的联盟、投票模式和商业策略，甚至会改变教会对信徒的竞争。政党、政客、企业和其他机构越来越多地面临着竞争者的挑战，这些竞争者在新的人口群体中根基更深，对他们的了解也更全面。同样的一幕也在欧洲上演着，各国政府已经无力阻止来自非洲、亚洲以及不那么富裕的欧洲国家的移民潮。有一个引人关注的例子：2007年，一名出生于尼日利亚的男子当选爱尔兰波特劳伊斯市（都柏林以西的一个通勤城市）市长，成为该国的第一位黑人市长。
即使是试图限制新的人口迁移的做法也会导致令人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在谈到美国一些州的移民对越发严厉的对待和不友好的环境所做出的反应时，墨西哥外交部前部长乔治·贾斯达涅达和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家道格拉斯·梅西指出：“许多墨西哥裔永久居民做出了出人意料的选择：他们没有因为觉得自己不受欢迎而离开美国，而是通过‘自卫入籍’成为美国公民。1986~1996年，平均每年有2。9万名墨西哥人加入美国国籍；自1996年开始，平均每年有12。5万名墨西哥人加入美国国籍，为美国增添了200万新公民，这些新公民又会把近亲带到美国。现在，近2/3的墨西哥裔永久居民是以美国公民亲属的身份入境的。”这些新公民自然也是选民，影响着美国的选举形势。
《权力的终结》迁移革命：禁锢行动的时代结束了（2）
移民的大量汇款也促进了母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2010年，全球各地的移民通过电汇、邮寄或携带的方式给母国带回了4490亿美元（1980年的汇款总额仅为370亿美元）。如今，移民的汇款额是全球对外援助总额的6倍多，比每年流向贫穷国家的外资的总和还要多。简而言之，生活在国外的工人（他们自己往往很穷）寄回母国的钱比外商投资还要多，比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更多。事实上，汇款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硬通货的最主要来源和经济的最大组成部分，改变着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商业图景。
城市化或许是迁移革命对权力的最大改变。历史上最快的城市化进程依旧在加快步伐，在亚洲尤为明显。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并将继续从农村迁移到城市。2007年，城市人口数量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数量。对于如此大规模的变化，理查德·多布斯是这样描述的：“大城市将成为中国和印度正在壮大的中产阶级的居住地，随之形成的将是分别比日本和西班牙更大的消费市场。”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估计：“每年全球城市人口都要增加6500万，相当于增加了7个芝加哥或5个伦敦。”国内人口迁移对权力分配的影响与国际人口迁移一样强烈。越来越多的人同时在两个（或多个）国家消费及投资。国内移民，尤其是从农村移居到城市的人口，与国际移民一样影响着权力。☆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人才回流是人口迁移的一种新形式，它虽然不如城市化普遍，却也重塑着权力图景。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贫穷国家的许多熟练工人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公民移民到了经济较富裕的国家。众所周知的“人才流失”使许多国家失去了花费大量成本培养的护士、工程师、科学家、企业家和其他专业人才，明显削弱了这些国家的人力资本。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专业人才回到他们的祖国，改变着各自国家的企业、大学、媒体和政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院长安娜李·萨克森尼安发现，在加利福尼亚的硅谷工作的中国台湾人、印度人、以色列人和中国大陆人常常成为天使投资者和风险资本家，他们在各自的家乡创立公司，最终不是回乡就是频繁往来于自己的家乡和移民的国家之间（这也是萨克森尼安将这种现象称为“人才回流”的原因）。这样一来，他们就把在美国学到的文化、方法和技术带回了自己的家乡。企业家回到自己的家乡后，他们在美国这个创业中心耳濡目染的有活力、竞争激烈且兼具破坏性的商业文化不可避免地会与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家族企业所秉持的传统的垄断性商业文化发生碰撞。事实再一次证明，迁移革命正以惊人的方式改变着迅速变化的传统社会中权力的获取和行使。
人口的暂时及永久迁移是以产品、服务、资金、信息和思想流动的大幅增长为背景的。1980年，国际游客的数量仅占世界人口的3。5％，2010年，这一比例已经提高到了近14％，短期游客人数在此期间翻了两番。据估计，全球每年都有3。2亿人飞赴他国参加专业会议、集会及国际聚会，并且这一数字仍在稳步攀升。
商品贸易几乎没有因为2008年开始的经济衰退而减少。1990年，全球进出口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9％；2010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至56％。联合国的数据显示，2000~2009年，国际商品贸易总额几乎翻倍，从6。5万亿美元增至12。5万亿美元（以当前美元价值计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数据表明，同一时期产品和服务的出口总额从7。9万亿美元猛增至18。7万亿美元。
《权力的终结》迁移革命：禁锢行动的时代结束了（3）
货币流动水平前所未有。1980~2010年，外国直接投资占世界经济的比例从6。5％增至可观的30％。1995~2010年，单日国际货币流动额增长了700％。2010年，每天都有超过4万亿美元的资金在国际间转手。
信息传播能力增长迅速。你认识的人中有几个人没有手机？几乎没有。即使是在最贫穷落后、运转不良的国家，这个回答也是可信的。《索马里的手机公司在动荡中蓬勃发展》是2009年路透社从这个饱受蹂躏的国家发回的一篇新闻报道的标题。索马里是“失败国家”的一个缩影，这个国家的公民不能像我们一样理所当然地享受最基本的服务。可即使在那里，21世纪的移动电话也随处可见。移动电话的普及速度和更新换代的频率皆令人惊讶。1990年，世界上每100个人中只有0。2个移动电话用户，而2010年，每100个人中的移动电话用户数量已经激增至78人。国际电信联盟报告称，2012年，全球移动电话用户数量突破了60亿大关，相当于世界人口数量的87％，这是一个惊人的比例。。tenluo
这里当然也不能忽略了国际互联网，它的普及速度和出人意料的新用途（及滥用）已无须赘述。1990年，国际互联网用户数量微不足道，只不过占世界人口的0。1％，而2010年，这一比例已经提高到30％（发达国家互联网用户数量已经超过其人口的73％）。截至2012年，创立8年的脸谱网的用户数量超过了10亿（一半以上的用户通过他们的手机或平板电脑登录脸谱网），推特（创立于2006年）的活跃用户数量达到1。4亿，于2003年推出的互联网语音通信工具讯佳普（Skype）的固定用户数量也已接近7亿。
推特和脸谱网在中东动荡中的革命性作用和社交媒体对政治的影响已被充分论述，我们也分析了它们在权力衰退中扮演的角色。但在初步讨论迁移革命时，我们也应该考虑另一种工具的影响，它改变着世界，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它就是预付费电话卡。网络的使用离不开电、计算机和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对于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些在我们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事物仍然是十分昂贵的。而有了预付费电话卡，一个人不管身在多么偏远的地方，都只需要较少的钱和一部公用电话就可以联系上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预付费电话卡的普及和全球覆盖率是国际互联网的发展所望尘莫及的。预付费电话卡最早于1976年出现在意大利，它的发明既是为了解决硬币不足的问题，也是为了抑制盗窃和破坏公用电话的行为。这一新产品很快就流行开来，1977年，奥地利、法国、瑞典和英国就开始使用预付费电话卡，5年后日本也开始使用（也是因为硬币的短缺）。但预付费电话卡真正得到迅速发展却始于它在贫穷国家的普及。得益于在贫穷国家的收益，1993~2000年，这一行业的行业收入从2500万美元猛增至30亿美元。现在，预付费电话卡正在被预付费手机取代。事实上，预付费手机已经取代固定电话，后者要求用户长期使用，并通过复杂的合同把用户和某一家服务供应商捆绑在一起。现在，有了预付费手机，那些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而背井离乡的人和那些工作地点离家较远的人可以和家人随时保持联络，再也不用面临到底是留在家人身边还是去外地赚钱的两难选择了。
《权力的终结》迁移革命：禁锢行动的时代结束了（4）
所有这些促进了迁移革命的技术都具有两个特点：一是速度，二是大幅降低了商品、资金、人员和信息流动的成本。二三十年前，买一张飞机票要花几千美元，而现在，一张飞机票的价格只是过去价格的一小部分。今天，货物的吨公里运费还不及20世纪50年代的1/10。20世纪90年代，通过电汇方式从加利福尼亚汇款到墨西哥的手续费是汇款总额的15％，如今还不到6％。有了手机支付平台，将来汇款几乎可以免费。
对于权力来说，迁移革命和通信手段的革命性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像理解数量革命的影响一样，直观把握迁移革命的深刻影响。行使权力不只是要保持对真实或象征性领土的控制和协调，还要管理好边界。民族国家如此，主导着某个市场的企业、依赖于某一地理区划内选民的政党或想要把孩子留在身边的父亲也是如此。权力需要被禁锢的受众。当公民、选民、投资者、工人、教区居民或客户没有或少有其他出路时，除了接受眼前的权力机构，他们几乎没有选择。但是，当边界不再严密，被管理或控制的人口流动性增强时，那些根深蒂固的组织维护统治地位的难度就加大了。最极端的例子就是移民，人们会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从一个权力管辖范围迁移到另一个权力管辖范围。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信息、资金和价值观流动速度的加快、成本的降低及旅行和交通的便利不可避免地降低了挑战者的挑战难度，也让统治者的日子更加艰难。
《权力的终结》心态革命：一切都不再理所应当
20世纪60年代末，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发展中国家（他更愿意称之为“快速变化的社会”）社会和政治动荡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的期望膨胀的速度比政府满足民众要求的能力提高的速度要快得多。数量革命和迁移革命造就了一个规模庞大且发展迅速的新的中产阶层，他们清楚，有人比他们享有更多的财富、自由或个人成就，并期冀自己也能达到同样的高度。这场“期望革命”和它所造成的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具有全球性，受它们影响的既有富裕国家又有贫穷国家。事实上，全球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所谓的“快速变化的社会”中。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大部分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却呈萎缩之势，但他们都在加剧政治动荡。身处困境的中产阶级走上街头，为保障他们的生活条件而抗争；扩张中的中产阶级提出抗议，以期享有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例如，为了获得更好更便宜的大学教育，2009年以来，智利的学生几乎定期发起暴乱。几十年前，高等教育还是少数精英阶层的特权，而现在，大学校园里到处都是新兴中产阶级的子女。但是，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已经无法再让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感到满足了，他们还想要更好更便宜的教育，并且现在就要。中国面临的境况也是如此，新建公寓楼、医院和学校的质量问题常引发人们的抗议。虽然几年前那些公寓楼、医院和学校根本都不存在，它们的新建已经是进步，但这并不能缓和人们的愤怒，他们希望医疗和教育服务的质量得到改善。这是一种新的思维模式、一种心态的变化，它对权力有着深远的影响。二米二花二书二库二 ；__
一场深刻的期望和标准革命已经爆发，它不仅出现在自由社会，也出现在那些最为保守的社会。大多数人以不同于他们父辈的目光审视着世界、邻居、老板、牧师、政治家和政府。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现象是一直存在的。当今时代，人们获取资源的渠道更多，迁移、学习、联系和交流的范围更广、成本更低，这些改变对于人们的认知甚至是情绪的影响因为数量革命和迁移革命而大幅增强。人类的心态和世界观代沟不可避免地加深了。
《权力的终结》心态革命如何影响权力（1）
在许多传统社会中，离婚是要受到谴责的。但今天，在全球各地，离婚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2010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就连保守的海湾国家的离婚率都在上升，在沙特阿拉伯达到了20％，在阿联酋达到了26％，在科威特达到了37％。离婚率的升高与教育有关。更确切地说，受过教育的女性人数增多，保守的婚姻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导致夫妻冲突，丈夫因感觉受到威胁而提出离婚。在科威特，男女双方均受过高等教育的夫妻的离婚率已经猛增至47％。研究报告的作者、沙特阿拉伯社会学家莫娜·阿尔·穆纳杰德说：“30年前，海湾国家的女性常常会接受社会牺牲，而现在，她们再也不会接受了。”
全球范围内，心态革命正改变着长久以来的传统。伊斯兰世界的变化只是其中一个缩影。戴面纱的女性成为时尚产品的新消费群体，无息银行出现在穆斯林移民众多的西方国家。在印度，不仅是年青一代，就连老一辈人的态度都在转变。过去，离婚是可耻的，女性再婚尤其受到反对；而现在，专门针对老年人的征婚广告行业蓬勃发展，一些征婚者已年过八旬甚至九旬，他们想在晚年为自己找到一个爱人，不再为此感到难堪。成年人开始逃离十几岁或还不成熟时就走入的包办婚姻，他们终于能够反抗家庭、社区、社会和宗教的权力。他们的心态变了。k米k花k书k库k ；www。7mihua。com
年轻人的数量比以往更多，他们对权力和权威的心态和态度也在改变。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数据显示：“现在，全球有80多个国家的人口中值年龄不超过25岁。这些国家对世界事务有着极大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约80％的武装民众冲突和种族冲突发生在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勾勒出的‘动荡的人口弧’从中美洲中部延伸到安第斯山脉中部，覆盖了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从中东延伸到了南亚和中亚。”
数量革命和迁移革命加剧了年轻人对权威的质疑和对权力的挑战。现在，30岁以下的年轻人数量更多，他们拥有的东西也更多，包括预付费电话卡、收音机、电视、手机、计算机和互联网，也包括旅行以及与国内外同龄人交流的机会。他们的流动性比以往更强。在一些工业化社会中，主要人口群体是正在步入老龄的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但在其他地区，占人口比例最大的群体却是年轻人，他们傲慢、寻求改变、喜欢挑战、见多识广、流动性强且与外界联系广泛，他们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这在北非和中东已经得到了证明。
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口趋势因移民的流入而变得复杂。美国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如果不是由于数百万西班牙裔和亚裔年轻移民的涌入，过去10年，美国18岁以下人口的数量会持续下降。美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人口转型，这些年轻移民的到来是其背后的重要因素之一。2012年，白人婴儿在美国新生婴儿中只占少数。布鲁金斯学会人口学家威廉·弗雷指出：
《权力的终结》心态革命如何影响权力（2）
由于移民占美国人口的比例在1946~1964年处于20世纪的最低水平，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和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交往最少。现在，美国移民占总人口的13％，他们的背景更多元。老移民因此而长期处于孤立状态。50岁以上的美国人中，76％是白人，10％是黑人，黑人是最大的少数族裔。30岁以下的美国人中，55％是白人，31％是西班牙裔、亚裔和其他非非洲裔人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是第一代或第二代没有欧洲血统的美国人，他们会讲英语和其他语言。
总之，老人们现在不仅不了解人口的变化趋势，甚至对此都不会提及。但对于美国和欧洲那些想要获取、行使或维护权力的人来说，了解这些新选民的思维模式和期望是很有必要的。
人类心态变化的程度和速度如何？一系列全球民意调查的结果正为我们展现一幅更清晰的图景。世界价值观调查（WVS）自1990年起就开始跟踪占据世界人口85％的80多个国家中人口的态度变化。该项目负责人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和调查报告的几位共同撰写人（尤其是皮帕·诺里斯和克里斯蒂安·韦尔策尔）特别记述了人们对性别差异、宗教、政府和全球化的态度的深刻变化。他们的结论之一就是，全球有越来越多的人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