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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岁回首看人生-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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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隐瞒。我的社会关系没有重大问题,家庭所有成员也都是清白的,可以说我没有一点反动基础要这样干,更不是出于“对党对社会主义有刻骨的仇恨”。

  也许在我思想趋于成熟的过程中,受一位朋友的影响,读过不少外国古典文学:巴尔扎克的、莫泊桑的,托尔斯泰的,还有莎士比亚戏剧、泰戈尔诗集等,都使我如醉如痴,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们的至理名言,我抄了整整一大本。可以说,凡学校图书馆里有的世界名著,差不多没有漏过,学校图书馆没有,就跑到县图书馆去借。

  同时我还写下不少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把作品中表现的那种缠绵悱恻的情怀,温文尔雅的谈吐,以及理想美满的婚姻,作为自己模仿和追求的目标,企图充实自己的思想,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可以在同学中显得学识渊博,风度翩翩。虽然它曾使我的思想境界开拓得很宽,从简单的认识进入复杂的想象,从充满好奇的了解到兴致勃勃的追求。在精神上我走进了一个虚幻的社会里,一个不存在于这里的社会,导致自己与现实的距离越来越远。

  我曾经看不惯周围的人,嘲笑他们“粗鲁”、“庸俗”,没有“绅士风度”。言谈中少不了引用外国怎么样。

  但是,反“右”斗争又给我另一种现实,一种不可理喻的现实:说一句南洋货比中国货好,就是崇洋媚外,攻击社会主义;说统购统销过了头,害得农民吃不饱,就是污蔑党的政策,对现实不满。这些本来就是事实,为什么不能说?有些人是真心实意要帮助党“整风”,希望党改正错误把国家治理好,不料却得到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并永世不得翻身。这哪有一点言论自由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我曾对一位朋友说过:“叫大家‘鸣放’,然后再来捉‘右派’,真是诡计多端,用欺骗網罗群众,有多少老实人好心得到恶报,今后谁还敢提意见。”我认为没有反“右”斗争,自己跟党是同心同德的,有了反“右派”,自己反而走到“右”派那边去,至少我是同情“右”派的。

  补充检查写完了,暂时松一口气,觉得该写的都已经写出来,交上去就坦然地让他们去裁决吧!我始终认为自己不是那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人,也不是什么“典型的顽固不化的资产阶级分子”。我觉得团支部实在是找错了对象。真正在内心上跟党背道而驰,对党的一切都表示怀疑的人,他们并不知道去发现,却只会向这些老实听话的人下手。 (待续)

三、人生劫难——那次“整团”(5)
4月18日我第一次作公开检查。事先团“宣委”已把我的“交心”贴在教室墙上,还在上面肆意用红笔打了好几个记号,加上十分主观的批语,他是故意要剥光我的衣服,让我在同学面前示众出丑罢了。班主任和团委书记也来参加。我的声音很低,精神上的折磨使我完全变了样,不再是活泼天真的,也没有显得尖锐好强。我好象一下子衰老了,还没有到开花结果就枯萎掉了。也许由于从小受安分守纪的家庭教育,我对政治权力就象对上帝那样恐惧,从来没有想过要去触犯它。就是“大鸣大放”写大字报,也纯粹是出于对权力的服从。如果不是学校如此鼓动,我绝不敢那样无所顾忌。那时却要我在他们造成的苦果上做替罪羔羊,这是多么不公平!我没有把检查书上所写的全都念出来,有一些是违心的,我实在说不出口。

  检查完毕,自然是一些人要站起来批判,当时叫“帮助”,那连珠炮似的发言,更象是一阵夹着粗沙碎石的沙尘暴,没头没脑地打过来。

  首先是团“组委”介绍一段来他们所作的“调查”,和公布我的“错误事实”:“大家知道何海生是我们班上的高材生,也是走‘白专’道路的典型。这次我们要去他们的街政府了解情况,他竟连街政府在哪里都不知道,真是‘一心只读圣人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可是在‘大鸣大放’中,他却一反过去,公开跳出来猖狂向党进攻。从他写的大字报上充分显示出来。比如去年12月17日一篇题为《一道围墙》的大字报,贴在*楼南面的墙上,恶毒攻击政府机关脱离群众,搞‘独立王国’,胡说我们干部已丢掉革命时期的优良作风。同日又一篇《没有调查研究》的大字报,污蔑基层干部像国民党的特务,借汇报坑害群众,上级又靠汇报批判群众。12月19日一篇《敢说话吃大亏》的大字报,公然替“右”派分子喊冤叫屈,说“右”派分子是不懂得‘关嘴胜过关门’的道理,才落得悲惨的下场。最恶毒的是12月24日写了《论辩‘正’法和共产主义》,这篇大字报有意贴在校长办公室前面的墙上。说什么‘辩来辩去总是共产党“正”,不管你的理由多么充分,最后拿立场一压,就盖棺论定,容不得你再申辩’。还说什么‘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就象国民党的大同世界,可望而不可及’……”

  我不禁大吃一惊,对于当时大字报的日期和内容,他记得如此清楚,这不是早就记上账了吗?但是不是我的原话,有没有断章取义,我也糊里糊涂。当时是即想、即写、即贴,连个底稿也没留,关心的是文章写得好不好,有没有符合写论说文的要求,有时为了写文章的需要也凭空捏造一点,这哪里就代表着我“一系列反动的政治主张”,是什么“长期形成的一整套资产阶级理论。”

  看来团“组委”的发言,跟我在写大字报时的情景是一样的:先认定一篇文章的主题,然后发挥丰富的想象,从脑子里储存的词句中选取必需的,搭配上去,并非客观的反映。或者他是在教条地套用某个公式,而不管是否符合事实,只要能使他的发言成为一次娓娓动听的演讲就行。不同的在于我是受骗,他是受利用;我成了“歪门邪道”,他却“名正言顺”。

  第二个发言的是一位学习用功而成绩不高的“老”同学。平时沉默寡言,因为出身好,社会关系单纯,团“组委”很重视培养他。他的发言可谓“一鸣惊人”,是专门来揭露我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何海生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从小娇生惯养,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腐朽生活。最讲究吃穿玩乐。你看他理的是什么‘游泳头’发式,跟我们都不一样,穿的是什么‘青年装’,只有三个口袋。还搞‘集邮’,跟资本主义国家交换邮票。看的书全是资产阶级的,有《红与黑》、《安娜&;#8226;卡列尼娜》等等。听说还在搞恋爱,上次有人就在他的课桌里发现一张少女的照片,和一封情书……”

  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耳根发热,拿着笔的手颤抖得再也记不下去。多么可耻的造谣,我从没有遭受过别人对我人格的公开侮辱。他这样讲不感到心虚吗?我抬起头疑惑地望着他,一张白皙的脸皮上,凹塌的鼻子下面,两爿薄薄的嘴唇在不停地煽动着,一对混浊的眼睛直往墙上溜,象是要从那里再挖掘点什么。他大概是决心要用自己的发言,来改变平日不引人注意的地位,却不管他人的死活。我脑子里嗡嗡直响,胸部猛烈地撞击。但是理智和那种场面告诉我,只能忍耐。

  有一位同学的发言出于意料,是替我抱不平的:“我有个意见,为什么把‘交心’也贴出来?不是说要保密吗?”是呀!我竟没有想到这一点。要求所有团员要向组织“交心”,说是正如信徒对神父的忏悔一样,“知错就好,说出来没有人会知道,上帝会宽恕你的。”但团“宣委”马上解释说:“对大部分同学的‘交心’,我们绝对保密。比如有一位同学把最见不得人的事也交代了。我们至今没有对任何人提过。对何海生不一样,你不公开,他也早已泛滥,就象浓疮是包不住的,还是公开出来,让大家都来帮助他更好。”

  这是十足的强盗逻辑。所谓“交心”,完全是种骗局。那些人一旦找不到别人的缺陷就心里不舒服,总是想方设法要将人家身上的所谓‘脏东西’给挖出来,才肯罢休。如此才感到“安全”,才显得他是最“干净”的,也即最“革命”的。

  接着,又有一个声音叫起来:“何海生今天的检查很不象样,关键问题一个也没有谈。我问你,你跟“反属”(当时指被*的反革命家属)子女程伟平打得火热。你们之间的关系要交代清楚,都说了些什么?他有没有指使你借‘鸣放’之机,向党进攻?你站起来老实交代!”我站起来了,无言对答。后来团委书记叫我坐下。我再也没法注意其他人的发言&;#8226;&;#8226;&;#8226;&;#8226;&;#8226;&;#8226;

  散会后,我仍呆呆地留在座位上,一时竟以为会不让我回家。团委书记见我的神态有点不对,可能担心“出事”,便走过来象是安慰又象是逼迫:“思想斗争是痛苦的,要经得起考验。只要把问题都交代了,同学们是会原谅的。回去再好好想一想,挖一下思想根源。”

  我不自觉地点点头,其实我并没有听进去。我的心还在发抖,由于害怕,也由于愤怒。我的作风谈不上堕落,我跟伟平的关系也是清白的。为什么只要跟所谓“反属”子女在一起,就一定要受到怀疑不信任。难道他们生来就不配受到普通人的待遇?难道还叫他们走父辈们的路?难道“贼的儿子就是贼” ?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些人看成是敌对的,有害的。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样的指责。(待续)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三、 人生劫难——那次“整团”(6)
一连几个晚上,一些人把我当成十恶不赦的“右派分子”来进行批判,剖开我的心,任意挑剔着,指摘着,蹂躏着,然后一个“不行”扔给我。再一个拿起来看了看,又是挑剔、指摘、蹂躏,又一个“不行”摔在我跟前。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拨弄着,贱踏着。当然,每次批判之后,都会有一番“抚慰”,说大家是在“挽救我”,“帮助我”。

  我前前后后检查了四次,不知道写了多少张“交心”。把说的,想的,听的,还有别人的,报上的,通通写上去当作自己的罪状。只要能过“关”,我当时是“在所不惜”呀!可团“组委”还说“不彻底”,硬是推出种种不符事实的结论,加给我书上所能见到的罪名。我只能默默地忍受,一分辩就是“态度恶劣”。我想,就等他们发怒够了,给我判处个“劳改”或“开除”什么的,我觉得自己命中就不该来上学,要不,也不致落到这地步。我曾经想过自杀,但是连这一点也不容易。我怕死后,学校会更加重我的罪名,而且累及家庭亲人。我最怕妈妈为我伤心难过,怕妈妈在邻人亲戚中抬不起头来。我一次又一次在心里呼喊着:“何海生!你为何还要生呀!” “你为何还要生呀!”

  当时整个班级被那些人搞得象个集中营。个别人成为奴役别人的刽子手,而大部分人则生活在恐惧之中,尤其几位跟我“同类”的同学,他们或多或少也有“资产阶级思想”,平时看不惯那几个“假马列”,那时都有兔死狐悲之感,惶惶不可终日,又不敢吱声。他们不是团员,可以不过“整团”这一关,因此还能保持一个完整的外壳,后来都比我幸运,进了农学院和林学院这一类大学。团支书也不同意那些人的作为,在背后为我说过话,跟他们争论过。可惜他有个哥哥在台湾,尽管他从没有联系过。这“台属”关系非同一般。“整团”一开始,他就被团“组委”和“宣委”排挤掉,靠边站。后来也只能跟我的“同类”一样进农学院。那个团“组委”学习毫无建树,却进了重点院校。动辄咎人,满口“马列”的团“宣委”, 原来他的“屁股”并不干净。。 后来虽上了大学, 却因替“反动的父亲翻案”, 被中途“退学”。 想来这种人当时也只是投机而己, 以“极左”的面目掩盖他自己的不清白, 最终还是吃了亏。。这些都是后话。

  怎么了结这场灾难,已记不起来。大概他们觉得揉够了,再也榨不出什么来了。或者已经让我知道厉害,就象大人鞭打小孩,看到害怕的样子,听到“今后不敢”的保证,也就可以歇手了。再说时间不允许,毕业考试逼在眉睫。团支部最后一致通过给我“警告”处分。我对此没有意见,这是最轻的处分,也许大部分同学理解我,知道我不是团“组委”和“宣委”他们认定的那种人。

  一个沉重的包袱卸下了,一道难关暂时度过去。我松了一口气,至于将来会怎样,当时我连想都没有去想它。

  。

  回想起来,往事历历在目。那次“整团”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遭遇到的劫难,它把我向来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精神拦腰砍断。从此再也不敢高谈阔论随便发表自己的见解。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失去青春的欢乐,变得少年老成,变得胆小心虚,犹如一只惊弓之鸟, 说话怯怯的,只要一见到校长,就全身畏缩,一听到“反右”、“大鸣大放”、“整团”等词语,就心里发怵,浑身颤抖不已。尤其是后来竟然不负责任地一脚把我踢开,使我满有把握实现的理想彻底破灭,几乎走到绝望的边沿,我不能不深深诅咒这段历史,为我的前途感到惋惜。

  当时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说法,也被无限夸大了。实际上在任何国家、任何政府内部都可能出现*的人。如果缺乏自信,疑心重重,认定所有反对者都在搞阴谋,威胁自己的统治地位,并据此得出“阶级斗争永不休止”的理论。灾难就必将降临到一些人头上,社会也将永无宁日,团结、发展和进步只能是空谈。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四、人生折翼——高考“落取”(1)
又是一场可怕的暴风骤雨过去了,留下的虽是残枝败叶和满目疮痍,可贵的是有一段相对的平静。1958年6月,学校的政治运动似乎暂时告一段落,开始转入紧张的毕业复习考试。这种熟悉的生活渐渐给我带来精神上的安慰和快活,希望重新在心头跳跃。我以为一切都将过去,就象旅途中难免会跌倒摔跤,即使鼻青脸肿,目标依然存在,重要的是爬起来继续赶路。我不敢怠慢,加倍努力,比以前更懂得珍惜时间,最后以各科总平均九十分点六的成绩毕了业,其中数理化的成绩都在九十五分以上。

  七月份到泉州参加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成绩不用说的,蛮可以被录取,我心里有说不出的轻松。那时几位在“鸣放”中“表演突出”的同学都没有信心等待发榜,个别人甚至没有参加“高考”就到外地去找工作了。我却不然,始终不相信那件事会跟“高考”发生关系,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问题,甚至觉得自己准能考上第一志愿:北京大学地球化学系。在等待发榜的日子里,我把所有的行李都准备好了,打算一发榜就立刻去报到。

  现实往往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美好。我太天真了,个人的愿望与努力,终究敌不过政治的险恶。其实我们还没有参加“高考”,学校的鉴定已注定我是不会被录取的,而我还在痴情地盼望着。

  8月14日是规定发榜的日期。一早,我就守在家里,焦急地在房间里等着,有时受不了就躺在床上静听一颗心在怦怦地跳。宣判的时钟不停地嘀嗒嘀嗒响着,不知道在哪一个时刻,叔叔从邮递员手里接过一份“通知书”。他上楼来,声音颤抖地对我说:“是落取”!突然,我的心停下来,接过“落取通知书”看了一遍,似乎还镇静了好一会,但很快整个人就象丢了魂一般,感到身子轻飘飘似在太空中飞行,脑子里一片空白,说不清周围是些什么。我盲目地在房里来回走过一遍又一遍,一句话也说不出口。一会儿我无意识地冲下楼去,一会儿又莫名其妙地爬上来,不知道该做什么好。妈妈和叔叔都为我担心,从他们的眼神里,我看出他们以为我疯了。我只好极力抑制住自己,反过来安慰他们:“考不上大学没关系,能有个工作也好。”

  我真想马上就去工作,好把这一切都忘却。我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我突然想唱支歌,希望歌声能驱散心中的郁闷,可是声音那样嘶哑,唱上一段就没有兴头接下去。我又想吃点饭,希望食物能填补身体的空虚,可是咬了一口又没有味道,牙齿也使不上劲。妈妈看我这样,坐在一旁偷偷地流泪。我觉得不能再呆在家里,免得他们和我一样难受。我决计跑出去找同学。

  同学中有不少人已接到录取大学的通知,听到我“落取”的消息都表示怀疑,说我撒谎。后来有两个想安慰我,反而使我刚静息了的悲伤又酸溜溜地涌上心头。大家最后提议去看场戏。坐在戏院里,我尽在想往后的事,对台上在“改天换地”一点感觉也没有。回家时,他们陪我走到东街口的岔道上。我握过几只滚烫的手,望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醒悟到自己从此走出校门,结束学生生涯,我将比他们更早步入社会。我不禁感到担心害怕,未来的道路不知通向何方,到处是陌生的人,陌生的东西 ,我不安起来,一颗眼泪早已悄悄溜出眼眶……我象是一只刚长满羽毛正要高飞的小鸟,突然一阵狂风袭来,把我打落在地,折断了翅膀,孤独无助,除了疼痛,更可怕的是不知今后的日子要如何度过。

  第二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去找班主任。他故意露出惊讶的样子,却又说昨天他知道我“落取”后,就跟校长谈过,校长对我考不上也感到“奇怪”,不会是由于“鸣放”、“整团”的问题,学校没有对“招委会”表示过另外的态度等等。后来他叫我安心等待上级分配工作,说有工作跟上大学还不是一样,能在工作中干出成绩来,成个“土”专家,还怕没有机会上大学?(待续)

四、人生折翼——高考“落取”(2)
班主任象哄孩子一样。我当时却信以为真,并老老实实在家里等待上级给我分配工作。那段日子生活无聊极了,每天除了吃饭就是看书,除了看书又是睡觉。而无论是吃饭、看书、睡觉又好象是多余的。有时独自一人跑到山坡上呆呆地坐了好半天,让微风抚摸我的小脸,吹平我不该早有的皱纹,带走我心头的烦闷,我会得到片刻的安宁。待到夜色降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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