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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员是位“土改”干部，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曾任农村大队的党支书，听说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点名批判”。为此他十分想不通，经常在闲谈中说：“一个大队一年缴多少公粮，征购多少粮食，分给社员多少口粮，都是有案可查的，合起来一年多少产量也是明摆着。可是敢说假话，吹牛皮的受到表扬，实事求是汇报产量倒变成‘右倾’。”看他始终老实的样子，我们都很同情他。也许诚实的人生长在虚假的年代，诚实的人就注定要倒霉。他经常关心和爱护我，协助我工作。因为刚开工，大家都急着要工具，常常为此吵起来。我一个人忙得不可开交，每顿饭都得留着，等到大家全上工地去，才能吃得安稳，指导员有时就亲自替我发放工具。
不久据说是渠道工裎指挥部发现我这个难得的“人才”，又把我调到指挥部去当“宣教”，负责对民工的宣传教育。其实只是个官名儿，并没有多少具体工作可做，还是我自己出主意编了一些顺口溜、诗歌、民谣之类印发到各中队去，做些宣传鼓动工作。更多时候是代表指挥部下到各中队去了解情况。
中队里那些干部都比我年龄大，有的当了多年的农村干部，可还是诚惶诚恐地称我“老何”，把我当成“钦差大臣”，敬重地向民工介绍我是“指挥部派来的”，我感到很不自在，自己没有丰富的阅历，也没有什么能耐，更没有任何功劳可谈，如此受人尊敬，心里有愧。只因为有人给我封了官，比起在水库工地劳动时，身价就大不一样。要是上级再赋予一定的权力，一个人就会不自觉地威风起来，那些道德败坏的官员，也往往就是这样造就起来，这样作威作福来糟蹋别人的。（待续） 。。
七、人生挣扎——为了理想（3）
在渠道工地度过半年时光，庸庸碌碌、平平淡淡，自己又很少参加劳动，行动也十分自由，还经常因“公差”回到家里。一个人对生活的体验不深，人生就觉得没有多大意思，过后也会觉得没有什么好回忆的。相比在水库工地劳动，感到人生乏味多了。
跨入1960年，“共产风”再度刮起，国民经济已明显衰退，“大跃进”的后遗症，使农业减产，粮食紧缺，市场上物资供不应求。但不切实际的计划仍在进行，全省大学又破格进行春季招生。
我从报上读到这则招生广告，心想，既如此需要人才，此时又没有应届高中毕业生，大概再不会“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吧！何况我又确实没有什么政治问题，工地领导对我的印象挺不错，也支持我的看法。
3月10日我请了假，再一次不甘心失败地走进考场。虽然没有充足的时间去复习功课，凭借过去掌握的知识，在考场上我还是应付自如。
可二十天后寄来的，仍是一张“落取通知书”，这是第四次。街道党支书明白告诉我：“你在街政府和渠道工地的表现都很好，我们如实反映了。但是你与海外通信搞集邮的事，公安局仍有疑问，我也无能为力。”
也许是习惯了吧！我对自己的命运不再表示异议。虽然那时我只有二十岁，却觉得十分衰老。希望一次次地破灭，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无法改变我的“政治条件”。斗大两个“政治”压得我动弹不得，全身萎缩矮小。
我实在不明白，我满腔热忱，以为报纸是宣传用的，让华侨了解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件好事。仅仅寄过一次，还是剪报，当知道这是不允许的，又主动向政府交代，满以为对党忠诚老实，不料却遭到如此怀疑、不信任，竟因此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我感到前途暗淡无光，意志消沉，行为又开始放纵，甚至怀疑还有改变的必要。我只好从渠道工地退场回家。
这一年夏季高等学校招生，我再没有勇气去碰它。后来听说这一次几乎是“全收割”，全省仅四十八位考生没有被录取，恐怕主要还是“政治不合格”，我有点后悔，不该没有坚持下去，难道我当真会成为全省这“一小撮人”中的一个？
我曾想过，还是当个傻瓜吧！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想，理想与前途，爱情与奋斗，都跟我无关，岂不也是一种心安理得的幸福？正如歌德说过：“他们在一个小天地中平安地过活，看到叶落时，除想到冬天来了之外，别无何等忧虑来扰乱他们的日常生活。”
那时我把自己深深地埋进书海里，想以此逃避现实。这个“恶习”始终没有变，我每天抱着书本从家门口出去，然后泡在图书馆里，等到吃饭的时间又抱着书回到家来。在别人眼里，这其实也是一种没出息的举动。对我来说，却是靠着书本才挺过来。因为读书，我才能净化精神，陶冶情操，没有在困境中被压垮。也因为读书，我才有信心和勇气活到现在。在书里我可以看到未来美好的样子，并相信眼前的一切不公，终有一天会结束。（待续）
七、人生挣扎——为了理想（4）
家里希望我找工作。是呀！我总不能老呆在家里靠父母来养活，至少我应该自立。我决定先去找个糊口的。只要听说哪里有招工，不管喜欢不喜欢，我都跑去碰运气。
泉州歌舞团刚成立，急着要招演员。自己虽做梦也不曾想过要去当一名演员，为了生活，我还是跑去试了。先是笔试过了关，面试时又唱了两首歌。导演听了很满意，说我有天赋，素质不错，乐感也很强，有培养前途。
这位导演原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歌唱家，灌制过唱片，曾经是解放军总政文工团的台柱子，因政历问题被清洗回家。前年“大跃进”急需人才，才把他从家乡的管制中弄出来，那时是“戴着反革命帽子干革命工作”。他就是后来才被“发现”的《康定情歌》采编者吴文季先生，我县洛阳镇人。如今，在他去世近半个世纪后，又将他当作“人民音乐家”广为宣传、缅怀和纪念。听说还是康定地区的人找到这里，县政府才“发现”他。当年他对录用我作不了主，要汇报给团领导，还要跟我所在的街政府联系，然后才能通知我。
后来他们“联系”过了，团领导回信要我安心在街政府工作。我心里明白，跟考大学一样，还是“政治”在作崇。
又一次是泉州地质局派人来本县，要招收一批学徒去当化验员，这可是我喜欢干的工作。我找到招工人员，自我一介绍，他立即表示欢迎，拿出表格让我填写，说是只要去街政府盖个公章，表示同意，他马上就可以招收。但是出于同样原因，我得不到盖章证明，也就当不了学徒。
我不死心，又到县工业局去打听，好容易觅到一份工作，说定了只要有一张街政府的证明信就可以进去。我找支书说明来意。想不到这次他二话没说就爽快地给我开了一张“证明信”，表明我政治上是清白的。我高兴极了，以为从此要结束流浪者的生活。这张“证明信”简直就是“生命线”，有了它我就可以复活了。
当我兴高彩烈再次跑进县工业局，原先答应我的那位负责同志，却连看也不看一眼我递过去的“证明信”就说：“你先回去，我们研究一下再说。”当时我还蒙在鼓里，不明白这“研究”的真正含义。原来当我前脚跨出街政府的大门，党支书就抢在前头给工业局打电话，说明我的情况，表示那张“证明信”不算数。这些还是支书后来向别人传授他的“工作方法”时，披露出来，别人又转告于我，要我“放聪明点”，我才恍然大悟。
对此我不敢抗争，也无从抗争，他们从来不明着说。支书的态度，我也摸不透。是因为在他看来，我确实有“问题”，他不能给我“证明”。还是因为上面有暗示，他不敢给我“证明”。或者是在当时，就因为我没有在金钱物质方面，对他有所表示，而故意不给我“证明”？
更可怕的是，我连当个临时工也不行了。夏粮收购季节，我到粮食收购站打短工。才干几天，城关公安派出所去那里检查治安工作。当晚，负责人就把我辞退了，同时出来的另一位据说是“坏分子”。
显然，我已经成了一名不公开宣布的“四类分子”，所谓“内专对象”，失去一切权利，不光大学进不去，招工不允许，连求生糊口的路也被堵死。
在一些人看来，这似乎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甚至是必要的。就象奴隶社会，奴隶主为了保护他的利益有权随意杀戳奴隶一样，这是他的权限，即使错杀了，也不会怪罪奴隶主，因为奴隶本来就没有任何权利可言。当时的“四类分子”跟奴隶，几乎没有什么差别，都是最底层的贱民，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权利。也许有人会理直气壮地说：“对那些人，人民就是奴隶主，他们是专政对象，还想翻天吗？”道理看似简单，真实情况果真如此吗？我们的*社会果真需要这样吗？（待续）
七、人生挣扎——为了理想（5）
我不敢再往下想，也不能让家里人知道这些。他们又好心好意替我找到一个代课教师的工作，同样要有一张街政府的“证明信”才能进去。这在当时就如同要有一张奴隶的“解放证书”，没有它，谁也不敢要。
我实在没有信心和勇气，也不愿再去找刺激和烦恼。妈妈不知情，一再摧迫。李校长也亲自来动员。我只好实话告诉李校长，我是个被开除团籍的，街政府可能不给我“证明”。李校长却说：“这有什么，非常时期，动不动就开除党籍、团籍，多着呢！再说，这并没有比没有入团的人更坏。教师中有不少人还不是团员呢！改了就好。”
李校长亲自去找支书。支书却反要他到县文教科打一张“需要人的证明”，这明显是故意刁难。李校长没有灰心，果真打来一张这样的证明给支书。支书无话可说，答应“明天”就办。
“明天”我准时去找他。他开始推三托四，要我再等“明天”。可是到了“明天”，又是“明天”。恐怕这个“明天”是永远不会完的。我也不依不饶，就天天都去找他，听他再说“明天”。有时他会对我说：“你急什么，过几天我会给你安排一个更好的工作，当小学教师有什么意思。”他的话我已经不再相信，等一个“明天”这样难，等“过几天”还不知要到猴年马月呢！
后来李校长作主为我担保，让我先到学校去准备上课，因为就要开学了，不能再等支书的“明天”了。
1960年8月，我没有经过街道党支书的“证明”，就这样来到北门外小学教书。可我人虽进来，心里却常常忐忑不安，不知道什么时候党支书会派人到学校来交涉，把我又要回去。要知道，当时不成文的法律是保护他有这种权利的。
当教师不是我的心愿，只是迫于生计。教书也并非是件容易的事。学期初要制订各种计划：有教学的，班级工作的，少先队活动的等等。我不知所以，全是借同事的本子来“参考”。至于课堂上如何传授知识，采用什么教学方法，就颇有探讨研究的余地。
大凡教育人必需既严又慈，且要有耐心。这方面我是先天不足，往往事倍功半，吃力不讨好。有一次上体育课，面对天真烂漫的儿童，我一开始就忙乱起来，整个操场乱轰轰的，叫他们排队，他们象一群蚂蚁，一个蹿来，一个跑去。勉强凑成队，又嘁嘁喳喳说个不停。好容易才能交代几句，想让他们去活动。一听到“散开”的口令，又象打破坛子的水，哗哗地四散开来，有的为抢夺器材，吵起架。我喊不住，急得团团转，讲道理听不懂，发脾气不管用，只有干着急。后来不得不又集合起来，带进教室去听我讲故事。孩子们喜欢听故事，那神情那秩序简直叫人感动。可故事一讲完，教室里又吵吵嚷嚷。我用尽各种规劝、评比、表扬的办法，都收不到持久的效果。我恼火了，有意要用威严来获得安静。拍一下桌子，吼叫一声，教室里静下一点。学生们互相看了看，有的还想笑。我声色俱厉又来一次，总算规矩了。下课后，我心里却留下无限的懊丧和对自己的不满。而每当考试之后，看到学生成绩不佳，心里更不是滋味，比自己考不及格还难受。
我深感自己不是当教师的料，这方面我没有一点特长。常此下去，我会一事无成。于是我又想着大学，认定只有朝这个方向努力，将来才有希望。我把上大学看成是实现理想的唯一途径。（待续）。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七、人生挣扎——为了理想（6）
1961年已有种种迹象，说明国家政策开始“解冻”，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前几年大学里收进一些“烂学生”，各方面反映强烈，纷纷要求重视知识质量。一些明显跟不上的学生被中途“调整”下来。一些新办的院校也被撤拼。我想，只要考大学是真正看成绩的，我就有希望拿到“录取通知书”。
我又雄心勃勃，决心一边教书，一边抓紧复习功课，那些课本知识对我一点也不陌生，七月份我再一次走进考场。
一些人在背后公开议论我，说我简直太傻了，吃一堑，二堑，三、四堑还不能长一智。说上面不会轻意改变对一个人的态度。我却始终认为自己对党是忠诚的，相信组织上不会用静止的眼光看待一个人。
然而，结果还是我错了，我又太天真了，盼来的仍是一张“落取通知书”，这已经是第五次了。
接到通知书那天，钊人正好在我家里，一时两人相对无言。突然他轻轻哼起苏联歌曲：“哎，道路啊！尘雾迷漫，荒草盖满草原，严寒多难忍；不能知道自己的命运……”忧郁低沉的旋律，似乎由近而远，把我带到那严酷的战争年代。多少无辜的人死于炮火，被遗弃在道路旁。我这点不幸算得了什么。我也不愿再来猜测原因，就让别人说我是“高考”成绩不好而“落取”吧！也许这样还体面些。
从1958年到1961年四年中，我先后考了五次大学。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人生理想挣扎奋斗，却始终“落取”、“落取”、还是“落取”。是因为文化考查不及格？我想过去的老师同学可以替我回答。是因为政治审查不合格？这个问题就不象解数学题那么简单，所谓“合格”的标准是什么？“不合格”的依据又是什么？怎样看待一个人在政治上是“合格”或“不合格”。起码，我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这个条件够吗？
当然，有人提醒过，一旦被公安机关“立案”，就不是那么简单，何况还是属于“海外关系”，就象一只被蜘蛛网粘住的不幸小蝴蝶，无论怎么挣扎，也摆脱不掉周围的束缚。尽管我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教导，一再作出努力，到水库工地劳动，在街政府积极工作，仍然无法抵消一些人的不信任。我想一个残疾人不论是肢体残疾，五官残疾，弱智残疾，还能得到社会的同情帮助，唯独“政治残疾”，要受到岐视打击，压制排斥。难道我们就那么没有信心，害怕所谓“阶级敌人”会“兴风作浪”吗？。
看来，我在为个别人不切实际的怀疑负全部责任，成为他们手中的牺牲品。我只感到悔恨的是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未能如愿地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祖国的科学事业。至于个人的幸福，我没有更多地考虑，从生存的角度看，随便干些活儿都可以了却这一生。有时我也想，要是自己是个傻瓜，低能儿，还更好些，无忧无虑就是福。
八十年代以后各种冤假错案，历次运动遭受*者，都有了纠正的机会。唯独那些在极“左”路线泛滥时，因“政治原因”被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的“落取生”，永远是个“落取生”，比起来他们也许更为不幸。即使后来有幸参加工作，也是低人一等，特别在讲学历的年代，连个中专生都不如。
八、人生爱恨——亲情难解（1）
几天前还是晴朗的大热天，昨晚窗户突然咣当咣当地响，半夜里听见沙沙的雨声，接着噼噼啪啪下了一场暴雨，借着风势，更是满天飞舞，一下子天气凉爽了许多。今天又下了一整天，傍晚狂风疲倦了，雨还在下，但不象昨晚那样愤怒。鸟儿不懂事，吱吱喳喳叫得正欢。我被困在家里，想着求学无门，每天都有让人心烦的事，我的心情坏极了。难道人生就一定要充斥着不满、悔恨和抗争吗？就连亲情之间也是烦恼丛生，难解难分。
本来每个家庭都有爱，父母与子女间的爱，是温馨可贵，无私和值得怀念。但是爱得不当会引起恨，恨又往往是出于爱。这种关系说不清，理不明。只有痛永远留在心里。一般人也不肯轻易暴露家庭中这不光彩的一面，因为爱面子，很少有人会主动说出来。在众人面前总要故意炫耀，粉饰一下“太平盛世”。而我为了爱，愿意做一次“现场直播”，希望母亲不会怪罪我。
我有一个大妹，小时候她是个健康可爱的孩子，只是不善言语。有一天家人照看不周，大妹从楼梯口跌落下来，头部重重栽在地上，送到医院已昏迷不醒。记得当时我赶到医院，看到的大妹已是面无血色，头上扎着绷带，鼻孔插着橡皮管子，眼睛紧紧闭着，一动也不动。母亲坐在大妹的病床边不住地流泪。病房里静得出奇，我顿时感到世界一下变得不可思议，仿佛来到另一个人间。跺着双脚，我嘴里不停地唸道：“怎么搞的，怎么搞的，早上还好好的……”我想哭，却又没有眼泪。一个好端端的孩子，瞬间变成这模样，偏偏又是我的大妹。要是她有个三长两短，难道这世上就再没有大妹了吗？我真想替大妹去受罪，让她坐起来，让她出去外面玩耍。我看母亲心如刀绞，已经说不出话来。亲戚们陆续来探望，一见面就问：“还没有醒过来？”祖母一直在唠叨：“太不听话了，太不听话了……”埋怨中更是带着爱和担忧。我怕母亲更伤心，只好安慰大家，拼命找出“不要紧”的依据。护士一会儿来察看一次，医生不时来检查，照例一声不吭地走了。大家再三追问：“病人情况怎么样？”他们只是含糊地应着。我知道伤势是很严重的，晚上将是判决生死的时候。
那天夜里我几次从梦中惊醒，朦胧中很怕听到不祥的哭声。直到第二天清晨，家里没有什么动静，母亲整夜在病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