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醋罡呋乇实墓尽Ｈ梦腋院赖氖牵飧龉揪辣龋玫搅恕978年全美 JuniorAchievement 的第一名，成为了那一年的“panyof the Year”（年度最杰出公司）。
这次小小的成功带给我的不仅仅是金钱的收获，而且是收获一种“我可以成功”的信念。它让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宝贵的成就感，有了对生活无所畏惧的冲动，让我大有去建立一番新天地的勇气。就如同初到、美国后，我大声念出1／7 等于多少的时候一样，别人认为我是数学天才，而我在这种鼓励中得到了心理暗示。这种心理暗示时刻影响着我今后的选择、生活、行为方式。勇于选择，有一颗勇敢的心，这是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除了设立公司获得荣誉，当年我也得到了全州数学竞赛冠军，另外，我还是学生会的副主席和“搞笑校刊”的创办者，这一切使我开始在学校里变得小有名气。1979年6 月，是我毕业的时候，按照橡树岭高中的惯例，高中都要做一份格外精美的毕业册。在毕业册上，要选出全校毕业生里最帅的男生和最美的女生印在第一页，当做形象代言。而全校也要选出一个“Most Likely to Succeed”（将来最可能成功的人）。那一年，这个人就是我。
今天，我为写这本书收集资料的时候意外地发现，橡树岭高中的网站上还有我的名字，在“本校的杰出人物”一栏，赫然写着，“Kai—Fu LeePresident of GoogleGreater China”（李开复谷歌大中华区总裁）。而在这个南方小镇，其他的杰出人物，多是运动员和教练员。1 2 份大学申请
1978 年年底到 l979 年年初，我已经是一个十一年级的美国高中生。这意味着，我将迈出人生至关重要的一步，申请大学。
我像所有的优等生一样，对高等学府里的生活充满了向往，我的梦想一直是做一个哈佛人。不仅是因为哈佛大学的光环，也因为我一直把学习法律当做我的目标，并把学习数学当做我的“后备”，而哈佛的这两个专业都是全美最好的。我也曾经充满了无限的信心，因为我是全校公认的最活跃、最聪明的好学生之一。每年哈佛会在我所在的高中平均录取一到两个人，充满自信的我坚定地认为——“今年就是我”。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一向顺风顺水、几乎没有遭受过重大挫折的我，遭遇了第一次在我看来比较严重的打击。SAT 成绩出来了，虽然数学考了满分800 分，但是英文我考得非常不理想，只有550分，这离哈佛的平均录取分数有很大的差距。
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因为我痛恨背书的学习方法，而SAT 的考试，确实还是需要下一番苦功夫背SAT 那些稀奇古怪的单词。而喜欢自由式学习的我，相信自己的聪明，认为死背单词无用。因此，SAT
的考试，对我来说无异于一场滑铁卢。我在橡树岭当年的毕业生里，只得到全校第九名的成绩。而在橡树岭中学，这意味着将无缘继续自己的哈佛梦。
但是，我并没有死心，在那段时间里，我全心全意地准备自己的申请材料。因为在美国，入学申请中包括SAT 成绩和社会履历等综合考量因素。相对台湾的单纯看重分数，这种评判标准还是要有弹性得多。因此，我依然存有一线希望，我非常真诚地写了一篇我认为很好的作文，谈到未来中美关系的展望，和作为一个在美国的中国人，我希望为此努力的梦想。另外，我在其他申请栏目里说明了SAT分数不够高的原因，我告诉老师，我是一名外国学生，因此外语成绩多少会打一些折扣，希望学校能够看在我杰出的社会活动方面，给予我肯定。哈佛是我最大的梦想，我盼望着奇迹发生。
与此同时，我也在积极地准备其他大学的申请表格。整整一个月，我准备了l2份申请表格，全身心地投入这场战斗中。“烦死我了”，“哪有人申请那么多学校，而橡树岭高中的老师们，那个时候肯定准备那么多推荐信的？”那个时代没有电脑，每打印一封信，都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通过打字机打出来，一有错字，就要撕掉重打，需要花费不少工夫。
虽然心存侥幸，但l979年4 月的一天，我还是收到了哈佛的拒绝信。对于还没有什么挫败经验的我来说，这虽然算不上致命一击，但是也足以让我心灰意冷。随后，我收到了斯坦福、耶鲁和普林斯顿的“waiting list”。所谓waiting list，叫做“候补人名单”，在美国，一些大学已经录取满员之后，会给一些学生发waiting list 的信件，那意味着如果有人放弃就读，你可以作为候补人员得到0ffer。但是，作为学生来说，得到waiting list，也几乎等于得到了死缓宣判，就读的概率不会太大。最终，这三家候补的大学也没有向我敞开怀抱。
不过，在收到这些拒绝信的同时，哥伦比亚大学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又过了’几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给了我 offer。在这两所大学中，哥伦
比亚大学位于纽约，建于l754年，是美国最古老的8 所大学组成的“常春藤联盟”成员之一。相对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它的排名靠前。当时反越战的气氛在哥伦比亚大学里十分浓厚。哥大，是一个新锐思想蔓延、以“捣蛋”著称的大学。而对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我也作了充分的研究。伯克利分校是加利福尼亚大学9 所分校中历史最悠久，也最有声誉的一所，也十分具有吸引力。有趣的是，这在当时，也是以“捣蛋”著称的大学之一。
为什么两个“捣蛋”学校都录取我呢？我觉得这和学校的校风有一定的关系。这两个学校的校风都是重视创意、胆识、批判式思维和独立思考的。而我的申请表中也充满了这些方面的天分，所以它们觉得我更合适。相对来说，古老的哈佛、耶鲁可能更喜欢较传统的“三好学生”。对于这两所学校的选择，我更倾向于去常春藤联盟的哥伦比亚大学。，而家人比较支持伯克利大学，因为他们担心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地处纽约，与当地的黑人聚居地哈莱姆区比较近，那是枪杀案比较集中的地区，治安情况令人担忧。而位于旧金山附近的伯克利，这方面则要安全得多。
因为父母的重视，在回复offer 之前，我和父母飞到了住在新泽西的姐姐家，并专门到哥伦比亚大学探访。走在哥大的校园里，我们感到惊艳。那就像是梦中的西方学府，到处是罗马式的建筑，许多教室都是用精细雕刻的大理石搭建的。我们看到了华丽的大理石柱子和栏杆，也看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人的名字和雕像。哥大的宿舍则是红砖的建筑物，不但古色古香，而且爬满了常春藤。虽然地处嘈杂的纽约市，哥大的校园依然优美异常，绿草茵茵，学术气氛浓厚。至于安全的问题，哥伦比亚位于纽约 114—116 街区，而哈莱姆区则位于125 街区。两个街区比想象中离得要远一些。学校有高高的围墙，学校里面随处可见校警，相当安全。父母看了，终于同意我就读哥伦比亚大学。
这次去哥大的探访，让我从不能选择自己第一志愿的痛苦中走了出来。校园里活跃的气氛，清澈的蓝天，一张张充满朝气的笑脸，又让我重新扬起生活的希望。
探访回来，我马上给哥伦比亚大学回复了0ffer，决定去纽约。这次选择决定了我人生重要的一步。当我在橡树岭高中完成高中毕业仪式时，又碰到了昔日的死党，喜欢光着脚穿运动鞋的菲利普·柳，他已经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被哈佛大学录取了。当得知我没有去成哈佛的时候，他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捶了我一拳，“开复，我真的不敢相信，我被哈佛录取了，而你没有。每次数学比赛，可都是你把我打败了啊！”
是的，人生有很多事情并不能完全如你所愿，但是，当我们接受了某种决定的时候，就要学会随遇而安。我后来的经历证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活泼、新锐、自由的学风使我一生受益，而正是哥伦比亚大学比较自由的转系制度，让我迅速找到了
自己一生的钟爱——计算机。
多年以后，我依然和活泼的菲利普·柳保持着亲密的联系。后来，他从哈佛大学毕业以后，在一家美国的通讯公司担任市场副总裁。即使后来我回到中国，他也经常通过邮件和我聊天。他那爱捣乱的性格依然没有变，在他女儿一岁的时候，就模仿他女儿的口吻给我寄圣诞卡，里面说：“李开复叔叔，我爸爸让我寄圣诞卡给你，祝你圣诞节快乐！”
第三章 我的大学
■如果我们将学过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最后剩下的东西就是教育的本质了。
■我从必修的人文课程中，收获了让人一生受益的知识，它沉淀在我的身体里，成为思想和灵魂的一部分，在此后人生的关键时刻。它会灵光一现，帮助我度过人生中或孤独或困惑的日子多年以后，我才参透，哥大通才教育的重要意义是无可比拟的。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哲学系的一个老教授说的话：；知道什幺是make a difference（制造不同）吗？想象有两个世界，一个世界中有你，一个世界中没有你，让两者的不同最大，最大化你的影响力，这就是你一生的意义。'这句话。可以说影响了我的一生，那之后，凡是我要做重要的决定，我都会想起这句；让世界不同'的话，从而让我的内。作出选择的时候更加坚定。
■兴趣就是天赋，天赋就是兴趣。（You a'goodal wllal you，love；yOU love whal you are goodat。）
■现在，我非常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灵活的转系制度它给了学生一整年的时间，一边在基础学科里学习，一边寻找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学生大都在兴趣的指引下，有激情地学习，而在中国的教育体系里，我很遗憾地看到，高校设臵了非常难的转系制度而且，还有服从调剂制度，让很多孩子去学自
己不喜欢的专业，这对于人才的培养，其实是个弊端。哥伦比证大学——人生新的起点
1979年9 月，在田纳西州生活了6 年的我，已经从一个懵懂少年变成一个对未来充满期望的青年。
怀揣着种种梦想，我飞到了纽约。正如一首歌中唱的那样，这是一个集天堂和地狱于一身的城市，繁华、喧闹、光怪陆离。古老的地铁，奇怪的建筑，美丽的中央公园，历史悠远的博物馆，百老汇的精彩演出，从世界各地来的肤色各异的移民，都使这座城市充满。了’奇异的色彩。各种艺术流派和知名人士经常在这里汇合，使得这座城市散发着独特的气质。然而，时有发生的暴力、枪杀事件，大西洋赌场的狂放、不安，频频曝光的色情、政治丑闻，又使得这座城市蒙上．一层诡异的光芒。
在美国偏僻的南方牛活了很多年，来到这里，我的第一感觉是来到了一个花花世界，眼前的一切是新鲜、匆忙、充满活力的，和田纳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的一切，都令人眼花缭乱、头晕目眩，而且，绝对的震撼。
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位于纽约最危险的哈莱姆区旁边。虽然仅有一墙之隔，哥大校园却有苍翠山林，环境清幽，站在校园中央的日晷旁，望着四周红砖铜顶的校舍，俨然身处世外桃源。哥大的同学多才多艺，活泼热情，幽默聪慧，热爱表达，他们聚在一起交流、激辩的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这所大学流淌着智慧的清泉，它将开启我的未来之路。
哥伦比亚大学里的哥伦比亚学院是美国最早进行通才教育的本科生院，学校规定学生可以进入大二再选择专业，这给了每个学生成为通才的空间。第一年，我从必修的人文课程中收获了让人一生受益的知识。它沉淀在我的身体里，成为思想和灵魂的一部分，在此后人生的关键时刻，它都会灵光一现，帮助我度过或孤独或困惑的日子。多年以后，我才参透，哥大通才教育的重要意义是无可比拟的。
传授这些人文知识的一般都是大师级的教授，他们用开放的思维指导学生，强调学生 criticalthinking（批判式思考）的能力。老师上课主要就是鼓励学生互相辩论，或是跟老师辩论。所有考试都是写论文，而不是考背功。
我一直认为，美国的大学教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从阅读中思考，从辩论中思考，从而获得启示，进而将独立思
考变成了一种能力。美国教育家斯金纳
（B．F．Skinner）说：“如果我们将学过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最后剩下的东西就是教育的本质了。”他所说的正是自修之道，也是独立思考的能力。
大一的时候，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学美术、历史、音乐、哲学等专业的课程，接触了很多东西，我觉得这是找到自己兴趣的机会。在哲学课开始之前，老师要求我们阅读尼采的著作，领悟柏拉图的思想，思考辨证的关系。课堂上，我们分成两组讨论什么是辩证法，辩证法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分析尼采，分析亚里士多德，分析柏拉图。对于不同的观点，进行激辩，在一次次的辩论中，我们的价值观不自觉地受到了影响。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哲学系的一个老教授说的话：“知道什么是make a differ—ence（制造不同）吗？想象有两个世界，一个世界中有你，一个世界中没有你，让两者的不同最大，最大化你的影响力，这就是你一生的意义。”
这句话，可以说影响了我的一生。那之后，凡是我要作重要的决定，我都会想起这句“让世界不同”的话，从而让我的内心在作出选择的时候更加坚定。
记得有一次，我向老师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哲学课都是西方哲学？为什么不用同样的方式研究东方哲学呢？虽然哲学的最终点是一样的，但是西方往往是经过客观、理论、分析的方式，而东方更多的是感性、精神、体验的。探索这两种方式的相似和不同不是能更好地讨论题目吗？后来，很多同学也表示对这方面有兴趣，亚洲各国的崛起也让学校展开了“核心课程”中的“全球化”部分，融入了许多东方哲学和人文的内容。
一般来说，除了音乐专业的院校，美国的综合性大学是不将音乐纳入必修课的，哥大却专门设立了音乐欣赏这门必修课。此前，我从未系统地了解西方的古典音乐，但从上大学开始，西方古典音乐就像磁石一样吸引了我的心。在音乐欣赏课上，老师不只是简单地播放音乐作品，对音乐表现出来的意境进行解读，而是让大家去图书馆寻找作曲家所
处的时代背景，理解他作曲时的思想感受，包括作曲家个人情感的故事。
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狂热地爱上了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只有他，能从《天鹅湖》的活泼转换到《第六交响曲》的缠绵，从《第一钢琴协奏曲》的华丽转换到《1812｝的壮观。他的作品像戏剧一般感人，像彩虹一样绚丽。在他众多的作品中，《降B 小调第六交响曲》最让我感动，其中表达了他的悲伤、希望，他本人也在这部交响曲首演之后几天去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反复呼唤着他的终生挚友梅克夫人的名字，他们两人曾有1 200封书信的往来，但始终没有成为眷属。这段感情故事，让我为之动容。
我也痴迷于贝多芬的故事。l804 年，《英雄交响曲》完成，贝多芬在曲谱的上款写的是献给拿破仑·波拿巴，下款写的是路德维希·凡·贝多芬，此时，他已准备将这些曲谱转交给拿破仑。然而，得知拿破仑称帝后，贝多芬痛斥拿破仑只是个凡夫俗子，同时愤怒地将《英雄交响曲》的封面撕破，去掉了拿破仑的名字，将标题改成：“为纪念一位伟大的人物而写的英雄交响曲”。这个故事，让我看到了音乐背后与时代息息相关的历史。
在哥大的日子，音乐老师鼓励我们深入r 解每一个作曲家的心灵故事，鼓励我们走出课堂，去城市寻找“现场音乐”。我们经常去林肯中心（LincolnCenter）小音乐厅听音乐，也经常买便宜的学生票
（大概20美元），坐在卡内基音乐厅（Carnegie Hall）最便宜的位置听音乐会。实在没钱的时候，我们就站在学校的礼堂外面听学校交响乐队演奏。哥大的音乐课程，使我培养了一种滋养心灵的习惯，从此之后，对音乐的爱，就一直伴随着我。无论是工作中愁云惨雾的日子，还是商业竞争中剑拔弩张的时刻，音乐都成为我舒缓心灵的一剂良方。
一直到现在，我在北京的家里都珍藏着上千张古典音乐 CD。不知道为什么，我偏爱悲伤的曲调，认为那才是真正抒发感情的音乐。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就是这样一直如影随形地浸润着我此后的生活。对于我来说，比较要命的“通才教育”是体育。我在体育方面没有遗传母亲的基因，所有的体育项
目，都是勉强过关。唯一的例外是高中时打保龄球，曾经拿过206 分的高分，不过，那是因为只有保龄球是不要求耐力和反应的项目。而哥伦比亚大学的游泳课对我来说，十分要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都知道，游泳课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而且很难“翘课”，因为每一次上课，老师都会点名。学校要求，如果缺席游泳课，一定要认真填写一份缺席说明书。
如果你是一个游泳健将，那么游泳课将是非常享受的一种“休闲”，而如果你是个旱鸭子，就会觉得游泳课很漫长。我必须艰难地学习如何尽量把自己漂在水面上。记得游泳考试的题目是，用任何一种泳姿在50 米池里来回游三次，而这个考试对我来说，几乎是平生经历的最艰难的考试，我选择了勉强学会的仰泳，用你无法想象的速度，在泳池里漂了三个来回。考完以后，当我坐在泳池边上气喘吁吁地休息时，同学们都跑过来逗我，“开复，你几乎创造了哥大成立以来，游泳考试成绩最慢的纪录。”
据说等我游完，老师都快睡着了。
大学二年级，我选择的是另外一项有趣的运动，那就是击剑。我觉得这是一项相当优雅的运动，裁判全程都用法语。而当时令我惊讶的是，每一次进攻之前，我们都要拿着剑告诫对方，大喊一声“防御”。从小看金庸武侠小说长大的我，概念中的进攻全部是使尽各种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