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嫂嫂做早餐。美国的早餐都比较简单，我会把谷物放到碗里，然后用牛奶冲好，还会在杯子里倒好果汁。等家里人吃过饭以后，我还会把碗洗好放到碗架上。
对于自己的变化，我也不知该如何解释。似乎我的潜意识里就知道，离开妈妈的温暖呵护，我就必须摆脱原来的懒散状态。我的内心里似乎有一种感觉，没有妈妈在，一切就真的要靠自己了。
哥哥嫂嫂一家，过的是非常美国化的平淡生活。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哥哥嫂嫂每天晚上都会帮我补
习英文，教我做功课。周末会带我下馆子吃饭，有时候打保龄球，有时候看场电影。有的周末，哥哥嫂嫂家里会来一些华人朋友打麻将、打乒乓、唱卡拉OK。
最初的几个月里，妈妈一直陪着我，但我能感觉到她的孤独。她在美国没有朋友，语言不通，饮食也不太适应，每天都躲在房间里看电视，可电视节目全是英文的，她也看不懂，只能找一些能大致看懂的猜题节目来看。那段日子，她唯一的快乐时光，是家里来人打麻将的时候，除此之外，大多数时间，她都很沉默。
次年3 月，家里又来了一个小孩，他是我二姐的儿子瑞声。由于哥哥嫂嫂没有孩子，因此，二姐决定把她的……JL 子过继给哥哥。来的时候，瑞声只有6 岁，又瘦又小，因为弱视，还带着厚厚的镜片，他总是腼腆地笑着。到了美国之后，他就改姓李，管哥哥嫂嫂叫爸爸妈妈。
又来了一个小朋友，家里多了些欢声笑语，而我也有了个小侄子做伴，我们一起住进了二楼的卧
室。瑞声性情温和，不爱说话。我在学校学了什么新鲜的东西，都会告诉瑞声，当然，我有时候也欺负他。那时候，我经常跟他玩“21 点”的游戏，由于每次都是我洗牌，对牌的顺序心中有数，因此，他每次都是惨败。每次他输了，我都会告诉他：“你今天输了l00美元，以后还我。”老实的瑞声每次都想赢回来，当然结果还是不停地输，到最后，他欠我的债竟然达到了l亿美元！后来，我考上了哥伦比亚大学，出发的前一晚，我认真地对瑞声说：“上大学前，我想送你一个礼物。”瑞声抬起头来问：“啊，是吗，是什么啊？”我用郑重的口气说：
“你欠我的那l 亿美金不用还了！”说完忍不住哈哈大笑。瑞声也笑了。
后来瑞声考上了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在得州做了一名成功的医生。我们现在还时有通信，回味那6 年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攻克英文
到了橡树岭，我在圣玛丽中学上七年级和八年级，相当于台湾的初一和初二。圣玛丽中学是一所l950年创立的天主教公立中学，由于是义务制教育，因此学校的学费全免。在那所学校里，教学楼建成教堂的模样，老师大部分是修女，她们为人严肃认真，但是充满了爱心。在圣玛丽读书的两年里，每天早上、中午和下课，我都会和老师同学做三次祷告，祷告词已经烂熟于心，到现在还可以脱口而出。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直到永远。阿门！
在圣玛丽中学的祷告，让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宗教的力量，它涤荡我的心灵，让我感觉到宽容，仁爱。我们要去教堂“望弥撒”、“领圣体”，这让我十分惊奇。这也许是我不知不觉与西方文化碰撞的第一步。
去美国之前，我只学过半年英语，因此，语言障碍成为我面临的最大难关。刚开始，同学和老师说的话，我几乎一句也听不懂，那种感觉非常痛苦，那“催眠”一般的语速，总让我在课堂上打起瞌睡，有时候，听到同学们因为老师的一句笑话笑得前仰后合，我才从梦中惊醒，但还是摸不着头脑。天书一般的英文，开始让我有些望而却步，后来，我干脆带几本中文的武侠小说到课上去读，因为觉得怎么听也听不懂，还不如看小说。美国的教育颇为宽松，修女老师看到了，多半不会当面指责你，而是听之任之。
其实，我心里是暗暗憋了一股劲的。那么聪明的我，不应该被语言绊倒啊！于是，我找了一大本英
文单词来背，经常背到半夜，不会的就一次次地翻厚厚的中英对照字典。不过，没多久，我就发现这并不是学英文的最好方法，因为，即使当时记住了一个单词，但是使用率不高的话，就会完全忘记。我终于悟到了，在没有语境的情况下，背单词是没用的。
后来，我还是下定决心用多交流的方式来学习英文。下了课，我不再胆怯，站在同学中间听他们说话。如果5 个词当中有4 个听懂了，只有一个听不懂，我也会赶紧问，同学们会再用英文解释一遍给我听。回家以后，我会默默回忆我听不懂的单词，然后记下来。而上课的时候，遇到听不懂的，我也勇敢举手问老师，“Sorry，I didn’t follow．Canyou say again what you mean？（对不起，我没跟上，可以再说一遍你的意思吗？）”
在到橡树岭圣玛丽学校的第一年，修女老师们也对我十分照顾。校长玛丽·大卫修女（Sister MaryDavid）甚至牺牲自己的午饭时间帮我一对一地补习英文，她复印了小学一年级的课文，每天拿来给我念。我还清晰地记得，她教我的第一篇课文是：I have a dog named Spot（我有一条叫小花的狗）See Spot walk（看小花走）See Spot run（看小花跑）
从这样简单的课文起步，我们坚持了一年。在这一年里，我的英文水平迅速提高。学校里所有的老师还允许我享受“开卷考试”的特殊待遇，她们让我把试卷带回家，并且告诉我，“题目里不认识的单词，你就查字典吧，但是你不能看书找答案噢。”
我每次回到家都严格按照老师说的做，题目里不认识的单词就去查字典，但是从来没有去翻书找过答案。因为，我觉得这是老师给我的最大信任，我不能辜负这份信任。
通过种种渠道的学习，我的英文终于逐渐接近同龄人的水平了。一年以后，我完全可以听瞳老师讲的话了，英文会话也没有问题了。我想，这和我年龄小，容易接受新的语言不无关系，但也和我大胆地使用，不怕出丑有关。后来我也发现，那些l2岁以前到美国的孩子，往往都能学会没有口音的英语。
到了暑假，我和妈妈经常去三姐在亚特兰大的家里玩，而她们也经常给我布置很多背单词的功课。到了初中三年级，也就是到美国两年之后，我写的作文《漠视——新世纪美国最大的敌人》居然获得了田纳西州的前十名。这对于我的英文水平，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肯定。
州际作文比赛都是订一个笼统的题目，然后让写作者在这个范围内写一篇文章。当时美国即将进入建国以来的第三个世纪，因此，当年州际作文比赛的题目是——《美国第三世纪最大的挑战》，当时，很多参赛者将挑战定义为能源危机、环境恶化等。而我另辟蹊径，将挑战定义在了精神层面，那就是——漠视。
我在文章里写道：美国的成功是来自美国人对自由和快乐的追寻。但是，随着越战和其他社会问题的出现，许多美国人不再通过参与来实现价值观，他们不再积极、漠视精神、放弃理想。他们失去了那种让美国伟大的积极精神。许多美国人越来越冷漠，抽烟酗酒、吸食毒品，没有目标。人们在心理上什么都不在乎。以前，人们说美国人只关心自己，现在，美国人甚至连自己也不再关心，这是最大的问题。这种价值观的潜移默化的变化，会使得人类一切进步的因素得以减弱，甚至倒退。因此，当今美国社会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不是别的，而是我们如何改变人与人之间的漠视。
作文比赛的名次一公布，整个学校就轰动了！人们不敢相信，这个中国台湾的男孩，来美国不过两年，居然就在英文方面取得了这样的成绩。但是，这并非故事的结尾。州作文比赛的传统是评选出前十名优胜者，这十名优胜者还要通过一轮答辩决出第一名，谁的问题回答得好，谁就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当时，答辩在距橡树岭四个小时车程的另一个小镇举行。那个周末，嫂嫂驱车几百公里把我送到了答辩地点。在答辩的过程中，戴着厚厚眼镜的女老师温和地问我，“如果你认为美国人当中缺乏热情，存在漠视的情况，那么你如何看待拉尔夫·纳德
（Ralph Nader）的观点呢？”“What？Who is Ralph Nader？（什么？谁是拉尔夫·纳德？）”我被这个问题问得措手不及，脑子一
片空白。我眼神里流露出的惊讶被老师捕捉到了，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失去了得到州际作文比赛第一名的机会。
回到橡树岭，我对这个让我与“第一”失之交臂的神秘人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赶紧去学校的图书馆寻找答案。我得知，纳德是一个著名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倡导者，促成了一系列法案的产生。他一生都在与人们的漠视作斗争，他的行为与抗议漠视有着紧密的联系。
这件事情给了我很深刻的启示，尽管纳德在美国算不上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但是，他确实和我的作文有着紧密的联系。我终于理解了，对于一种语言文化的掌握，远远不只是会说当地的语言，了解当地的风俗，更要对这种文化的历史和这个国家的制度有深刻的了解。另外，在写作方面，不仅仅要靠犀利的观点、华丽的语言，还需要充足的论据，而这都需要倾注大量的心血和多年的积累。
有了这次印象深刻的答辩，在学习语言的时候，我也更加关注新闻事件背后的意义，我知道，只有
多读书，多查阅资料，多了解历史，才能真正深入一种文化的内核。我徜徉在语言的汪洋大海里，乐此不疲。
在努力攻克英文的同时，我也没有忘记对中文的持续学习。妈妈每年来陪我住6 个月，这期间，我们自然是用汉语交流，另外6 个月，她要求我每星期给她写一封家信，而且必须用中文写，这样我就不会忘记中文。而妈妈每次在给我回信的同时，都会把我的信寄回来，她会认真地修改，标出错别字和用词不当的地方，就跟批改作文一样。我几乎每天都在用中文写作，这样的习惯，让我没有像很多小留学生一样，习惯了新的语言，却渐渐丢掉了
自己的母语。
我没有忘记中文，还要归功于大哥大嫂家成套的金庸小说和琼瑶小说，那个时候，中文小说是我放松神经的一种方式，在哥哥嫂嫂家里住了6 年，我居然把金庸和琼瑶的每一本书都读了，金庸的小说还读了整整5 遍。
当时回台湾度暑假，我从来都不好意思主动说我读过全套的琼瑶小说，倒是经常跟外甥们比赛谁读金庸小说读得多，人物记得牢。他们后来都不和我比了，因为比不过我，就算某个人不自量力非要同我较量，也总是被人拉住好心地劝阻：“别，他真的谁都知道！”东西方教育的差异
圣玛丽学校将近两年的生活可谓波澜不惊，但也有一些小插曲。
由于橡树岭有著名的原子弹实验室，也有大片大片的农田，因此，圣玛丽学校既有科学家的孩子，也有朴实无华的农民的孩子。
20 世纪70 年代的美国，很多人对中国谈不上什么了解。在橡树岭这样的小镇上，人们对中国的了解更是片面，他们甚至常会把 Taiwan（台湾）和Thailand（泰国）弄错。因此，长着一幅中国人面孔的我，在美国人眼里，还是非常稀奇的。偶尔有知
道中国的人，也在美国一片“反华”的氛围中，对中国充满了敌意和误解。
有一天，我和同学们正在上体育课，忽然有一名原子弹专家的孩子跳出来，指着我的鼻子说，“你是中国人，中国人都不好，中国人很落后的，是东亚病夫！”我的脸涨得通红，周围也聚集了很多同学，这时，一个农民的孩子站了出来，挡在了我的面前，
“你怎么能这样说开复，你凭什么这样说？”两个人居然在大家面前扭打了起来。
当时，李小龙的电影红遍世界，中国功夫在美国也十分有名，情急之下，我对那个骂人的男孩大叫，“你别打了，我会中国功夫！你要是再打，我拿中国的武功对付你！”这时老师也匆匆赶来，而那个男孩，从地上爬起来，跑掉了。
我站在原地，久久没有离去。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一些美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我下定决心，无论哪一个方面，我都要做到最好，永远也不要别人再看不起中国。
在学校里，我感受到的是完全美国化的教育，
这里的教育宽松、自由，充满了鼓励和赞扬，和台湾式教育的死板、压抑相比，这里显然让我觉得学习更为轻松、快乐。
在台湾，我们要在课堂上将双手背后坐得笔直，要在操场里听没有意义的校领导训话，每天早上醒来，我们想到的是沉重的课程、繁多的作业以及严格的考试。另外我们每天几乎都要背书，它在让人感到一种神圣与威严的同时，也让人感到巨大的压抑与束缚。
到了美国，老师不再要求我们背书了，而是尽量要求我们去理解。对于每个人不同的特点，老师都有针对性地鼓励。
当时这种方式对于年幼的我，只是感性地觉得特别好，没有压力。但是我在成年以后回忆起来，便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东西方教育的差异。
在美国，每个人的分数只有一个大概的 ABCD的评判。一般来说l00 分会得到A＋，95 分到99 分为A，依此类推。一般的孩子在拿到成绩单的时候，只知道自己的分数，不知道别人的分数。或许有时
候会知道，自己大概在全班排在什么位置，但并不知道你周围的同学，处于什么位置。
在中国，排名次这种给人贴标签、分类别，给成功评等级、定指标的做法几乎根深蒂固。从幼儿园开始，老师们就习惯于将孩子简单地划分为“好学生”和“差学生”两种类型，就好像他们分别是从两个不同的模子里倒出来的一样。美国教育界的思维方式恰恰与此相反，他们在建立学生自信、自尊的过程中，对考试、排名不那么看重，而是看重个人的特点。
我第一次感受到最大的鼓励，是在一次数学课上，那是我刚到圣玛丽学校的时候。那时候，我的英文还不是特别好，很多东西还听不太懂。有一天，数学老师出了道“1／7=？”的题目，然后用期待的眼神看着大家，希望有人举手回答。别的不会，但是这类问题可是我的强项，类似的题目，我在台湾的小学早已背得滚瓜烂熟。我马上举手，大声回答：
“0．142 857！”这个时候，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都睁大了眼睛，觉得这个孩子简直是“天才”！
对于我来说，虽然心里知道那道题是我背出来的，但是当周围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是天才的时候，我也不知不觉地认为自己真的很聪明。这种“天才论”让我觉得，我的数学不但在台湾能学得好，在美国也学得好。在老师同学们的鼓励中，我越来越爱数学，成绩也越来越好。到了今天，我当然知道
自己不是天才，但是我明白，正是在这种鼓励声中，一个孩子的兴趣，才能得到最大的激发。
写到这里，还是想谈一下美国的教育制度。曾经有个记者写自己的儿子进美国学校的感受，“10岁的孩子被送进了美国学校，上英文课，老师布置的作业是写论文，题目居然大得冲天—— 《我怎么看人类文化》；上历史课，老师让孩子扮演总统顾问，给国家决策当高参；在中学的物理课上，作业竟然是一个市政研究项目——城市照明系统的布局；而道德教育，居然是从让孩子们爱护小动物开始。”
没有统一的教科书，没有统一的考试，没有对学生三六九等的分类排位。这就是呈现在一个中国记者眼前的美国教育。
的确，在橡树岭读中学的最大感受就是，学校的功课十分轻松，每天的家庭作业很少，但是每天都有很多稀奇古怪的项目。比如当时，历史课教到美国印第安人的时候，不是用课本告诉你发生了什么，而是让一个团队写一个话剧，或者是基于移民者和印第安人的辩论。
美国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都是在这些稀奇古怪的题目中得到锻炼的。这样的教育的差别就是：
（1）从不同的观点看问题，没有正确答案；（2）经过参与和实践真正理解；（3）团队合作，避免零和思维。
在圣玛丽念完七、八年级，我又在杰斐逊中学度过了一年，之后，我进入了橡树岭高中。初中这三年里，我经历了攻克英文、适应美国文化的过程。橡树岭高中
1977年，我完成初中学业，进人了橡树岭高中。高中的校园，风景非常美丽，也非常大。在这里，我的数学成绩继续受到老师的关注，并获得了突破性的进步。我遇到了我一生的恩师贝尼塔·艾伯特（Benita Albert），她是我高中时期的数学老师，为人非常和善。她看到我的数学成绩不错，就开始单独辅导我，我上高一，她就教我高二的数学课，还把数学竞赛的题目拿给我做，如果我不懂，她就非常耐心地指导我。艾伯特老师还在附近的田纳西大学当兼职教授，也是教数学。有一天，她问我，“要不要到大学里旁听我的课？那里数学课的程度可能适合你，会对你非常有帮助。”那所大学离橡树岭高中有一段距离，我又没有车。艾伯特老师看出了我的难处，她主动说，“如果你没有车的话，我上课之前可以到你家去接你，这样你就不用发愁了！”我简直不敢相信世界上竟有这么好的老师！这么做，对艾伯特老师来说，不会增加任何收入，但我知道她和其他很多美国老师一样，并没有仅仅把教师当做一个糊口的职业，而是当做一项事业。她
（他）们唯一想做的就是培养出优秀的学生。艾伯特老师风雨无阻地接送了我一年，而我的数学功底也在这一年时间里突飞猛进。在高二那年的田纳西州数学比赛中，我获得了第一名。这个成绩对我来说，又是一个莫大的鼓励。
在橡树岭高中里，还能感受到鲜明的美国教育风格。在这里，不是每个学生上同样的课程，而是学生可以选择，比如音乐、历史、文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