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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有的诉讼请求都得到支持！”拉加什开始和我握手祝贺。记者们马上蜂拥到我的面前，拿起相机对着我一阵狂拍，还有无数的话筒伸向了我，希望了解我对判决结果的想法和感受。
面对媒体，我简单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很高兴终于能够回到中国工作了！”“非常感谢我的律师团队所作的努力，正是由于他们，我才能回到中国实现我的梦想。我想，此刻我没有任何遗憾！”
媒体把这些话全部收录了进去，而微软的法律副总裁在另外一边也开始接受采访。他语带讽刺地说，“Google 正在聘请一个有史以来最贵的人力资源经理。”这让我很惊讶，微软居然在所有的诉讼请求都未获支持的状况下说出这样的话。也许这句话会让一些媒体引用为标题大肆报道，如果媒体将这句话作为标题，那无论文章的内容如何偏向Google，都可能会误导读者。想到这一点，我马上走到记者中间，伸出双手做出V 的姿势。看到这一幕，摄影记者纷纷跑来抓拍这个镜头。不出所料，大多数美国报纸都把这张照片刊发出来，还把我的胜利当做标题。这个镜头浓缩了太多我无法表达的语言，浓缩了我“用勇气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的最终成果！宣判的当天，我径直从西雅图飞回加州。晚上，女儿们用欢声笑语迎接了最近“成功瘦身”l5斤的爸爸。小女儿对我撒娇说，“爸爸，你说过，如果到中国去，我就可以养一条狗了。现在，我是不是终于可以养狗狗啦？”我亲亲她的脸蛋说，“宝贝，可以了，爸爸带你去中国！去北京！你想养几条小狗都行！”判决出来的第一时间内，Google 就发布了公关稿以及“Google 和李开复博士的博客”。这些博客是 Google 的公关部门在我的第一个员工郭去疾的指导之下提早准备好的，他们在博客中逐条反驳微软的控诉。而这个版本，也是为了迎接我的诉讼宣判而准备的。
第二天，媒体纷纷以大篇幅刊出报道：《微软和Google 都宣称自己赢了》、《Google 赢得了第一回合》、《李开复可以去Google 上班》、《法官允许李开复立即为Google 开始招聘》等等，几乎没有一篇是对Google 的负面报道。而我伸出双手表示胜利的照片也传遍了互联网。
一场微软和Googte 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就这样暂时陷入了平静当中。个中滋味，冷暖自知！
9 月13 日晚上，我拨通了一个人的电话，我跟对方说：“和您确认一下，我要那些家具！”不历史和解
9 月17 日，经过l3 个小时的飞行之后，我在那片我热爱的土地上降落——中国北京。正如Google 的律师对媒体所说的那样，“李开复马上会忙碌起来的！”
在飞往北京的飞机上，我拿出电脑记录下了自己的心情：“又踏上北京的土地，看到雨后灿烂的天空，感觉真好。就像我最近的两个月中，经过了一阵狂风暴雨，让我更加珍惜雨后美好的天空。”
要建立一个新的机构，工作肯定是海量的。从一个光杆司令开始，招聘、政府关系、媒体关系、公司选址这一系列的事情都要从零开始，所有的事情都要亲力亲为。辛苦是不言而喻的，但这种辛苦被激情支撑着，我的心情格外轻松和兴奋。
在刚到北京几天之后我就得知，清华科技园为了欢迎世界上最大互联网公司的进驻，决定打破惯例，同意我们在租用的大厦里建一个厨房，这可是园区内唯一一家可以在写字楼里建立自己厨房的公司。
这个时候，中国媒体的报道已经基本侧重于“李开复如何在中国开展工作”这个方面。对于还没有完全结束的诉讼，媒体似乎一下子失去了兴趣，只有零零星星的记者还在关注。媒体似乎习惯了一种方式，只对正在进行中的事件才有兴趣报道，而且会以轰炸式的方式集中报道。而当一件事情告一段落之后，媒体的兴趣也会一落千丈。我回到北京以后，Google 中国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我启动Google 中国的业务。我以为媒体还会针对我的诉讼大量提问，但没有想到的是，发布会上的所有媒体都只对招聘、选址及政府关系等问题有兴趣，他们甚至连诉讼都没提！那时我才恍然大悟，对于媒体来说，有关微软和Google 的争夺大战，早已经成为旧闻，成为了新闻记者眼中的“易碎品”。其实，官司还没有结束。在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内，我们没有看出微软有和解的意愿。但是由于我在中国工作繁忙，因此我的律师也没有就官司的进展情况过多地给我打电话。一直到ll 月的某一天，我终于听到了新的消息，律师要我去西雅图再进行一次“取证”。像上一次那样，我作好应对整整一天“取证”的准备。但没有想到的是，我只被律师问了两个技术问题以后就被告知——“取证结束了！”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这也叫做取证？因为律师问我的问题全部与 技术 有关 ，比 如，“ 请 问什 么是feedbacktechnology（反馈技术）？”“请问，什么叫做 statistical translation（基于统计的翻译）技术？”因此，这一次的取证更像是一次技术调查。取证完毕，我在外面的屋子里站着，等着和我的律师拉加什·唐格里一起离开。谁知道，过了一会儿，拉加什就从屋子里走了出来。他平静地说，
“开复，我们已经和解了！微软撤诉了，官司结束了！”“啊，这就结束了，怎么这么突然？”我问。
拉加什说：“是的，官司进行到这个程度，和解就是一个趋势了，无非是时间问题！”我疑惑地问：“既然如此，那刚才为什么还要对我取证，问那些技术问题？”
拉加什说：“噢，因为微软方面弄不太懂你所做的技术，但我们要在和解协议里提到这项技术，所以他们索性利用取证的时间让你解释一下，然后添加到和解协议里。”拉加什充满自信地把一张纸递给我说：“看看吧，这就是和解协议！”我接过这张纸，看到里面是一个个的专有技术名词，还有我在 Google 可以展开各种技术的时问表！我惊呼：“条件这么好！你们怎么谈的？”拉加什平静地说：“其实大家早已疲惫了，他们只是为了面子才没有轻易撤诉。虽然耗了两个月，但我们并不着急。眼看着下个月就要开庭了，对方根本没有胜算的把握，所以现在轮到他们急了。”“那太好了，我把这些条件告诉大家，不就等于他们打输了？”拉加什说：“那不行，你看最后一条。”我低头一看，在这张纸的最后写着“双方对此和解协议必须保密”。我担心地问：“啊，如果不披露这个保密协议，那别人会不会误解我们付钱来进行‘竞业禁止’赔偿，或者我被严重地限制？”
拉加什说：“不会的，开复。下一季度的财报一出来，媒体就会知道我们没有赔钱，你工作范围的扩大也会马上被看到。所以大家都会明白是怎么回事。”“好吧！”我拍了拍这张单薄的纸，说：“我看媒体自从9 月份的判决后也已经不再关心这个案子了。”
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闪电诉讼，以波澜壮阔、气势汹汹的方式到来，又以虎头蛇尾、悄无声息的方式结束。这么一场让两个世界级IT 巨头耗资上千万美金的决斗，就由这么一张纸、几条没什么意义的条款画上了句号。
今天的很多人，对于当时的诉讼“盛况”早就失忆了，时问一直在向前奔跑，世界在日新月异、分秒必争地向前迈进。但是对于作为当事人的我来说，这个事件已停留在生命里，成为了一个深刻的符号。这个事件，让我在漩涡中感受了世间的冷暖，有最刻骨的伤害，同时也有最温暖的关怀！
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感受，在经历一次人生危
机的时候，一切都仿佛凸透镜一样，折射出人生百态。有的人坚定不移地支持你，有的人冒着自己受伤害的风险帮助你，而有的人在经历心理挣扎后退却，有的人也在这个时候作出了伤害你的决定。官司，就像一块试金石，不经意间，把人间万象顷刻检测了一遍。
在这场诉讼进行的过程当中，有许多让我感动的故事。
记得诉讼刚刚开始的时候，微软公司发出禁令，不允许微软的员工和我有接触。但微软的华人员工中有很多是我最好的朋友，有些是得到过我帮助的中国员工，有些还是我的学生。他们自发组织了一个“送别团”，在一位员工的家中给我开了good．byeparty（告别聚会）。在这个告别会上，他们轮番向我表达他们的感谢和祝福。我们都非常职业地避免谈两个公司的任何事情。虽然我离开了微软，但我仍拥有一些员工的祝福，这让我非常欣慰。和他们度过的那个温暖而开心的下午也让我终生难忘。
更让我惊讶的是，他们在聚会即将结束时彼此约定，回到公司谁也不能再提这个聚会，也不能告诉任何人。我听到他们在彼此约定时，才知道微软曾经发出这个禁令。在跨国公司里，这样集体违背公司规定的事情非常罕见，尤其是参加这个聚会还有可能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后来，果然有一个朋友因为这件事情惹祸上身。他由于被我方律师抽调去作“取证”，因此受到微软律师的提前指导和培训。微软的律师在对他进行培训时问他：“李开复离职以后，你见过他吗？”他回答说，“见过。”虽然他可以隐瞒，但是却无法对律师撒谎。微软律师一听，惊讶不已，“见过！你见过他？你在哪里见过他？”“在告别聚会上！”而微软律师更加震怒，“什么？居然还有告别聚会？还有谁参加了？”我的朋友这个时候却守口如瓶，“对不起，我不能告诉你！”
这件事情给这位朋友带来很大的麻烦，过了一段时间，他就从微软公司退休了。
我的另外一位朋友在取证阶段也一直遵循自己
内心的原则说话。我后来看到了他的全部证词记录。
律师问他：“你认为李开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说，“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正直、正派的人！”律师又问：“如果将来你有机会和李开复一起共事，你是否还愿意？”他回答：“我愿意！”律师问：“你信任他吗？”这位朋友坚定地回答：“是的，我信任他！”微软律师在听了几个这样的回答后，马上叫停，并带他出去“教育”了半天，但他回来以后依然如故，按照自己的方式问答问题。然而，这给他的职业生涯带来了相当长的一段“低迷期”。
在整个诉讼阶段，我们也能够感到，再冰冷的世界，再冰冷的对手，也可能表露出有人情味一面。在整个官司结束以后，我除了对自己的律师团队的杰出表现心存感激以外，还对对方的一位律师印象颇深。
微软聘请的这位律师名叫杰弗里·约翰逊
（Jeffrey Johnson），是Preston Gates&Ellis 律师事务所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不到40 岁就已经成为律师事务所的年轻合伙人。他身材高大魁梧，面部轮廓分明，很像好莱坞的电影明星。
在临时禁令出台之前，他扮演了一个极其强悍的形象！他试图从各个细微的角落强力出击，甚至有些强词夺理。但从取证阶段开始，我们的律师发现他似乎在慢慢地发生着改变。比如，当他听到我义正词严地宣读给大学生写的信，以及听到我富有逻辑的回答时，他的脸上会露出些许惊讶。在取证进行的7 个小时内，他的表情越来越轻松，问题的尖锐程度也在逐渐减弱。到了最后，他甚至和我开起玩笑。
后来，苏珊跑来对我说，“开复，你知道吗？我们觉得他喜欢你。你把他感染了，我从来没有看到律师和证人在取证阶段能够开起玩笑的。”
从听证的那一刻开始直到出庭的那一天，杰弗里·约翰逊就再也没有恢复到他最初扮演的犀利角色上来。他的蜕变明显被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注意到。我发现，他的角色后来被一位更资深的律师卡尔·奎肯布希（Karl Quackenbush）慢慢取代。卡尔胖胖的，平时脸上总堆满了笑容，就像一位土土的南方绅士。但一上法庭，他就变身为一个“凶猛的
进攻者”。在法庭上，微软和Google 的战火愈演愈烈，而两方律师之问也仿佛在进行激烈对决。在法庭上，除了想战胜Google，卡尔·奎肯布希也想战胜著名的约翰·柯克尔，这样，他就可以迅速扬名立万。卡尔的眼睛里经常闪烁着战胜约翰的强烈欲望，而杰弗里·约翰逊的眼睛里却只有快速结束战事的简单渴望。
在诉讼期间，我的学生郭去疾给予我很多无私的帮助。他通过研究过去的案例发现，竞业禁止协议里如果没有offer additional pensation（额外的赔偿）就不能成立。这个发现成为我案件后期的重点，还被写进了诉状当中。虽然后来没有用上（官司于第二次开庭一个月前和解了），但这也凝聚了他大量的心血，增加了我诉讼胜算的概率。另外，为了证实《如何在中国成功》这篇文章里的所有数据都是公开数据，他放弃了自己的休息时间，牺牲几个周末专门帮我查数据、写报告。最后，他汇编出了一整本报告来证实论文数据的出处。在诉讼之前，他又提出了在Google 发表博客的建议，而这个博客迅速及时地传达了Google 的信息。
当然，还有我的很多朋友都发邮件、打电话支持我。在苹果做语音时的战友自告奋勇找到《旧金山纪事报》为我说话；素昧平生的《大学生》杂志社钟岩社长和以前陪伴我到各地演讲的王肇辉编辑都希望帮我作证，以证实我在大学生中的正面影响力，以及这种影响力对Google 招聘的重要性；让我最感激的是黄勇，他是我在微软研究院时认识的好朋友，他对我在微软研究院的很多计划（尤其和公关有关的）出了很多点子。在诉讼期间，我每次回国，他都亲自来机场接我，带我看房子，去每一个我需要去的地方，几乎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快成了我的专职司机。我回到美国后，他一方面帮我处理所有搬家、修房的事情，另一方面又成为我的顾问。这份友情，我会永远记在心里。
我的诉讼刚刚结束，一位在微软的朋友马上给我发出了祝贺的邮件，里面有一首诗：“尘埃落地，玉宇澄清。轻装前进，大展宏图。开创未来，复归华夏。”类似的祝贺邮件非常多，让我感慨万千。
在经历人生的疾风暴雨时，家人成为了我最大的精神支柱。人们在平淡中往往难以感受到亲情迸发出的力量，但在遭遇人生重创时，只有家庭能成为最可依赖的臂膀。但这种感情却往往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尤其是我的太太先铃，她无怨无悔地为我承担了一切。
从西雅图搬家到加州，我们600 平方米的房间物品全部由她负责整理，工程之庞大难以想象。而我忙于诉讼，面对家里大大小小堆成山的箱子无暇顾及。最后，先铃看到实在无法在“截止日期”前完成任务，只好拜托我在美国的两个姐姐一起帮忙，最终顺利完成了打包的任务。而到了加州，也是她一个人，负责打开所有的箱子并把东西各归其位。而我唯一负责的事情，就是把车从西雅图开到了加州。
记得在西雅图，我们因为有大量的东西都无法搬走，于是就按照美国人的习惯举办了“garagesale”（车库销售）。当时的一对老夫妻看中了我们的一个观音像，很高兴地付钱买走了。但到了晚上，心事重重的先铃辗转反侧，她认为不应该卖掉观音像，这是不吉利的象征。我劝慰她放宽心，打赢官司还是要依靠掌握事实依据。但先铃还是不安心，第二天就开始四处寻找这对买主。她诚恳地向买主恳求赎回观音像。幸运的是，这对老夫妻非常善解人意，他们把观音像还给了她，让她终于了了一桩心事。
住到加州以后，先铃更是每天独自承担所有的家事，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煮饭，接着又开车送孩子们去上学。但那时最严重的问题却是房子——公司代租的房子位置刚好在坟场隔壁，先铃和孩子对此都有点害怕，所以常常无法入眠。当时考虑到公司的好意，而且已经签了半年合约，所以我就劝她们别想那么多。但是，无论在诉讼期间还是后来返回中国工作前的这半年内，我都至少有一半的时间不在家。只要我不在，每到晚上她都会沉浸在恐惧和担忧当中，但她却只能把这种恐惧埋藏在心里。因为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不能表现出畏惧。当时，我也曾从孩子的只言片语里感受出她们的孤独，但是官司缠身，我无法分身，那些感受都一闪而过。因此，一直到官司结束她们搬到北京生活后，先铃才对我说起，那段时间她在无数个夜晚“独自流泪到天明”。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她们因为我承受了多少痛苦。
除了太太，我认为自己最对不起的还有女儿。诉讼的时候，小女儿9 岁，还是个无忧无虑的乐天派，她倒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但大女儿德宁当时l4 岁，正处于情绪敏感的青春期，她和妹妹性格不同，有些内向。因此，我总是担心她在学校里听到同学的评论会不开心。有一天，我回到家里，累得瘫倒在沙发上。我随手翻开手边的报纸，上面却全都是连篇累牍的官司报道。我把小德宁叫过来，搂住她的肩膀却欲言又止，正想如何才能恰当地告诉她这一切时，她却懂事地告诉我：“爸爸，你什么都别说了，我都懂。你是一个我最尊重的人。你不必作任何解释。”当时，我已经心力交瘁，真的不愿意再给家人带来任何压力，可是，她们却给了我最温
暖的爱。在诉讼期问，女儿也从西雅图转学到了加州。更换学校要经历一系列的适应过程，这些对她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但是，德宁都默默承受住了压力。今天想来，女儿的支持更让我感受到亲情的伟大。
坦白地说，在整个诉讼期间，我也经历过一些意想不到的“冲击”，比如一些朋友的有意疏远，甚至还有一些朋友的背信弃义，这些都曾让我感到痛苦和不可思议。
在整个诉讼的“取证”阶段，我和律师在搜集证据的过程中，从微软提供的那30 万封电子邮件里看到了不少让我触目惊心的文字。而其中，竟然有我在微软中国的同事发给总部一位副总裁的邮件这样说，“恭喜你，你的计划成功了，我们的公关计划成功地将开复抹黑。”还有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