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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个小时之内，我经历了从地狱到天堂般的转换，经历了从失望、绝望再到重新燃起希望的历程。当危机结束时，对胜利的渴望又一次把我的信心点燃。是的，“把拳击手套摘下来！”我决不能示弱。很多时候，我给外界的形象都是温和有礼，从不愿与任何人发生争执，更不愿意揭任何人的伤疤。但现在，我要捍卫自己选择工作的权利！
我同样在日记中看到了自己当时的心情：我再次仔细地检查了这些数据的来源，没有错，所有的数据都是公开的。我现在已经开始停止担心，但我知道我真的必须提前想好各种情况的应对之策，而不是坐以待毙！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都是律师苏珊·哈里曼在对我进行模拟庭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她扮成微软的律师对我进行“审问”，苏珊一改往日温和、喜欢开玩笑的风格，俨然一个当仁不让、毫不心慈手软的女性。那段时间，我每天早上5 点钟准时醒来，然后从硅谷的家中出发，开车一个小时，8 点在旧金山的律师事务所与律师会面。
这是一家规模不大却异常优秀的律师事务所，办公地点是位于唐人街的一座历史久远的建筑。整个建筑的屋顶很高，处处都有精致的雕刻。这家律师事务所号称旧金山第一，甚至有人说它是加州第
一，律师们不用为了“生计”而毫无筛选地接手案子，而是喜欢接一些“高调”的案子，以此改变世
界或者改变法律判决的先例。他们不需要接形象不好，或者“为作恶辩护”的生意。他们也会“免费”
（probono）接手一些重大的案件，例如帮助种族歧视的受害者。相比之下，大部分律师都没有这样自由选择的“资本”。
就在承接我的案件的2005 年，这家律师事务所被评选为全美“最佳精品律师事务所”。
在“集中训练营”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第一次“审讯”。我本来以为苏珊会按照她提供给我的问题顺序提问，但没有想到，她并不是一个很好对付的“考官”，因为她根本不按顺序提问。我当时提出了抗议，但苏珊却凝视着我的眼睛，颇为严厉地说，
“在真正的法庭上，没有所谓的提问顺序，律师不仅不按照顺序提问，而且随时都会给你设下陷阱。我们都知道你没有犯错，难道你自己想掉到文字游戏的陷阱当中吗？”
在准备庭审的那段日子里，我和律 Nfl'＇可谓风雨兼程。律师们一次次地梳理所有的问题，并一直对诉讼保持乐观。他们总是对我说，“开复，这是一次非常符合程序、非常职业的离职！经历诉讼，肯定是人生的一次打击，但我们相信你，能安然渡过这次难关，最终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律师们的鼓励让我内心颇感安慰，同时也让我得到了精神上的放松。后来，很多人无数次问起我：“你后悔你当时的决定吗？“如果知道会遭遇诉讼，”你会考虑留在微软吗？；‘如果知道微软抹黑你，你会放弃辞职吗？”
而我的回答，从来都是“不”。后来，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会客厅》节目中，主持人也追问了几个这样的问题，我说：“人生在世时问非常短，如果你总是不敢做想做的事情，那么一生过去了，你留下来的只有悔恨，只有懊恼。我常常说追随我心，当然追随我心必须是要在负责、守信、守法的前提之下。在这个前提之下，冒一些风险也是值得的。虽然经历风险的日子可能会比较艰难，但如果我不这样做，那蹉跎十年、二十年后，我可能会后悔终生。”
因为这次诉讼，我更加清楚我将选择什么样的
生活；因为这次诉讼，我更加清楚将要为什么样的公司工作。苏格拉底曾经说过：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因此，在奋斗中，我深深地感觉到，坚信“邪不压正”会带来巨大的勇气，坚守正义会充满无穷的力量。这是一次让我终生难忘的人生历练。庭审—— “拳击手套该拿下来了！”“拳击手套该拿下来了！”无论是律师、朋友，还是我自己，都在重复这句话。
在英文里，“脱下手套”（take gloves off）就是指，要用硬的拳头打，即使自己受伤也要把对方打伤。当律师告诉我要把拳击手套拿下来时，我知道，给予反击的时候到了。之前只防卫不出击的做法虽然挡住了致命一击，但却让我们筋疲力尽、遍体鳞伤。“开复，到了今天，你必须学会如何面对‘凶悍’！你必须把你看到的伤害描述出来！”律师不断提醒我这一点。
作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但当一个人已经受到了莫大的伤害，反击和保护自己就变成了一种求生的本能。
当我们预感到微软即将把此事大肆渲染之后，
我们也准备了足以应付这场新闻大风浪的“猛料”。不得不说的是，这是令我悲伤的一个决定。甚至在这场大战之前，我还和大卫·德拉蒙德讨论过与微软和解的可能性。
因为我已经看到，在这场即将开始的大战中没有赢家。人身攻击对我的伤害不言而喻，但也有不少媒体开始感叹“微软老了，只能通过诉讼留住人才”。两败俱伤，已经成为了这场战役可以预期的结果。
但是微软却不愿意和解，因为它就是要高调地告诉员工：“离职就和李开复的下场一样！”
2005 年9 月2 日，这是庭审前的一天！微软和GooSe 各自公布了听证材料。按照规定，这样的材料不仅仅要呈给法官，也要公开给所有的媒体。果不其然，微软的诉状内容主要讲述了一个我把《如何在中国成功》泄露给了Google，从而泄露了商业机密的故事，而这样吸引眼球的“新闻”马上成了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我虽然对此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看到那些争相炒作的媒体报道时，心中依然很难承受。
另外，微软提到了我在2005 年6 月曾对中国大学校长进行的题为《培养符合企业需要的人才》的演讲。微软在诉状里这样描述此事，“李开复凭借微软的平台结识了这些校长，但却将人脉关系用于GooSe。”
在9 月2 日这天的日记里，我看到自己的心在流血。正如大家预期的那样，微软主要是围绕；商业间谍'在做文章，他们说我将《如何在中国成功》秘密提供给Google。微软的诉状一经公布，某家著名的网站就开始谈论商业间谍了，我的心在不断地下沉。我开始感觉到，我可能和李文和（一位名誉受损的华裔美国科学家，被大众认为出售军事机密给中国，多年后才证明是无辜的）的命运一样，我被抹黑成一个在任何地方都不被信任的人。他们甚至说，我用微软的头衔去建立在高校的人脉关系，真是既好笑又令人气愤。高校请我去演讲显然是看重我对教育的见解与热情，而最让我伤心的是，那次高校演讲请的是两个嘉宾，除我以外，还有中国驻美国大使周文重。我利用那次演讲的机会还和周大使在费尔蒙酒店（Fairmont Hotel）见了个面，我当时还提出拜托他帮忙请胡锦涛主席在将来方便的时候到盖茨家里做客。为了微软在中国的前途，我简直费尽了心思。这件事情现在看来多么具有讽刺意味，为微软的呕心沥血却成了今天微软告我的罪状。
可是无论如何，微软的诉状还是让我的心情跌落到了谷底。不过很快，新闻的焦点发生了转移，另一个故事取代了媒体对我的关注，那就是Google
提供的诉状中著名的“鲍尔默摔椅子事件”。
实际上，鲍尔默已经不是第一次因员工离职去Google 而发作了。2004 年，当工程师马克·卢克斯凯（Mark Lucovsky）在11 月转投Google 门下，鲍尔
默亲自找到了他，表示：“除了Google 哪里都可以去。”当马克明确拒绝之后，接下来发生了令人错愕的一幕：鲍尔默气急败坏地抓起椅子，狠狠地扔了出去。那把椅子从办公室的一个角落被扔到另一个角落的桌子上，把玻璃桌子砸得粉碎。他愤怒地大吼，“艾瑞克是个×××懦夫！我要X X×活埋了他！我过去曾经活埋过他两次，我这次还要活埋他！我要×××干掉Google！”
鲍尔默马上否认了这件事。但在诉状里，不但有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还有工程师本人的签名证词。实际上，这个故事在微软内部早已广为流传，虽然我没有看到诉状中陈述的这次摔椅子，但我过去曾亲眼看到过鲍尔默把一把椅子扔到一个副总裁的身上。
鲍尔默的暴力让Google 创始人拉里·佩奇说：
“开复在遭受恐吓！”
这样的事实表明，斯蒂夫·鲍尔默对于Google早已怀恨在心，并且对于微软数百个精英流失到Google 感到出奇的害怕和痛恨！这样的事实也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即微软急迫地想要通过这场官司阻止更多的精英流失。
这样的素材无疑是新鲜的，能让喜欢猎奇的媒体感到亢奋。鲍尔默扔椅子的消息很快被发布在互联网上。媒体保持了陈述双方观点的惯例，推出了一个个新的专题。但此时此刻，我的心情依然沉重！对手负面消息的曝光，并不能使我感到轻松。因为，我遭受的伤害与恶意中伤，并不会因为对手的负面消息而减轻。我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
我的日记里描述了我的心情：不管怎么样，已经发生的事情并不能减轻我的痛苦，也无法解除我的困境。我打电话给先铃说，；混战已经开始了，但一切也已经结束了！'她说，
；不要担心，人们总有一天会知道真相。等官司结束了，人们就可以知道真相。'我对她说，；我觉得希望渺茫，就算我做得再好，我也已经被这些谎言伤害，赢了官司也帮不了我自己！'她只是说，；你是一个好人，当法官和记者了解了这一点之后，他们就会相信你！你别担心了，回家吃晚饭吧，我们永远都会支持你。'
我相信，只要生活在世问的人都明白，在遭遇人生重大危机的时候，只有亲人会不离不弃，并且给予你坚定的支持。这些支持就如同氧气一样给你生存的养料，给你恢复元气的力量。
在接下来的3 天里，我在为最后的时刻做着一切的准备。我深深地知道，这是一场只能够胜利的战役。我仍然每天抽几分钟记录下自己的心情。
9 月 3日，我仔细阅读并默诵了“directexamination”（主问询）的部分（主问询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对证人的询问使该证人将有利于己方的有关案件事实反映出来，并做出支持自己主张的证言，以取得事实审理者——陪审团或法官的理解）。
9 月4 H，我在加州的机场遇到了前去西雅图出庭的苏珊·哈里曼。在飞机上，苏珊和我聊了一路。我对苏珊说，如果律师强迫用一些形容词（例如：“不小心”）来形容我，或者问我是否承认时，我该如何回应？她对我说，“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所以不要相信那砦谎言，也无须害怕那些律师的小伎俩。”苏珊说，“开复，别紧张，你没有做错，你要让全世界知道事实。记住开庭的时候，要把你的头抬得高高的。”
9 月5 日，我和我的私人律师布莱德再一次演练了direct examination 部分。不过，我和律师的节奏似乎不是很协调，因为我总是一口气把事情讲完。但布莱德告诉我，法官无法从长篇大论中获得要点。因此，布莱德要我合着他的节奏逐一回答那些要点，我们练习了很多遍。
9 月6 日，是真正的庭审的日子。经过6 日和7
日的法庭审判将决定我是否能够到Google 上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9 月6 日，我在费尔蒙酒店醒来，我决心要让
自己充满能量地走上法庭。
我喝了两杯咖啡，依然觉得自己的“能量”不够，于是，我决定让自己运动一下出一些汗。虽然我没有带跑步鞋和运动衫，但我光着脚在房间的走廊里小跑了起来。经过数百次来回快跑，我的额头渗出了汗珠。当我大汗淋漓之后，我感觉自己从内到外都已充好电，活力百倍，信心百倍。“不会有问题的，过了这两天，我就将迎来新生！”我对自己说。
随后，我和律师们一起来到了华盛顿州的州立法庭。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走进美国的法庭。想象中的法庭应该像在好莱坞电影里一样宽大明亮，但我进入的这个法庭却是另一番景象。这个法庭没有窗户，而且又小又旧。房间的前方是法官落座处高高的桌椅，法官座位旁边是证人和当事人接受询问所坐的椅子，同样高高的桌子上面还摆着一本《圣经》。法官的坐椅左边是原告方的律师和当事人的桌椅，右边则是被告人的桌椅，而在两方中间是速记员的位子。
我记得速记员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她有时会不知道该如何拼写一些人名，而两方的大牌律师根本不可能劳神告诉她这些细节。因此，在每个庭审阶段结束后，我都会跟她核对每一个名字的拼写。她很感谢，后来还特意写信表达谢意。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房间的后方一共只有四排长椅，这几十个座位专门用来供人旁听。而那天早上，这些椅子早已经被各个媒体派来的记者占满，据说，很多记者很早就来排队，就为了能够占到一个理想的座位。微软的法律副总裁、公关总监都坐在下面。另外，一位著名的自称是“比尔·盖茨的女朋友”的女士也坐在这些记者当中。据说她神经有问题，几乎每一场有关微软的诉讼，她都会出现。
庭审的流程分为几个阶段，原告的开场、被告的开场，随后是第一个证人的作证（是Google 的艾伦·尤斯塔斯），这个作证包括direct examination和cross—exami．nation（交叉问询），然后是我作为第二个证人出场，同样接受主问询和对方律师的
交叉问询。接下来是双方律师回答法官的问题，进行辩论。最后由双方律师分别进行总结陈辞。
在9 月6 日当天，我们得知微软作为原告没有派任何人出庭。因此，法庭只对我方进行问询。
当天的主问询和交叉问询长达数小时，完全是一场对意志力的考验。在主问询阶段，我很好地把握住了节奏。
律师：我知道你每天都会在中国的学生和教育方面花很多时间，这是否是由于你本人的背景？
我：我认为我是一个有着多文化背景的人，因此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回馈社会。在我11岁的时候，我的父母就把我送到美国学习，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幸运和决定，因为我接触到了西方的教育方式和先进的技术。而且，我得到了自信，找到了终极的理想。
律师：是什么让你希望去帮助中国的学生？
我：我想，我所做的不仅仅是单纯地帮助中国学生，而是在搭建中美文化沟通的桥梁。其中有两个原因让我决心投入这项工作当中。
第一个原因是，当我1990年第一次到中国北京的信息工程学院讲学时，我发现学生们都很聪明、好奇和勤奋，但我也为他们身边资源的缺乏和教育体制的落后所震惊。他们的内心也充满着东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强烈冲撞。
那个时候我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我发现了自己能够并应该给予这个世界的究竟是什么。作为一个有着多文化背景的人，我可以把西方价值观中对东方文化有补充的那一部分，用一种有建设性的方法传达给中国的学生。我希望能在中国的教育背景中加入西方文化里的一些有价值的部分，并且帮助学生们学到在学校里无法获得的一些东西。
律师：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我：是我的父亲。当我的父亲55 岁的时候，他有幸到斯坦福大学去做访问学者。在那里，他被美国的教育理念震撼，因此他把他的整个余生都奉献给了中关文化的交流和沟通，并致力于把这些教育理念和价值观传播到中国去。在他去世之前．他对我们这些围绕在病床前的孩子说，他希望他这些有幸在西方教育观念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回到中国工作，以便让更多的中国学生接触到西方先进的理念，成为融会中西的人才，这样做才能增进中美之间的相互理解。这就是我从1990年直到今天，不断到中国高校进行演讲的原因，也是我不断给中国大学生写信的原因。律师：你的文章后来为很多中国学生所追捧。你认为原因何在？我：我想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知道我这样做并非为了自己和公司的利益，因此他们信任我。而他们越信任我，我就越觉得自己有责任更多地帮助他们。律师：你是否有个自己创办的教育网站？我：是的，我在一年前创办了一个网站，目前有大约4 万注册用户。另外，每月至少有40 万网民访问这个网站，也就是说，每天至少有两万用户访问。通过网站上公布的电子邮件，我一年大致能够回答3 000 个中国学生的提问。
除了直接帮助学生，也有一个志愿者团队在帮助我。这些志愿者中包括微软的员工、Google 的员工，也有其他很多公司的员工。学生在网站上也可以互相帮助。我希望通过这些努力使所有的学生都能获得同等的帮助。
律师：你是否也在写一本书？
我：是的。《做最好的自己》是我写的第一本中文书，它的目的是帮助中国青年寻找自己内心的声音，寻找生活的意义，理解正确的价值观，并正确理解成功的定义。
律师：谁为这些活动付费呢？
我：我自己支付所有的活动费用。另外，出书所得的所有版税都将捐给中国的教育事业。
律师：你是如何开始撰写《如何在中国成功》这篇文章的？
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对微软在中国的政策感到失望。因此，我希望能够写一篇有教育意义的文章，里面包含了其他在华公司如何成功的一些案例和公开的信息。这些文章的材料，全部来自互联网。
律师：你提到你对微软中国的政策感到失望？为什么？
我：首先，我觉得微软中国的机构设置混乱。有一段时间，微软中国失去很多订单，但人们总是将这种错误归咎于中国政府。而我认为问题的核心在微软内部。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让总部明白和警醒问题所在，因而提出了一些建议。我的这些建议部分地被斯蒂夫·鲍尔默先生采用了，因为他发现微软中国的收入在下降。
律师：为什么要在损失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