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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坚定地在此刻作出选择，生怕日后再没有机会。
回望我的工作经历，经过苹果、SGI、微软、Google 四个世界顶级公司的历练，我感觉到内心渐渐充满了一种能量。这种能量让我从心底生发出很
多有关产品的奇思妙想，我的一些思绪常常在空气中驰骋，却又被眼前现实中巨大的工作量所淹没。逐渐的，我希望我能有不囿于眼前紧密的日程表的一片空间，能够放松地让这些奇思妙想落地生根、发芽，以至于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去“惊喜”。不仅如此，我希望把所有聪明人关于科技的奇思妙想集中到一个盒子里，然后让它们经过碰撞，擦出火花，最终经过经验丰富的导师的指导，形成独立的团队投入运作。我的理想是让这个盒子成为“哈利·波特的魔法书”，产生“改变世界某个细枝末节”的魔力。
在谷歌中国工作期间，时常有人问我对别的工作是否感兴趣？也有猎头悄悄地给我写信。但是，我恪守着对谷歌的承诺，尽心尽力、忠实地跟随着那些紧密的时间表旋转。今天，当一个新的节点出现的时候，我知道谷歌中国已经从平地跃起，走入了大多数网民的视线，成为一家成熟、稳健、受人喜爱的公司。此时，我终于看到那片更广阔的森林
向我招手，尽管通向那里的道路也许满是荆棘。
过去这11年断断续续在中国的工作经历，以及父亲对我的影响，让我对中国这片土地充满了难以表述的感情。因此我毫不迟疑地仍将下一个目的地定位在这里。尤其是我与中国青年十年的交流与接触，让我相信这里的智慧内存无比强大。
父亲曾经想写一本书，叫《中国人未来的希望》，而过去的十年里，我一直和中国的青年有着近距离的交流。我相信，中国青年的未来，正是中国人未来的希望。因此，当时机逐渐成熟，我终于可以轻装前进，和中国的年轻人站在一起时，我将把毕生工作所得的经验亲手教给他们。
是的，这就是我的新选择了。
审视自身，为什么我的内心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呢？我与我在读博士期间的同学兰迪·鲍许教授有着十分相近的想法。罹患胰腺癌的兰迪在过世前曾经做过一场风靡全美的讲座，题目是《真正实现你的童年梦想》，该讲座的视频在不同视频网站上被点播了上千万次，《华尔街日报》把这次讲座称为“一生难觅的最后的讲座”。兰迪除了告诉人们应该不断
打破自己内心的砖墙，克服恐惧追寻自己内心的梦想之外，还讲到了真正伟大的目标：帮助别人完成梦想，做一个助人圆梦者。
他说：“我发现，帮助他人实现他们的梦想，是唯一比实现自己的梦想更有意义的事情。”我越来越相信，当我已经完成了很多梦想之后，我更大的愿望就是帮助中国的年轻人圆梦。这将比个人单独的成功更具有意义，也可以将我个人的力量尽可能地放至最大。
我一直认为兰迪教授所说的“Lead your life（引领我的一生）”这句话既简短有力又意味深长。
“Lead your life”而不是“Live your life （过一生）”，也就是说，不要只是“过一生”，而是要用你的梦想引领你的一生，要用感恩、真诚、助人圆梦的心态引领你的一生，要用执著、无惧、乐观的态度来引领你的一生。如果你做到了这些，人的一生就不会再有遗憾。而如果说之前的选择我是在一个框架之下，那么现在的选择，更有“Lead my life”的色彩。
因此，我热切盼望着和中国的年轻人并肩作战的日子，那将是一段更为大胆的、未知的旅途。
这就是我最新的关于选择的故事。在这本书中，你可以看到，人的一生将会面临着无数的选择，每一步走出都会决定着“人生下一步”这个严肃的命题。它如此玄妙，又如此令人紧张。很多的中国青年都在不同的场合问我，怎样才能拥有选择的智慧？
我的答案就是，反复叩问自己的内心，向人生更远的方向看去，而不是被眼前的喧嚣所迷惑。
正如苹果创始人乔布斯曾经劝慰年轻人的那样，
“不要被信条所惑，盲从信条就是活在别人思考的结果里。不要让别人的意见淹没了你内在的心声。最重要的，拥有跟随内心与直觉的勇气，你的内心与直觉多少已经知道你真正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任何其他事物都是次要的。”
你未来的人生之路，就在你的每一次选择中。
第一章 顽童
■那一刻，母亲脸上掩饰不住的兴奋和自豪，即便再过几十年，我也不会忘记：我那时才知道，
自己一丁点儿的成功就可以让母亲那么的骄傲。
■在中国，父母对弦子特别关爱，生怕孩子受一点伤害，不愿让弦子冒险尝试与众不同的东西。其实，孩子从小就需要独立性、责任心、选择力和判断力。很庆幸的是，旱在四十年前，我父母就把选择权交给了我，让我成为了自己的主人。
■；书不算是礼物，你要买多少书，只要是中外名著，随时都可以买'
■母亲像打造一块璞玉一样，精心地打磨和教育我。是她教会了我什么是严谨和务实，什幺是品行和礼仪，什么是快乐和温馨，什幺是忠孝和诚信。
■父亲的冷静却让我感到意外，他只是把我叫到他跟前说，；希望你以后不要让自己这么失望！'这句话掷地有声，它的力量，让我的愧疾到了极点，那种突如其来的自卑和悔恨，让我感觉到自己如此失落。从此之后，我时时刻刻铭记着这匀话，这让我内。的城堡里有了一个守望者，让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让自己失望。父亲和母亲的相遇
翻开旧旧的相册，发现勇于选择的基因早就埋藏在父辈的血脉中。父亲曾只身跳上通往日本的航船，苦学5 年。母亲在12 岁的时候就自己做主，踏上一列从东北开往北京的列车，执掌自己的命运。两个人在人生某一个节点奇妙地相遇。
1938年的冬天，抗日战争的烽火弥漫了大半个中国，北平、上海、武汉、广州等城市纷纷沦陷，全国抗日战争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西安某地，任职于陕西省“战时行政人员训练所”的李天民正在进行抗战宣讲，抗战形势不容乐观，台下青年们的激情被台上这个年轻人点燃了。爱国演讲使这个年轻人周身散发出迷人的光芒，他个头不高，但情绪激昂，两只眼睛炯炯有神。此时，他并不知道，在台下的茫茫人海中，有一个l9 岁的年轻女孩，正满眼爱慕地注视着他。
那就是我的母亲，王雅清。那一天，是我父亲母亲的第一次相遇。这次相遇，也是他们相伴 50载风雨人生的起点。
站在演讲台上的李天民，就是我的父亲，l909年生于四川华阳（现今的成都市华阳镇）。父亲不苟言笑，严肃谨慎，加上我ll 岁时又远渡重洋，此后多年在美国生活。所以，天然的距离导致一条无形的鸿沟，让我和父亲沟通很少。
所以，关于父亲，很多细节现在已经无从知晓，这成了我最大的遗憾。此后多年，我把对他的了解，尽最大的努力拼接成一幅完整的人生图画。
对于父亲，我的五姐李开敏曾经写文章对他有
点滴回忆，“父亲l3 岁从军，身高还不及枪杆子高，后来因为内乱，部队解散，重返家园，曾被安排到一父执辈家中协助管家，但父亲一心向学，后经何姓乡亲的赞助，前往日本留学。”
母亲告诉我，不懂日语的父亲，寒窗苦渎5 年，获得了早稻田大学经济学学位。那段时间，独在异国他乡的父亲经常感觉寂寞。晚年的时候，他多次回忆起当年的留学生活，每当想起一位中国太太吟唱《阳关三叠》一解乡愁，都会为之动容，不能自已。
从日本回国以后，父亲先是在南京《中国日报》任总编辑，他在当时算是个才子，文笔极佳。后来，父亲在“中央军校成都分校”任教，抗战前参加民族复兴运动，后又至西安行政训练所办理训导教务，在成都“青年团”工作，任干事长。1948年，他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立法委员”。
在遇到我母亲之前，父亲曾结过一次婚。那时候他也就l9 岁，婚后留有一儿一女，也就是后来跟随我母亲生活的大姐和大哥。不过，父亲的第一任妻子在生下老二后不久就过世了。父亲十分悲痛，这也导致他之后4 年没有再婚。我真不知道他是怎样拉扯着一双儿女，度过这4 年漫长岁月的。
母亲和父亲性格迥异。她年轻时候的经历更像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历险记，一部现代女性奔向自由的奇趣史。
母亲出生在东北（辽宁通辽），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她的哥哥姐姐都生得人高马大，她却只有一米五八。据说，她从小就像个男孩儿，性格活泼爽朗，喜欢各种体育运动。不过很快，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就结束了。
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成立了傀儡政权，时局纷乱，人心惶惶。那一年，母亲只有12 岁，却毅然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她跳上火车，跟随流亡学生到了北京，从此背井离乡，与家人经别数年。后来，我发现我的命运与母亲惊人的相似，也是ll岁那年，我离开了台湾。
在北京，母亲和流亡学生一起，在天坛附近继续求学，上了东北人专为流亡学生设立的一所中学。6 年后，她考上了上海东南体育专科学校，只身闯荡大上海。
母亲老爱给我们讲她当年上海之行的一次“壮举”。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上，母亲靠车窗坐着，悠闲地用勺挖半个西瓜吃，站台上，几个小混混不怀好意地冲她指指点点。过了一会儿，笛声长鸣，火车就要开动，这时，母亲冲那几个混混招招手，等他们不明就里地跑到窗前，母亲一扬手，半个西瓜啪的一声扣在了一个混混的脑袋上。此时，火车缓缓离站，将几个呆住的小混混远远抛在了身后。
多年以后，做了祖母的母亲还经常给我的两个女儿讲起这段往事，女儿们常被逗得哈哈大笑。
在上海东南体专，母亲专修体育，她的短跑成绩非常突出，曾经拿到过全国第二。她当时的梦想是参加一次奥运会，甚至开始为l940年的奥运会作准备，但是无奈，因为“二战”的原因，那届奥运会取消了，母亲的奥运梦也因此破灭。
母亲年轻的时候端庄美丽，她最常向我展示的是一张卷着头发、穿着舞会盛装的照片。这张照片
被照相馆老板看中，放大数倍挂在了照相馆门口。没想到，这张巨幅照片常常引起复旦大学男生们的
关注，一些男生总能通过照相馆老板问到母亲的地址，跑到东南体专偷偷地“欣赏”。据母亲说，当时怎么也算是“轰动一时”了。
母亲到了80 多岁，还经常回忆起这段往事，自己年轻时的“辉煌”还能让她小小地得意一番。母亲就是这样一个永远开心的、淘气的形象。
时间回到l938年父母亲初相遇的那个下午，正在陕西省“战时行政人员训练所”受训的汉中女教师，我的母亲，站在聆听抗战宣讲的人群中间。一个身材不高的四川人，我的父亲，正操着一口川音演讲，他专注的表情、幽默的言语和火热的激情深深地吸引了母亲。一种奇妙的感情在她的头脑里升腾，直到宣讲结束，她的眼神再也没离开过他。
说来也巧，母亲在体专的一个“闺密”正好是四川省“青年团”任觉五的夫人。通过任氏夫妻介绍，母亲终于和父亲见面了，两个年龄相差l0 岁的年轻人就这样恋爱了。
我的出生
1939年，父亲和母亲相恋一年后结婚。母亲跟随父亲回到四川，小两口单住一年后，搬去跟我严厉的祖母和父亲的两个孩子一起生活。
那时候，我的母亲只有20 岁，父亲的两个孩子，一个6 岁，是我的大姐李开芸，一个4 岁，是我的大哥李开宁，他们刚开始很排斥这个“后妈”，甚至拿东西扔她，但这个“后妈”对他们视若己出，他们后来也渐渐地爱上了母亲，一生都把她当亲生母亲看待。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母亲身心俱疲，拉扯他们十分不易。
父亲在大陆期间，和母亲生了二姐、三姐和四姐三个孩子，5 个孩子让这个家庭变得闹哄哄的。
这一大家子人并不知道，等待他们的，竟是一场离散。
1949年初，解放战争即将结束，国民党政府已
经风雨飘摇。从四川往台湾撤退时，父亲没有带走母亲，也没有带走一个至亲骨肉。母亲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尽管她深知没有男人支撑的世界，很可能像河流上的孤舟一样绝望，像风雨中的残叶一样飘摇，更何况，这种骨肉分离的生活，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是尽头，但母亲还是放父亲走了。她独
自一人挑起生活的重担，不但要抚养5 个孩子，还要照顾婆婆，不但要忍受对亲人的思念，还要承受各种外来的压力。
1950年初，坚强的母亲终于决定结束这种分离的生活，冒险带着5 个孩子去台湾寻找父亲。通过各种途径，母亲辗转得到一张去广州的“路条”，也叫“通行证”。得到了通行证后，一家人就立即乘火车从成都到达重庆，经过一个星期的等待以后，才干辛万苦地从重庆到达广州。
据说，在去广州的路上，母亲带着5 个孩子辗转奔波，一路上经常遇到检查。尤其是从广州到香港的路程中，非常艰辛，他们在香港生活的费用，只能依靠一小块金子。我哥哥把金子焊人手电筒中，希望不被发现。一次，检查人员看到了母亲带在身上的手电筒，刚刚想要拆下来检查。在我妈妈怀里的四姐，当时也就一岁半，用稚嫩的四川话叫了一声“baibai（伯伯）”，还不断地微笑。检查的那个人愣了一下，俯下身去拍拍她的脸，摸摸她的头，就忘记去拆手电筒了。这一声“baibai”，可谓在危在旦夕之际挽救了我们全家。
这只是千山万水跋涉的一个插曲。全家到达广州以后，下一步便是坐船去香港。据说，当时很难找到愿意去香港的船只，更何况是对于拉扯5 个孩子的母亲。因此，母亲在到达广州后，在广州滞留长达几个月，好不容易才到达香港。到了香港，她才打电话通知父亲，她即将带孩子们赴台，这是他们分居海峡两岸之后的第一次联系。
母亲坚忍不拔、永不服输的性格谱写了她平凡却动听的人生乐章。这种性格深深地交融在她的血液中，此后的每个关键时刻，要作各种选择时，这种坚忍就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也让我每每遇到困难时，总会抱着坚定的信念去放手一搏。因为我
坚信，我的基因里有一种物质来源于我的母亲，它叫做“坚持”。
在台湾，我们的生活不算拮据，但由于孩子众多，也不算富裕。父亲在台湾任“立法院立法委员”，有一定的收入，但远远不够抚养成群的孩子。为了贴补家用，母亲从一个家庭妇女转变成职业妇女，在台湾金瓯女专当了l l年体育教师。在我出生前，即使是母亲在1953年生了五姐以后，也依然一边工作，一边抚养6 个孩子。
1961 年，
43 岁的母亲意外怀孕了，这在我们的大家庭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这个家已经有6 个孩子了，分别是大姐李开芸、大哥李开宁、二姐李开蓉、三姐李开露、四姐李开菁以及五姐李开敏。
能否让这个生命降临？无论是医生还是家人，都劝说母亲放弃。对这个年纪的女人来说，分娩的过程与其说是生理上的一次煎熬，不如说是精神上的一场炼狱。而且按照医生的说法，如此高龄的产妇，生下痴呆儿的概率很大。
但是，执拗和冒险的天性这时候在母亲的身上再次表现出来。母亲只是咬住嘴唇，轻轻地说出了三个字——我要生。
1961 年12 月3 日，一个婴儿呱呱坠地。这就是我。
母亲后来对我说，她当时就是有一种信念，觉得我会是个非常聪明健康的孩子，才不顾一切地将我生了下来。我现在觉得，相对于别的母亲给予孩子生命，我母亲孕育我的过程则拥有更多的未知和变数，对母亲身体的考验也更大，这个过程充满了生命的奇迹和坚韧的味道。
童年
我的出生，对全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surprise”（惊喜）。由于兄弟姐妹年龄差距很大，因此我出生的那一年，连大姐的孩子顾伟川都已经一岁了。伟川虽然比我大，但还是习惯叫我“舅舅”。在童年的时光里，只有伟川和我年纪相仿，因此舅舅和外甥总是打成一片，一起做过很多令人哭笑不得的事。
家里所有的姐姐都公认，我是所有孩子里面最调皮的那一个。我从小就特别喜欢模仿别人，比如模仿父亲说四川话，模仿他踱方步，还模仿电视里人物讲话的腔调。与现在呈现在公众面前“一本正经”的老师形象相比，很难相信，儿时的我是多么的无法无天。
小时候，我最想当军人，母亲就找裁缝帮我定做了一套军服。拿到军服，我抱怨没有勋章。二姐
辗转找到一个将军，死皮赖脸地要了几颗真正的“星星”给我。每天穿好衣服以后，我都要把那些徽章别在衣服上，我还喜欢背着一把枪走来走去。每天二姐回到家，我总缠着她陪我玩官兵与强盗的游戏，当然，我永远是官兵，她永远是被我打死的强盗。
每次为了给我理发，妈妈会带着三姐到理发店，借用店里的剪刀、刮胡刀、毛巾，演“布袋戏”给我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我坐定半个小时，把头发理完。
唱反调，几乎成了我的最爱。妈妈经常告诫我，不要把口香糖吞进肚子里面，说是会黏住肠子和胃，我却偏要“以身试法”，把口香糖咽下去，以证明自己是“金刚不坏之身”。妈妈要我小心别把口香糖粘在头发上，我就把口香糖吐出来，故意粘在头发上，头发果然被粘住了一大块，怎么摘也摘不下来，急得我只能拿一把剪刀，把那块头发一把剪了下来。那段时间，我不得不顶着“狗啃泥”的发型去学校。
这些都是我犯下的“罪行”里最轻的。有些事情，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都算是闯了“大祸”，但母
亲都是一笑而过，并没有严惩我们这 些“犯罪分子”。
记得当时我们邻居在院子的池塘里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