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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11 月5 日，北京国际俱乐部，微软中国研究院正式宣布成立，同时宣布了我们6 年8 000万美元的投资和在未来几年将研究院扩大到100人的决定。一个只有3 个人的小团队却引来了众多的关注。当天，国际俱乐部来了300 多位嘉宾，其中包括中科院所有计算机专业的院士，著名大学校长、院长、系主任、教授以及29 位政府官员和美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比尔·盖茨专门录制了视频，表示对中国研究院的祝贺，首席技术官奈森也通过这种方式传递了祝福。在我的演讲里，我说，“作为软件T 程师，能够进入微软公司工作是幸运的。作为一个华人，能够来到中国也是幸运的。作为一个搞研究的人，能够创立一所研究院并带领大家一起迈向人类智慧的高峰，这更是一种幸运。因此，今天这个日子，应该对我来说，是三倍的幸运叠加于一身，因此我非常珍惜！”虽然我无法更贴切地表达内心的感受，但是想到父亲的遗愿，想到自己的理想，我还是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感到了别样的温暖。
研究院成立后，有一天，一个猎头公司找到我，告诉我张亚勤愿意跟我聊聊，他也是中国人，在美国一个著名的科研机构当总监，现在有意回北京工作。“拿简历来看看吧。”我一贯要求先看对方的资历。没想到，张亚勤的简历一下子就把我给震住了。这个年轻人真的不简单呢，这么厉害的人，我以前居然不认识！
1978 年，年仅 l2 岁的亚勤考入了中国科技大学的首届少年班。20 岁就完成中科大的本科和硕士课程，留学美国，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电子工程学博士。23 岁，亚勤以该校史上唯一的满分论文，获得电子工程博士学位。
1991年，张亚勤被派到美国桑纳福研究院做部门主管的时候，曾经历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对桑纳福
研究院的收购，收购完成后，桑纳福研究院和斯坦福研究院合并。之后，作为主管的他必须从纯科研环境里跳出，想办法将技术转化为产品，这样的经历，无疑让他体会到了“市场”的重要意义。
这样优秀的人才愿意加盟研究院，真是再令人高兴不过了。我当即在电话里跟他简单交流了一下，我们聊得很投机，听得出来，他是一个内向、踏实、严谨的科研人员，而他也表示即将飞来和我作个交流。
1998年9 月，一个年轻人出现在香江花园的大堂。他冲我微笑，满脸诚恳，像老朋友那样跟我打招呼，“嗨，开复。”
我们聊了很多对科技领域的想法，也聊了很多对中国的看法。我发现，我们的内心都为开创一个事业感到无比兴奋。拥有激情，已经是成功的一半了。仅仅聊了几句，他就告诉我，条件无所谓，他会加入的。亚勤的到来，让我内心充满了力量。
浓浓的秋意里，我陪亚勤游览了北京的一些景点，逛了逛街，买了一些北京的工艺品。我邀请他到我尚未布置好的新家做客，看到我的小孩已经就读国际小学，非常快乐地和小朋友打成一片，先铃也在全力以赴地装饰新家，亚勤回国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后来，张亚勤被任命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首席科学家。
我坚信，张亚勤的到来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促使一批有实力的，同时也愿意回国的人加入微软研究院。一个优秀的人的言行，总会影响到其他人。这也就是人才的滚雪球效应，我相信，这个雪球会越滚越大。
事实证明，把张亚勤招到微软中国研究院是一个绝对划算的“广告行为”，因为张亚勤飞到任何一个国家去开计算机的学术会议，如果提到微软中国研究院，大家都可能会摇摇头说，“不知道！”但是，一提到张亚勤，大家肯定会露出吃惊的表情，“啊！张亚勤！”聪明人的雨力场
聪明人愿意和聪明人一起工作，我一向信奉这一点。因为，聪明的人就像一个重力场，智商本身就相当于重力，聪明人与聪明人在一起，会变得更聪明，随之吸引的聪明人就越多，重力场也会变得越来越大。
虽然初期在美国招聘效果很不好，但是我没有放弃，我相信，随着亚勤的回归，会有更多的聪明人愿意回到中国。
经过多次沟通，我在卡内基·梅隆的师弟沈向洋终于答应回来，他是微软总部的研究员。另外，我们也找到了惠普实验室的主任研究员张宏江，他在多媒体检索方面可以说是“鼻祖”。
在中国，我们继续深挖人才，四处寻找知名教授加盟的可能。王坚是浙江大学的教授，当时正为如何拒绝浙大提升他为“理学院院长”而发愁，他欣然接受了我们的邀请，趁机离开了学校。黄昌宁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也是中国自然语言领域最著名的学者，l999年4 月，他成为了我们中的一员。
另外，我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到处去翻名校的校友录，去查留学生的电子邮件“群”。在清华、北大、科大，我四处打听：“你们最杰出的校友是谁？当年编程最厉害的是哪一位？留学后论文做得最好的是谁？”
清华的朋友告诉我，有一个叫李劲的“邓摸头”，就是当年邓小平说“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时身旁的那个男孩，他后来到了美国，在夏普实验室工作。而中科大的朋友告诉我，他们成绩最好的是李世鹏，得过三次郭沫若奖学金，现在人在桑纳福实验室。我决心把他们都拉过来。很巧的是，这两个人最尊敬的人都是张亚勤，当他们听说亚勤已经加入微软中国研究院，也就义无反顾地加入了。
1998 年底到 1999 年，沈向洋、张宏江、黄昌宁、王坚、李世鹏、李劲、朱文武陆续加入微软中国研究院，给研究院不断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形成了研究院第一批管理团队。
1999年2 月，研究院从六层搬到了五层，办公室什么都不缺，除了需要更多聪明的“中国大脑”。
我相信，微软的招牌绝对不会让优秀的人止步，因为我相信，凭借我在美国硅谷工作多年的习惯，微软中国研究院将带给大家的是一个宽松的环境、开放的平台以及丰厚的待遇。
不过，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就是，当时中国计算机博士的水平与美国的相差甚远，如果我们只是评估他们的科研成果或者博士论文质量，那可能一个博士生都达不到条件。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有一个新的“造血”机制——既然中国的博士足够聪明，但是博士学位水平不够，那我们就聘用博士，然后重新培养他们再做一篇博士论文。
这就是我的“副研究员”或“博士后”计划。此前，微软研究院里从来没有副研究员这个级别。我们给这些“副研究员”设定的期限是两年，两年之内，如果能有接近国际水平的表现，就提升为“正”研究员，如果没有达到水平，我们就会告知不转正的决定，并建议他们开始找别的工作。这样的一个
“副研”制度，既符合了公司的要求和制度，也让我们储备了一批生力军。
既然是两年的合约，我们必须给他们有足够竞争力的待遇。说起待遇，让我惊讶的是，很多早期加入雷德蒙研究院的人都变成了“富翁”。
有一次，我去研究院的一个同事家里去做客，
他的家真是很奢华。他的话里也时不时流露出生活的优越。“我女儿老是抱怨我，每年度假都去夏威夷！为什么不换个地方啊？”吃午饭的时候，他打开后门，让我登上了一艘船，我们把船开到湖对岸的顶级意大利餐厅用餐，吃完饭后，他又把船开到湖心，拿出上好的红酒和雪茄，请客人享用。
一个研究人员居然有这么高的收入！我心里暗暗惊讶，后来算算，如果1991年加入研究院，一个普通的研究员，凭借微软股票，很轻松就可以成为千万（美元）富翁了。
当然，1998年，给员_r 大量的股票已经不可能，但我希望能给研究院的员工超出其他外企的薪水和股票，让他们安安心心地作好研究。
另外，微软中国研究院还承诺，凡是被雇用的研究员都可以解决北京户口，这是吸引人才一个很重要的因素。l998 年，如果没有北京户口，买房、买车、生小孩都会比较麻烦。因此，研究院第一年就为雇员申请了20 个左右的北京户口。
在希格玛大厦安家后，前台就源源不断地收到求职信和简历。我们这个小团队开始研究如何进行笔试和面试，不放过一个优秀的人才。
由于求职者太多了，我们决定先组织他们笔试，笔试成绩作为不重要的参考指标，只要不在最低要求线以下，都有机会进行面试。结果，90％的申请者都没有达到笔试的最低要求线。这让我很惊讶。
面试是最关键的。因为考官有限，刚开始，我们每天只能面试8 个人，而这8 个人要经过8 轮考验才能过关。面试通常是一对一的，通过问答，8位考官关注4 个方面的问题：是否足够聪明？是否有创新精神？是否有团队精神？专业基础怎么样？
有人说，一个进入微软研究院的应试者就如同攀越险峰，越到后面越艰难，越接近成功也就越筋疲力尽。我们的题目有时候虽然很“怪”，但是其本质并不是一定要听到正确答案，而是要从回答问题的思路中听到其思维方法。
我们的问题包括：
〃为什么下水道的盖子是圆形的？
〃估计一下北京一共有多少个加油站？
〃你和你的导师如果发生分歧怎么办？
〃给你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你将怎样去解决它？
〃两条不规则的绳子，每条绳子的燃烧时间为l 小时，请在45 分钟烧完两条绳子。
有时候，我们甚至要从一个人的回答中考察他的“人品”，考验他的“情商”。
比如有一位应聘者，我们考察了他的各项指标，都觉得不错，但我投的票是——绝对不能聘用。原来，他很神秘地悄悄告诉我，“我在以前的公司做了一个项目，如果能来微软上班，我可以把这个项目带过来接着做！”我本来是看好他的，但很显然，工作交给这样一个人，是绝对不可能放心的，因为他随时可能带着公司的“成果”出逃！看到我的表情稍显凝重，聪明的他立刻对我说，“您放心，这个成果其实是我下班利用业余时间做的！”但是，这样的亡羊补牢，显然为时已晚。
另一位应聘者也是在回答问题时暴露了缺陷。当我问他，“如果你读博士期间，你的观点和导师的观点发生冲突时，你会怎么办？”他马上开始声讨自己的导师如何压榨学生，他受了怎样的委屈，又开始抱怨学校的环境不够开放，没有给博士生提供应有的科研环境等等。这样的应聘者，明显带有“负面”的心态和情绪，以这样的心态，无论再给他什么样的环境，他都会跳出来指责和抱怨的。这样的人，即使其“硬件”再优秀，我们也只能敬而远之。
随着招聘工作的展开，我们打破了每天面试 8个人的规定，因为我们发现，考察时间过长其实有些浪费。经过研究，我们改成每天面试20 个人，如果两轮下来觉得不够好，就直接让应聘者退出了。
又过了几个星期，简历从各个高校蜂拥而至。做高校关系的陈宏刚揣着考卷在全国飞来飞去，坚持让每一个应试者都有机会参与这场公平的竞争。最难得的是，即使某个城市只有一个考生，他都会亲自去争取。
武汉姑娘张黔后来回忆起当初的笔试场景，“刚开始还有点奇怪，整个屋子只有我一个考生，而且只有一个人来考我？是不是骗子？是不是色狼？”后来发现陈宏刚给了她卷子以后，就自己出去逛街了，似乎不太像有问题的，就不声不响地答起了卷子。后来，张黔通过了层层面试，顺利地进入了微软研究院。KFC、拱猪、黑猩猩
1999年1 月，研究院里的招聘达到了高潮，此后两个星期内，走进希格玛大厦的博士超过了 l00人，后来，我们在招聘中，甚至放低了对学历的要求。
大量的暑期实习生也开始进入研究院，他们和
自己的老师一起作研究，和正式员工一样拼命地工作。而他们一旦在研究院做出了成果，就可以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而这样一篇论文，对于申请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全球顶级院校，都有很大帮助。
从成立的第一天起，我就希望为研究院营造一种宽松的环境。
我不允许员工称我“李总”或者“李院长”，而是喜欢大家按照美国的习惯，叫我“开复”。研究院所有人之间都是直呼其名，很多中国学生刚开始不太习惯，日子一长，也都慢慢适应了。后来，亚勤私下里叫我“KFC”，因为我名字的简写是KF，我为了“报复”他，就叫他“牙签”（YQ）。
研究院初创的时候，我们喜欢围着一个桌子吃午饭，还规定每个人轮流讲笑话，讲不出来就要受罚，有些女同事讲不出来，就掏出手机来翻。
公司决策方面，我极力倡导依靠大家的集体智慧。最有趣的例子，就是我发动大家给会议室取名字。早期，我们的会议室没有名称。我想，为什么不召集大家一起来想呢？我立即发出一封邮件：“大家都来发挥自己的创意，想想如何给我们的会议室命名，比如，我想了个名字，叫火药库！大家觉得怎么样？快来参与！”在邮件的末尾，我还画了一张笑脸。我觉得在火药库里，大家擦出思想的火花，是一个不赖的比喻。
邮件一发出，很快引起热议。研究员徐迎庆最先群发了一封邮件，“开复的火药库的名字不错，那我们可以用四大发明来命名我们的会议室，比如火药库、司南车、造纸坊、印刷厂。”行政助理郑薇回应说，“可以用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名字，可以联想到我们的会议室里都是奇思妙想！”研究员张高提出，“可不可以用计算机科学家的名字，比如阿伦·图灵、阿伦．伯利斯，以激励研究人员在科学的道路上勇于攀登。”徐彦君建议用“雅典娜”来命名，以示对研究院女同事的敬意，用“罗马”来命名另一个会议室，因为这是一个最早建立议会制的城市，这象征着研究院要进行平等的学术交流。关于命名的邮件你来我往，好不热闹。我再次发出邮件说，“我忽然觉得迎庆四大发明的名字挺有意思，我自己又想了一个，零和一的概念跟计算机息息相关，可不可以用‘Zero Room’来命名一个会议室，不过，我就不知道如何用中文准确表达了，总不能叫‘零堂’吧。”
zero Room，后来经过研究员陈通贤和孙宏辉多次讨论，终于找到了对应的翻译——灵感屋，此外，他们还想了个新名字——算盘室（Abacus Room）。
到了投票结束的时间。会议室的名字最终确定，分别是：指南厅、火药库、造纸坊、印刷厂、灵感屋和算盘室。
现在想来，这是我们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我们脑力激荡的结果，也是我们团队精神的演练。
作为领导，我相信，“架子最不值钱，而点子最值钱”，我们需要新的公司管理方式，需要用一种更加平等、更加均衡、更富有创造力的心态来认识、理解和实践领导艺术。
外出开会，研究院有一个集体项目——拱猪，并且规定：谁输了，谁就必须钻桌子。我有桥牌的基础，因此牌技还算不错，即便这样，也有摸一手臭牌的时候，输了，我也得钻桌子。张亚勤、凌小宁也都钻过桌子。
我每年的生日，研究院的同事们都会送一些很别致的礼物。一次，我走进办公室，看见小小的房间里堆满了各种颜色的气球，桌上放着他们送我的礼物——一只很丑很可爱的黑猩猩，猩猩旁边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按我的肚子，我就会说话。我按了一下，听到的是他们的祝福，当然，还夹带着一些嘲笑我的话。
有时候，他们还会恶作剧地给我做一条斜挎的缎带，上面写着字，然后逼我戴上照相留念。
现在回忆起来，那真是一段值得珍惜的快乐时光，总是让我觉得温暖。无处丌在的白板
那段时间，凡是到微软研究院来参观的客人，都会忍不住感叹：“这里怎么有那么多写字的白板？”有的客人坐在我们的休息室里，会惊讶地发现，就连手边的茶几都能“写字”。
白板文化并不是我在研究院初创的。早在1983年，我在卡内基·梅隆读博士期间，瑞迪教授就已经在自板上和我讨论研究的方向了。很多美国公司都有白色的写字板，用特殊材料制成，可以用水墨笔在上面书写，之后可以轻松地擦掉。我认为这是工程师交流的最好方式。
可以说，白板文化代表着一种开放的精神。它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的想法都可以大胆地说出来、写出来，而且允许犯错误，因为白板上的字是很容易抹去的。它更意味着一种团队精神，每个人都不是封闭的，你的思想可以建立在别人的
灵感上。
一个想法的好坏，一个研究方向能否成功，都靠研究员们的“灵光一现”。而在研究院创建之初，让这些聪明的中国人不分地点地交流、不分级别地辩论特别重要，因此，多装一些白板，成了我特别重视的一件事情。
这个想法与亚勤不谋而合。他在回国之前就发邮件给我说，“开复，我习惯有一个能和几个人在一起讨论的办公室，我需要一个大一些的白板。我注意到希格玛大厦第五层办公室的白板都很小，我们是否有机会把白板变得大一点？”
我马上给他回了邮件：“我们将打掉一面墙，为你建一个更大的办公室，大约20 平方米（标准的办公室大约是13平方米）。明天就有家具公司的人来，给你的办公室配一个14米的白板！”
亚勤回邮件时大叫，“嘿l l4米！你在开玩笑吧，开复，那么大的白板可以延伸到长安街上了！”
我这才发现，自己犯错了，赶紧回复：“不好意思，亚勤，白板不是l4米，我搞错了，它大约3 米宽、1．5 米高。别为此不高兴，而不到中国工作了噢！呵呵。”
多年以后，亚勤还经常调侃我，“办公室里的白板只有4 米，开复，你还欠着10米呢！”
为了让白板文化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我还设计了“白板茶几”，摆在研究院的各个角落。有了“白板茶几”，研究员们围坐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可以随手把想到的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