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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确定没收土地的标准及如何分配土地的方案；
3。建立农民的政权以便进行土地的没收和分配；
4。规定禁止买卖土地和土地国有问题；
5。解决地税问题，即如何征收田税的问题。
也就是说，至此，毛泽东已经把农民问题和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土地问题，考虑得比较成熟完整了。从而，使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了阶级分析和利益分析的基础；使党员和领导干部从根本上明白了在革命的过程中“依靠谁和怎么依靠”的基本问题，明确了具体路子。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通过《土地问题党纲草案》，规定无代价没收一切土地归公有，分给农民使用。这是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制定的第一项土地政策。1929年初红四军进军赣南后，于4月颁布了《兴国土地法》，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同时又规定中农是同盟者，并要争取富农中立。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正。1929年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土地没收的对象是一切出租的田地山林和富农自食以外的多余土地，土地的分配政策是以乡为单
位，在原耕土地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的平均分配方法。不久，闽西根据地又提出“抽肥补瘦”的分配办法。1930年2月，毛泽东在江西吉安召开会议，批判了阻碍土地革命的错误倾向，加快了赣南根据地土地革命的步伐。除上述井冈山、闽西、赣南几个地区外，其他如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北、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也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至1931年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实践中又进一步解决了土地分配后的所有权问题，改变了过去土地国有、农民使用、禁止买卖的原则，变为土地一经分定，即为农民私有，租借买卖任其自由。至此，对于土地革命中没收对象、分配原则和方法、阶级路线和分配后土地所有权等问题，都有了比较正确的规定，基本形成了一条土地革命路线，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此时我们的任务，在于动员全国民众，齐心一致，绝不动摇地坚持战争，把统一战线扩大和巩固起来，排除一切悲观主义和妥协论，提倡艰苦斗争，实行新的战时政策，熬过这一段艰难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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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唤起工农同心干（3）
《论持久战》还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争取抗战胜利的惟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
共产党在农民中发展党员，教农民进行民主选举，那时，农民用投豆子的方式进行选举，是共产党对农民进行了民主启蒙。五千年来，中国农民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是共产党让农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他们打鬼子、闹革命，成为充满理想的革命分
子，也带给中国农村社会新面貌。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员从4万发展到战后的120万人，其根本原因是共产党取得了农民的信任，他们中有的人发展成为王二小那样的典型，信任成为一种信仰。那时，晋察冀边区一份报纸一次就登了5个王二小式小英雄的报道。
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是任何其他政党无法做到的，这是一种了不起从普通大众所获得的组织发展的动力，值得总结。红色管理理论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唤起工农日心干”，关键在于实现了组织的共同愿景。
1。让每一个成员都看得见感受得到愿景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用什么感召自己的组织成员？换句话说，干革命有什么好处？中国共产党的答案：革命就是穷人过上好日子。中国农民在几千年的历史中都是“耕者无其田”。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也响亮提出“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欲实现的也是“耕者有其田”。但是惟一做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是中国共产党最振奋人心的口号之一，这一口号及其纲领、路线执行的结果振奋了一代人跟随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的道路。
2。让组织愿景体现大多数人的愿望。
我们在讨论中国共产党的愿景设立的时候，应该注意到，她的愿景不仅在组织内部得到了统一，在组织外部，也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认可。也就是说，她不仅在组织内实现了统一，还把组织的共同愿景与群众的愿景统一起来。
中国共产党的做法，实际上是在组织的愿景中体现出大多数群众的意愿，从而使组织的愿景具有了普遍的意义。
从文家市“打土豪分田地”口号的喊出、贴出，毛泽东领导的革命队伍不断发展和壮大，他致力于解决农民问题的思想和路线一直没有更改，具体的办法一直在坚持。这种始终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主张，始终是我们这个党的宗旨和行动的纲领，也成了我们这个党影响和带领人民的具体办法。就是在蒋介石与桂系军阀混战的时候，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清平乐 蒋桂战争》：
风云突变，
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
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
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
毛泽东用词的形式，将当时的情景描写得非常清楚。农民就是在这种得到实际利益的过程中，参加并坚定地跟着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一直到革命的最后胜利。
让组织愿景体现大多数人的愿望，一直是世界优秀公司的成功秘密之一。
“我要让我的工人买得起T型车。”——亨利？福特（1863～1947）这一伟大愿景，导致他重新定义工人工资的价值，亨利？福特认为：
“再没有比工资更重要的问题了，因为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是靠工资生活的。他们生活的提高——即他们的工资增长率——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繁荣。作为领导者，雇主的目标应该是，比同行业的任何一家企业都能给工人更高的工资。”
1914年福特汽车公司开始向其工人支付每天5美元的工
资。由于当时流行的工资在每天2~3美元之间，所以福特的工资远远高于平均水平。求职者在福特汽车工厂外排起了长队，希望获得这样的工作机会。
这位汽车巨头还宣布福特汽车公司要改变两班倒、每班9小时的工作制度，而将实行昼夜工作、三班倒、每班8小时的工作制度。这将多提供几千人以上的就业机会。
这项新计划的另一方面规定任何人都不会被随意解雇，除非证明他是不忠诚或是工作效率不高者。任何一个人如果在一个部门工作不好可以给予在工作另一部门好好工作的机会。
在福特宣布新计划的时候，一位福特公司的代表说：“我们相信，社会公道在国内开始了。我们要让那些帮助我们产生这一伟大制度并保持它的那些人和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的成果。”
从此，美国工人所得的工资不再是仅能维持生计，而劳资关系一步步包括了养老金、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等。不久美国诞生了一个新阶级——中产阶级，从此美国不再是只有富人和穷人，并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富裕的国家。
第三章 唤起工农同心干（4）
3。实现个人愿景和组织愿景的统一。
共同愿景是组织中人们所共同持有的共同意象或景象，创造的是万众一心的感觉，并遍布到组织的全面活动中，使不同的活动融合起来。个人愿景的力量是源自一个人对愿景的深度关切，而共同愿景的力量是源自共同的关切。当这两种关切统一在一起时，组织就实现了个人愿景和组织愿景的统一。这种统一达到的是“上下同欲”的成效，其爆发出来的力量就是管理学所说的“协同的力量”。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抓住了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群众”，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放手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群众，使全国四万万同胞以不同的方式奋力加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汇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严格地说，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只是包括自己的党员和自己领导的军队，但是共同愿景让工农群众也成为共产党领导的重要的力量，工人运动和农###动都是革命的重要方式，因为本身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党的党员大都来自人民群众。
所以，共同愿景是中国共产党赋予崭新内涵的一个具有先进思想定义的红色管理术语。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很多企业制订了共同愿景，但这种愿景只是该企业对自己目标的追求，它并没有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企业顾客的角度去考虑这些问题。一句话，当你忘记了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就会忘记你。
共同愿景是一面旗帜，它会唤起人们的希望。共同愿景的生命力来自它的每一个细节。比如中国共产党树立的旗帜是实现共产主义，为了实现这个愿景，组织必须在各个地方，各个时间段，设立具体的更有感召力的愿景，在每一个山头插上一个旗帜：土地改革的时候我们告诉农民，要分土地了；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告诉人民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夺回自己的家园，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要告诉人们如何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现在处于社会主义的哪个阶段，我们还要走的路是什么，等等。
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建设组织的精神家园
在长征结束之后，延安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大本营。这是陕北偏僻山沟里一个清贫而简单的集镇：300多家门面至少有50家是打铁铺，商店里只有日用品，橱窗纯粹是摇鼓担式的。走在街上就可以听见打铁铺传来的叮叮当当的声响和骡马的嘶鸣声。
抗战时候的延安是清贫的，国民党调集了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及其他的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不让一粒粮，一匹布，进入边区。”
然而，延安同时也是一个充满阳光的地方。黄土高坡上成排的窑洞，山坡中间流淌的延水，以及山顶上的古塔，这些象征中国革命意识形态的地理剪影，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最经典画面。
这是一个悖论。当年由于日军的残酷进攻，加上华北的年年灾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出现严重的困难局面。根据地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财政经济情况极端困难。有些地方抗日军民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用，没有菜吃，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然而，全国各地的爱国志士、进步青年和海外青年华侨不顾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和迫害，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敌人重重封锁，跋山涉水奔赴延安。
这是很值得思索的。在共产党的发展史上，这种现象一再出现。这些不停出现的奇迹，使共产党迅速壮大起来，渡过了一个个看似不可能渡过的历史难关。
我们在上一节提到了共产党人的丰盛的生命，这些生命一次次地爆发出难以想象的力量，让历史的天空一片光明。这些人聚在一起，让边区的天空一片晴朗。
1943年，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信心满怀地对国民党驻延安联络代表徐佛观说：“蒋先生不相信天上有两个太阳，我偏要出一个给他看，再过五年、八年，看鹿死谁手！”
毛泽东针对的是蒋介石在当年3月发表的《中国之命运》。此书一出，国民党内大声叫好，但是在延安呆了大半年，亲眼看到共产党励精图治的徐佛观却十分担忧。当年10月，他返回重庆后呈上“延安印象意见书”，那时他已经预见到了一个不祥的结局：“用武力，在目前政治现状下，前途并不乐观。”
此前，1939年和1940年，毛泽东在他那个只有一铺大炕，一张木椅、桌子、一条木凳和一盆木炭的窑洞内，阅读了大量马列理论、经济学和哲学书籍，然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构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毛泽东分析说：“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新生的……是中国古老社会的孪生子，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对抗。在这个基础上，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是合理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两步走，这两个阶段又必须相互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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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唤起工农同心干（5）
这是中国共产党争取政权的理论根据。
毛泽东说要创造出一个太阳给蒋介石看看，这个太阳是什么？其实，在蒋介石说不相信天空上有两个太阳的时候，国民党的太阳已近垂暮，共产党的太阳却如初生一样，光芒四射。如果这两个太阳必然有一个被击落的话，那一定是国民党。
有人把最后国民党被赶出大陆的原因，归结为军事失误，那是片面的，在1943年的延安，一切就应该可以看得明朗，对于共产党来说，执政是迟早的事情。
延安时期，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作为抗战的指导中心和民主圣地，使成千上万中外人士为之向往。他们从四面八方跋山涉水，冲破阻挠，历尽艰险，奔赴延安和边区。其中有工农群众、知识分子、社会贤达、国际友人、海外侨胞，甚至有国民党军政人员。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1940年对重庆和延安的政治、经济、社会风气进行考察之后，得出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
原因在哪里？我们可以从###的###里找到答案。他说：“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
共产党成功发动了广大民众参加革命的“利器”之一，就是唤醒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当（革命成功后的）美好生活画卷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很少有人能够拒绝它的“诱惑”。当然，如果没有共产党在民众中坚实的信用基础为后盾，再美好的愿景也是不可能让人心动的。所以在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对决的时候，共产党许诺一个比国民党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就可以动天下之心。
延安，是如此让人神往。当时有一首很流行的歌曲叫做《解放区的天》。歌词着有四句，却写得干净而真实。只说一个“好喜欢”就让人几乎流泪。曲子是激昂而且欢快的，节奏快得很，唱完四句就不住地欢呼起来了。歌词是这样的：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呀，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呀呼嗨嗨，一个呀嗨，
呀呼嗨呼嗨，呀呼嗨嗨嗨，
呀呼嗨嗨一个呀嗨。
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在于能够看到同时代的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并将这种洞察力与一系列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谋略相结合形成清晰的愿景。更为伟大之处在于将这种愿景传递给了千千万万的民众，激励他们投身于革命的时代洪流之中。
简单地说，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大社会环境中，面对中国人民渴望民族独立、渴望建设一个民主、强大的国家的愿望，以延安为中心，描绘了一个有希望、有活力的“精神家园”，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的高度，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希望所在。
在管理学上，当一个组织提出愿景之后，如何让愿景真正成为组织内成员的真正精神动力，关键就在对愿景的管理。
愿景管理的办法是让组织的成员描绘个人的愿景，然后在个人愿景的基础上描绘共同的愿景，也就是我们此前所说的个人愿景和组织愿景的统一。
愿景管理是一种把人们同未来连结起来的一种激励方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管理人们的希望”。愿景是关于未来的描述，所以必须在现实生活中让人们感受到愿景的力量。很多组织之所以在设定愿景之后并没有成为所希望的基业长青的组织，关键在于愿景和现实之间，无法建立起一个可以沟通现在和未来的桥梁。
如何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愿景？其中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是基于愿景的感召形成组织精神，让组织精神首先感染组织内部成员，然后再扩大到组织外部的群众中。
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中，中国共产党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行了成功的探索，创造性地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在理论创新上，党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毛泽东思想形成了完整的系统并达到成熟，进而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同时，党驾驭复杂局面的政策和策略艺术走向成熟。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实践最伟大的创造，是边区社会稳定和谐的根本所在。在执政的实践上，党和边区政府建立了以“三三制”为特征的抗日民主政权；以公营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以干部教育为重点，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社会教育全面发展的教育体系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社会管理上，积累了运用法律、政策、行政、思想教育等多种手段进行社会管理的经验，建立起一个法制化、规范化、诚信公平的新型政府，奠定了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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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唤起工农同心干（6）
当时有一位来延安的作家目睹边区盛况，创作了一篇散文，把小小延安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描写得生动逼真：“延安的空间，每日振荡起各地的方言土语，各种的声调腔音，还不时有异国人在欢笑，呼叫，畅谈。不同国度的人到这里来了！不同省县的人到这里来了！不同地方的人到这里来了！都踏上了这一块相同的土地！延安，仿佛一块巨大的吸铁石，把一切坚硬强壮如钢铁的人们吸引来了！”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兵员不过3万，根据地仅存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