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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仅仅为各种相关主题活动和好的想法埋单，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更要资助那些即使我们不再介入，依然可以生存并持续发展下去的项目。
这本书讲述的就是我如何做出上述结论的，以及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深入解决粮食问题。里面是40个故事的合集，讲述了我为何选择与全球饥饿问题做斗争，以及霍德华·G·巴菲特基金会团队和我这一路走来的发现、尝试、挫败、成就、经验和释放的正能量。40个故事中，有些讲述了我们或是其他人好心却办了坏事；有些谈及了无知、文化冲击和失败的想法；有些描绘了我们钦佩的人，他们或许是在地里孜孜不倦干农活儿的人，或许是那些尽管饱受苦难，但仍然有新想法的人，抑或是那些下定决心不再重蹈覆辙的人。
这本书还歌颂了做人的意义。我去过世界上一些最贫困的地方，然而那里也会有笑容灿烂、嬉戏玩耍的孩子，他们会自己发明小游戏，或者把一个塞满了稻草的袋子当作足球来踢，玩得不亦乐乎。在一些最为穷困潦倒的村落里，女人的目光中也透露出骄傲和善良，虽然自己几乎一无所有，但她们还是会用少许食物或一杯茶来欢迎我的到来。
本书中讲述的那些令人难过的故事，其实只是背后更多类似故事的一个缩影。我希望通过这些故事，能让读者感恩活着的美好，感恩世上还有这么多好人想要造福世人，不论是在非洲的难民营，还是在伊利诺伊州迪凯特救济贫民的施舍处。在接下来的篇章里，你会遇到一个20岁的名叫“小克洛米特”（LittleCromite）的人，他以前是个童兵，6岁的时候失去了家人，他没有技能，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办法养活自己。你会感受到世界上最知名的一位录音艺术家的热情和投入，会看到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帮助非洲新一代的领导人学习管理和执政原则。我还会介绍一位和我性情相似的、来自加纳的科学家，也是内布拉斯加大学剥玉米人队（NebraskaCornhusker）的铁杆球迷，他教会那些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农民如何提高粮食产量，养家糊口，并保护他们最大的资产——脚下的土地。
我的儿子霍华德·W·巴菲特（HowardW。Buffett，下文我会用HWB来称呼他，以避免混淆）也跟随我一道，多次探访发展中国家，而这也是这趟旅程颇具意义的另一个方面。他第一次和我旅行时，还是个害羞的12岁小男孩，而从那以后，我见证了他的成长。他那时只是个好奇的孩子，但有的时候却亲眼目睹了那些同龄人接触不到的苦难和赤贫，这令他幼小的心灵被深深地触动了。现在的他已经长成了一个男子汉，对上百万人所面临的挑战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HWB也曾自己一个人去过亚洲、阿富汗和其他地区探访。他还做过我们基金会两年的执行董事。如今，他是我们基金的受托人，并且在这本书里分享了一些新的见解和想法。HWB特别热衷于寻找让不同组织合作的新方法，利用科学的管理方法，整合各种资源，使相关项目更加完善，影响更加深远。
贯穿这本书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需要立即行动，刻不容缓。现在有很多人在受苦受难，并因此相继离世。我做慈善的初衷并不是要让自己名垂千古。我意识到，我不能仅仅做些表面功夫，专挑一些小的容易解决的问题去解决，更不能仅仅因为造福了一小部分人就扬扬得意，因为还有数百万的儿童在忍饥挨饿。我父亲的一条建议曾帮助我度过了一些最艰难的时刻，对此我一直心怀感激，他说：“要把心思和资源花在那些没有你就做不成的项目上……犯错误是正常的，如果你只做‘安全’的决策，那么你将一事无成。”
本着40次机遇的精神，我们的基金会将在2045年之前花光所有的资金，走向“破产”。HWB支持这个想法，并且把它贯彻执行了下去。他越来越频繁地质问非政府组织，让其重新反思它们的方法到底有没有用，甚至会问“你有没有一个能让自己关门停业，不再被世人需要的战略”。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还有30多次机遇找到一个正确的战略。
故事2 1968年，布拉格：苏联军队先吃
“我们只能吃剩下的”
我对饥饿的认识曾经仅仅停留在它会对生活造成不便，即使在一些极端情况下也是如此。记得有一次，我在非洲稀树草原的泥巴路上连续行走了好几个小时，一直没有进食。到达目的地后，部落的人给我准备了羊眼睛和炸老鼠，为了不冒犯他们，我必须要假装一边狂饮酒精度数极高的家酿啤酒，一边等待其他食物。我曾在饥荒肆虐的安哥拉的一个村落里遇到一位妇女，从她的眼神中，我可以看到她对生活的绝望。就在我到达那里的前一周，她3岁的小孩儿被饿死了。她非常瘦弱，大概是因为肝功能衰竭，双眼发黄，牙龈肿胀，牙齿参差不齐，可能她自己也活不久了。她一把将婴儿推到我胸前，乞求道：“求求你，求求你带走我的小孩儿，我没钱养活他。”
对于她的丧子之痛，我无法感同身受，但是当我到达世界上正在经历赤贫和粮荒的地方时，也曾遇到类似的人和事。当我第一次意识到食物不够吃时人们会有多么脆弱，意识到武装冲突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有多么大时，我被深深地震撼了。我当时还是一个来自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一个少年，原是为了拜访家人的朋友才踏上了这次海外观光之旅。
1954年12月，我出生在纽约的怀特普莱恩斯，但我是在奥马哈，也就是我父母的家乡长大的。内布拉斯加州是美国粮食生产的中心，虽然我们那时都不是农民。我父亲，沃伦·巴菲特——美国国会议员之子——正在一步一步打造他的金融投资帝国，而我则在不亦乐乎地把玩孩之宝玩具卡车和收集童子军徽章。
坊间流传得最多的关于我父亲的故事，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就是我父亲现在仍然住在奥马哈邓迪一带的老房子里，他曾和我已去世的母亲苏珊在那里把我姐姐苏茜、我弟弟彼得和我抚养长大。这栋砖房有两层楼，5间卧室，这一带小区的房子差不多都是这样，完全不是人们心目中亿万富翁会居住的房子。那时，父母和我们3个小孩儿，一共5个人一起生活，所以还多出了一个房间。当我现在回想到底是什么经历塑造了如今的我时，我发现这个多出来的房间居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关于我父亲的书不计其数，个中故事有真实的，有虚构的。我父亲确实是个金融天才，但也是个没什么生活常识的人。他坚信，人应该自食其力，我们3个小孩儿从小就知道，我们这辈子不会有花不完的零花钱和享用不完的奢侈品。如果有人问起父亲，他会说他在想如何给我们足够的钱，让我们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又不会多到让我们一辈子碌碌无为。
我尊重这个想法，而且我想补充说明的是，我父亲很有趣，比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人都要有幽默感。他不愿意过奢侈的生活，因此很多人说他没档次。他常说的一个笑话就是，“我买的西服其实都不便宜，只是被我一穿就像便宜货。”
我的童年很普通，没有挨过饿，小孩儿该有的东西我都不缺，却也过得平凡质朴，极少奢侈。如果去度假的话，我们会开着旅行车到很远的地方。在车上，我们姐弟通常会嬉笑打闹，着实让父母头疼。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旅行是，我们一家去马萨诸塞州，因为父亲想去考察一下他想投资的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Hathaway）纺织公司。让我记忆犹新的是，父母让我们每人带一个玩具或一本书，以便打发车上的时间。我选择了一本大大的色彩鲜艳的书，但是随后发现，把书放在窗外，听纸张被风吹得翻打的声音很有意思。我父亲一直说：“豪伊，你这样会把书弄掉，我可不会给你买新的。”果然，我把书弄掉了，父亲也言出必行地没有给我买新的。
父亲满足了我读书和旅行的愿望。他鼓励我们姐弟三人追求各自的兴趣，并帮助和支持我们，但很少施舍我们什么东西。我们做了一笔“交易”，如果我3年不收生日礼物或圣诞礼物，那么我高中毕业的时候，父亲就会给我5000美元买车，我自己赚了买车另外需要的2500美元。我20多岁的时候发现自己想当一个农民，他就在奥哈马附近买了几块地给我——不过我得支付一笔价格不菲的租金，此外他还坚持让我每年给他5％的投资回报，还是税前。
虽然父亲是个成功的投资人，但是他在家很少谈及这些，除非是和他的投资哲学相一致的人生经验。投资应该做长期的，要关注最基本的潜在价值，而不是追求一夜暴富等等都是父亲反复提及的主题。他对价值而非金钱本身更有兴趣。他常说：“豪伊，你知道吗？建立一个好的声誉可能需要30年，然而毁掉它只需要5分钟。”父亲不赞成我们参加速成的投资研讨会或关于现金流的讲座。我姐姐苏茜说，当我们都还小的时候，她有一次要填写邓迪小学（DundeeElementarySchool）的一个人口普查表格，在父亲职业这一栏，母亲让她填上“证券分析师”（securitiesanalyst）。因为securities有“证券”和“安全”两层意思，苏茜就理解成了安全分析员。据苏茜说，“其他小孩儿看了还以为我爸爸负责到处检查防盗报警器呢。”我当时也以为父亲是一名保安，我告诉了彼得，然后我俩都觉得这个职业很酷——而我却不记得为什么我们当时没有问问爸爸，他的枪在哪儿，为什么他不穿制服，他花这么多时间看书和打电话，怎么还有时间做保安。
我的母亲是一位很会关心人的慈母，对我们总是照顾有加，不让我们脱离成长的正轨。这个任务到了我这里就变成了一个挑战。我那时是个精力旺盛、有点儿叛逆的小孩儿。当我还是个少年的时候，有一次我做了件令人讨厌的事，母亲让我回房间，然后把我反锁在里面，让我好好反省几个小时。淘气的我从窗户爬了出去，到附近一个五金商店，赊账买了一个闭锁器，然后再爬回房间，从房门里面安装好这个东西，所以当我的惩罚结束之后，母亲想进房间也进不来，这简直是火上浇油。现在回想起来，母亲要教育、包容调皮捣蛋的我真是需要极大的爱心和耐心。
母亲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而不是仅仅把视野局限在我家的院子和奥马哈。这就是那个多余的房间派上用场的地方。她有一颗好奇心，为人慷慨大方，当我还小的时候，母亲便让一些在当时的奥马哈大学（也就是今天的内布拉斯加大学奥马哈分校）念书的交换生来家里寄宿。之后，有大约六七个交换生寄宿在我们家，每个人一住就是7个月。我记得第一个交换生是来自苏丹的名叫莎拉·埃尔·马赫迪（SarahElMahdi）的一个优雅的年轻女子。那是1960年，我才5岁，所以很多细节都忘了，但我可以想起她穿着有非洲特色的五颜六色的印染披肩和服饰的模样。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第一次被蜜蜂蜇的时候，萨拉就住在我家。当时我很惶恐，又被蜇得很疼，萨拉还照顾过我。
警棍和长长的队伍
另一个曾寄宿在我们家的交换生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她是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的薇拉·维特瓦罗娃（VeraVitvarová）。她寄宿在我们家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正处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1968年初，短暂的“布拉格之春”（PragueSpring）运动开始，捷克斯洛伐克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作家，政府也日益开明。很多人乐观地以为捷克斯洛伐克这个铁幕国家即将迎来改革，但是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并没有开启改革的序幕。截至那一年的8月，他派遣了成百上千的苏联士兵侵略并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大部分的部队都聚集在布拉格。
在侵略战争爆发之前，薇拉加入到我们的家庭中来。她的家人会给她写信，让她知道事态的进展，以及通讯社和电视是如何报道布拉格的混乱局势的。我记得在那段时间里，披头士的《回到苏联》这首歌很红，我也很喜欢，但是每次广播里响起这首歌时，她就会烦躁不安，让我关掉。
那年12月，我过14岁生日的时候，薇拉也在。我姐姐苏茜比我大一岁半，她生活的重心是朋友圈和高中校园，而我弟弟那时还小，和薇拉也没有什么互动。当薇拉1969年晚春离开的时候，她邀请我们去她布拉格的家做客，我动心了。
但母亲不同意。我不记得我们从电视或是报纸上到底看到了多少细节，但是母亲知道那里的局势很不稳定。我们忘记了当时消息传播得有多慢，也忘记了美国对国外新闻的报道只是浮光掠影。当时的信息传播速度和今天无法同日而语。我一直同母亲理论，争取这次机会。记得有一天，父亲坐在客厅读报纸，他听到了我和母亲的对话，终于放下报纸说道，“苏珊–O（他给母亲起的绰号），让他去吧。我想这对他会是个很好的经历。”
于是，我一个人去布拉格待了一个月。到达的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之前我们谁也没有想象到布拉格的局势会如此严峻。飞机降落到跑道上时，我看到机场周围有很多坦克、军车和军人。我对大型的铁制东西一直很感兴趣，所以我觉得当时的场景很酷。但是当我下了飞机，走向移民局检查处时，那儿有一个大块头士兵在检查护照，他拿着枪，表情冷酷。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有孤零零的感觉。“他会放行吗？如果他不放我过去怎么办？如果薇拉没有来接我怎么办？”我不会说捷克语，当时也没有手机，因此心里一直惴惴不安。当薇拉和她的家人出现时，我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但是当时的旅客、机场工作人员和军人的脸上都是紧张凝重的表情。我后来才知道其中原因。
薇拉的家在一栋房子的第4层楼，离布拉格的老城区大概半小时。她的父亲米洛什为政府工作，是一家进出口公司的总经理，月薪折合120美元，在当时那是一份很好的工作。她的母亲——也叫薇拉，姐姐海伦娜，以及她的堂兄加斯洛夫都一起住在公寓里。他们让加斯洛夫去客厅打地铺，所以我最后睡到了米洛什书房的沙发上。当时，薇拉家拥有整栋大厦唯一的一台黑白电视机，足以彰显他们是有身份地位的人。
那次的布拉格之行给我留下了很多“异国”印象，直到今天我都还记忆犹新。那里没有24小时热水，我们只能一个星期洗一次澡，而且要用壶烧好水倒进澡盆。但是印象最深刻的回忆是关于食物的。那里的食物是有限的。我完全不知道自从苏联入侵了布拉格之后，这里的人民生活有多么艰苦，我想薇拉可能都没有预料到这点，因为她前几年都和我们生活在美国。我记得有几次我和薇拉一起去杂货店，排队排了两三个小时才进到店里，只买到了少量的马铃薯和面包。我们有钱，但是可以买的东西就这么多，还是限量购买。过去我都是随时随地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而在布拉格的一个月，我们每天只吃一两餐，每一餐都是高淀粉的平淡无味的食物，天天如此。我记得我还问过他们：“为什么我们不买些汉堡包或者肉类食品？”
薇拉回答道：“因为苏联士兵先吃，他们把所有的肉和大部分蔬菜都拿走了，我们只能吃剩下的东西。”
布拉格有种超现实的特质。街道上有坦克，建筑的墙壁上有子弹孔，士兵也无处不在。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一群年轻人在一个广场上抗议苏联占领他们国家，几辆黑色的车便朝他们驶去，有人从车里出来用警棍袭击了抗议者。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经历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我感觉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但自己又无能为力。又有一次，我们听闻一个僧侣用自焚的方式来抗议这种侵略。我想亲自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从薇拉一家人的反应中我看得出来，我不该过问此事。
到了布拉格一个星期之后，我记得有一次我问薇拉，“为什么街角的那些士兵都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士兵？不应该是苏联士兵吗？毕竟他们才是侵略者。”她解释说道，因为当街上人很多的时候，会有当地人走向苏联士兵，用刀捅他们。所以苏联迫使捷克斯洛伐克的士兵在那些危险的地方站岗，做这份苦差事，而苏联士兵则在安全的地方监视。
另外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时刻就是在1969年7月20日，我们从薇拉家的黑白电视机里看到美国的宇航员第一次行走太空。当尼尔·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跨出第一步，一种强烈的自豪感涌上心头，我很想欢呼。要知道，这条登陆月球的新闻之前在美国已经被流传数月了，当时每个美国男孩都梦想着成为宇航员。然而挤在薇拉公寓里的邻居，却都神情严肃，甚至透露出一丝敌意。我后来从薇拉那里得知，俄语主持人在电视上说美国人在撒谎，登陆月球的新闻是预先排练好的，他们其实降落在美国的某个沙漠中。
我当时只是个小孩子，几乎很少踏出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半步，但是我开始意识到，我过于理所应当地认为，生活都如美国那里一样和平稳定了。我从来没有深陷任何危险中，但是现在，我看到在有武装冲突的地区，人民的生活水深火热。事后我每每回想起自己当时在薇拉家的所作所为，就会万分后悔。他们是慷慨大方、有头有脸的人。薇拉的父亲对自己女儿曾去美国学习感到非常自豪，他很感激我的家人在美国照顾了薇拉，让薇拉感受到了家的感觉。于是他决定带我和他们一家去外面吃顿晚餐，为我送行。我当时也没怎么多想，虽然看得出薇拉不大喜欢这个提议，并尝试说服父亲，但是米洛什坚持这么做。
我们去的餐厅几乎空无一人。薇拉显得坐立不安。在整个布拉格之行中，我都处于一种轻度饥饿的状态。（那种状态远远算不上忍饥挨饿，但是我当时还小，没有意识到这点。）于是我作为孩子的本性暴露出来，心想：“太棒了，终于可以吃顿好的了。”
我们坐了下来，开始看菜单。薇拉的父亲说我想吃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