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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解释合情合理。我又追问：“我们跟日本鬼子交上火的时候，你们咋不出来夹击狗日的一下？要是你们出来跟我们配合一下，我们伤亡不会那么大，日本鬼子败得更惨。”
李冬青说：“好我的尕掌柜呢，你无牵无挂光管跟日本鬼子打就成了，我的肩上可还挑着几万百姓的身家性命呢，万一城门开了日本鬼子拥进来，老百姓就只剩下死路一条了。再说了，顶了日本人两天两夜，我的人能打的不到两百人了，全靠城墙圈子护着呢，多亏日本人的炮火有限，要是大股日本人来了，我们也守不了这两天。尕掌柜我不是当你面说好听的，今天这仗一打，我真佩服你们。我们跟日本人打有城圈子护着，武器也好，都快顶不住了；你们就那么在野地里跟日本人硬顶硬拼，还硬是没有吃大亏。现在想想我都怕了，要是我们两家正面打起来，你的人一个能顶我的五个。”
李冬青的话说得我心里舒坦，表面上我还得装谦虚：“哪里，要不是八路军来得及时，这阵我早变成鬼了。”这话当然也包含着对李冬青守着城圈子不敢出来接应我们的讥刺。李冬青比猴还精，哪里能听不出我的话外音，拍打着我的肩膀头嘻嘻哈哈地说：“尕掌柜对我心里还是有病呢，后来我真正地认真地想了一想，我跟你斗啥呢？咱们俩既没有杀父之仇又没有夺妻之恨，仇都是前头人种下的，咱们两个有啥闹腾头呢？要是咱两个联起手来，不敢说走遍天下没敌手，起码晋陕两省平过去没敌手。”
我说：“我没有那个本事，我辛辛苦苦种下的麦子都守不住，哪里还敢想着啥晋陕两省呢。对了，你欠我的一千石麦子咋办呢？这笔账不能就这么不了了之吧。”
李冬青站下来赌咒发誓：“我活着，账还能死了？太阳高空里照着呢，我跟你赌个誓，我要是亏你尕掌柜一分钱，就叫日本鬼子的枪子从我左耳朵钻进去再从右耳朵钻出来。”
我说：“有账不怕算，有你这话就成。”
说话间进了县城。城里的百姓们站在街道两旁热烈欢迎我们，鼓乐奏鸣，鞭炮震响，还有一些妇道人家端了糖水捧了鸡蛋、馍馍慰劳我们的伙计。伙计们过去都是抢人的，老百姓遇见我们都吓得恨不得变成四条腿跑得快快的躲得远远的。伙计们哪里受到过老百姓这种待遇，一个个手足无措，还有的不知道是激动的还是庆幸自己能活下来接受老百姓的欢迎慰劳，居然当街痛哭流涕，让我大失面子。八路军经过的这种场面多，见过的世面也比我们多，比我们镇定，举止也非常得体，排了队规规矩矩地走在我们后面。老百姓的队伍里有一些青年学生挥舞着小旗和标语喊起了口号：“团结抗日，一致对外……”、“誓死不做亡国奴，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中国必胜，日本必败；中国万岁，日本必亡……”、“向英勇抗日的狗娃山兄弟们致敬，抗日英雄狗娃山弟兄们万岁……”我的天妈啊，这些学生居然喊我们狗娃山弟兄万岁，我觉得有些好笑又非常惶恐，万岁哪里能随便乱喊，那是对皇帝拍马屁的称呼啊，称呼我们万岁那可实在不敢当。学生们那振奋、激动的表情和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感染了我，我的胸膛里像是有一锅滚烫的开水在沸腾，滚烫的气息直冲颅顶，头也晕乎乎地整个人像是在云里雾里飘荡。蓦地，八路军唱起了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爱国的同胞们……”粗犷整齐的歌声烧沸了我的热血，热血在我的血管里沸腾，我敢肯定，如果这个时候跟日本鬼子打仗，我一定会更加奋不顾身，舍生忘死。
受伤的伙计们被送进了三音堂医院。三音堂医院是外国人教会办的，是全县唯一一个拥有西方现代医疗手段的医院。老百姓们热情百倍耐心细致地把伤员们送进了医院。医生护士事先显然接到了通知，已经作好了一切准备，我们的伤员一到，他们马上就展开了积极的救治。看到受伤的伙计得到了妥善的安排和救治，我也放下心来，跟着李冬青去参加他们的庆功大会。
会场设在县中学的操场上，学生的课桌板凳搭成了一个高高的台子，台子下面挤满了老百姓。看到我们一行来到会场，掌声立刻如暴风雨般轰响起来，鞭炮也响成了一片，好像又发生了激战。我还没明白过来，一帮人扑将过来拧胳膊扯腿地把我高高举起，我腾云驾雾般被抬到了台子上面，待我双脚落地的时候，有些头昏脑涨腿也软软地几乎站立不稳，肚子也咕噜噜地响了起来，这时候我才想起来，从昨天到现在我已经滴水未进粒米未食了，让这帮热情洋溢的人抬着一摇一晃就有些虚脱的感觉。接下来李冬青、洪连长也都先后被人们高举着抬到了台子上。我这才知道，原来这个待遇并不仅仅是给我的。虽然这个举动表现了老百姓对我们的极度感激和爱护，但是被人像大衣柜一样横抬着然后再竖放下来滋味并不好受，尤其是腹中空空又饥又渴的人更加有些受不了，我让他们搞得头晕目眩，恍恍惚惚。接下来就开始轮流讲话，回音壁是省参议员，虽然有职无权，级别却是最高的，便由他主持会议。他先来了一个开场白，感谢尕司令、八路军救民于水火之中，对李冬青带领保安团坚守县城英勇抵抗日寇表示敬佩等等。我这时候饿得虚火上升，腿软心慌，根本没耐心听他讲那些当不了饭吃的好听话。接下来回音壁又请李冬青讲话。李冬青说通过这次共同抗击日本鬼子，我们跟他们建立了铁打的战斗友谊，又说我们也加入了抗日同盟，今后我们就都是抗日这面大旗下的兄弟，同生死共患难，一定能够把日本人赶回东洋大海里。再接下来，又邀请洪连长讲话。洪连长不讲，说他讲的话都在枪口上，枪是对日本人发言的。回音壁再三请他讲几句，他坚决不讲，回音壁这才郑重其事地隆重推荐我：“下面，请我们县的大恩人，抗日大英雄……尕司令讲话。”他可能想向乡亲们隆重介绍我的姓名，可是一时又想不起来，就只好仍然介绍我为尕司令。我这个时候满脑子就是馒头、面条、油泼辣子，哪里还有心思讲什么话，再说了，我在伙计们面前装模作样还可以，面对了这么多老百姓，让我在台上对了那么多从不认识的人讲话，比让我当众脱了裤子放屁还难为情。我连连推辞，李冬青说：“尕掌柜，这个时候你不讲几句话老百姓能通得过吗？一定要讲一讲。”回音壁再次发挥功能：“一定要讲一讲、讲一讲、讲一讲……”
洪连长也在一旁帮腔：“尕司令，讲几句给大家伙鼓鼓劲么。”
我心想你刚才咋不讲几句给大家鼓劲呢？我快饿死了，哪里还有精神讲话。想到饿，我倒真有话讲了，我鼓足勇气对了会场的百姓们喊：“乡亲们，我真饿得受不住了，谁现在给我一个热蒸馍谁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这话一讲，整个会场都愣住了，跟烧锅子一样沸腾的会场好像让谁突然浇了一大盆冰水。顿时一片死寂。李冬青跟回音壁愣愣地看着我，他们还以为我耍怪逗宝开玩笑呢。我夸张地做出虚弱的样子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从昨天到现在粒米未进，实在撑不住了。”
李冬青马上反应过来，对了会场说：“乡党们，今天这会就开到这里，尕司令为了拯救我们县城的百姓，从昨天到现在粒米未进滴水未沾，咱们赶紧请尕掌柜吃饭、休息，今后我们都是自己人，要瞻仰尕司令的风采，聆听尕司令的教诲，随时到县政府来好不好？”
抗日英雄饿成了这副样子，善良热情的老乡们心疼得受不了了，纷纷朝前头拥，叫着喊着要让我到他们家里去吃热蒸馍。大家都朝前挤，临时搭盖起来的台子经受不住人潮的冲击，开始呻吟着摇摇欲坠。李冬青急忙朝人群大声呼喊：“别挤别挤，县政府已经备好了庆功宴，现在散会，散会。”洪连长拉扯了我一把：“快走，万一台子塌了就把人砸了。”
我们急忙跳下台子，李冬青的保安团推搡着热情的民众，保护着我们挤出人丛，逃跑似的来到了县城最大的酒楼“太原楼”。太原楼是山西商人开的，说是楼其实并不是楼，那个时候整个县城还没有一座楼，这个所谓的楼就是房子高一些，大一些，大堂里能摆十几张桌子。我们到的时候，桌上已经摆好了杯碟碗筷，靠北面的正墙上竖着一块大红匾，上面写着“抗倭英雄，人民救星”。老板出来迎接我们，抱了拳热情洋溢地感谢我们能到他的酒楼摆庆功宴。他那胖乎乎的圆脸蛋极易让人想起发面大馒头，看到他我就更加饥饿了。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陪客，大多数是长袍马褂，显然是当地的士绅，还有几个人西装革履，不工不商非农非兵看不出来是干什么的。李冬青拣头面人物给我介绍了几个，什么县商会的会长、县中学的校董、县党部的书记等等，我一一点头招呼。这些人刚才都参加了庆功大会，也都知道我饿惨了，所以倒也不跟我啰嗦，打过招呼便就座入席。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吃酒席，再加上腹中空空，饿虫张牙舞爪，只盼赶紧把好吃的东西端上来。
先上来的不是我渴望的馍馍，而是凉菜，红油黄瓜条、凉拌西红柿、醋熘萝卜缨、卤煮猪下水、小葱拌豆腐、油炸花生豆、青笋黄豆芽、油激酸白菜，样数不少，足足七个。今天的人看了这个菜谱可能哑然失笑，怎么也是打败日本鬼子的庆功宴，来的又都是县里的头面人物，这些菜肴如今大都是上不了台面的，只能作为家常小菜吃吃而已。可是那个时候，正是抗战时期，民生经济非常困难，这样的酒席就已经丰盛得了不得了，起码对我来说已经是开天辟地最为丰盛的酒席了，所以我对那天的菜肴记忆深刻，至今念念不忘。那时候讲究的就是七碟子八碗。七碟子就是七样凉菜，八碗就是八样热菜。凉菜上来了，我暗想总算可以开吃了，便拿起筷子跃跃欲试。没想到李冬青又端起了酒杯，他是县长，在这种场合自然要以父母官、主人的身份发表一下祝酒辞，他啰啰嗦嗦又讲了许多已经说过了的话。面对丰盛的美味佳肴，我饥肠辘辘，却不能马上开吃，那个难受的滋味简直是心理和生理的双重摧残。好不容易盼到李冬青说出了结束语：“预祝我们合作抗日取得最终胜利，下面请尕司令讲话。”
我趁机说：“我没啥说了，大家干了杯中酒就吃吧。”说罢我带头仰脖子干掉了杯里的酒，然后谁也不理，埋头苦吃。洪连长坐在我的身边，悄声对我说：“尕司令你可把我救了，我也是从昨天到现在粒米未进了。”我没想到他的遭遇跟我一样，非常佩服他的忍劲儿，不像我这么不经饿，一饿就吵吵。不过这也不奇怪，他是八路军，红军的底子，长征都能熬过来，饿上一天两天他自然能顶得住。我是土匪，过惯了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日子，忍饥挨饿的功夫自然比不过他。
酒足饭饱，残汤剩菜杯盘碗筷很快撤掉，酒楼的伙计们流水般地又沏上了茶水摆上了瓜子。李冬青摆出办正经事的样子，要跟我们签订联合抗日盟约，并且邀请所有宾客现场观礼。联合抗日我积极支持，而且已经这么干了，盟约的内容不外乎抛弃一切纠纷和恩怨，齐心合力抵抗日本鬼子的侵略，我们跟保安团还有八路军不管哪一家跟日本人发生了战斗，其他两方都必须出兵支援等等。对这些内容我都没意见，可是有一件事情就像鸡骨头一样梗在我的心里，那就是他骗我的麦子。于是我对他说：“李县长，尽释前嫌是应该的，联合抗日也是应该的，可是该算的账还是要算。过去我们伙里打死了你爸，你后来又打死了我二娘，就像你说的，打死人的事情都不是你跟我直接办的，冤冤相报何时了，冤仇宜解不宜结，这一页子揭过就揭过去了。可是，你骗走了我一千石麦子，卖了五万块大洋，一分钱没给我，反而还差点把我拉到城西毙了。要是我让你毙了，今天也就说不成这个话了，既然没毙成，我还活着就得跟你算算这笔账。那一千石麦子可是我们伙计面朝黄土背朝天，一滴汗水跌八瓣，一锄一锄刨出来的。这事今天当着这些乡党的面你给我个交代，不然我回去对伙计们也没办法交代，今后联手打日本人的时候，一想到你骗过我们，心里的疙瘩难消化。”
李冬青没想到我在这个时候这种场合要跟他算账，等于当众揭了他的老底，尴尬透了，这段日子晒黑了的脸让血一涌，颜色就跟我们刚刚吃过的猪下水一样。不过李冬青到底是李冬青，尴尬只是瞬间，接着哈哈一笑说：“尕掌柜真有意思，本来这些事情我是想一笔撂过的，你说得也对，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那么我也就跟尕掌柜细细算一下账。你从我们家里头……我不说抢，就说借吧，一下子就借走了三万六千块大洋，按当时当地的价格算，三万六千块大洋能买两千石麦子绰绰有余吧？再算算我从你那里拉走的一千石麦子，说五万块大洋那是河南发了水灾以后麦子的浮价，我们动身晚，赶到的时候麦子价格已经跌下来了，只卖了不到三万块大洋。再后来我把大洋变成药材、布匹千里迢迢拉回西安城里，才多卖了两万多块大洋，这样算下来总共五万块不假，扣除你欠我的三万六千块，再扣除吃喝运输费用五千来块，还剩下九千块。原本讲好了你我三七分成，你应得六千三百块，我应得两千七百块，再扣除你借我给佃户赔鸡鸭猪狗的一百块，还有给李敏敏挂红的两百块，你应得六千块，我应得两千九百块。结果你又把我们家的房子烧了个一干二净，我们家那个堡子虽然值不了几个钱，可是一万大洋总值了吧？你要不信到时候我专门请个估价的，估清楚了之后，咱们多退少补，该我给你多少就多少，该你给我多少也是多少。今天当着各位乡党跟八路军的面，你说我的账有没有出入？”
他这账算得实在复杂透顶，最让我难以辩解的是，抢他的三万六千块大洋变成了“借”，我又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那三万六千块不是借的，是抢的，转眼间他就成了我的债权人，我成了欠他三万六千块大洋的债务人。他又把我烧了李家堡子的事端了出来，还吹嘘他那个堡子至少值一万大洋。其实那个时代，盖他家那样一座地主土围子花上五六千大洋足够了。俗话说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事实再一次证明，兵要是遇上不讲理的秀才，有理更说不清。让他这么一算，我的一千石麦子他就白拿了，而且拿得理直气壮，反过来我还倒欠他五六千块大洋。我感觉他这种算法不对头，却找不到可以对他进行反驳的理由，明明知道他的算法大有破绽，却不知道这个破绽在什么地方。他算的这笔账困扰了我许多年，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心里明明觉得他不对，嘴上却说不出道理来反驳他。直到解放后我进了改造土匪培训班，经过洪连长，那时候他已经是我们县的军管会主任了，帮我详细分析批判了好几天，才明白李冬青跟我算的是生意账，其实他跟我之间是阶级账。我由于不懂得算阶级账，没有把我跟他的关系放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看，比如说我从他们家里“抢”的三万六千块大洋，既不是“抢”，更不是“借”，而是替劳苦大众向吃人贼和李冬青讨的剥削账，我的错误就是没有把讨来的阶级账分给穷苦百姓，而是留到伙里自己花了，所以我才会让他那么一搅和便张口结舌面红耳赤在众人面前大大地难堪了一阵。
正在我心里气愤无比却又张口结舌的时候，洪连长出面了，他说：“这些账现在一下子也说不清楚，再说了，现在也不是算这些账的时候，有账不怕算，总有一天会算清楚的。我建议咱们先把这些陈芝麻烂谷子撂到一边，我们面前最主要的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现在联合抗日、消灭日本鬼子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最主要的任务；所以，我的意见，如果尕司令和李县长对这份联合抗日盟约本身没有意见的话，就先把这件最重要的事情办了，其他一切事情都等打败了日本人之后再说。”
回音壁这一次给洪连长发了一次回声：“打败了日本人之后再说，再说，再说……”
洪连长带着八路军救了我们，这是天大的面子，我怎么也不能不听他的话，再说了，跟李冬青算账我也算不过他，于是我说：“好，就听八路军的，我现在就签字，往日的老账先放下，先打日本人。”
笔墨砚台都是备好了的，回音壁亲自磨墨，我拿起毛笔饱饱地蘸上墨汁，在抗日联盟盟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接着李冬青也签了名字，洪连长也跟着签了名字。签过名之后，回音壁又捧过了一方印台，说还要各方按个手印。我说：“从古到今讲究的是歃血为盟，我们今天办的是正式结盟打日本的大事，不能用猪血代替人血。”于是忍着疼咬破了大拇指，在我的名字上按上了血印。那时候我没有什么科学知识，却知道印台用的印泥都是“猪砂”研磨后制成的，我不知道朱砂的“朱”并不是“猪肉”的“猪”，“朱砂”是红颜色的，便想当然地认为“猪砂”是用猪血提炼的，所以我说不能用猪血代替人血。好在在场的人除了李冬青可能也没有几个比我有学问，听我那么说倒也没有人反驳、纠正我。
我看到李冬青皱了皱眉头，显然他比我还怕疼，可是我已经做了，他要是用“猪血”来按手印，虽然也是红的，却显得没有我诚心，也没有我的决心，气势上就让我压倒了。李冬青只好苦着脸在自己的大拇指上咬了一口，可能是怕疼，咬得不够狠，也可能他的大拇指长得太结实，咬了一口却没有出血，只好换了另一只手的大拇指再咬，还是没咬破，疼得嘴里丝丝拉拉地直嘘气。他干这种事情没经验，这种事情不能犹豫，既然非咬不可，就下狠劲猛然一咬，咬破了也就是疼那么一眨眼的时间，像他这样想咬又怕疼，试探着下嘴，人本能的反应自然是一疼就缩手，所以挨了疼还咬不破。
洪连长说：“不行的话还是按印泥吧，只要心诚就好。”他的本意是看李冬青手指头咬得痛苦，帮他解脱一下，好赖按个手印算了，听起来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