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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工程科学的基础研究经费原本是按GDP的1％来支出的，但30年来一直在缩减，2003年竟降到了不足。）这种科研的推动早已对亚洲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效果：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统计数据，亚洲高科技领域出口的全球份额已从1980年的7％上升到2001年的25％，而同期的美国却从31％降到了18％。与此同时，亚洲在科技出版物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16％上升到了2004年的25％。伦敦智库德莫斯（Demos，曾于2007年1月组织过一次大型的全球科技趋势国际会议）的成员查尔斯？利德比特这样说：“美国和欧洲科技领域创新的卓越性不可忽视，或许我们现在说这一领域的创新将如何转移和转移的速度有多快还为时尚早，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一重心正开始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瑞典驻北京大使馆科技参赞西尔维娅？施瓦格？泽格进一步说：“这种转移的趋势非常明显——亚洲知识资源的增长速度比欧美快得多，特别是中国，更是一马当先。”
亚洲科研领域的勃发是几十年前一些明智决策的结果。印度开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是一位智慧超群且魅力无限的领导人，在他的努力下，1951年印度在加尔各答附近的克勒格布尔创建了首个印度理工学院。而后又陆续创建了6个理工学院分校，分别是孟买印度理工学院、马德拉斯印度理工学院、坎普尔印度理工学院、新德里印度理工学院、高哈蒂印度理工学院和鲁尔基印度理工学院。能进入这7所院校完全要凭学习成绩。在印度巨大的人才库中，只有1/50的申请者能够幸运地进入这所大学，这保证了印度理工学院最终拥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才库。而印度理工学院的联合入学考试又是全球最难的大学入学考试之一。2002年，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录取比例分别是和，而印度理工学院的录取比例却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收视率颇高的《60分钟》节目副主播莱斯利？斯塔尔说：“把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加起来，就是印度理工学院在印度的地位。”
亚半球崛起的七大支柱（2）
不可避免的是，一些此类极具天赋并受过良好训练的科学奇才被欧美一些富有的科研机构挖走了。20世纪80年代有个流行的笑话说，印度理工学院的学生一只脚在印度，另一只脚却在印度国家航空公司的飞机上。从表面上看，这对印度是种损失，但好在还有明智的声音，如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就为此事辩解：“人才流动总好过人才躺在下水道里，白白地流失了。”在美国——尤其是在硅谷——印度理工学院和印度其他大学的毕业生获得的成功为印度作出了两大具有纪念意义的贡献：其一，极大地强化了这个曾经沦为英国殖民地达几个世纪之久的国家的文化自信；其二，很多在西方获得成功的印度人纷纷开始回流，重返印度。他们归国时，既经验丰富又财力雄厚，这为印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著名印度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沃蒂曾这样说：“这些移民者经常像特洛伊木马一样代表西方利益工作，他们利用外国的所有机会在各行各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后，他们又带着所学的技术和资金回国效力以辅佐自己祖国的经济腾飞。”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表明，从1995年到2005年，印度海外现金汇款额翻了一番，到2005年已达220亿美元（中国以210亿美元紧随其后）。过去的10年间，印度的累计汇款总额已达1540亿美元。摩根大通的一份报告指出，这些散居海外的印度人已经成为“帮助印度GDP年均增速达到甚至超过10％的一支强有力的催化剂”。散居海外的印度人逐渐聚焦于辅佐印度获得成功。印度企业家协会是一个有万个印度企业家会员的全球组织，其主席阿普弗？巴格理说：“10年前，印度企业家协会会员的主要口号是‘我们如何进入硅谷’，而今，他们的口号是‘我们该如何与印度接轨’。”
这些故事证明了西方的观点，它们认为只有以西方科研巨擘为楷模，学习它们先进的方法，才能促使伟大的印度智慧开花结果。如果没有学习，这些伟大的智慧可能还只是颇具竞争实力，却不会抵达科研成果的新高峰。
但这一西方论调没能搞清楚的是，包括印度在内的几个亚洲国家的科学家们之所以取得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在西方大学或是西方科研机构待过很长时间。一些国产的成功案例表明，那些在过去几个世纪推动西方科技研究领先的“神奇的”发展因素，现在已渗透进亚洲文化的脉络。亚洲人不再认为，对西方科研永远难以望其项背，而是相信靠自己也能做得像西方人一样好。他们已经意识到，像西方国家一样，有时必须要与科研领域的民族意识作斗争。
有两个著名的案例：一个是2007年7月任满的印度总统阿卜杜勒？卡拉姆博士，他是无可争议的印度导弹之父；另一个是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委员会（CSIR，印度领先的科研机构）总干事拉古纳斯？阿南特？马什尔卡博士。
西方为何不欢欣鼓舞
交出权力，从来都不容易。西方国家若不承认自己过去把持世界，也不考虑在未来世界新秩序中与亚洲分享权力，必然招致灾难。
西方是什么
为了解释西方世界对亚洲无可否认的崛起的最新反应，我们有必要先看看西方的本质和历史。
从地域概念上讲，西方包括北美大陆的美国和加拿大、欧洲（欧盟的27个成员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它们都自称是西方国家。像所有的国家一样，西方是追求物质利益的，如经济和军事利益，这对西方来说至关重要。尽管大多数西方国家和大多数亚洲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但我们又可以毫不吃惊地说，它们为亚洲的崛起感到头疼。在与亚洲的物质竞争中，它们感到的是真正的失落（当然不包括它们的获得）。
从哲学维度上来定义西方就很难了。难道可以从它们共有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身份来定义？事实上，所有的西方国家主要是信奉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而非佛教、印度教和*教）。然而，很多西方国家又具有强烈的非宗教性，犹以欧洲为甚。它们更愿意从古希腊和古罗马伟大的文化传统中去寻找自己的哲学之根。
毋庸置疑，哲学意义上的西方为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简单却具革命性的平等思想和个人尊严都是西方对人类的杰出贡献。在这些简单思想的基础上，*这一深藏的宝藏得以开发并最终导致整个西方世界生活质量的巨大提升。哲学意义上的西方还把人类的知识提升到了伟大的高度。现代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主要是西方的贡献。实质上，全球所有国家都从西方学术和智慧中获益匪浅。
然而，由于物质的西方受西方利益而非西方价值观的驱动，所以，它完全不同于哲学意义上的西方。我们可以从西方对待亚洲崛起的态度中清晰地看到西方利益和西方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从哲学意义上来说，西方应该为自己的成就举杯庆贺。500年来，西方一直独自承担发展人类知识和财富的重任，而今，它可以与全球其他国家共同承担这一重任了。西方可以为亚洲崛起过程中西方价值观的清晰展现而欢呼不已。西方现代性思想向亚洲的传播是西方赠予亚洲的一份厚礼。看到它的礼物给亚洲带来了具有正面意义的结果，西方应该感到欣慰。
可是，西方实际上没有为亚洲的崛起而庆贺，这表明西方已经意识到，尽管在哲学维度上西方斩获颇厚，但是，它有可能在物质维度上饱受损失。当然没有什么绝对的损失，因为大多数西方国家还可以继续保持其富有的、得天独厚的经济富裕国家的地位。但是，相对意义上的损失不可避免，数世纪来西方所独享的物质上的相对优越性将逐渐消失。
在另一关键领域，西方也会有相对的损失，那就是权力。西方国家在全球所有重要机构中已经积累了巨大的力量。数十年来，它们精心培育这些机构并获得了驾驭这些机构的权力。然而，要使这些机构继续保持其效能，21世纪的超级大国们必须参与其管理和决策。这说明，亚洲的崛起的确让西方进退维谷，左右为难。西方到底应该在其物质利益驱动下来保有这些权力呢，还是应该在其价值观的驱动下开始分享这些权力？
1945年战后的世界秩序
在创立二战后世界秩序的过程中，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美国伟大的外交官乔治？凯南。他为其同胞提供了一些很好的建议。他曾经写道：“美国对海外的影响，其实主要是看我们要求自己做到什么，这是美国国家生命本身具有什么精神和目的的问题。我们想传达给其他国家的任何信息也只有在与我们本身保持一致时才有效。并且，如果这些信息足够令人印象深刻，可以赢得世界的尊重和信心，那么，即使世界面临各种物质困难，它仍然会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去认识和尊重精神的优越性，而不是物质的丰富。”凯南传达给全美民众的是一个简单的信息——对全球其他国家的政策必须是自我价值观的真实体现。
然而，西方利益却将西方对外政策引向不同的方向。1945年后的世界秩序虽然在当时是良性并适合的，但也不是刻板而不可改变的。它并不意味着在全球决策论坛中保有一种一成不变的、固定的国家排序。联合国安理会是一个重要的机构，它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其5个常任理事国是二战的战胜国，即美国、苏联（现在席位由俄罗斯继承）、英国、法国和中国。而60年后的今天，新的大国已经出现，联合国安理会却保持不变，我们曾经进行的所有的改革都没有成功，因为西方利益对改革产生了负面影响。
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两个经济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其现行投票制度让西方占据主导地位，尽管自1945年这两大机构成立以来亚洲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已有飞跃性增长。在应对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认为是受西方利益而非亚洲需求驱动，从而痛失其威望及合法性。更加引人关注的是，尽管亚洲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55％还多，且已经在经济、管理及文化领域展示了其实力，但遗憾的是，亚洲仍然没有取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的领导权。一个不成文却固定不变的规则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只能是欧洲人，而世行的行长只能是美国人。
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时代错误，常识表明应该打破这种潜规则。如果西方价值观就像它所宣称的那样是真实的，所有种族及国家都应享有平等的权利和财富，那么，这两个职位就应该向全世界开放。但遗憾的是，这一现象不会很快发生。
21世纪最矛盾的现象是，这种不*的世界秩序竟然是由西方国家——这些全球最*的国家——来维持的。在它们的国土上，从来就没有少数派在决策中战胜多数派的案例发生。然而，就整个世界来说，西方却这么干了。仅有9亿人口的西方选举出的统治机构竟然反过来控制世界秩序并主宰这个星球上其余56亿人民的命运。更确切地说，是世界上12％的人控制着全球的决策权。
这一现实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人们并不了解西方主宰世界格局的本质。诸多因素导致了——有时是共同导致了——西方在全球机构和世界进程中的控制权。其中，军事控制是第一支柱。
“去西方化”的世界历史新页（1）
我们已进入“去西方化”的时代，中国、印度及*世界由于文化信心日增，与西方的看法已渐行渐远。
印度杰出的学者普拉塔普？巴努？梅赫塔曾用简洁的语言描述了中国和印度的区别。他说，中国是一个封闭但思想开放的国家，而印度是一个开放但思想封闭的国家。言论自由即使不是西方社会最大的优点，也是它们最大的优势之一。西方知识界普遍的信条是：西方思想家敢于质疑教条的能力，在西方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令中国领导人感到欣慰的是，不管有多少反对之声，在理论和实践上，大多数西方国家的言论自由都不是绝对的。由于担心政治后果，有许多话题西方政治家们都不愿触及（当然他们并不是怕被监禁，而是担心政治流放）。
美国政治家们不愿触及的一个话题就是枪支控制。对于2007年4月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学生赵承辉开枪打死30个同学和两个教授后自杀的事件，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充斥了大量的谴责和无尽的悲哀。然而，在随后的美国总统角逐中，接近两打的候选人没有一个敢公开表达全世界除美国之外的人都能自由表达的观点：美国允许武器自由销售是愚不可及的，华盛顿强大的拥护持枪合法化的游说团体在政治上已完全控制了该问题。尽管很多美国人极力敦促相对封闭的政治体系中的政治家们对实权派说明真相，然而，美国的政要们还是担心此举会有损其政治生涯而避免做出此种冲动之举。当然，他们不必担心会由此蹲监狱，后果没有严重到这种程度，然而，美国政要们还是三缄其口。所以说，即使在美国，自由也是有限的。
西方社会一个最重要的现实是，如果没有人民的明确支持，任何一个领导人都不能稳坐其宝座，即使有时倾听大众的声音会削弱其政治地位，如对枪支所有权的赞同。这一事实把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长期隔离开来，并赋予了西方社会一种竞争优势。自由选择其领导人是自由的一个重要层面，是所有国家人民都渴望实现的。然而，从我们这个时代另一个残酷的矛盾来看，想要获得这一层面自由的国家应该小心行事。
近代历史令人悲哀地演绎着不经过精心准备、在时机未成熟时就匆忙实行*而导致的灾难。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同阿道夫？希特勒一样是*选举产生的领导人，他毁灭了南斯拉夫，尤其是毁灭了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穆斯林。
中国现任领导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最终会走向*化。2006年10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会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和主席约翰？桑顿率领一个50人的美国代表团前往中国并会见了中国领导人，下面是桑顿的旅行记录：
本次旅行的关键时刻是我们根本没有想到的，我们竟与*总理进行了长达75分钟的谈话。议程过半时，我们问*如何看待中国将来可能实现的*化，他即刻回答：“这正是我们今天要谈论的最重要的问题。我知道你们对此话题相当感兴趣，其实我也一样。”会议的后半段时间里，他一直就该问题与我们进行讨论。最令人吃惊的莫过于*要彻底讨论该问题的愿望。他说：“当我们谈论*时，通常涉及三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选举、司法独立和基于制衡的监督。”尽管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一样，*坚持中国最终要实现的*形式不会是简单的复制西方模式，但他对多元的终极目标的描述仍然令人颇为熟悉。他能够预见到当前正在农村进行的*，如果成功，便将逐步推广到镇、县甚至省级。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他没说……*最后总结说，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中国首先需要三个条件：“和平、朋友和时间。”
“去西方化”的世界历史新页（2）
总体来说，西方不再严格划分“自由”和“不自由”国家是明智之举。就以上我们谈论的七个层面的自由看，中国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自由。相对于他们的祖先，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自由的人。展望未来，他们对所有的事情都将改善充满了自信和乐观的态度。西方人也可以这样说吗？
大部分欧洲人展望未来时变得日趋悲观，他们从心底里害怕有些自由会减少。被*世界愤怒之海所包围，欧洲几大城市已成恐怖分子炸弹袭击的对象，欧洲人的人身安全感下降了。随着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大多数欧洲年轻人担心无力与中国和印度的同龄人竞争，从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欧洲年轻人看不到自己身处富裕而舒适的国度，开始嫉妒中国和印度的同龄人，因为他们的未来更加光明。
无视中国乐观主义的增长和欧洲悲观主义的上升这一历史背景，一些西方评论家宣称，实质上，中国在最近几十年中并未取得任何有意义的成就。我曾会见过中国和欧洲的许多决策者并与他们交流，结果发现，中国人思想开放，探索欲强，而且渴望学习新东西，而欧洲人则被文化上的矜持和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搅得痛苦不堪。这二者中，毫无疑问，是中国人愿意探究大胆而创新的解决方案，他们乐于打破习惯思维。尽管中国人具有这种令人瞩目的新的思想活力，英国《金融时报》首席亚洲事务评论员居伊？德？容凯尔还是在2006年这样写道：
亚洲没有什么思想阵地，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令人惊叹的，然而它给人的印象无非是一场执行力的大胆展示，而不是基于原创的、令人惊异的、发展的思想。“亚洲价值观”十几年前被当做某种独特的哲学盘桓于这一地区，但结果它们只是一个为自我利益服务的企图，以证实*统治是正当合理的。
相反，创新的思想只有通过理性的争议和合理的分歧的刺激才能产生。在诸如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内，创新思想得以自由发挥绝非偶然，因为这些国家把它看成是对社会有益的事物来宽容对待，并鼓励创新活动。
中国的政治话语在不断成熟，然而，令人瞩目的是，没有几个西方人能够理解中国已经进行的大规模的意义重大的变革。没有多少中国人愿意与那些继续白纸黑字描述中国的西方学者公开谈论他们的失望。然而，有一个中国学者——卢宜宜——准备这么做。她写道：
要解开中国的谜底，西方学者应该首先精练一下他们已过时的分析框架。他们必须面对中国已经超越了如下简单选择阶段的事实：要么继续深化改革，要么逆转这一进程；要么更放宽政策，要么更加强控制；要么快速增长，要么强调稳定。如今中国是所有正反趋势共存。如若某一政策给出的是朝某一方向转变的信号，通常总会有另一个政策指向反方向的改变。
当然这是有其根据的。如今很多特定的政策都是针对特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