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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餐桌上的听众）表示了对独裁者巧取豪夺的不解：“我一生都无法理解当这些独裁者掠夺财富时，为什么不只偷10亿美元，然后把其他的钱用之于民呢？”__
我感兴趣的是他选择10亿美元作为独裁者掠夺的合理上限。我想知道在他的眼里，10亿美元是否就是他的财富目标？
“是的，包括福利、飞机和游艇，差不多是10亿美元，”萨维里斯对我说，“如果我金盆洗手的话，至少得拿到这个数。”
大多数美国工人技术熟练、对工作兢兢业业，然而他们不但没有发横财，而且许多人发现，那些使顶级富豪更加富裕、更有权力的力量，反而摧毁了工人们的职业、工作和毕生储蓄。全球化和技术革新导致西方的很多工作被快速淘汰，使西方国家的工人直接面临同贫穷国家低收入工人的竞争。那些才智平平、缺乏教育、运气不佳、半途而废的人想要从全球化和技术革新中获利，反而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中等收入止步不升，因为机器设备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已经压低了西方中产阶层劳动力的价值。
作为一名财经记者，过去20多年来我一直在跟踪研究全球新贵：在欧洲参加各种高级会议，在玛莎的葡萄园岛或硅谷的会客室里一边喝着卡布奇诺咖啡一边做访谈，还在曼哈顿的高端晚宴上细心观察。你完全可以预见到我得出了什么结论，如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所言：有钱人与你我不同。
而更贴近当今时代的一个事实是：今天的富人也不同于过去的富人。极速发展的全球经济已经造就了新一代超级精英阶层的崛起，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囊括了上两代人的财富。该阶层的成员是工作勤恳、受过高等教育、享受生活的精英人士。他们感到自己理应成为激烈的全球竞争中的赢家，并对那些还没有获得成功的人抱有一种矛盾心态。他们往往相信那些维持社会运转的机制，但对于经济的重新分配，即用来支持那些机制运转的税收，没什么兴趣。最惊人的一点是，这些新贵们正在形成一个跨全球的圈子，他们互相之间的共同点比他们与自己家乡同胞的共同点还要多。无论他们的定居之所在纽约还是香港、在莫斯科还是孟买，当代的这些顶级富豪正在抱团形成一个新的世界。
这一虚拟拜金世界的诞生令人瞩目，花旗集团一支杰出的策略团队建议其客户根据全球超级新贵的崛起力量设计投资组合。在2005年的一份投资报告中，策略师提出：“世界正分化成两个阵营——顶级富豪和其他人。在顶级富豪圈，没有美国消费者、英国消费者或者俄罗斯消费者，只有富裕的消费者，他们人数稀少，在收入和消费上却是与人数极不相称的巨无霸。令人惊讶的是，其余那些数不尽的非富裕人群只分到总收入的一小杯羹而已。”
在投资界，世界分为富豪及其他人两类已是普遍共识。2011年，世界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贝莱德公司（BlackRock）的首席股权策略师鲍勃多尔对记者说：“美国股市同美国经济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玩意儿。”——前者一飞冲天，而后者停滞不前。
自由市场的权威人物，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也注意到了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在2012年的一次电视访谈中，他宣称，美国经济已变得“十分扭曲”。他说，美国经济衰退后迎来了“重要的经济复苏只不过该复苏是属于高收入群体、大银行和大公司的”，而经济体中的其他单位，包括小企业和“数量庞大的劳动力”经受了打击并仍在痛苦挣扎。格林斯潘担心，我们所见到的根本不是单一的经济，而是在不断分化、差距变大的“两种根本不同的经济”。
花旗集团对贫富差距这一问题设计了一个统计变量，其原理称之为“消费者沙漏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社会分化成富豪及其他人，一个聪明的投资方式是买入超级奢侈品制造商（它们卖东西给顶级富豪）和折扣店商家（它们卖东西给普通大众）的股票。（这一假说指出，随着中产阶层逐渐没落，迎合他们需求的商家也将消失。）
这一假说至今仍在应验。花旗的“沙漏指数”涵盖了从豪华零售品牌塞克斯（Saks）到“一元店”家庭美元（FamilyDollar）的股票。这一指数从最初发布的2009年12月10日到2011年9月1日期间增长了56。5％，而同期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仅上涨了11％。
第一次“镀金时代”
1897年2月10日，美国超级精英阶层的700名成员齐聚华尔道夫酒店，参加由纽约律师布拉德利马丁和他的妻子柯妮莉娅举办的化装舞会。据《纽约时报》报道，最受欢迎的是“绝代艳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yAntoinette）的造型，有50位女士扮成了她。柯妮莉娅是一位略微发福的主妇，眼睛湛蓝，嘴如弯弓，胸部丰满，双下巴隐约可见，她扮成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但挂着法国王后曾经戴过的一串项链，这足以令其他人黯然失色。布拉德利扮成路易十四（太阳王）款款而来。美国德裔皮毛业大亨约翰雅各布阿斯特扮成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他的母亲卡罗琳也扮成了玛丽安托瓦内特，她穿着礼服，戴着价值25万美元的珠宝。银行家JP摩根打扮成法国剧作家莫里哀，他的侄女摩根小姐扮成了普鲁士的路易莎王后。
马克吐温在1873年的一部同名小说中创造了“镀金时代”这个词，但是马丁举办的这场舞会标志着，即便在一个逐渐习惯顶级富豪的国家，对巨富的展示还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据《纽约时报》记载，这场活动是“大都市中举办过的策划最为周详的私人派对”。《纽约天下》报道，马丁的客人包括86位大富豪，他们总共拥有的财富令世人震惊。据该小报所述，其中有12位客人每人身家超过1000万美元，另有24位客人每人拥有500万美元的财富，不是百万富豪的寥寥无几。
当时，整个美国都痴迷于炫富。《商业广告》报道，“马丁的舞会在时尚圈，甚至是普通大众中都轰动一时，而仲裁条约、古巴问题和纽约警察廉政调查好像都成了公众关注的次要事件。”那时和今天一样，美国颂扬大亨以及造就这些大亨的经济体系，但是即便在一个拥护资本主义的国家，马丁的舞会最终被证实是一个失败的决定。
舞会举行的年份是1897年，正值经济动荡不安的“长期萧条”（LongDepression）时代——自1873年开始的“长期萧条”是美国在19世纪经历的最严重的经济滑坡——眼看就要临近尾声。
马丁夫人为舞会找了个正当理由：“滴流”。她仅提前三周发出邀请函，因为她认为如此短暂的准备时间会迫使她的来宾在纽约而不是去到巴黎购买奢华的礼服，从而促进了当地经济。纽约市音乐家协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并认为富豪的这笔大开支为其他人创造了重要的就业机会。
但是民众普遍没有信服这样的解释。该舞会使得马丁一家臭名远扬，并引发了人们对富豪的广泛民愤，由此顶级富豪被征收收入税。这一切促使马丁一家逃往英国，不过此前他们已经在英格兰买下一幢房子，并在苏格兰租了65000英亩的地产。
马丁的舞会事件绝妙地印证了深刻的经济转型，它在过去的数百年里一直搅动着西方世界。我们已经在工业革命中生活了将近两个世纪，这很容易让我们忽视第一次“镀金时代”同人类历史其他时期的根本性割裂。1800年后的两个世纪里，世界人口增长逾6倍，而世界人均收入增长逾10倍。社会运作方式的转变是全新的，且其重要性不亚于动植物从野生到家养的转变。
要是你有幸经历第一次“镀金时代”，你不必成为经济学家也能察觉自己生活在历史的某个关键时刻。1897年——就在马丁举办舞会那年——马克吐温造访了伦敦，恰巧碰上纪念维多利亚女王加冕60周年的钻石大庆。
“英国的历史长达两千年，”马克吐温写道，“然而自维多利亚女王出生以来，世界在许多方面往前迈了一大步，比之前两千年所有前进步伐的总和还大。”
2010年过世的安格斯麦迪森是一名经济史学家，也自认为是“数据恋人”——他认为数字对于理解世界至关重要。在长达60年的职业生涯中，麦迪森致力于收集过去两千年有关全球经济转型的种种数据——从海运到烟草贸易等。他天才般地将这些数字放在一起“细细咀嚼”，然后揭示出全球发展的大趋势。
麦迪森绘制了许多引人入胜的统计表，其中一张展示了19世纪世界发生的剧烈变化，特别是西欧国家以及被他称为“西方衍支”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从公元1年到1000年，西欧国家的GDP（国民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0。01％的复合减少率缩减，总体而言公元1000年的人们比一千年前稍穷一些；在“西方衍支”国家中，GDP在这一千年内增长了0。05％。在1000年至1820年间（8个多世纪），西欧国家的GDP平均年复合增长率为0。34％，“西方衍支”国家的这一数字为0。35％。
紧接着，世界发生了彻底变革。经济开始腾飞——1820年至1998年间，西欧国家的GDP平均年增长率为2。13％，而在“西方衍支”国家，这一数字高达3。68％。
工业革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最终，西方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富有，并且工业化的程度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直到两百年后的今天，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我们才得以想象工业化带来的差距有缩小的可能。
可是，财富的累积伴随着巨大的社会成本。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困难重重，这一转变打破了社团间的联系，使人们历经艰辛学到的手工艺变得无足轻重。马丁一家和他们的好友成了典型，但他们只是更广泛的经济繁荣的冰山一角。与之相反，许许多多的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处于穷困潦倒的境地——舞会的举办毕竟正值“长期萧条”时期，美国和欧洲都发生了经济滑坡，而且持续时间比五十余年后发生的“大萧条”更为长久。工业革命造就了许多顶级富豪（我们称他们为“强盗贵族”），也造成了他们与普通民众的巨大差距。
工业革命的缔造者明白一个道理，社会分成大赢家和其他人两部分，这是那时经济转型无法避免的后果。美国匹茨堡钢铁大亨、首批“强盗贵族”之一的安德鲁卡内基如此评价那个时代前1％富豪群体的崛起：“就这样发生了，我们无法避免，也没有什么替代办法。虽然竞争法则有时对于个人很残酷，但是它对于整个人类是极好的，因为它保证了每个领域都遵循适者生存的法则。因此，我们只有接受环境的不平等，我们必须适应自身拥有的条件；高度集中的工业、商业、产业仅掌握在少数几个人手中，我们只有接受这个现实；我们也必须接受竞争法则，这对于人类未来的进步不但有益而且重要。”
当然，卡内基十分自信地认为工业资本主义利大于弊，他用“对于整个人类是极好的”来形容其优势，让现在的我们都感到局促不安。但是他也明白“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尤其是，他将贫富间的巨大差距称为“当代的一大问题”。
卡内基生活在第一次“镀金时代”，因此他比现在的我们能更直观、更清楚地意识到：同过去几个世纪人们的生活方式相比，第一次“镀金时代”带来的差距是多么显著。“在过去的几百年间，”他写道，“人类的生活环境不但发生了改变，而且发生了革命性的剧变。从前，部落首领和下属在衣食住行和生活环境上几乎没什么差别。如今，文明人已翻过这一页历史，但印第安人依然如此。我在拜访苏族人时，曾被领进酋长的棚屋。他的棚屋在外观上同其他人的没什么区别，即便同最穷的族人的棚屋相比，区别也微乎其微。而如今，百万富豪的宫殿与劳动者的茅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反映了人类走向文明期间的巨大变革。”
第4节。
卡内基从一个纺织童工一步步往上爬，最后跻身美国首批顶级富豪的行列。他明白宫殿和茅屋间的距离仅仅是贫富差距的外在表现——一块比赛记分牌而已。
权力关系的变化从工作场所中就能体现出来，在那里你能最强烈地感受到：“从前，家里或家庭开的小商店生产商品。师傅和学徒肩并肩地工作，学徒和主人住在同一屋檐下，因此生活条件都一样。当这些学徒成为师傅后，他们的生活方式极少或完全没有变化，他们按同样的规程传授技艺给自己的学徒。这大致体现了社会平等——甚至是政治平等，反观当今，那些去工厂上班的人在美国国务院里几乎没有发言权。”
在工业革命前，我们都是平等的，但第一次“镀金时代”改变了这一点。卡内基接着写道，“如今，我们的工厂里和矿上聚集了上千名技术工人，雇主对他们一无所知，而在那些工人看来，雇主不过是个神话人物。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交流，森严的等级已经形成了。通常，互相的忽视滋生出互相的不信任。不同等级的人不会互相同情，而是时刻准备好了诋毁对方。”
这种转变在美国尤为明显——原因之一可能是直至今日，美国的历史观还没有完全接受卡内基一百年前所描述的工业社会中那些“森严的等级”的存在。美国在建国初期——美国革命时期——是地球上最为平等的国家，建国者也自豪地宣称这一点。1814年9月10日，托马斯杰斐逊从密西西比州蒙蒂塞洛给托马斯库珀博士寄了封信。库珀是英裔美国人，博学多才，他熟习法律，教授化学和政治哲学，当过一所大学的校长。杰斐逊在信中写道，“我们没有贫民劳动者构成了我们人口中的大多数，不需要从事体力劳动或专业工作的富人为数极少，而且他们仅拥有适量的财富。大多数劳动者拥有财产，有地可耕，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从富人和能人那里索取报酬，只需要适度地工作就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而另一方面，过着舒适生活的富人对欧洲人所谓的奢华完全没有概念，他们比劳动阶级拥有更多使生活更为舒适和体面的物品，但仅比制造这些物品的劳动者多了一点点而已。还有什么样的社会状态比这样更令人满意的呢？”
杰斐逊将这样一个阿卡狄亚式的平等社会同贫富差距显著的英格兰作了对比：“现在，让我们计算一下两个国家各自的幸福值。在英格兰，幸福只属于贵族。你比我更清楚他们同劳工和穷人之间的比例。假设贵族在100人中占4人，那么这个国家的幸福和苦难的比例就是1∶25。而在美国，这一比例是800万∶0，换言之全部都是幸福，没有一丝苦难。”20年后，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访问美国，回到法国后他写道：“没有什么比美国人民的普遍平等状况更触动我的了。”
在杰斐逊和托克维尔的眼里，美国相当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瑞典。经济史学家彼得林德特和杰弗里威廉姆森收集的大量数据已经证实了这一历史。当时美国的13个殖民地——包括南部和黑奴区——明显比其他国家更为平等，而英格兰、威尔士和荷兰这些国家将很快见证如火如荼的工业革命。
“即使将黑奴纳入总收入分布的统计对象，1774年的美国殖民地仍是家庭收入分布最为平等的地区，尽管和其他国家的差距已经变小了。”林德特教授说。
当时，造访者和美国人除了将美国视为一块平等的土地，还认为殖民地的人比家乡同胞要富裕——这毕竟是移民美国的目的之一。林德特和威廉姆森还用了一个重要的特例证实这段历史：除去精英阶层不算，主张平等主义的美国比英格兰更加富有。当目光聚集在最富有的前2％的美国人时，将他们同英格兰的土地贵族相比，连西弗吉尼亚州查尔斯顿的种植园主也成了可怜虫。虽然今天我们称之为中产阶层的那些美国人显然比英格兰人更为富有，但后者前2％的富人实在是太有经济实力了，以至于英格兰整个国家的平均收入几乎与美国不相上下。
“在美国找不到能与英国贝德福德公爵相匹敌的人，”林德特教授说，“连最富有的查尔斯顿黑奴主都敌不过英国的土地贵族。”
在主张平等主义的美国——甚至在主张贵族统治的欧洲——工业革命使得社会财富“水涨船高”，同时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工业革命的进程令人痛苦的原因在于：成为失败者是相当可怕的一件事——技术熟练的纺织工等勒德分子从自身角度出发，捣毁使手工艺变得无足轻重的机器，他们的动机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在由前1％精英统治的社会里，工业革命的“创造性破坏”对于许多有诚意加入富豪行列但摔了大跟斗的人而言是痛苦不堪的。事实上，正是他们——渴望成为富豪的人——那令人动容的伤感促使马克吐温写出了为该时代命名的小说。
马克吐温和查尔斯杜德利华纳（《镀金时代》的合著者）在伦敦版小说的前言中写道，“在美国，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自己的如意算盘——不论是在社会地位方面，还是在财富方面。我们想在《镀金时代》中阐述的正是这种四处弥漫的投机心理。对于个人和国家来说，这种投机是喜忧参半的：好的方面是它既能促使我们永远前进，直抵某一目标，又能阻止我们袖手旁观；坏的方面是我们选定的目标通常是错误的，结果使人精疲力竭——如果整个国家充斥着这样的人，国家也好不到哪去。话要说回来，有目标无论如何总比没有好，即便有时受尽了苦，也是有胜于无。”
尽管作为美国主要资本家之一的卡内基承认，美国的经济转型终结了“社会平等”的年代，但政治民主还是在美国和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中逐渐深化，这看似矛盾，其实不然。从很多方面来说，逐渐深化的政治平等和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间的碰撞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世界的一大历史场景。在美国，这种冲突引发了平民党和进步党的运动，并平息了当时99％的民众的不满，将反托拉斯法、政府监管和收入税施加于富豪阶层。20年后，“大萧条”进一步激怒了美国大众，他们要求将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