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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隔一月，连守备与指挥也战死了。
“明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四月初五，倭寇八百余犯梅头，攻海安所。初六，王沛、王德率义兵追剿，遭敌包围，王沛与族中崇尧、崇修被害。十七日，倭寇船百余艘从黄华攻磐石。磐石把总统率舟师战败，全军覆没。二十三日，倭寇分掠永嘉、龙湾，王德率部在金岙与倭寇相遇，力战身死。”一月三次，船百艘，磐石卫把总以下全军复没，义兵首领力战而死。倭寇的猖獗与实力可见。当时明朝国力还在鼎盛时期，温州人比沿海其他地区遭受更多倭难，地理环境造成救援不及也是非常明显的。
直至“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十六日，时任浙江都司参将的戚继光自台州率兵南下，在乌牛、琯头、磐石等地连战皆捷，斩敌一百二十余人，生擒二十余人，焚溺倭寇无数，救回被掳男女三百余人。”第二年，戚继光与俞大猷会剿流窜福建的倭船七十余艘，捣破倭寇在横屿（宁德城外海中）的老巢，倭患才算稍息。
倭患息后不久，洋人便紧跟而来。倭寇空手而来，抢掠之后满载而去。洋人恰恰相反，往往满载而来，载来的是洋烟、洋酒、洋油、洋布、洋伞等等带洋字的东西。同时还运来大量的鸦片烟。洋船大都有武装保护，能正常贸易的，便做贸易，不能正常贸易的就走私，走私不进来的，就武装贩运了。他们也满载而去，载去的是茶叶、丝绸之类的土特产及抢掠去的物品。真正是商人、海盗、土匪三位一体。
清道光十八年（公元1830年），英人梅兰率战船三艘，侵扰乐清沿海；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四月间，在永嘉林干（瓯江口灵昆岛）地方索洋一千而去。五月廿七日，又有海匪“广东艇”白日登岸，劫去妇女七人，进港船计十余只。闻黄岩地方蹂躏尤甚。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夷匪（洋人）骚扰温州，泊东门码头，镇道各官合馈银七百两，折净钱一千五百并礼物等。与此种骚扰同时的是鸦片烟源源不断地流入温州沿海……
就连英国公使卜鲁斯都在给国内的文书中承认：“值得我们严重关注的事实是：镇海、舟山、温州的中国当局和居民，原来对于到那些地方去的欧洲人都是很友好的，毫无侵害地让他们在那里住下来，在温州且做了很大的生意。不幸在没有任何权力加以管束的情形之下，坏蛋逐渐聚集起来。这里的坏蛋经常凌辱那些毫无抵抗能力的居民还不够，终于在这几个口岸及其邻近水面当起土匪和海盗来了。”（1861年5月30日致罗素发文第56号）他描写了外国“商人”怎样在温州当土匪和海盗以后，接着说：“（外国人）罪案累累，终至逼得人民起来用群众暴行寻求报复了。”
在温州沿海至今仍保留有永昌堡、蒲壮所城、金乡卫等古代防御工事，城墙、城门、城楼、烽堠、烟墩完整。温州民众中流传至今的“光饼”、“盾牌舞”便是对抗倭英雄戚继光的纪念，而永强宁村至今仍保留有全国惟一的一个汤和庙，并且每年举办祭祀活动。宁村号称中国姓氏第一村，全村八十余姓，据传便是抗倭将领汤和手下留守屯垦兵丁之后。同样，这段抗倭的历史还给金乡留下了一种独特的方言。这一切，如今是爱国主义的教育素材，也是那段屈辱历史的见证。
金瓯无缺——瓯地的人民，在历史上为抵御外侮，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难端的“瓯”
新中国成立后，按说温州应当走出这种外侮频频的困境吧。其实不然，新中国建立后的数十年之中，这种“瓯”样的地理环境依然让温州人吃够了苦头。
倭寇、洋人选择从温州进来，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反攻大陆也选择从温州进来，其原因还是因为这边易攻易守，进可扼守咽喉要道以图中原，退可遁入山里长期潜伏，从战术角度说，这个“瓯”形的地方，又是国民党眼中的桥头堡。
1949年11月，温州刚解放不久，台湾国民党就派遣“浙瓯游击队”200余人，乘汽船两艘，帆船五只分两路在平阳马站登陆；1950年2月，国民党又派遣“东南反共救国军浙闽边区第一师”由师长王丁植带领，20多人在平阳石坪乡登陆。尔后，同年7月，国民党的正规军100多人分两批又攻石坪乡；几乎与石坪乡战斗的同时，另一股70余人从永嘉的清水埠登陆，清水埠与温州市区仅一江之隔，战斗的枪声市区可以清晰地听见；……解放初期，在温州这类事太多了！直至1963年，温州解放十几年之后，国民党“反共挺进军第三十一支队”的两拨人马，还在平阳的大淹湾和永嘉的虎头岩相继登陆——我在温州文化局工作时的两位领导陈又新、沈国洌Щ咕驼獯问录戳恕抖Ｐ∩诒返南范媒薄�
虽然国民党小股武装的侵扰终究成不了气候，每次总是以被击溃或消灭而告终。可是温州人却因此吃大苦头了！温州被定为前线地区。不允许在温州投资大的工程项目，不许在温州建高楼，对于温州的一切工作都要从战备的需要出发……
记得我刚念初中时，班主任兼大队辅导员召集我们干部开会，画了一幅温州地图，然后解释说：这三面是山，一边朝海，就是大口袋，敌人一进来，只要把海这边一封锁，就是扎紧了袋口，就可以关门打狗了——此时的“瓯”，又成了捉鳖之瓮。
她讲时热情洋溢，仿佛胜利就在眼前。她没有想到，我们更不知道，为了这“关门打狗”，温州人比别处的人更严密地被控制，每个政治运动温州都要被严格筛选；因为国家极少投资，温州人的失业率更高；温州人的住房更紧张；温州学校的比例也低，温州人更少升学的机会；甚至连温州的干部升迁的机会也更少；温州的一切建设都滞后……温州人真是倒霉透了！
根据权威部门统计，从建国后到1978年的三十年间，国家对温州的投入累计只有5。95亿元，平均每年1983万元。温州有人口七百多万（当然解放初期没有这么多人，但从1953年到1962年十年时间，台州与丽水两个地区的大部分县属温州，所以仍按七百万人来计算），也就是说每年每人能摊到2。83元人民币！换个方式来说明：国家对温州三十年的投资总额，还不及对宁波市1990年一年的投资额，实在太不公平了！
另外，温州的土地总面积是11784平方公里，人口总数是755。8万人。也就是说温州的土地面积占全国的1。1‰，人口约占全国的6‰，人均土地面积只约二亩左右，远远低于全国人均（12亩左右）水平。这个数字还不能说明问题。温州是“七山一水二分田”，而这里的二分田还是个约数，实际耕地面积仅是全市土地面积的百分之十几，也就人均0。33亩左右。再好的气候，再肥沃的土地，再勤劳的人，能产出多少东西来？加之国家极少投资，温州人真是爹不疼娘不爱，“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洞头靠贷款吃饭。”温州人成了向隅而泣的弃儿。
这个饭碗，真不好端！
复杂的“瓯”字情结
世外桃源般的黄金时代在记忆中渐渐远去，留给瓯民的，尽是离乱与困顿。所以，温州人对于这个“瓯”字，带有复杂的情感，简而言之是又爱又恨：爱的是故土，恨的是它的闭塞给人民生活、社会发展带来的困境。
这种情绪表现在日常生活语汇中，温州人一向将这个“瓯”字作为贬义词来使用。比如形容某件事情办得拗手，不顺畅，称为“瓯里瓯兜”；形容某人性格怪异、为人处世不爽直，也叫“瓯里瓯兜”；说某人小里小气，出手不大方，叫作“手瓯里开销”；说这个人衣着邋遢，形貌猥琐是“瓯兜相”；而讨饭用的盛器就叫“瓯兜钵”……
我朋友何纪椿先生是温州人在香港创业比较早，做的产业又比较大的一位老板。他的一家香港公司便叫瓯江实业公司。因为香港不少人不知道这个“瓯”如何念，往往将它读成“甄”字。还有人称用这个“瓯”字不好，“瓦”容易打碎，彩头不好，何先生便将这个“瓯”字改为“欧洲”的“欧”字。“瓯江”便成了“欧江”。后来他与我合作在温州办了个欧江实业公司。温州人都认识这个“瓯”，又以为我们将字写错了。温州只有瓯江，哪里有欧江呢！
也正是这个“瓯”字，给温州人造成一种困境的同时，却也使得温州人形成与别处不同的群体个性，让温州人在中华民族中独树一帜。比如共同在这个“瓯”中生活，温州人容易抱成团，同舟共济，非常团结；这个“瓯”又是开口的，开向浩瀚的大海，故温州人的心胸非常开阔、目光远大，很早便向海外发展。
由于瓯地的特殊性，外敌不断进入抢掠，而中央政府视瓯地与瓯民为弃儿，温州人只能自力抵御，从而造就了温州人好武、强悍的性格，经常能创造以少制多，以弱斗强的英雄业绩；国家不向温州投资，温州人只能自力更生，自找出路，又造就了他们的经商才能，他们不找市长找市场，不看风向看走向；……于是同样一个“瓯”字，却又成就了温州人的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真可谓败也是“瓯”，成也是“瓯”。
奇怪的表彰会
瓯般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不少独特的人文现象。古怪的温州话便是其一。常有外地人听我们讲温州话说：你们讲的是什么鸟语！
温州话实在难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温州军分区礼堂召开了一个表彰会。我有幸以媒体记者的身份参加，那时我在编温州解放后第一个通过邮局向全国公开发行的文学期刊《文学青年》。表彰的对像是从老山前线作战归来的战斗英雄。与越南打仗是非常艰苦的，作战的双方太“知已知彼”了——因为过去是“同志加兄弟”，并肩作战几十年。作战风格相同，彼此非常了解对方的战略战术。加上越南人久经沙场，与法国殖民者作战，同美国侵略者作战，并且都是胜利者。由于中越作战的艰苦，也出了不少感人的文学作品，如《高山上的花环》等。我那时正在写作，以为可以挖点好素材。
受表彰的战斗英雄有八九位，个个戴着大红花，笑得一脸灿烂。我认真地听着有关这些英雄光辉业绩的介绍，并飞速地记录着。可记着记着，不禁停了笔，什么冲锋在前，撤退在后，作战英勇，不怕艰苦……之类，具体的事例呢？写报告文学或小说要的是细节，是动人的故事，不要这些套话，看来要在会后进行个别采访了。我请市委办公室的一位秘书朋友帮我安排采访，他却摇了摇头：“恐怕不会同意让你们这些笔杆子采访的。”“为什么？”我觉得很奇怪，既然让媒体记者参加，总是要进行报道的。他悄悄地在我耳边说：“这是个军事秘密，别到外边说去，他们都是因为会讲温州话而立功的。”
这也算是个奇闻，温州人当然讲温州话，但在部队里应当讲普通话。我本人曾经当过兵，在连队里我们温州兵常常让连长、指导员刮鼻子（批评），说我们碰在一起总叽哩呱啦说什么鸟语。他们怎么会因为讲温州话而受表彰呢？他吞吞吐吐。我又找在分区的熟人，还直接拿着记者证（当时这个证件还是很管用的，不像现在弄滥了）找战斗英雄采访，终于弄懂是怎么回事了。
原来当时作战的主要通讯工具是步话机，上级靠步话机指挥战斗，下级靠步话机请示报告，即所谓：“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之类。但步话机很容易被对方所截听，你讲普通话，敌方也会找会讲普通话的人来听，你讲广东话或广西话（当时战斗主要集中在广西与越南交界），敌人也找懂广东话或广西话的人来听。怎么办？有位指挥员一下子想起他手下的几个温州兵整天叽哩咕噜，说着谁也听不懂的鸟语，对，让他们上！于是步话员全都换成温州兵，这一招还真灵，对方连听到的是哪个地方话还没搞清，就稀里糊涂地吃了败仗。战斗胜利了，温州兵功不可没，个个受到了表彰。只是受表彰的理由不便说，于是便个个“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了。温州话的特殊性由此可见一斑。
“思思、此此、次次四”
这是一个奇怪的小标题，不是温州人是不会懂的。这个小标题的七个字，是我考全国各地的作家、语言学家的一道题目，并且屡试不爽，几乎没有一位外地的作家或语言学家通过这个考试的。
新编的《温州市志》关于温州方言的概述中有这样一句话：“温州方言种类之多、差异之大，可称全国之最、世界之最。”是否世界之最不得而知，至少在全国范围之内，温州话的难懂是很出名的。
温州话粗粗一算在十数种以上。如苍南、平阳有北港话、蛮话、金乡话；泰顺有罗阳话、蛮讲话、畲客话；乐清有大荆话；洞头有闽南话；永嘉有仙居话、青田话等等。而且其中不少话是无法直接交流的，它们之间的交流不是像山东话与河北话之间的交流，相互能听懂只是口音不同，温州话的这些语种之间大都相互听不懂。
瓯语在温州讲的人最多，估计超过一半。市区、永嘉、瑞安基本上都讲瓯语，平阳、文成、乐清大部分也讲瓯语，外地人指的温州话就是瓯语。我上面说的“思思、此此、次次四”就是这种话。闽语讲的人也不少，平阳、苍南、泰顺、洞头不少人都讲闽语。但泰顺部分人讲的闽语与福建的寿宁县相近，属闽语中的闽东话系统。其他三县人讲的是闽南话，与厦门、台湾的人能顺利交流；苍南有部分人讲蛮话，“蛮”字有蛮横、不讲理、土里土气的意思，含贬义，但这里是个中性词，仅指苍南钱库、舥艚等乡镇讲的一种土话。前面写的温州兵受表彰的事我推测就是讲蛮话。因为当时报的战斗英雄的籍贯都是苍南人。讲蛮话别说是越南人无法破译，就是我们这些地道的温州人都听不懂；蛮讲又是有别于蛮话的另一种土话，泰顺县泗溪、三魁等乡镇人说的；畲客话是居住在温州的畲族人说的语言。温州的少数民族据说有39个之多，但39个少数民族总共也不过温州人口的1％左右。其中畲族最多，有近六万人，分布在泰顺、文成、苍南和平阳等县。畲族是外来客居温州的，所以温州人称之为畲客，畲族妇女称畲客婆，畲族话也就称为畲客话了；温州话中还有泰顺罗阳的泰顺话、乐清北部的大荆话等等等等，套用一句时髦话叫不胜枚举。其实，再说下去便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因为我自己都搞不懂温州话，我曾对那位教语言的朋友说过：要能搞懂温州话，那才是真正的语言学家。
不过，无论如何“不胜枚举”，金乡话还是一定要“举”的。金乡话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方言岛，只在苍南金乡镇城内（旧金乡卫）使用，说金乡话的大约只有三万人。说起金乡话还是要提到戚继光和戚家军。自元以降，倭寇为患，明初开始猖獗，特别是方国珍、张士诚失败之后，余党逃入海隅，与倭寇勾结，不断搔扰温州沿海，为抗倭患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置金乡卫（现苍南金乡）、磐石卫（现乐清磐石）以及宁村、蒲门等千户所，筑卫城和所城，卫所附近建烽堠（烽火台），以传递军事信息。有卫、有所必有人守，招募了不少兵丁，不足部分由义兵来凑，所谓义兵，便是因地方不堪倭患，青壮年自发组织的。但倭患仍然连连，效果似乎不甚理想，直至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由登州卫指挥调浙江任参将。他见旧军素质不良，去苍南、浙东特别是义乌等地招募农民矿工，编练新军，成为抗倭主力，效果彰显，他也因战功升任统兵官。倭患稍息，戚继光奉调北方，部分戚家军便留在金乡卫，尔后娶妻生子，金乡卫城内的人便讲一种以吴语为基础，掺杂了瓯语、闽语和蛮话的独特语言，形成一个方言岛。
在温州，类似于金乡话这样的方言岛还有。辟如苍南的蒲壮所城，城外全说闽语，城内说的是变调了的瓯语，泰顺全县以蛮讲与罗阳话为主，惟有百丈口镇说的也是变调的瓯语。泰顺与永嘉的深山还有些更小的方言岛，那就更弄不懂了。
瓯语的归属
对于温州话的归属（我这里的温州话指瓯语、蛮话、蛮讲等等温州人讲的语言的总称），据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章太炎曾将温州话归于闽语系，“属福建而从福宁”；赵元任和王力都将温州话归之吴语系，属南吴语；尔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把温州话归为吴语系。似乎温州话的归属从此成为定局。我对语言研究一窍不通，不知如何分类的。我只是有个疑问：我能讲上海话，上海话属吴语无疑，我基本上能与无锡、苏州、杭州，乃至我们温州的邻居台州人沟通，但他们全听不懂温州话。沟通无从谈起不说，并且连语言结构都完全不同，将温州话归于吴语系我想不通。同样的，温州话也无法归到闽语系，两者之间的差别实在太大了。
最近，我正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为此在一些有关的会议上疾呼：应当有个瓯语系或是温州语系，将除闽语与大荆话（与台州话相似，可以明确地划归吴语系）外的所有温州方言，都归到这个语系来，不要再让那些不懂温州话的语言学家，将温州话一会儿塞入闽语系，一会儿塞入吴语系了！
我就此一观点请教我的多年好友，出版了《温州话》的沈克成先生。沈兄博学多才，汉语的电脑输入法——表形码（沈码）就是他发明的，同时他又是位语言学者。但他对我的观点似乎不以为然，只是将他的网址给了我，于是我便看到了他的一篇文章《温州话从哪儿来？》。据他的考证，温州的先民（即瓯民）讲的是古越语，而古越语属于侗台语，是今日侗语、水语、壮语、傣语、黎语、泰国泰语、越南京语、缅甸掸语等共同祖语的兄弟语。其主要特点是形容词后置于名词，如：菜咸、笋干、饭焦等；副词后置于动词，如：吃添、走好等；及副词后置于形容词，如：红显、苦倒等。我认为还有将动词后置于名词，如关灯，温州话说灯关关，扫地，温州话说地扫扫等等。为说明问题，接着我只能引用沈先生的原文了，好在他的文章一向以简练著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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