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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耶稣领导学的宣言（1）
理查德·弗莱德
《无人知晓之人》对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巨大影响
在美国兴旺的20年代，一些电影和图片给我们留下了这样深刻的印象：衣着随意的轻佻女子跳着查尔斯顿舞步；禁酒官员将一桶桶私酒销毁；匪徒们开着车互相追逐，一边用汤普森机枪扫射；好莱坞的鲁道夫·瓦仑提诺和赛达·芭拉激发着公众的想象力；查尔斯·林登博格，航空史上的孤胆英雄；巴比·鲁斯在棒球场上称霸；还有大汗淋漓的威廉姆·杰宁斯·布赖恩和克莱恩斯·达仑在“猴子审判”庭上就宗教的正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价值观展开的激烈辩论。布鲁斯·巴顿的成就没有让他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图片和杂志上，但是这个著名的广告人，公关人以及作为一名畅销作家，他涉及了那个年代的许多问题，当人们用文字描述那个年代时，不得不提到他。巴顿的名作《无人知晓之人》（The Man Noboby Knows）在文学领域也许不如斯考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但在当时，《无人知晓之人》的销量要好得多。作为非小说类的畅销书，从1925年3月到1927年12月的两年内，该书共出版了27次。无论是关于大众宗教的还是关于讲述“成功”的书籍，它都可称为典范。然而50多年来，却一直没有它的原版。
《无人知晓之人》在20世纪20年代对人们的影响远大于《了不起的盖茨比》。当文学批评家们对菲茨杰拉德推崇备至的时候，巴顿则给那些日报，商业和宗教报社的编辑和专栏作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书激发了无数的布道，引起了宗教领袖的注意—有的是挑毛病，但更多的是赞赏，商人也为其喝彩。巴顿被鼓励写它的续篇，一本关于圣经的书，名字叫《无人知晓的书》。这本书在1926年问世并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巴顿同时有两本书列在畅销榜上。《无人知晓之人》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与该书同名的无声影片也制作完成了，并由巴顿编写字幕。他还在赛希尔·德米勒拍摄的宗教题材的好莱坞影片《王中王》中担任顾问。
同时代的人将这本书融入他们的文化生活。《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年终总结报导的标题是“1925年美国大买卖引起的大事”。文章中引述了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的一段话：商业作为“全世界的工作”，是人类“道德和精神进步的伟大动力之一”。文章还引用了巴顿书中的一段话，“人们的救世主被描述成伟大的推销员和广告人”，被比作“现代生意的老手”。柯立芝从他的参议员朋友和巴顿本人那里得到了这本书，他和第一夫人在白宫招待巴顿的父亲吃午饭的时候也热切地提到了这本书。巴顿的出版商鲍比斯·梅瑞尔甚至希望柯立芝总统能支持这项工作。
布鲁斯·巴顿在写《无人知晓之人》以前就已崭露头角了，但是当这本书成为畅销书以后，他一举成名，享誉全国。同时代的人和那些学者从此用他的书作为20年代商业发展方向的例证。书中直接涉及到了公众谈论的主题，历史学家也毫无例外的把巴顿和他的书作为20年代美国商业占据了主导文化地位的证据，这一时期的文化多被认为夸大和极端。这样《无人知晓之人》就成了这一时期的文化代表。20世纪30年代，当某个前广告人写书抨击他的职业的时候，一个评论用了这样的标题—“无人知晓的职业”。这足以说明巴顿的书在当时无处不在的影响。
在巴顿积极多彩的人生中，最主要的还是他的商人身份。他年轻的时候卖过杂志（他有时还是撰稿人）；以最积极向上的状态推销商品以及大公司的声誉；而当他被认可后，则为增加他敬仰的公众领袖的声望而努力。同时，他也为推进具有现代意义的新教而奋斗。他在出版业工作，也为报纸和杂志写文章。作为广告业和公共关系业的先锋，他创建了著名的广告公司Barton，Durstine＆Osborn。该公司在1928年更名为Batten，Barton，Durstine＆Osborn，即BBDO，该公司现在已经成为全美最有名的广告商。它的创建人甚至成为杰克·本尼的广播喜剧节目中每周都要用来插科打诨的人物。后来，巴顿在议会工作了3年，参加了美国参议员的竞选，积极参与共和党的政治事务，给主席提建议。他同当权者和名人的关系密切，有时还会将对他们的采访发表出来。尽管像钢铁巨人安德鲁·卡耐基这样的美国商业领袖一样，他也对财富的聚积有着憎恶心理，他还是乐于享有成功和威望所带来的安逸和物质享受。
开创耶稣领导学的宣言（2）
然而，巴顿真正被人们所记住，还要归功于《无人知晓之人》所引起的轰动。当他的整个事业都显示同美国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时，《无人知晓之人》则展现了他表现和反映那种文化的技巧。它面世时，美国正处于20年代童话般的经济繁荣时期。书中指出，宗教不仅不同繁荣昌盛、幸福安逸以及这个时代的其他美好景象相对立，而且还相当一致。巴顿展示给美国大众的是，如何在信奉上帝的同时享受非清教徒的幸福而不用感到愧疚，要花费也要注意节约，要享受生活也要努力工作。他赋予了宗教现代化的色彩。
编年史家们借用了《无人知晓之人》中一些醒目的标题用来记录20年代的商业规范。惨淡的经济大萧条使得历史学家们对局势后知后觉的讽刺和批评更加尖锐，他们经常引用巴顿的话来嘲讽那一时期人们对泡沫经济繁荣的痴迷和追求。该书仅用耶稣的一个问题“岂不知我应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作为前言。这个引述和斜体部分体现了巴顿的意图。他将耶稣描述为世界上第一个广告人，宗教故事则作为强有力的广告内容，十二门徒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商业组织的董事会，耶稣则是所有企业执行人的伟大楷模。
这些措辞在20年代教科书的封面上屡见不鲜。一本书还引用了巴顿对耶稣的描写：“他是现代商业的创建者，因为他从商业底层中选出了12个人，并把他们集合成整体，从而征服了世界。”其他的课本也都引用了同样的话，并作以不同说明。玛丽波斯诺顿学校的课本里记述了20年代广告日渐重要的地位。另外一些课本在讲述巴顿时用了这样的结论：“在救世主自己从事大规模销售的情况下，有如此多的美国人抱有消费者文化的观点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个时代还没有结束，就已经有50万人买了巴顿的书。”《美国承诺》用巴顿的书来证明“新的价值观（主要指消费观念）取代旧观念的程度……”
用巴顿作例子在更早以前就已存在。在1931年出版的《只在昨天》中，弗雷德里克·路易斯·阿伦用生动多样的语言对20年代进行了评论，他强调了在那个年代中《圣经》在商业领域是如何经常而又彻底地被用来作为“课程”。阿伦引用了许多现在大家早已熟悉的段落，他指出，这本书的畅销证明了“在柯立芝繁荣的正面影响下，商业已成为全美国的宗教”，巴顿为人们提供了这样的保证，即“这种宗教是正确且适当的……”，其他的评论者也纷纷附和。在对20年代商业思想的调查中，詹姆斯·普劳斯若引用了对芝加哥大学神学院主任和前美国教会联合会主席的采访，他们都同意，如果人们祈祷的话，要取得更多利润或获得职位升迁都是可能实现的。为证明那时候商业和宗教是密不可分的，普劳斯若引用了巴顿书中常用的段落，强调，“当我们不再有工作和宗教工作是有区别的这种想法的时候，世界将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从阿伦以后，历史学家对20年代就不再宽容了。他们找到了更多可以用来批评和嘲弄的事情，从沃伦·哈定的用词错误以及他内阁的丑闻，到柯立芝声誉虽好但过于保守的政府，以及后来开端良好的胡佛当局，一直到1929年的经济崩溃。期间还有残暴的三K党，对萨科和万泽蒂执行死刑的争议，禁酒以及更多违反禁酒和虚伪的行为，文化和道德的自满与狭隘思想—“巴比特式”—因将许多艺术家和文学家放逐出去而倍受指责。尽管有这许许多多的事件发生，巴顿仍是值得一提的人物。
在巴顿的书面世的时候，“巴比特”一词，源于辛克莱尔·路易斯1922年用于命名的小说，常被用来划定针对《无人知晓之人》的社会批评的标准。乔治·巴比特是俄亥俄州占尼斯市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房地产经纪人。他是占尼斯运动俱乐部的成员。这些成员都有着无穷的活力和精力，他们的思想和愿望构成了他生活的母体。在他岳父的公司里，他过着舒适而乏味的生活，他积极响应“将房子卖给那些买不起的人”的号召。他有种族偏见，还大言不惭的说“服务”是商人的中心事务。他称赞那些说大话的人，瞧不起老实人。他所在教堂的牧师也鼓吹“真正男人的宗教”和“基督教的金钱和感观价值。”《巴比特》神秘地预示了巴顿的一部分观点以及对那些观点的不同理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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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耶稣领导学的宣言（3）
一些批评将巴顿的书同巴比特式联系起来。纽约市长老会的一个牧师严厉指责巴顿和“全国扶轮社的传教士”，说他们“将宗教尊崇为商业，耶稣成了一个大生意人，而基督教则膜拜巴比特。”“耶稣已经加入了扶轮社”，一个刻薄的评论员这样评价。卫理公会的一个牧师，具有社会福音派的倾向，将该书同当时“商业崇拜”的有害倾向联系起来。把巴顿的书同某个牧师的“摩西是个房地产商人”并“预见到了迦南的美好未来”的论调绑在一起。
当有人因为宗教尊崇商业的原因攻击该书的时候，一些人因为它将庸俗的商业带入神圣的信仰领域而被触怒了。一个天主教批评家表达了他的惊恐，报纸上《无人知晓之人》的连载会将“这种堕落的陈述”带给更广泛的读者。但更主要的是，在20年代宗教同现代主义的战争中，巴顿得以将新教徒从信奉正统派基督教的教徒中分离出来。在一个专门针对《无人知晓之人》的小册子中，作者称巴顿是个“下流的现代主义者”，他的书是“目前充斥在全国范围内的大量误导的、荒谬的宗教文学的另一个版本。”他驳斥书中关于圣经多处暗示耶稣是“耶路撒冷最受欢迎的晚餐客人”以及现代商业的奠基人的说法。借用巴顿对托马斯·培恩的正面引述，他反问到：“除了有异教徒倾向的人以外，谁还会站在他那边发起异教徒的召唤呢？”一个批评家很想知道美国人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接受并且花钱买那个笔比脑子转的还快的人写的未经大脑的东西。”另一个则轻蔑地说：“现代主义的信条不过是佛教或###教超脱的信条罢了。”
然而，更多的宗教领袖则称赞这本书—这也是出版商鲍比斯·梅瑞尔在广告上急于指出的。帕克斯·凯德曼，那个受人尊敬的牧师以及教会联合会的主席指出：“人们可以从这本书中学到，人类生活中那些积极而有活力的事情，没有耶稣不认可、鼓励和尊敬的。”一个卫理公会派的教徒称赞这本书是，“我所读到的关于耶稣和他的教义的最好的解释”，另一人则说，它是“我读过的最有意思的书。”巴顿和他的出版商积极地从知名的牧师那里争取对这本书的认可，并把它送给那些敢于讲话的有影响力的人手里。
这本书也赢得了众多商业名人的认可。《华尔街日报》的老板买了250本。罗森普里纳公司的所有人计划送出100本作为圣诞礼物。当鲍比斯·梅瑞尔的编辑催促巴顿让他们公司出版该书时指出，他们的意图是，让“世界上最市侩的巴比特也想读它”，这样“他对当地的扶轮社的影响就会像耶稣一样强烈。”巴顿亲自为这本书写了广告词：“美国每一个雇主都要将这本书作为圣诞礼物送给公司里最有价值的10个人。”
作者的宗教教育和他的商业经历（1）
这本书受欢迎的情况也许会让我们觉得作者是个骗子，觉得他的作品是为粗糙的20年代的商业作的辩解，从而使我们产生排斥心理。但事实上，布鲁斯·巴顿和他的书（不仅在20年代）比仅仅从文学领域考虑要复杂得多，当然也有趣得多。
布鲁斯·巴顿1886年8月5日生于田纳西州的鲁宾斯。他的父母是威廉姆·巴顿和伊瑟·崔蒂·布什奈尔·巴顿，他是5个孩子中的老大。巴顿出生的时候，他父亲是个巡回牧师，但是这种奇特的生活方式并没有维持很久，之后巴顿牧师去了奥博林学院以完成他的神学课程。从奥博林毕业以后，老巴顿到波士顿的肖木特教堂传教。之后，他在伊力诺伊州橡胶园的公理会教堂作了本堂牧师。他还利用业余时间成为一位有名的林肯学者。事实上，巴顿牧师的书《亚伯拉罕·林肯的一生》在《无人知晓之人》1925年登上畅销榜前的几周内一直是畅销书。巴顿牧师的宗教作品同他开明的新教信条一样，对基督教教义采用一种温和的态度。他主张耶稣从不是“虚弱渺小的”，他的“服务一生”的号召预见了小巴顿作品中的重要特征。父亲一直为儿子思考和写作提供丰富的建议和观点。
这个家并没有什么钱，也从不认为他们缺钱。“在家里，从没有人谈到过钱”，布鲁斯的弟弟弗雷德这样说。巴顿牧师并没有自己的汽车，但是当下午要作重要的布道时，教区居民接到他的电话就会给他送来汽车和司机。一次，孩子们“非常渴望有一匹小马”，巴顿爸爸把“孩子们的故事”卖给了杂志社，第二天回家的时候就牵回了一匹小马。巴顿家永远有无数的客人—学校的会长来寻求安慰和鼓励，一文不名的古怪艺术家在正屋结婚，从非洲回来的传教士“充实养分以便开始另外5年的国外传教生活”。布鲁斯回忆自己的童年是质朴而又无忧无虑的。他跟父母很亲近，对很多问题都听取父亲的劝告，包括他作品中提到的宗教问题。他后来指出，“牧师的孩子”通常从出生就懂得语言准确性的重要，对金钱“高度重视”，也是“高度漠视”，对成功有强烈的要求。巴顿一家不是住在一个默默无闻的农村教区里。橡胶园位于芝加哥的郊区，是个繁荣的地方，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兴盛起来的。（值得一提的是，厄内斯特·海明威曾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童年时光。）
在青年时代，布鲁斯就展现了企业家的风范。事实上，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在文章里，他都向人们展示了美国式的成功主题。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想，其他人可能也跟他一样喜欢枫树糖浆。他靠销售叔叔农场的枫树糖浆，一年就赚了600美元。同时，他还是当地一家报社的记者。在他更小的时候，就印刷了一份报纸。后来他还编辑了橡胶园高中报纸。
进入阿姆赫斯特学院以前，他在拜瑞尔学院呆了一年，这里的学生不仅要打工挣自己的学费，而且还得为肯塔基学校的日常运作做各种事情。巴顿家长希望这能让布鲁斯“始终拥有对那些为受教育而挣扎的孩子们的同情。”就这样，他在工作的忙碌中度过了阿姆赫斯特学院的时光，1907年毕业的时候，他成为了Phi Beta Kappa的一员，还被同学们选为“最可能成功的人”。人们一度猜想他可能也会加入圣职，但是布鲁斯觉得那不是他要作的行业。尽管如此，他职业的几个方面—比如他的主要作品和给许多杂志写的社论—仍然带有“神职”的色彩。
他首先想去教历史，但是他的第一份工作却是在蒙大拿建筑工地上当了6个月的计时员。后来他回到芝加哥当了一个宗教类的期刊杂志的编辑。以后他又为一些“家庭杂志”工作过，但是杂志社倒闭了，没能支付他的全部工资。于是他又劝说接收杂志社的人，让他用这笔钱在仍然出版的杂志上作广告，用作广告的地方为旅行社卖票，从而在旅行社那里领取报酬，最终他获得的收入比杂志社欠他的钱还要多。他搬到纽约去从事更多的编辑工作，他成为了科利尔父子出版社的助理销售经理。他为哈佛经典的、爱略特博士的那个著名的五角书架写广告词。每套书的顾客都被告知，他们每天只需花15分钟时间就可受到文学教育。他还为几家杂志工作。1914年他成为《每周》的编辑，这是一本画报，用另一个名字作一家报纸的周日副刊。在巴顿的帮助下，《每周》的许多图片都使用了一种着重说明插图的方式。一些观察家高度赞扬了他的创新行为，以后画报都开始采用同样的模式，例如亨利·鲁斯的《生活》杂志，这本杂志从30年代开始对美国民众的文化生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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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宗教教育和他的商业经历（2）
巴顿还写社论和特别报导。1914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一个年轻人的耶稣》。他为一些新教杂志写文章，他的文章都是有关宗教和社会问题的，在同当时的社会福音保持一致的情况下，采用了一种温和的改革派的立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每周》破产了。他开始写一些每月社论，主要是为《红书》、《美国杂志》、《科利尔周刊》、《读者文摘》、《时尚》和《妇女之友》等杂志撰稿。（最后一家杂志用连载的形式首次出版了《无人知晓之人》。）他经常发表对名人的采访，包括哈定总统和柯立芝总统、亨利·福特以及作家韦尔斯。1926年对柯立芝的采访尤其是一个绝妙的策略，这篇采访迅速被全国的报纸作为“新闻”故事进行了刊登，据说这篇稿子还帮助了当年共和党的候选人。（有时候巴顿会草拟一份“采访”，使用他认为大家会喜欢的话题，发给被采访者进行修改。）他的社论也作为社论集出版了，语言文字欢快鼓舞，就如同《无人知晓之人》一样：《老好世界》、《美好时光》、《更多的力量》和《越来越高》。
在美国加入一战以后，巴顿资助了基督教青年会，在为军人提供支援和休闲方面，这个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久后他就负责联合战争工作运动的公共宣传，该运动旨在为像YMCA、救世军以及其他帮助服役人员的组织寻求支援和帮助。这个运动史无前例的筹到了一亿美元。在这段时间内，巴顿，凭借他极有天赋的语言才能，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