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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顶两个人用。同时，产业层次提高，也能够给老年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我们不能指望一个60岁以上的人还当建筑工人。但是，一个60多岁的人，如果受过良好的教育，可以在大学教书，可以操作电脑，可以从事各种研究性工作。现在接受义务教育的人，不仅在10多年后要一个顶俩地辛勤劳动，养活不断增长的老龄人口，而且再过50年，他们本身也将进入老龄岁月，那时的老龄人口将约占中国总人口的1/3，他们能否自食其力，将是中国在本世纪还有没有竞争力的决定因素。
遗憾的是，目前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给许多人带来了盲目乐观情绪，掩盖了未来的危机。高盛在2003年的报告表明，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这“金砖四国”中，只有印度能够把5％的年GDP增长率维持到2050年，虽然其人均GDP仍是四国中最低的。这一估算的重要因素，就是人口。印度目前的人口平均年龄为26岁，中国为33岁。未来印度的人口增长率为16％，比中国高一倍。这不仅意味着印度的人口总数将在2035年超过中国，而且其人口要远比中国年轻，两国人口的平均年龄差距将越来越大。这当然会影响两国经济的此消彼长。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教育与老龄化的双重危机（2）
人口增长，人口年轻，并不一定是好事。在未来50年，中国的人均GDP要远高于印度，生活质量也明显高出一筹。但是，如果不做长远考虑，这些优势很快就会化为乌有。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借助于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红利”。
过去30年，中国少生了3亿人。这不仅大大减缓了就业和资源带来的压力，而且由于被抚养的人口少，中国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经济发展。但是，“人口红利”是个带有误导性的一面之词。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人口红利”实际上是“人口借贷”。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控制生育，被抚养的人口少，造成的结果是未来的劳动力减少，老龄化加剧，增加了国家和社会的财政负担。现在的“红利”，许多是以未来为抵押的“贷款”。不考虑未来，不计划如何“还贷”，我们就会“破产”。
应该说，目前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社会上成人多、孩子少，使我们比其他国家更有余地以高比率的财政支出投资于教育。举例而言，世界用于健康医疗的投资，占世界GDP的，美国在这方面的投资，占其GDP的，德国为，法国为，丹麦为，日本为8％，中国仅为。这里除了医疗费用和生活水平外，一大因素就是我们的人口年龄比其他国家年龄年轻。印度人口年龄比我们年轻，这方面的投资也比我们低，仅占其GDP的。但是，随着人口的老龄化，我们在这方面的投入，很快就会跟上去。现在不投资教育，以后就投资不起了。
在如此优越的条件下，我们的教育投资又怎么样呢？由于各种统计数字说法不一，我仅以《经济学人》2005年发布的教育投入在GDP中的比值进行跨国比较：中国为，美国为，挪威为，瑞典为，丹麦为，世界平均水平为。可见，我们虽然因为“人口红利”省下了巨额的医疗费用，但我们并没有把这份“红利”投资未来，反而在向未来借贷。
造成这样的局面，除了国家政策外，还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地方官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只管追求GDP的增长，以求在短短的任期内创造“政绩”；二是现在中国正在享受“人口红利”，劳动力充足而且便宜，劳动力投入比技术投入和教育投入更便宜而且见效快，从而跃入了“低技术陷阱”。但是，一旦人口结构改变，劳动力稀缺，劳动力的投入就会比技术和教育投入高，除非我们大幅度降低生活水平。但这一远景，还远没有进入国人的视野内。
改变这一局面，首先要加强基层社会的*。各地方的人大不仅应该保证由公正的选举产生，而且要有足够的权力要求地方政府在财政开支中给教育留足资金。同时，国家也要制定相应的政策，规定教育投入在GDP中的最低比率。只有这样，我们的教育危机和未来的老龄化危机才能够得以避免。
以市场控制人口（1）
中国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但是，许多政策还是遵循着计划经济的模式；如果不进行改革，这些计划经济所遗留的旧制度将成为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瓶颈。
中国的人口政策，即所谓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这一政策的核心，是以行政命令的手段要求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国家为此投入了大量资金。各级政府都设有计划生育委员会，层层把关。甚至想生第一个孩子的夫妇，也要到街道申请生育“指标”。
如今中国经济的繁荣，和这一政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密切相关。但是，展望未来，这一政策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甚至成了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到了不改革不行的地步。
首先，计划生育立竿见影的效果，导致人口的迅速老化。我曾撰文指出，到2030年左右，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将达到25％左右，超过美国当时的水平。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年轻劳动力来维持经济增长的势头，养活退休人口，将成为中国在本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其次，用行政命令控制人的生育行为，导致了一系列副作用。一是性别比例的失调。独生子女政策加上传统的重男轻女的观念和现代医学科技的发展，使“传宗接代”的男婴出生率远高于女婴。在海南、广东等省份，男婴数量竟超过女婴三成。有专家估计，到2020年，将有3 300万左右的适龄男青年无法结婚。这不仅会刺激非法的性产业的发展，使艾滋病的蔓延更难控制，破坏社会的稳定，而且从越南、老挝等周边落后地区走私新娘的活动也将变得难以阻挡。这些异国新娘往往来自当地社会的下层，缺乏教育，在一个陌生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非法生活非常困难。她们的子女也比正常人口更容易沦为没有技能的弱势阶层。更重要的是，现在中国的“超生游击队”常常以民工的形式出现在城市。城市的教育系统往往歧视这些人的孩子，使他们得不到应有的教育机会。这等于无形中降低了我们下一代的人口质量。
中国面临的人口挑战，比计划生育要复杂得多。中国仍然需要控制人口。但是，在控制人口的同时，不仅要考虑老龄化的速度，还要考虑人口质量。控制人口必然带来老龄化，只有一边控制人口，一边提高人口质量，才能应对老龄化的挑战。道理很简单：只有人口素质提高了，每个劳动力才能创造更多的产值，才能养活更多的老人。如果中国的经济20年后仍停留在现在的低端制造业的水准，就会失去发展的后劲，进而引发社会危机。因为到时候没有足够的劳动力，靠人海战术的“衬衫经济学”已经行不通。每个制衣厂的工人挣的钱勉强养活自己，如何还能分出一部分去养活老人？
所以，我们必须寻求一个既能控制人口，又能提高人口质量的政策。控制人口的目标，只能通过市场的手段所塑造的自愿生育行为来达成。
简单地说，我们需要用妇女教育政策来代替计划生育政策。把计划生育的经费，全部用来建立一个妇女教育基金，资助育龄妇女读书。这样，妇女有了教育机会，有了妇女权利的观念，有了好的工作机会，就会自动选择少生甚至不生孩子。妇女受教育程度越高，教育自己的孩子就越称职。妇女教育基金等于塑造了一代训练有素的家庭教师，这会使中国的教育质量、人口质量大幅度提高。这样，我们既控制了人口，又提高了全民的教育水平，为中国向高端产业转型做好了人才准备，可谓一箭双雕。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以市场控制人口（2）
这一政策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根据战后各国的实际经验总结出来的。道理很简单：一个农村的妇女，如果中学毕业后没有继续求学，没有好的工作，受男尊女卑的观念和传统所影响，她很可能早早结婚，早早生下孩子。但是，如果国家给她奖学金，让她进城读书，以后会挣比男人还高得多的工资，她还会甘心情愿地早早结婚生子吗？她更可能继续读大学。大学毕业，有了极好的工作机会，她也不愿意耽误，会推迟婚期，推迟生育，甚至最后不生孩子。
以美国为例。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婴儿潮的高峰，一个妇女平均生35个孩子左右，到20世纪70年代，这个数字跌到了17左右，和中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的出生率大致相当，但美国并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呢？一大原因，在于20世纪70年代是女权运动的高峰。年轻妇女不仅意识到了自己的权利，掌握了避孕技术，而且获得了许多上学和工作的机会。
一系列的统计数字表明，学历越高的妇女生孩子越少。比如，1994年美国平均每个妇女所生的孩子已经回升到两个以上（这和移民的生育行为有关，但仍低于21的人口替代水平），但有大学文凭的白人妇女，平均只生17个。有大学文凭的黑人妇女则生得更少。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出生率就更低。以2000~2005年平均每个妇女一生所生的孩子统计，中国澳门为084个，为世界最低；中国香港为094个，为世界第二低；韩国为123个，排世界第7；日本为133个，排在第21位；新加坡为135个，为世界第24位。这些地方，全无计划生育政策。但是，这些地区的生育率比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地方生育率要低得多，乃至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原因很简单，妇女受教育的机会增多，男女平等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社会高度城市化，养育孩子的费用提高，同时经济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越来越多的妇女选择了自己的事业发展道路，摆脱了传统的生儿育女的观念。
中国应该通过给妇女提供教育机会，塑造自愿少生的生育行为。如今的计划生育组织，深入到每个街道，费用庞大。如果把这笔钱用做妇女的奖学金，甚至创建各个层级的女校，让尽可能多的适龄妇女上大学，让农村妇女进城受教育找工作。这样，中国的生育率可以不通过计划生育政策而自然降下来。当然，我们不能指望中国的出生率会自然降到日本的水平。其实，降到那么低的水平将引发我们无法承受的老龄化问题，并非好事。取消计划生育，代之于妇女教育计划，也可能在短期内使出生率提高，但从长期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速度来看，这样的出生率很快就会回落。五六年内多生的孩子，正好为20年后中国的老龄化社会提供良性的劳动力缓冲。
所以，现在是人口政策改革的最佳时机。看看战后各国的人口与经济发展状况，出生率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降低到了我们通过计划生育政策才能达到的水准。这一规律几乎放之四海而皆准，还没有一个主要的国家和地区例外。特别是韩国，在1955~1960年，每个妇女平均生6个孩子以上，比同期中国的水平还高，但现在下降到了123，比我们计划生育后的生育率低得多。在未来10年，中国经济将进入韩国20年前的发展阶段。这也是人口出生率自然回落的阶段。人口增长仍然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但不应该引起我们的恐慌和过度的反应。我们的决策者要拿出勇气，为妇女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工作机会，取代控制她们生育的行政手段，通过市场来完成良性的人口控制。
“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19世纪末，面对西方列强的侵夺，李鸿章感叹中国碰上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非改革不足以生存。其实，21世纪的中国，也将同样碰到“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只是这一变局没有19世纪时来得那么戏剧性，因此也更容易被忽视。这一变局，就是中国的人口。
自古以来，中国基本上保持着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唯一可能的例外，大概就是罗马帝国盛期的1、2世纪。一些历史学家估计，那时的罗马帝国总人口可达5 000万到1亿。不过，这一庞大数字，包纳了大部分欧洲、撒哈拉以北的非洲，以及近东地区广大领域的众多种族。其宗教、文化、语言都非常不同，彼此联系松散，很难算是一国的人口。退一步说，至少自隋唐统一后，中国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就再没有受到过挑战。这一地位真正的改变，将出现在本世纪。根据最新人口学家们的预计，在2025年左右，印度的人口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这一前景，当然说明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就。中印同属人口负担过重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显然比印度更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增长。近1/4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超过印度，除了经济改革上领先一步的原因外，另一大原因，就是中国正享受着计划生育所带来的“人口红利”。
不过，当中国从保持了一千多年的人口第一大国的位置上走下来时，其国际地位和经济竞争力是否会受影响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就必须看看庞大的人口规模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13世纪末，当马可波罗进行他传奇般的中国之旅时，欧洲正经历着商业革命，并且马上要跨入文艺复兴。他的故乡威尼斯已经发展为一个商业贸易帝国。意大利的一系列城市国家也迅速崛起。欧洲在商业贸易乃至支持经济增长的制度建设上开始领先于世。反观中国，经济发展到南宋已经达到顶峰。以人均ＧＤＰ来衡量，领先的势头正在被欧洲的发展逐渐削弱。但是，在马可波罗笔下，中国简直就是个遍地是金子的天堂！他的夸张描述，激励了哥伦布取道西线到东方寻宝的野心，最后意外地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改变了人类的历史。
为什么中国会如此令欧洲震惊？我们不排除当时中国的人均ＧＤＰ略为领先的可能。但是，中国的人口总数，使得中国的经济总量远远高于欧洲。明清时代，世界的白银滚滚流入中国，购买中国的产品。根据世界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估计，一直到工业革命初期，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仍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一位置，到了19世纪末期才被美国所取代。
如今以人均ＧＤＰ算，中国仍排在世界百名左右，是个地道的穷国，但因为人口众多，所创造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德国，仅居美日之后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也因此有了大国的称号。这一规模经济的优势，就像历史上曾发生过的一样，弥补了我们在生活水平（或人均ＧＤＰ）上的弱势，使我们有了似乎是取之不尽的供应世界的能力。比如，改革以来中国制造业上的优势维持了这么久，已经不能仅仅归结为劳动力便宜。事实上，不少发展中国家，如越南、柬埔寨、老挝，以及许多非洲国家，劳动力价格都比中国便宜得多。但是，这些国家没有中国这么充足的劳动力向西方国家供应超大批量的产品。
但是，当人口规模一旦被他国超过后，这一局面就会改变。这里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在人口上可能取代我们而成为人口第一的印度。中国和印度同为崛起中的国家。印度经济改革起步虽晚，但有自己的优势，后劲十足，最近在ＧＤＰ的增长速度上已经逼近中国。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已经明显高于印度。未来二三十年，中国将迅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劳动力总量的增长放缓、停止，甚至可能下降，被抚养人口的负担加重。这会进一步使劳动力的成本和价格上升。与此同时，印度人口持续增长，劳动力不断扩大，人口年龄相对年轻。预计到2025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将占总人口的13％~14％左右，印度则仅为8％上下。可见，印度的劳动力总量，将先于其人口总量超过中国。当印度在劳动力数量逼近乃至超过中国，并且价格明显低廉的时候；当印度基础设施全面改善，经济政策更加优惠的时候，印度就会从我们手里夺走供应世界的能力。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的“衬衫经济学”就不会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失去制造业的优势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能够适时地进行产业升级，使经济朝高端发展。但是，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输给了印度。印度的服务业已经领先了我们，成为了“世界办公室”；印度也出现了几家世界级的企业。而我们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依赖的却是看似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这就像是中东国家依赖开采便宜的石油一样。说白了，我们是靠原料吃饭，只不过这种原料是人而已，而这种原料的供应，在未来的日子里还会不断减少。
当印度的制造业能够大批量地向世界提供更廉价的产品时，沃尔玛这样的买主还会来中国吗？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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