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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则是到亚当·斯密生活的时代为止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是下层百姓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中国的发展早已经到了顶峰、陷入了长期的停滞。
我们必须注意到，在亚当·斯密发表上述这番见解时，英国工业革命基本还没有发生；美国尚不存在，那13个偏僻的殖民地即使在美洲也不是经济的中心（当时美洲的经济中心主要集中在使用奴隶的加勒比地区的种植园）；中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然而，没过多久，亚当·斯密的预言全部应验：英国崛起为一个“日不落”的世界帝国；美国则来势更猛，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取而代之；最富有的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受尽凌辱。这样的历史教训，足以让今日的中国惊醒。也许，中国将在未来几十年内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如果中国不改变目前这种国富民穷、大国小民的状况，亚当·斯密200多年前的预言对今日的中国就也同样适用。
现代世界史，基本被英美两强国所主宰。自18世纪中期“七年战争”后，英国就成为了世界强权国家，到了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后奠定了其“日不落”帝国的地位。美国则在19世纪末开始取而代之，自20世纪起主宰了世界。在这期间，虽然两国不断受到来自德国、日本、前苏联等新兴力量的挑战，但最终仍能维持长盛不衰。以至于有人称现代世界实际上是被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所主宰。
那么，这种资本主义的力量在哪里？正在寻求大国地位的中国对此不可不察。
最近，着名的英国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出版的《全球化视野中的英国工业革命》（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对西方几十年来的研究进行了十分精彩的总结。对工业革命的传统解释，多集中于供应一端，即技术的发明创造，如珍妮纺织机、蒸汽机、铁路的诞生或工厂等新型企业组织的形成，传统观点传认为是这些技术和组织的突破把世界经济带入了现代。但是，这套学说到了20世纪就越来越受质疑。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学者的目光拓展到了需求的层面上。他们发现：促发工业革命的那些技术因素，在欧洲大陆基本都存在。比如荷兰、意大利、德意志地区的科技水平，都足以把世界带进蒸汽机时代。可惜，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这些地区因为不具备市场潜力而没有被开发出来。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英国发生，是因为英国掌握着足以使这些技术创造利润的市场。
那么，这一市场哪里来？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来概况就是“人重物轻”。在18世纪，英国是欧洲劳动力价格最高的国家之一（大概仅次于荷兰），逼得雇主挖空心思节省人力，最后采取了机器生产的模式。而机器生产需要的大规模投资在当时是前所未闻的，必须慎之又慎。只有在劳动力价格高到一定程度时，用机器替换劳动力才是理性的投资。在欧洲大陆，大国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低，与其购买昂贵的机器，还不如使用廉价的人力。最富裕的是几个小国，如荷兰和北意大利地区的城市国家，本身都不具备吸收机器提高生产量的市场规模。所以，欧陆国家即使有工业技术也不会采用。另外，机器生产需要大量的煤炭来驱动。英国则正好蕴藏着大量的煤炭资源。特别是美洲的开发，使英国额外获得了大量廉价的原材料。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使原材料和燃料价格变得特别便宜，大大降低了用机器代替人力的成本。
美国的情况更是如此。如亚当·斯密指出，18世纪中叶美洲英属殖民地的劳动力比英国还要昂贵。纽约州的工价比伦敦还高。同时，美洲殖民地资源更丰富，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更便宜。比如，弗吉尼亚州有着名的“50英亩规则”。由于劳动力稀缺，为了吸引劳动力，该州允诺每个白人男性只要登上弗吉尼亚的海岸，就可以免费获得50英亩的土地（一个标准的奥林匹克足球场为两英亩左右）。在那里人有多“重”，物有多“轻”，由此可见一斑。所以在美洲殖民地尤其是后来的美国，用机器代替人力就更为迫切、更有利润。事实上，美国在19世纪末之所以能够超越英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其能源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经济体系为现代科技发明开拓了巨大的市场。许多英国发明的技术，因为在本国没有足够的市场份额而在美国首先得以应用。世界工业的中心也就从“人重物轻”的英国转移到更重人轻物的美国。
人之轻重：东西欧的历史分水岭
这一历史发展轨迹，对崛起的中国设计大国战略非常有帮助，也给当今的中国以强烈的危机感。中国虽然经历了奇迹般的经济起飞，但是中国的现状依然不是“人重物轻”的局面，而是“人轻物重”。中国的经济，是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衬衫经济”。《经济学人》几年前就报道说，由于中国的劳动力价格过低，一些外商到中国投资设厂后，宁愿放弃已经使用多年的先进生产技术。因为即使是二流的设备，也比中国的劳动力要贵得多，用贵机器替换廉价的人力显然不合算，由此形成了“低薪陷阱”、“低技术陷阱”。这和英美工业化的模式几乎是背道而驰的。另外，虽然中国的能源、资源匮乏，中国这种劳动力密集型的经济又属于能源密集型、资源密集型，需要依赖大量的石油和原材料进口。中国的经济越是崛起，对这种能源和资源的需求就越大，使之变得更紧缺、更昂贵。到2008年为止，石油、农产品、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就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屏障。如果中国经济没有战略性的更新，随着未来几年世界经济的恢复，这种屏障就会变得越来越难以逾越。
怎么摆脱这种“人轻物重”的困局？我们还要参照西方的经验。固然，中西的历史和社会境况非常不同，不可简单地照搬。但是，工业革命毕竟由西方所发起，现代世界的经济秩序也是建立在这种西方体制之上。从西方的经验中，我们至少可以知道“人重物轻”的优势是如何形成的，这会为解决中国的问题提供有益的启发。
先说“人重”。如今欧洲史学家们的一个主流意见是，东西欧从中世纪起分途为落后地区和先进地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人之轻重。14世纪中期黑死病打击了整个欧洲，欧洲人口至少减半，土地荒芜，经济凋零。这对中世纪的封建秩序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在黑死病之前，人口膨胀导致人力贬值，土地紧缺，粮价上涨。拥有土地的封建领主在经济上自然强势。但是，人口减半以后局面就不一样了。大量的荒地，使农民和农奴不再需要依附于封建领主，可以找块地方自立。劳工因为稀缺，其价格比黑死病前高出3倍，靠卖力气吃饭的人意识到自己的价格在看涨，岂愿屈就于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封建的人身控制越来越难。
面临这样的挑战，东西欧的封建势力有两种回应方式，并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后果。在东欧，国王的中央权力几乎不存在，地方的贵族势力掌控一切。他们利用自己对政治权力的垄断，面对减少的人口，强化封建人身控制，把农奴拴在自己的土地上，不准他们利用新的经济现实讨价还价。西欧特别是英格兰，情况则复杂得多。在这里，国王和贵族一直处于竞争状态，谁也无法垄断政治权力。封建领主和农民发生冲突时，农民便跑到国王法庭上进行诉讼，国王也经常站在农民一边。同时，英格兰基层社会丰富的自治传统对小民百姓多有庇护。比如，即使是农奴在与封建领主发生纠纷并在封建领主法庭受审时，也可以受到初期陪审制度的保护。农奴如果找出几个同伴为自己无罪作证，封建领主经常告不倒他。所以，尽管英格兰的封建领主们面对危机也希望使用政治权力加强对农奴的控制，可惜农奴和农民在社会中有种种制度资源可利用，在关键时刻坚决反抗，往往使领主无法得手。最后，大家只好回到市场规则上来。比如封建领主降低地租，特别是通过固定的低租把土地使用权永久转让给农民，以吸引人力资源维持自己庄园的生产。要知道，黑死病导致了人贵地贱，粮食也便宜，封建领主只要能从佃户那里收一点租，就不在乎转让大片土地的使用权，这样总比放任土地荒芜要好得多。但是，当日后经济恢复、人口数量反弹、粮价大涨、土地变贵时，低价转让给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则无法收回。黑死病后定下的低地租是永久性的，在通货膨胀中其实际价值降到微不足道的地步。这就使拥有这种使用权的农民大发其财，发展成为了大佃户阶层。
也恰恰是这样的制度安排，使东西欧发展出完全不同的经济模式。东欧的封建经济得到了强化，封建领主用政治权力强迫农奴在庄园里为自己生产粮食。当封建领主希望享受奢侈品时，就把这些粮食运往西欧的先进地区进行交易，用其所得购买自己所需。这样，东欧的“比较优势”就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这种成本不过是维持农奴生命的基本费用，和养牲口的饲料等成本大体相同。西欧特别是英格兰则完全不同。人口的增长刺激了粮价的飙升，土地经营的一点点改进和产量的微增都会获得可观的市场回报。同时，佃户是按照黑死病之后定下永久的、已经变得微不足道的租率缴纳地租的，佃户几乎可以把土地增值的利润全部独吞。这就更加刺激他们寻求技术革命了。另外，人口的增加固然压低了工资，但是封建控制的松弛使大量过剩人口转向了手工业。因为城市手工业的利润率更高，这也算是一种产业升级，使经济变得更加多元化。比如，人口最密集、城市化最高的荷兰地区，在17、18世纪时工资是最高的。英国到了18世纪紧随其后。总之，西欧和英格兰更依赖市场、依赖劳动生产率来提高收入水平。相对而言，这一地区的劳动者免于东欧式的封建压迫，权利比较有保障，工资价格也比较高。更何况，后来西欧大量人口移民新大陆，不仅开发了新资源，也减缓了人口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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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首先是人的崛起
由此可见，大国崛起首先是人的崛起。就像亚当·斯密所说，如果一国的大部分人口贫困不堪，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强盛。他还特别针对当时中国的状况指出，中国之所以陷入长期停滞，一是缺乏自由贸易，二是权贵获得了太多的保护，普通百姓则完全没有受到保护。这样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想想亚当·斯密的分析，想想他所预言的历史，今天的中国，难道真会靠“保护富人”而成为大国吗？
中国要真正成为大国，就首先要做到“人重”，即扞卫人的价值，保护人的基本经济利益。“低薪陷阱”必然带来“低技术陷阱”。所谓“衬衫经济学”，和当年东欧的封建领主靠农奴的低劳动力成本而获得贸易的“比较优势”其实非常类似，最后只能靠给先进地区供应廉价低端的产品度日，根本不可能成为大国。所以，提高中国劳动力的价格，应该是当今改革的首要任务之一。
那么，怎么才能提高劳动力价格呢？政府一纸命令，制定一个最低工资标准，也许有必要，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好的手段是靠市场。不过，西欧的经验告诉我们，市场都是在一定的政治架构中运行。我们必须理解滋养市场经济的政治架构。在这方面，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保护劳工的权利。
亚当·斯密曾非常精辟地分析到：资方和工人之间虽然是互相依存，但每当双方在劳资纠纷中陷入僵局时，资方都能依仗更多的资源和积蓄压制那些等米下锅的工人。同时，由于资方经常得到政府的支持，劳工获胜的机会就更少。这会导致劳工进行一些徒劳的暴力活动。但是，现代*政治则改变了这一切。工会成为了重要的政治力量，劳工的人数和选票也远多于老板。如果老板利用资本优势在工人的报酬上进行不公平的讨价还价，即使工人们可能会在市场博弈中输掉，但在政治博弈中则能赢回来。整个西方经济在“二战”后发展得最好、最健康，科技创新最多。这也恰恰是劳工的权利被保护得最充分的时代。看看美国三大汽车的工会和资方进行的谈判，那些年薪十几万美元、身后有奥巴马总统为后台的工人还是弱势群体吗？雇用着一群十几万美元年薪的工人的总裁，和雇用着一群仅挣800元人民币的月薪、每天超时工作、无依无靠的民工的东莞老板，在对待技术创新上态度当然大不相同。这种不同，将对经济发展产生长远的影响。
我们不要忘记，中世纪以来东欧那种劳动者没有任何权利可言的农奴制并不是不讲市场经济。相反，那些封建领主积极投身于市场，把所生产的廉价粮食贩运到发达地区，降低了发达地区的生活费用。这和中国通过压低劳动力价格让廉价的“中国制造”占领西方市场是非常相似的。问题是这种战略所带来的“比较优势”无法长久。东欧落后于西欧持续了几个世纪，至今也没有改变。中国要崛起，就不能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
不过，中国仍然面临着独特的历史机会，可以把“人轻”的劣势扭转过来。这一机会，就是马上将出现的老龄化。从人力资源的角度看，老龄化和黑死病有着相当类似的功能。在老龄化的社会中，劳动力供应急剧减少，这将使劳工在市场上拥有更多讨价还价的筹码。问题是，面对他们在市场上的要价，政府是应该支持、保护他们的权利，还是抑制他们的权利？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倾向是，支持和保障劳工的权利，抑制亚当·斯密所分析的资方在博弈中的资本优势，使劳资双方的力量相对均衡，从而提高市场交易的效率。当资本不可能通过乘人之危地压低工价而升值时，就必须在技术和管理的创新上加大投入。有些经济学家称，最低工资的立*降低就业率。这个问题至今越来越有争议。其实，即使真是降低了某一部门的就业率有什么不好呢？如果最低工资逼着老板裁员，他就必须通过优化管理和技术创新来弥补人员的不足。当美国通过提高最低工资的法案时，一位坚持雇用刑满释放人员、并支付可观工资的老板就说：“如果你的买卖仅因为将最低工资提高那么几美元就会垮掉，那说明你的创意太少、太缺乏竞争力了！你带给社会的新东西这么少，社会凭什么回报你呢？你早该倒闭，让我们这样的企业来替代！”
中国也应该如此。不能给工人支付千元以上的企业，在当今的经济水平上根本就不应该有生存的资格。可惜，“改善投资环境”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政绩基因，使它们总是在劳资纠纷中站在资方一边。这就抑制了“人的崛起”，从长远看也抑制了“中国的崛起”。让我们放眼中世纪的英格兰，当时的英王主导中央政府，贵族主导地方权力。当贵族和农民发生纠纷后，国王法庭经常站在农民一边。这就使中央政府在老百姓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合法性。英国王室不仅存活到今天，而且仍然得到老百姓的爱戴，这和历史上国王法庭总是站在人民一边有着密切的关系。
同时，这种“人的崛起”，不仅需要基本的社会保障系统，如医疗保险、退休金制度等等，还必须有大量的教育投资。工业革命时的英国，识字率明显比非工业化国家高。美国在经济崛起过程中，也建立了庞大的义务教育制度。优越的教育体制使劳工的素质大幅度提高，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中国未来劳动力供应萎缩，更应该懂得“兵在精而不在多”的道理，加强对未来一代的培养，使他们成为高素质的人才。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现实和这种长远的发展战略背道而驰，教育投资在ＧＤＰ中的比重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民工子弟在教育上仍然受到种种歧视。这无异于进一步摧毁了未来中国的人力资源。所以，中国不仅需要极大地增加教育投资，更需要教育平权。每个公民，都应该从小感觉到社会对自己的关心，这样长大后才会想着回报、想着为社会作贡献，才会成为更自觉、更有创造力的劳工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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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口论：全球老龄化与中国的应对（1）
2004年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并不是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什么改变人类命运的事件，而是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发生了突变。这种认识一旦转化为行动，就会对人类命运产生本质性的影响。
自马尔萨斯提出人口论以来，人口的过分增长，一直是人类命运的一个巨大威胁。当年马寅初提出控制人口增长的理论没有被决策者接纳，中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2004年，新的人口论又横空出世。其中两本最引人注目的书是菲利普·朗曼的《空空的摇篮：出生率下降是如何威胁世界的繁荣以及我们如何应对》（The Empty Cradle： How Falling Birthrates Threaten World Prosperity and What to Do about It）和本·J·瓦滕伯格的《更少：人口下降的新人口学如何塑造未来》（Fewer： How the New Demography of Depopulation Will Shape Our Future），另外还有尼古拉斯·艾伯斯塔德在2003年发表的论文：《人口趋势：亚洲人口趋势的战略意义》（Demographic Trends：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Asian Demographic Trends）。这些研究，都依据联合国2002年对世界人口的最新预测，向世界发出了与马尔萨斯正好相反的警告：世界人口马上将开始萎缩。这一萎缩，由于速度过快，将会带来全球老龄化，威胁世界经济的健康增长，一些大国将因此沦落。其中东亚是老龄化的重灾区，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地区都将面临老龄化的威胁。如果现行的人口政策不改变，中国内地经济到2025年左右将丧失动力，“中国的崛起”也就无从谈起。
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和数学家孔德有一句名言：“人口就是命运。”只要观察一下世界史就会发现，大国的兴衰和人口的变化息息相关。美国用了200多年的时间，从一个蛮荒之地崛起为当今的世界超级大国，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它的人口增长了50多倍。当美国刚刚独立时，拿破仑正威震欧洲。自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