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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游戏中的求生准则：对金融开放要有清醒的头脑。只要没有足够的能力、不到合适的时机，就必须顶住来自发达国家的和来自国内利益集团的双重压力，不可轻易放开资本项目。与“玩儿”了几百年金融的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和能力实在相差太远，就像大人和小孩子摔跤，实质上没有“平等”可言，这时候我们必须依靠一些“护具”，只有随着慢慢个头长大、长结实了，才能逐步拿掉护具跟对手角力。
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必须走循序渐进的路子。只有当整个金融体系相对健全，银行等金融机构抵御风险和转嫁风险的能力足够强，对资本项目拥有足够的控制力和监管能力的时候，才能够放开资本项目，同时还不要忘记政府有监控市场状况和在极端情况下及时出手稳定市场的义务。放开资本项目也应该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一蹴而就：一般来说是先开放资本流入，再开放资本流出；先开放FDI，再开放直接投资；先开放债权投资，再开放股票投资和衍生品投资，如此等等。
或许有人会怀疑，这样做是不是有点杞人忧天？不，国际经济金融竞争与合作的实质早已不是表面上的规则和国际协议所能完全刻画的，今天的国际金融市场实际上是发达国家和来自发达国家的资金掌握了“话语权”。如果人们被“合作共赢”的甜言蜜语和温情脉脉的面纱所迷惑，就难以防范藏在利益诉求背后的利爪锐齿。在这个市场上，机遇来临的时候，危险也常常不期而至。为此，发展中国家要扩大开放，就必须同步建立和完善风险防范机制，一旦二者不同步，就有可能带来风险或影响发展速度。这就像夏天的时候要打开窗子通风，同时也要贴上窗纱：如果开放步伐过快，风险防范跟不上，则必然给风险传导留下了缺口，给金融投机分子与竞争对手以可乘之机，冲进你的屋子捣乱；如果开放步伐过慢，或者企图彻底消除风险，则无法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从而阻碍经济发展。太快了或者太慢了都不行，只能一步步摸索着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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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出手应对有度
在瞬息万变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下，理顺决策机制、作出正确而有效的决策，是“应万变”的能力基础。所谓“应万变”，就是要提高决策能力和决策水平，针对国际收支不平衡、通货膨胀等问题及时决策，制定和坚持科学的战略，将可能出现的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我们说过，在某种程度上，危机就是混乱，就是在多个领域同时、集中爆发的混乱，使得人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同时去做同样一件并不理性的事情。而这种全面、多领域的混乱绝不是像大地震或者火山喷发一样，忽然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何况也有一些地震和火山喷发也是可以提前监测到的。若能提前做好预防工作，防微杜渐，岂不是远远胜过灾后再去补救？
我们看到，在这次危机中，越南政府一度因为犹豫不决，反应太慢而饱受诟病，也给通货膨胀高企留下了时间。回顾二十年前，日本也是如此：在经济泡沫积累的过程中不但失去了应有的警惕，反而还继续推出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措施，无异于火上浇油。这次的事件是不是暴露出越南政府决策水平存在问题呢？实际上，这些年来越南政府也一直在努力提高行政决策的效率，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越南在革新开放中并没有忽视对决策能力的培养，将完善政府决策机制、提高行政效率作为重要内容，为革新开放营造一个有利的发展环境， 以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行政体制改革多管齐下，从制度改革、机构改革、干部与公务员改革、公共财政改革等4 个主要方面推开。
2006年1 月，越南共产党在十届四中全会上讨论并通过了多项重要决议。关于小政府、大部制改革迈出了很大的步子——会议决定大幅精简党和国家机关，越共中央从11 个部委通过撤并精简为6 个，6 个中央系统直属机关党委整合成2个。
政府部门的改革也致力于提高决策者素质，选拔最优秀的干部人才。这一点在从1992年开始的国会代表新型选举方式——###中表现非常突出。国会###使一大批既有出色才能，又能够代表民意的人才脱颖而出。越南国会的选举程序非常严格，首先候选人提名需要经过所在单位、居住社区和祖国阵线的3 轮无记名投票，而且在新闻媒体上公布候选人的简历、财产等情况，候选人需要与选区的选民面对面交流，接受质询，当众陈述选举计划，再通过最高超过30％的差额###产生。在最后875名候选人中， 非越###员的超过100人， 其中有30 人是自我提名的候选人。2007年5月20号， 越南登记选民通过直接选举， 选出了500 名国会代表， 这才完成了第12届国会代表选举。
越南同时加强了民主决策机制建设，提升国会与国会代表的重要性和监督职能。自2002年开始，国会行使质询权，每位中央委员都可以向包括总书记在内的其他委员提出质询，还可以对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检查委员会集体等提出质询。质询过程连线全国直播，每一位百姓都可以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代表与官员当面沟通或质询。2003年6月通过的《国会监督法》以法律形式赋予国会相当强的监督权力，促进了对决策部门的监督，提高了决策透明度。包括质询制度在内的决策机制改革，实质性地加强了国会的权力和职能，提高了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和责任感。
不过，得到改进的决策机制和监督措施并不能保证在金融决策中的快速反应，而快速反应是政策及时性的基础，它应该有一定的前瞻性，能够从蛛丝马迹中发现趋势，而要做到这一点，还要建立一套科学的预警系统。因为通胀的爆发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突然，但实际上有一定滞后性，通货膨胀的堰塞湖一旦形成，再想疏或堵，难度就会很大。现代计算机技术和数量经济工具非常丰富，发达国家在经济预警方面下足了功夫，甚至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决策机构和研究机构中也都建立了不同类别的预警系统。围绕本国的经济系统建立一套量化的预警系统，并及时根据预警系统反馈的情况调整政策，或许可以提前发现异动。
当然，预警系统作为一个“系统”，绝不是一套数字加一套软件那么简单，是需要很多部门共同配合来做的。比如统计部门的数据质量就非常关键，如果作为输入变量的数据本身不可靠，得出来的分析结果就可能差出去十万八千里。还有决策者有没有“刹车”的决心，如果发现了迹象却舍不得放弃经济增速，想要鱼与熊掌兼得，那就可能放任指标越走越坏，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也得不到，预警系统也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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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危机会波及中国吗？
越南是中国的近邻，一直奉行社会主义制度。越南的革新开放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越南危机对中国究竟有多大的影响？越南危机是否会向中国蔓延？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但是，长期高速的增长也隐含着不少的问题。2007年，中国也出现了楼市暴涨、股市沸腾、物价上涨等问题。更加相似的是，2008年以来，中国也出现了股市下跌，CPI持续走高的情况，楼市虽然没有全面滑落，但也出现了降温和停滞的现象。这些情况与越南危机前如此相似，让人有些不寒而栗。在越南出现危机之后，国内不少学者担心会在我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产生唤醒效应。尽管如此，我们仍认为，总体而言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依然很好，不存在发生危机的基础和条件。从目前来看，越南危机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并不大。
“To big to fail”准则有时候也会在宏观经济领域有效——中国经济的规模比越南大得太多了，因而越南出现的问题对中国整体宏观经济的冲击较小。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2000亿美元，是越南的40多倍，而2007年越南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700多亿美元，仅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15％。中国不仅经济规模大，而且产业结构完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国内投资和消费。相比之下，越南近年来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正如我们所分析的，越南对出口拉动的依赖性强，经济结构也不合理，缺少有竞争力和科技含量的产品，其基础设施也比较落后，甚至连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高速公路也没有。2007年，中国对越南出口11901亿美元，仅占中国2007年出口总额的098％，所以越南危机通过贸易途径传染给中国的可能性不大。如果说越南金融危机对中国有直接影响的话，可能主要是对广西省的贸易影响比较大，而对中国经济整体来说，其影响非常有限。
中国经济不但比越南更加强健，而且“窗纱”的设置也更加合理。越南经济的开放与中国类似，甚至越南国内的经济学家也并不讳言越南的革新开放在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但是越南开放的力度却比中国的大得多。相比之下，中国的资本项目没有放开，国际热钱侵入的难度很大，退出的渠道也有限。中国虽然已经加入WTO，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但是资本项目依然实行严格的管制。我们已经讨论过：谨慎的、渐进的资本项目自由化措施有利于降低和化解开放过程中的风险，与激进式相比更有利于金融开放中的经济金融稳定。越南的资本项目虽然也没有全面放开，但是其开放程度要比中国宽松得多。越南证券市场的总市值只占GDP的40％，但是外国投资者占到50％以上。2005年下半年，越南当局为求顺利加入世贸，进一步将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放宽到49％。反观今天的中国证券市场，虽然总市值一度远超GDP水平，但是国外投资者相对较少，国家批准的QFII占市场份额的不到10％。总体而言，国际热钱对中国形成的冲击比对越南形成的威胁要小得多。更何况，中国有的外汇储备量更是远超越南，有足够的实力应对危机。
拥有充裕的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稳定国际收支的定心丸。当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过低时，就为国际投机热钱攻击本国货币提供了可能，如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墨西哥、泰国、韩国等经济体的金融危机就属这一类型。2007年，越南的外汇储备仅约200亿美元，外债却达305亿美元，已占GDP总量的428％，还债压力巨大。加之外贸依存度（尤其是进口依存度）太高，在国际通胀影响下，有限的外汇储备还在被一步步蚕食。2008年上半年，在国际能源、建材和化肥价格上涨的大背景下，越南的贸易赤字接近170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达1756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相当于越南的80倍。而中国的外债仅为3736亿美元，2008年1～4月的外贸顺差为550多亿美元，庞大的外汇储备对人民币形成有力支持，显示出中国对付国际热钱攻击和应对国际通胀的弹药远远比越南更加充裕。
同越南“超印赶中”的热情相比，中国的改革开放步伐更加理性，提出了“又好又快”的口号——也就是说“好”字当头，先保证发展质量，而不是一味追求发展速度。在这种稳健的发展观指导下，中国政府已经对通胀、流动性等问题采取了有力的控制措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正在得到缓解和解决。2007年以来，中国也像越南一样，出现了结构性的价格上涨问题。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中国政府并没有像越南政府一样迟疑，而是迅速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仅在2007年一年内就10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6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并开始重点严控房地产信贷快速增长，同时加大货币资金回笼。在200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08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是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提出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其目的就是回收流动性，防止通货膨胀。从目前看，中央的政策已经取得明显的效果。
无论从增长模式、发展观念、经济基础，还是从防范措施、应对策略角度考察，中国受到越南危机的影响都不会太大，相关的唤醒效应也不会产生恶性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从此高枕无忧。
从越南危机中可以学到什么
虽然目前看来越南危机并不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大的影响，中国短期内也不可能出现越南那样的危机。但是，客观地说，中国目前也正在面临着与越南类似的一些问题，加上2008年以来又接连受到冰雪灾害、汶川大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影响，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如何加强宏观调控，把握好调控的重点和着力点，继续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而重要的课题。
近年来，越南在革新开放的某些方面已经走在中国的前面，尤其是越共十大以来，越南在补齐政治体制改革“短板”方面的种种努力与举措，大有“学生”追赶并超越“老师”的态势。然而，在客观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急于求成的心态和对经济发展速度的热烈追求，虽然使得越南获得了“越南速度”这样的美誉，但同时也为这次越南危机埋下了隐患。越南危机已经给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敲响了警钟，像越南这样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如此相似的活教材实属难得。如果我们不能认真总结越南危机的教训，更加从容地应对目前和未来可能面临的困难与问题，避免重蹈覆辙，那就真是“暴殄天物”，白白浪费了如此宝贵的教材与案例。
越南危机最直接的诱因和症结在于通货膨胀，也因而再次证明了通货膨胀问题不容忽视。虽然一定范围内的通货膨胀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但是如果不加以监控，一旦演化成恶性的通货膨胀，就容易成为经济危机的导火索。这一次，由于美国采取弱势美元政策，推动国际上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原材料成本上升，推高全球通货膨胀。加上涌入越南的热钱不断推升股市和房价，进一步加剧了通胀压力。原材料成本上升、企业利润下降、产业竞争力下降、民众的整体收入水平也相应缩水，使得部分通胀压力无法通过自我修复机制得到化解，并逐渐积累起来。这才使得越南CPI涨幅先后在2008年5月创下252％和在6月创下268％的记录，进而引发抢兑美元、抢购大米、货币贬值等等一系列严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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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越南革新开放历程
1975年越南南方解放，实现了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越南在军事斗争取得胜利之后，社会经济生活却陷入了长达15年的经济困境，遍体鳞伤的越南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上越走路越窄。1986年12月召开的越南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了当代越南发展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从而标志着越南进入了全面革新开放的新时期。越南20多年走过的革新开放历程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6～1991年）——革新启动阶段
1986年，越共六大总结了“五大”以来的成绩、经验和教训，提出把经济建设作为工作重点，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标志着越南全面启动革新开放。越共“六大”同时确立了“按照市场机制运行的，由国家管理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的改革发展总路线。这一阶段主要是围绕推动粮食—食品、日用品和出口产品三大产品生产展开，核心任务是解决人民生活困难和经济混乱等问题。这一阶段，越南党和政府相继颁发了一系列重大决议、决定和法规，如《关于扩大国营企业自主经营的决定》、《外国投资法》、《区分国家银行和商业银行职能的决定》、《正式确认农民家庭拥有全面自主经营和长期使用耕地权利的决定》等。虽然这些决议、决定和法规的实施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但对越南后来的改革奠定了基础，为越南实行市场经济探索了道路。
第二阶段（1991～2000年）——经济起飞阶段
1991年6月，越共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经济改革方面，越共七大明确提出：“为发挥多种经济成分的巨大潜在能量，必须废除官僚统包制度，转向由国家以法律、计划、政策和其他工具进行管理的市场机制。”在农业领域， 1993年7月越南国会通过立法，在“土地归全民所有制”的前提下，土地交给农民长期使用，期限可以长至15～50年。在工业领域，把国营企业实行严格指令性计划的产销制度，改为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制度，把国营企业推向市场，按市场机制优胜劣汰。同时，大力发展私营企业，其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在商业领域，越南已经取消了地方政府对商品流通所设的各种检查站，把国家统一定价改为市场调价，到1993年，除电力、邮电、港口运输、汽油、化肥、水泥等实行国家统一定价外，其他商品价格全部放开，由市场调节。在金融领域，允许国有、股份和合营等多种形式的银行并存，建立多元的金融体系，形成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工商、农业、投资与外贸专业银行为支柱的银行系统，实行国家管理下的较为灵活的汇率政策。1995年7月27日越南正式加入东盟，为越南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一时期越南革新开放主要围绕如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展开。这一阶段，越南的全面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是越南经济起飞阶段。
第三阶段（2001～2007年）——高速发展阶段
2001年，越共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的概念，成为越南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的又一次重大突破，这也是其革新开放事业不断发展和逐步深化的必然结果。越共“九大”提出越南21世纪的经济发展路线是：促进工业化、现代化，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使越南成为一个工业国，优先发展生产力，同时按照社会主义定向建立与之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