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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62年左右才回香港。因此有很长时间，他是我们家庭的生活空白。在我们兄弟姐妹的心目中，他并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他精明能干，但也轻飘浮滑，特别是对家庭没有责任心。这一点我想我也应该如实写出，而没有必要“为尊者讳”。平心而论，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对父亲都没有好感，甚至还有些恨他。因为他做了许多让我们一家尤其是让我母亲伤心与失望的事情。在少年时代，我常常联合七哥与弟弟和他作对，故意惹他发火，把他气得脸一阵青一阵白的，以此来为母亲“解恨”。
但不管怎么说，他在最后还是迷途知返，回到了家里，而且从此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我二哥曾在其《沙发椅上的老者》一文中这样评价过他：“他是地道的商人，唯利是图，赚到钱便享受生活。他或者不知道如何与良心对白。”
正是“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父亲在回香港后很倒霉，几乎做什么生意都不成功，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在古稀之年，居然又一次实现了人生的辉煌！他在六十八岁的时候，拋弃一位长者所应当有的尊严，在报纸的小广告格上找工作，应聘到一家颇具规模的公司当文员。那家公司是卖水晶灯具的，之所以会聘用他，并不是因为他懂英文——现在香港懂英文的人已比比皆是，而是因为要付给他的薪水少。那家公司的老板原以为招一位老人家工作会比较容易支配一些。哪里想得到，聘任我父亲为他工作，便是他事业倒霉的开始。我父亲在替他工作的时候，偷偷地把他的大客户名单全都抄录了下来，之后就另起炉灶，给那些客户们去信，说他可以以更优惠的价格给他们提供灯具。就这样，他在晚年重出江湖，便赚了第一桶金。后来水晶灯具的生意不好做了，老人家的事业追求并没有闲下来。有一天，他走过一家石材公司，看到里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石材，心里咯噔一动：时下香港有这么多的在建或将建工程，应该需要很多石材！他这么一想，回去后马上便分别给意大利的几家Marble Factory去信联络，说本人马上就要订两货柜某某品种的大理石，若贵公司同意由本人担任香港地区的总代理，那么业务量将可大为扩大。结果有一家公司给他回了信，表示愿意选他为香港地区的总代理。作为总代理，他可以获得总交易量百分之零点五的佣金。在双方签订了相关的合作文件之后，他就亮出聘书，拿着鸡毛当令箭，向香港的各家云石零售商推销他代理的产品。当时，香港的现代建筑业正处于大起步阶段，很多建筑商已经拥有了新概念，在建筑物上弃用瓷砖，而改用大理石铺大堂的地面，这样建筑物显得高档很多，因此，云石的需要量大增。他代理的那家石材公司，生产“大花绿”、“黑金刚”等多种名贵石材，那些零售商们看到他握有这么好的货源，而且价格也公道，便纷纷向他订货。我父亲便从意大利运来了一船又一船的云石，代理业务蒸蒸日上，很快便发达了起来。结果，他在去世之前，居然在这项业务上赚了一千多万港元！他完全依靠个人的能力，在天后庙道购置了一套房子，让我母亲过了二十多年富足安稳、无忧无虑的生活。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还给后人留下了数百万港元的财产。
父亲的发迹（5）
父亲到香港后，就再未涉足保险业。但是，他在天津四海保险分公司的那段营销生涯，却对我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果不是他曾经干过保险，我也不会从事保险工作——我入行保险便是出于他的介绍。但是他对我的影响，并不是那么直接的，因为我们父子相处的时光很有限，而在一起探讨保险的机会就更少了。他对我的影响我想主要还是怎样把一位推销员角色“活”起来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是：他以自己活生生的事例，向人证明了一个人怎样从无到有、由赤贫变富裕，怎样从逆境中崛起，成为浴火重生的“凤凰”。另外一方面，我的体内流着他的血，隐藏着他的遗传基因，这些东西是会不知不觉地发生作用的。我在与他人提及保险业务时，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提起父亲；我在自己事业奋斗的过程中，常常会以父亲当年的业绩作为标杆。而当我听到一些知道他当年在保险界所创造的神话的人用欣赏的口吻提起他的往事时，我常常也感到相当骄傲。我现在已经深刻地领悟到，虽然我一向对他没有什么好感，虽然我从来不认为他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但是在我自己身上其实已深深地刻上了他的烙印。
▲父亲以自己活生生的事例，向人证明了一个人怎样从无到有、由赤贫变富裕，怎样从逆境中崛起，成为浴火重生的“凤凰”。
晚年的父亲已火气消尽，失去了盛年时代的*倜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一直慈祥而安逸地生活着。二哥曾在他的一篇散文《沙发椅上的老者》里这样描写晚年的父亲：
印象中他总是穿着一套条纹睡衣，躺卧在一张意大利进口的皮沙发椅上。我每去探望他时，见他总是躺在那里，偶尔会对我微笑一下，露出口中的假牙。他也总是把电视机扭来扭去，永不知疲倦似的。他真的是只有去餐桌用饭才离开那张沙发椅。后来竟把那张名贵的皮沙发坐得中间塌陷了下去，而他并不在意，仍懒懒地躺在那里，直到一天傍晚，感染了风寒，最后因肺炎病逝在医院。
父亲于1996年4月9日逝世。虽然我对父亲生前的某些所作所为不认同，但是在他乘鹤西归之后，我还是按照母亲的意思，为他办了一个相当风光体面的葬礼。当时我邀请了我的家族中所有中高级经理出席了葬礼，连友邦保险公司的高级管理层也都来了。在灵堂上，那些花圈、花篮多得都放不下了。在他刚去世的时候，我的内心中并没有丝毫的伤感。他虽然是我的父亲，但是我一向觉得他在我们家中是可有可无的。可是在开追悼会的时候，五哥用英文朗诵了一篇他写的祭文，其中有一句话深深打动了我：“Hong Kong has today lost a great sale*an of whom we are so proud。”（“香港从此失去了一位令我们骄傲的销售天才。”）听到这句话，一辈子都未为父亲流过一滴泪的我，居然当众嚎啕大哭起来。那一刻，我哭得十分伤心。因为我忽然发现，原来父亲也是一位对社会有贡献的杰出人才，而我们众兄弟都继承了他的禀性。我们经营生意的天赋，为生存而奋力打拼的意志，为社会作贡献的抱负，无不来自于他。我们毕竟是他的儿子，而他毕竟是我们的父亲。他对于我们而言，有着不可或缺的价值。
▲我忽然发现，原来父亲也是一位对社会有贡献的杰出人才，而我们众兄弟都继承了他的禀性。
坚毅的母亲
我的母亲姓鲍，讳凤珍。她是江苏常熟人，出生于清宣统二年（1910）农历二月十九日，是我的外公、庠生鲍祖德的第四个女儿。
常熟是江苏东南部的一个城市，东倚上海，南连苏州，西邻无锡，北濒长江而与南通隔水相望。“常熟”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其境内地势平缓，气候温和，风调雨顺，年年丰收。常熟山水交辉，风景秀丽，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兼具。十里虞山蜿蜒入城，万亩尚湖伸展山前，山水与千年古城及城内的小巷庭园、古典园林交融，形成山、水、城、园融为一体的水乡山城风貌。这个地方，在清朝咸丰时代曾出过一个与李鸿章齐名的大人物——有“中国维新第一人”之称的“两朝帝师”翁同龢。“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这副很有妙趣的对联，便是当时的人写来讽刺李鸿章和翁同龢的（清朝的内阁总理大臣李鸿章是合肥人，而常熟人翁同龢则曾任户部尚书）。
母亲年轻时美丽端庄，中年后则略显富态。她常穿一身旗袍，外表雍容而娴雅。她看上去似乎是一位很有福气的人，但实际上一生的大半时光过得都很苦。自从嫁入王家，她就一直在含辛茹苦地支撑着这个家庭，不管出现了什么情况，都不让它倒塌。她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从来没有外出干过活。与缺乏责任心的父亲不同，坚忍沉着的母亲一生都在竭尽全力维持着一个很不容易维持的家庭，她差不多把自己生下来的每一个孩子都培养成人，并使他们各有出息。她是一个很传统的妇女，其生活哲学甚至有一点逆来顺受的味道。也许是由于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与上帝已经有了足够的交流了吧，她不管受了多大的痛苦，都不愿意向别人表露。与一般的女人不同，她是一个目标相当清楚，非常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的人。现在的女性，往往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她们每每为了出国而出国，为了嫁人而嫁人；可是一旦出了国、嫁了人，就不知道自己的路该怎么走了，常常整个地迷失了人生的方向。而我母亲并不是这样的人。虽然有时她也会因父亲的负心而要死要活，有时她也会对一些事情感到很失望很伤心，但是她始终明白自己的使命，因此总会很快就回归到妻子与母亲的角色中来。她愿意为我们一家而付出她的一切，不管如何含辛茹苦都毫无怨言。她生了很多个孩子，尽管他们各有禀赋，但她对每一个都能做到一视同仁。她不会特别溺爱哪一个，也不会特别歧视哪一个。从总体上来看，她按照一个旧式女人的要求，问心无愧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现在我们的兄弟姐妹分布在好几个国家与地区，尽管他们性格各异，生活的境况也有很大的差别，但不管在谁的眼中，她都是一个相当伟大的母亲。《易经》的彖辞曾这样赞美代表一切阴柔之物的坤卦：“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我想，把这段话拿来赞扬母亲，也是最恰当不过的。
▲母亲是一个目标相当清楚，非常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的人。
父亲与母亲的婚姻其实是一场色彩暗淡的旧式婚姻。父亲对母亲的感情并不深。他们在结婚没多久，感情便出现了问题，父亲对母亲的态度日见冷淡，到后来，干脆就与外头的女人生活在一起了。母亲在父亲眼中，简直就是可有可无的；可是母亲依旧死心塌地地要和他在一起，不让他离开。在他们那个时代，这种情况并非孤例，很多家庭都是这个样子。有的家庭，男主人还妻妾成群呢！在父亲的眼中，除了一个需要他承担责任的现实家庭之外，还有一个令他心旌摇荡的外部世界，他无法抵挡得住它的诱惑；但是在母亲的眼中，家庭就是她的整个世界，就是她的全部。外面的世界对于她来说太陌生，她对它并没有探索的兴趣。她是一个老派女人，但她的目标很清楚，这就是不管遇到多么大的困难、挫折，她都要留住自己的丈夫，都要维持住这个家。她要让丈夫迷途知返，要让家庭不至瓦解，这两点，她都成功地做到了。她一心的所思所想，都是如何好好相夫教子，使丈夫能够放开手脚在外面闯荡而没有后顾之忧，使子女能够顺利地长大成人而不用吃那么多的苦。攸攸万事，唯此为大。母亲是在自己四十五岁那年生下我的。在生下我之前，她其实已经不想要孩子。可是最后她不但生下了我，还生下了我弟弟，我猜测她之所以还要这么做，是想以此来挽救她与我父亲的一段岌岌可危的婚姻。
母亲的前半生过得很苦。到她进入老境之后，我父亲重新发迹，而我也在经济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于是她快乐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在我们众兄弟姐妹当中，我是陪伴她老人家最多的。
公元1999年11月26日，母亲以八十九岁的高龄谢世。说来很遗憾，在她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刻，家里居然没有人在她老人家身旁！我是最早发现她去世的人，那天我离开公司，按往常的习惯，到她的住所看望她。没想到进门后看到她静静地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我见状觉得有些不对头，连忙奔过去，连声唤“妈妈”、“妈妈”，但是她未作任何回应。我一摸她的手，已经有些冰凉——她老人家已经走了。我心里感到很难过，却没有流泪。母亲晚年得了骨质疏松症，身材变得越来越矮，血压、心脏都有问题，每天要吃很多的药才能维持住生命，活得很辛苦，因此她走了也是一种解脱。一个老人，到年近九旬时才谢世，也算是得善终了。不过，我还是感到有一些内疚，因为在她乘鹤西归的时候，我并没有在她身旁为她老人家送行。想到这一点，我心里感到很凄然。我默默地躺在母亲的身边，用自己的脸贴住她已经冰凉的脸，手握住她已经僵硬的手，以这种方式，与母亲做最后的相聚，也是最后的诀别……我们都静静地、静静地躺着，母亲不声不响，我也不声不响。我没有什么想法，只是想再陪母亲一会儿。母亲在这个世界上，为了把我们养育成人，为了使我们这个家成其为家，备尝辛劳地生活了数十年，把全部精力、心血都献给了我们。她老人家的确已经很累很累，是应该在天堂好好地安息了……
母亲辞世之后，我们根据她的遗愿，把她与先她五年去世的父亲合葬在一起。两位老人家都长眠在薄扶林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的“华人基督教坟场”癸A段，这个地方，依山傍海，风景十分优美。
现在，在我的办公室和家中，都摆放着两帧母亲的照片：一个是年轻时期的她，美丽婉柔，风姿绰约；一个是暮年时期的她，慈祥亲切，满面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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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家——大哥
我的大哥原名王载德，后来改名王企祥。他出生于1931年，属马，比我大十五岁。他在我出生没多久，就到美国读书去了。因为是自费留学，所以用去了家中不少的钱。由于年纪相差很大，而且他很早就离开了家，因此在他的盛年时期，我与他几乎没有什么接触；倒是在他到了晚年之后，我与他反倒有了较多的接触，因为这个时期他住在香港，在生活上主要靠我来接济。大哥是学化学的，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大学读书，获博士学位，与中国内地的著名物理学家和火箭专家钱学森是校友。我们家兄弟姐妹几个，出了三个博士，但若论科学建树，当数他最厉害。他的一生说来也极富传奇色彩。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作为华人科学家而在美国化学领域逐露头角，从而引起了中国内地的注意。后来*方面派人在美国暗地里做他的工作，希望他能回中国内地效力。他于是放弃了在美国的一切，怀着一腔热情，步钱学森学长的后尘，回到了中国内地，准备在核化学领域大干一场。但是不知道是由于他的社会关系过于复杂，还是由于他自己不懂得做人，回到中国内地之后，他并没有像自己所期望的那样受到重用。加上中国内地当时的科研条件有限，很可能也使他无法展开拳脚。因此，他便产生了离开中国内地的想法。没多久，我父亲又患了重病，他便向组织请假回香港探访，从此就没再回内地。在香港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接受了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聘请，到该校担任教授。也许大哥一生的最成功之处，便是亲手培养了后来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李远哲。李远哲1957年至1959年曾在新竹清华大学读研究生，他的导师便是王企祥。大哥一向很器重李远哲，二人的关系本来不错，李远哲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便是与大哥一起联名发表的；但是后来由于某种原因，师生俩的关系疏远了。李远哲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后，介入政治越来越深，大哥感到很不以为然。特别是他所持的“绿营”观点，尤不为大哥所认同。2006年李敖曾在台湾出版《李远哲的真面目》一书，书中指李远哲“对恩师王企祥忘恩负义”。在新书发布会上，他特意邀请企祥从香港到台湾，与记者见面。大哥当时对自己的这位弟子做了一番评价，大意是说李远哲书读得很好，实验也做得很好，但是“没有领袖风格，只能做科学”。大哥的这番话在舆论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时世界的主要华文媒体都曾进行过报道。
▲也许大哥一生的最成功之处，便是亲手培养了后来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李远哲。
大哥作为一位核化学家，在中国内地与中国台湾都曾效过力，有这样的传奇经历的人，恐怕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位。不过，大哥的学问虽然好，做人却不怎么通“世故”。他虽然学术水平很高，对新竹清华大学功劳也不小，却由于不懂得处理上下级和同事之间的关系而屡屡碰壁，最后竟因不遵守“功令”而被清华大学解聘。在《李敖大全集》第三十九卷，就有一篇正话反说的杂文《王企祥该打！》，为大哥被清华大学解聘一事打抱不平。不管是非如何，总之是清华大学的解聘，使他从精神到肉体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他在失去饭碗后不久，便失去了夫人——台湾的京剧名旦徐露（徐露与大哥离婚后嫁给了国民党间谍头目沈之岳）；接着又患了被*妄想症，老是怀疑有人要加害于他；再接着脖子上又长了一颗瘤，而且越来越大。他晚年依靠台湾方面提供的一点微薄退职金来维持生活，因为要治病，根本入不敷出，生活完全陷于困顿，因此只能呆在香港与父母住在一起，享受他们的照顾。父母去世之后，他的生活便完全由我来维持了。2008年初，他因胫瘤不治在台湾辞世，冷冷清清地离开了这个热闹无比的世界。我到台湾参加了他的葬礼。在追悼会上，我朗诵了五哥为他作的一首英文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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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斗士”——二哥
现在让我来介绍我的二哥王敬羲。他原名王载福，因为景仰我们的先祖王羲之而改成了这个名字。除了这个名字之外，二哥还有一个很多港台读者都耳熟能详的笔名——“齐以正”。他出生于1933年，属鸡，正好大我一轮。他在20世纪50年代离开香港，以“侨生”身份就读于台湾师范大学英文系，大学毕业后曾一度留在台湾工作。1960年左右，他回香港发展。1965年他获得富布赖特基金的资助，到美国爱荷华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学位，专业是英语文学创作，毕业后返回了香港。
二哥是在港台两地都有影响的作家。他在青少年时代即酷爱文学，中学时代就向《星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