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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天南海北的，我想去哪就去哪。我已经和广州一家知名的杂志社接触了几回，他们有意让我去做编辑，待遇什么的都很不错。”杨建明由衷地说：“那我得祝贺你了！等我闲下来，咱俩好好喝两盅！”尹桂生谢了两句，忽然话锋一转，说：“杨哥，我说两句话你别生气。”杨建明一愣，说：“桂生，咱俩谁跟谁呀？有话你就直说。”尹桂生说：“我看得出来，你和我们程站长表面上是好朋友，但因为郭丽的事，实际上你可能对他心存怨恨。你介绍我去他那里工作，当然是为我好，但同时，你是不是也希望我能帮上你点什么？直说了吧，杨哥，我这条命可以说是你给的，如果你有什么想法，就跟我说，程站长现在对我很信任，一些场合都带我去，我会找到机会的，过了年，我离开了，想帮也帮不上了。”
杨建明不禁慨叹尹桂生冰雪聪明，脑海里又一下子闪现出以前出现过无数次的场景：在一豪华包房内，程维和一个模糊不清的人坐在餐桌旁，两人聊了几句后，那人从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递给程维，程维伸手接过来，还没来得及放到自己包里，门忽然被踹开了，两个穿公安制服的人闯了进来，随后，锃亮的手铐戴到了程维的手上……见杨建明沉吟不语，尹桂生接着说：“杨哥，依我看，冤家宜解不宜结，毕竟都是过去的事了，你和郭丽也分手了，没必要把事情做绝……”杨建明一下子烦躁起来，粗暴地打断尹桂生说：“你要是觉得不忍心，可以不做！”说完狠狠地掐断了电话。过了一会，尹桂生的短信来了：既然这样，杨哥你放心，我会找到机会的。
杨建明一时心乱如麻，郑长征的电话又打了进来，问杨建明看没看网上关于兰成长事件的报道，杨建明说看了，郑长征说：“建明，你虽然有正规的新闻记者证，但也要小心，还是那句话，能行就行，不行就撤，千万不要霸王硬上弓！我这边倒没什么，大不了这个记者站不干了，你要是出了什么事，我会愧疚一辈子的。”杨建*里一热，说：“领导放心，我会保护好自己的。”顿了顿，杨建明又说：“现在网上的说法挺多，有说兰成长是正常采访死亡的，也有说他是在敲诈勒索时钱没谈好被打死的，有说兰成长是记者的，也有说不是的，我都给弄糊涂了。”郑长征说：“山西那边肯定倾向于兰成长是假记者，是在敲诈勒索时被打死的，这样舆论对他们有利。不过最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定论，谁也说不清。这里面贸易报总社那边的态度也很重要。如果总社那边和山西站的站长一样怕担责任，就可以放手不管，结果就会是兰成长是假记者，是在敲诈勒索时被打死的；如果总社承认兰成长是报社聘用的记者，认定他是在正常采访时被打致死的，就会全力为其维权，结果可能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那你认为报社那边会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杨建明接着问。郑长征想了想说：“说不准。不过从网上现有的消息看，他们为兰成长维权的可能性大。这里面也有一个报社的面子问题。你想啊，作为一个央级媒体，你聘用的人出了事，你像老鼠一样躲着不敢见人，甚至连一句话都不敢说，那这个报社的员工会怎么看自己的领导？下面的记者站怎么看总社？别的媒体及社会各界又会怎么评论这个报社？因此只要警方无法认定兰成长实施了敲诈，报社那边肯定会为兰成长维权。这也涉及到报社的声誉问题。”杨建明说：“我看网上关于这个案子的贴子很多，说明已经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看来官方一定会尽快给老百姓一个说法的。”郑长征说：“这个案子，如果惊动了高层，就会成为一个典型，那定论就不好说了。”
放下电话，杨建明脑子里一片空白，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也没有心思，呆呆地坐了一会，杨建明点击鼠标，把这些年自己写的文章及发表的报刊列了一个明细，开始制作简历，准备明天寄给省内的几家报刊，应聘编辑。对武汉那家杂志社，杨建明是最中意的，但苏嫣在清江，如果自己去了武汉，那苏嫣怎么办？还是在省内找家杂志社做编辑比较客观一些。做完这一切，杨建明的心一下子平静下来，看了一会《申论》，又操起鼠标，写那篇没有写完的情感故事。
第三十九章：免费旅游
第三十九章：免费旅游
新闻职业道德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17至18世纪，随着西方产业革命的发展，新闻传播活动范围不断扩大，随之也出现了编造假消息、肆意诽谤、抄袭剽窃等不良现象。于是一些新闻机构和新闻团体分别制订《报业信条》、《记者守则》等规约，作为报业和新闻工作者自我约束和规范的行为准则。1874年，瑞典出现世界上最早的新闻自律组织——舆论俱乐部，并订有职业守则，作为各报行为的指导纲领。1923年，美国报纸编辑人协会制定《新闻规约》，这是西方第一个由新闻同业制订的自律规约。1954年，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草拟了《国际新闻道德公约》，由联合国大会发给各会员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参照执行。随着新闻传播手段的增加，新闻职业道德的范围也从报业扩展到广播、电视等整个新闻传媒行业。到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上大约有60多个国家订有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守则。
第二天一早，杨建明给刘继业打了个电话，问他看没看到网上关于兰成长事件的报道，并一再叮嘱他以后下去要小心。杨建明打这个电话，无非是为了讨好刘继业，他不想让刘继业对他心存不满，甚至以仇敌相视，毕竟都在一个槽子里吃食，虽说谈不上谁怕谁，但能相安无事更好。
对杨建明的讨好，刘继业不屑一顾，心想你玩了我的女人，一个假惺惺的电话就让我一笑泯恩仇，可能吗？放下电话，刘继业刚要打开电脑找那篇报道，一阵敲门声后，冯凯走了进来。
对冯凯的突然来访，刘继业有些吃惊。自从那次在冯凯单位分手后，这一年来两人几乎没什么联系，说到底人都有脸面，刘继业心想既然你冯凯看不起我，那我还热脸贴你冷屁股干什么？没有你，老子照样混得不错，何必在你面前装孙子？这样想着，刘继业就不再主动联系冯凯，冯凯也没主动联系刘继业，慢慢地两人的关系就淡了下来。其实人和人的关系也大抵如此，无论两人之前关系多好，联系多频繁，如果一方发生变化，或者长久不联系，那关系也就会渐渐淡下来，甚至成为陌路。
满面笑容地把冯凯让到椅子上落座后，刘继业装作十分亲切的样子说：“哎呀冯领导，你这么大的新华社记者，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啊？有什么事你打个电话，我到你那里去不就完了吗？”让刘继业大跌眼镜的是，冯凯全没了往日的倨傲，神色黯然地说：“刘哥，你别开玩笑了，我现在已经不在新华社了。”原来，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新华社驻各省市自治区分社的内参忽然全都停办了，这样内参的记者编辑们就成了光吃饭不干活的闲人，总社让分社内参的记者编辑们一律转岗，到分社其他部门去做记者编辑，但对个人资历要求很高，第一学历要大学本科，年龄也有控制，达不到标准的只有另谋出路。冯凯只有大专学历，后来函授的大本根本不算数，况且当年他就是凭亲戚关系去的内参，现在总社那头下了死规定，亲戚也退了，他只好暂时赋闲在家，四处托关系找人，以便谋到一个合适的去处。
“你们新华社可是国家通讯社，你们不都是正规的事业编吗？哪能说辞就给辞了呢？”刘继业不解地问。冯凯尴尬一笑说：“新华社驻各省市自治区分社的内参记者编辑和别的部门的记者编辑不一样，不是事业编，而是企业编，现在内参停办了，‘企业’都没了，我们还哪有立足之地了？我还行，去之前没有工作单位，也没有编制，现在走了也不觉得太可惜，我对面的那个‘眼镜’，原来是下面一个市委的公务员，凭能力进了我们内参，现在和我一样，由于学历不够，年龄也超了，被一脚踢了出来，也成了什么编制都没有的社会人了，要说他才可惜。” “你们那么有影响的内参，说停就停了？”刘继业还是有些不敢相信。冯凯说：“停的只是下面各分社的内参，总社的并没有停。”刘继业听后良久无语，感慨万千。
冯凯接着说：“那个‘眼镜’说到底还是有才，知道内参可能停办的口风后，马上把这些年自己写的内参稿件、文学作品什么的弄到一起，出了本书，趁下面还不知道内参停办的消息前，卖给下面他以前采访过的政府部门，居然狠赚了一把。”“那你怎么也不出本书呢？这些年你也应该写了不少稿子啊？”刘继业替冯凯惋惜。冯凯叹口气说：“要说是狼到哪都吃肉，是羊什么时候都吃草，那‘眼镜’这些年写的大多是介绍下面某县某市某部门的工作验之类的吹捧文章，又帮着下面平过一些事，压了一些稿子，因此就交下了一些人，不像我，这些年净他妈的写批评报道方面的稿子，自以为很有正义感，有记者的良心，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有些后悔啊！”“就一本破书，再挣能挣多少钱？”刘继业不屑地说。冯凯拍了刘继业一下说：“刘哥，你是不知道啊，就那本东拼西凑的破书，定价居然45，你想想，一个地方100本，30个地方是多少？50个地方是多少？他以前交下的那些人，都是党委政府各局委办等部门的一把手，拿点钱出来容易得很。”刘继业大略算了一下帐，如果卖5000本，一本45，5000本就是22万多，除去可以忽略不计的成本，真是发了一笔横财啊！即便卖不到5000本，卖一半，那收成也是让人怦然心动。
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变了，对这个人的称谓也就变了，据说这个人的面相也会或多或少地发生改变。现在刘继业再和冯凯谈起话来就不像以前那样低三下四了，很有翻身农奴做主人的感觉，两人聊了一会，刘继业说：“老弟，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吧？”冯凯脸一红，期期哎哎地不好意思说。刘继业感觉越发良好，大手一拍冯凯的肩膀说：“老弟，大哥永远是你大哥！有什么需要大哥帮忙的地方你尽管直说！”冯凯站起身，走到刘继业身边，弯下腰低声下气地说：“刘哥，这段时间我正求一个朋友办工作的事，前两天我和这个朋友在一起吃饭时，他说他有几个同学从广州回来，想到云水去玩一玩，我知道这个朋友是什么意思，便赶紧应承下来，细想一下自己花钱太不合算，就来找大哥，我知道大哥在下面好使，看看大哥能不能在当地找个部门给安排一下。”
刘继业没看冯凯，眼睛盯着电脑屏幕想，你个王八蛋，你自己花钱不合算，我找人办事就合算吗？那和从我兜里掏钱有什么两样啊？本想不答应，但一看冯凯在自己面前唯唯诺诺的样子，一种巨大的成就感油然而生，又想这几年通过冯凯提供的内参，自己也弄了不少钱，心头便有所松动。
对利用内参上刊登的批评报道稿子弄钱，用刘继业自己的话说，叫“炒回锅肉”，用郑长征的话说，叫做“沿着新华社记者的足迹”。搞媒体的人都知道新华社在媒体中的地位，尤其内参，因为是给领导看的，所以下面一些官员很是惧怕，对新华社记者的惧怕程度甚至超过了党报党刊。那次刘继业在内参上看到桃源镇违规占用农民耕地盖办公大楼的事后，第二天就和郑长征去了。因为内参上写得很清楚，刘继业和郑长征没费吹灰之力就采访到了告状的农民，然后来到镇政府。当时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情节是，镇里听说来了两个采访占地的记者，镇委书记马上吩咐镇里在家的领导，一人带几个人，全力寻找这两个记者，一定要把他们留住，因为内参批露这件事后，镇委书记挨了领导好顿批，差点没受处分，因此十分害怕。正当各位领导在百姓家中，田间地头，公路车站展开地毯式的搜寻时，镇委办公室打来电话，说他们要找的记者正在办公室，自己找上门来了。镇委书记马上赶回镇里见刘继业和郑长征，三人谈得十分投机，饭是在县城吃的，镇委书记还特意请了一位县委副书记陪同。席间，镇委书记说，上次新华社记者来的时候，他们也知道，但是没有找到那个记者，那个记者也没有到镇里采访，只是采访完农民就回省城了。刘继业大言不惭地说，我们虽然是央级媒体，但是比不上人家新华社的内参，因为内参是给领导看的，而且内容不作为法律依据，就是记者写错了，你也不能告人家，我们就不行了，内容如果不属实，登出来可能会吃官司的，所以我们到镇里来，一是看农民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再者也给你们一个说话的机会。自然，刘继业和郑长征没报道这件事，只是收了数目不菲的“封口费”，尤其是刘继业，事后还通过关系，在省报上给这个镇发了一个正面稿子，镇委书记感激万分，给他拿了不少钱，以后刘继业再到这个镇来，书记也必盛情款待，处得像哥们一样。
想到这，刘继业不再心疼，抬头看了一眼冯凯说：“没问题！什么时候去，提前两天给我打电话，我找个局安排一下。”冯凯一阵千恩万谢后，故作神秘地说：“刘哥，不知道你们以前弄没弄过学校，我听说现在的中小学没有不超标收费的，一抓一个准儿！”说完，俯身点开网页，找到一篇文章让刘继业看。
有偿不新闻？
“看到我们的稿子，他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我还年轻！’”
湖北黄冈市的黄梅县并不富裕，县里的大河镇中学更显得寒酸：没有气派的校门，嘟嘟轰鸣的“麻木”（出租摩托车）可以直接开到教学楼下。用了近20年的教师宿舍楼墙皮一块块地卷起，碰一下就成了粉末。狭窄的楼道上摆满了杂物，晾晒的衣物像万国旗随风飘扬。
大河中学校长胡仁南的办公室就挤在宿舍楼二楼。2003年3月一天的上午，《鄂东晚报》三名记者从麻城市“转战”来到了这里。
“当时正有几个人在办公室打麻将，”《鄂东晚报》记者陶志东说，“我们随便问了一下学校收费的情况，胡校长给我们看了收费的条子。”
几名记者注意到，条子是学校的内部收据。临走的时候，他们还和胡校长开了个玩笑，“你这儿天高皇帝远，日子过得不错呀。”
记者们显然是有备而来。面见校长之前，他们随机找了几名学生询问学校收费的情况，下午，一篇名为《白条收糊涂账上班摸二五八黄梅大河中学胡校长的幸福生活》隆重推出，但记者并没有急着向报社发稿，而是主动请胡校长前来“看稿”。
“他以为是表扬稿，一开始还说要请我们吃饭。”陶志东说，看到我们的稿子，他先是发呆，后是发抖，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我还年轻！”
“我们报社现在很困难，相互支持一下吧。”记者们开了个价：1．8万元，做三个整版的宣传。我们拿着报社的正规发票，随时可以开。
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学校四处托关系，最后找到《鄂东晚报》一位老总。老总回复：“写稿子是记者的权利。我还向你透个底，这个人写稿很厉害的。”
找关系，请客说情，一番讨价还价，大河中学最后咬牙出了1．2万元。
“我们管这种采访叫‘搞项目’或者‘办案’。”陶志东说，“刚开始时大家心里还没底，后来多了就知道怎么办了，有了好项目还相互瞒着。”
《鄂东晚报》记者“搞项目”、“办案”始于一次严厉的治理教育乱收费行动。
2003年2月，针对社会反响强烈的中小学乱收费问题，*开始了一次大整顿，部长周济首次明确提出“学校乱收费，校长要撤职”。湖北省教育厅等部门联合发文，明确省内各地区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明确规定哪些属于乱收费。2月中旬，黄梅县有6名校长因乱收费被撤职。3月24日，*召开了全国教育系统治理中小学乱收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再次提出“谁主管，谁负责”。
与此同时，《鄂东晚报》不断接到读者关于教育乱收费的举报，一场特殊的“新闻战”也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着。
“那天报社召集所有人员开会，一位老总开始讲报社的困难，分析了当前治理教育乱收费的形势，然后提出了以打促谈搞创收的方案。”陶志东回忆说，虽然没有明说要采取敲诈的手段，但大家都心知肚明。
会上，报社老总把黄冈市的11个县区划成几个片，每片安排2至4名记者。会后，记者编辑们自己又进行了微调。
为了更好地制造舆论氛围，行动前一天，《鄂东晚报》刊发了*、湖北省关于治理中小学乱收费的通知，校长因乱收费撤职的新闻。一名记者采写的《明明白白交学费》也放在了显著的位置，并详细标明《鄂东晚报》所在的黄冈地区各类学校具体的收费项目和标准。
临上“战场”前，记者们配备了足够的“武器”：数份本期的报纸，还有从报社财务部门领取的一沓沓空白发票。
记者们都很兴奋，“有报社撑腰，创收不成问题。”
几名曾经参与这一活动的《鄂东晚报》记者向本报介绍了他们“办案”的手法：先选定学校，找几个学生问学校收了多少钱，一共有多少学生，算出学校大概多收了多少钱，找校长见面随便聊聊。当天写完稿件后，请校长到宾馆“看稿”，当校长哀求不要发稿时，提出“报社困难，相互支持”，谈妥价钱后以“宣传费”或“订报费”名义开具发票。
“我们要钱有一个标准，比如这个学校多收了10万元，我们最低要1万元，因为还有其他单位向学校要钱，我们要多了学校也拿不出来。”
几名原《鄂东晚报》的记者向本报记者说，2003年2月到3月，《鄂东晚报》记者借着“治理教育乱收费”四处出击，以曝光要挟学校，除了闻名全国的黄冈中学外，几乎所有中小学无一幸免。“黄冈中学校长名气太大，我们搞不动。”
英山县也是一个例外，在11个区县中，英山经济最不发达，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