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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中国现代化的老师不该是美国（10）
这种力量非同寻常，一事当前，无论初看起来对我有利还是不利，最终都会在我的整合和驾驭之下，转变成对我有利的事情。这种力量，只属于从容、自信、头脑清楚、意志坚定的领袖型人物。这种力量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复苏的。
读过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历史上一直贯穿着一条主线，即所谓“夷夏之辨”，诸夏与诸夷之分别，不靠武力，也不靠血缘，只凭礼义，几千年没变过。诸夏居中国，用夏礼整合和驾驭中国周边诸夷，诸夷占了中国，被统治者继续用夏礼整合和驾驭统治者。中国从来就没有让“夷礼”成过气候，世界上哪个国家有过这个东西？历史上多少次，诸夏都已经被征服了，都北面称臣亡了国了，没有比这更惨的境地了，没关系，还是从容自信，最后也还是以夏变夷，以夏制夷。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如果说有哪个国家曾经最充分、最成功地运用过整合力和驾驭力，那么就是古代中国，凭“夏礼”整合一切，驾驭一切。
中国突然丧失掉这种力量，就是在现代化这场登山赛开始之后。类似于散步的古代结束了，你追我赶、你死我活的登山大赛开始了。中国是数千年来的“散步之王”，没学过登山，要想在登山赛上活下来，必须学习登山，而且必须向一直跟在中国后面邯郸学步的诸夷学习。这就是李鸿章当年所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传统的天道文化上看，等于是中国的天数千年来从来没塌过，这一次天塌了；从“夷夏之辨”上看，等于是中国数千年来一向都是以夏变夷，这一次让人家以夷变夏了。
天道崩塌、以夷变夏，其结果是，今日中国成了一个半夷半夏的“夷夏国”，散步的功夫还在，但也终于学会了一整套的登山术。
当中国具备了散步术与登山术混合的力量，既不是登山赛中永远的学生，也不是停留在散步时代的旧古董，既懂得散步式登山，也明白登山式散步，这就是中国独特的整合力和驾驭力了，就是“中国力”开始发挥作用的明证了，这就标志着以“中国力”为内容的新时代“夏礼”，正在不期然间渐次生成了。
我们认为，上面提到的这些力，自身文明传统的生命力、延续力，对异质文明的洞察力、透视力，对新事物的适应力、接受力，对好坏事物的抵抗力、包容力和维新力，以及对各类事物的整合力和驾驭力等，就是“中国力”的具体内容。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驾驭三大主义
中国现在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中国当前采用的登山模式的官方名称。正是“中国特色”这几个字，让这个模式中的“中国力”最充分地发挥了出来。
前面加了“中国”，这个主义对于国学中的各种东西，都保持了接纳，散步术中的精华，都结合了进来；又加了“特色”，这个主义也没有排除任何一种西学中的东西，登山术中的诀窍，也都结合进来了。就这样，既没有专门排除什么东西，也不再坚决反对什么东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了几十年之后，几大主义在中国形成了科学合流，中国式的登山模式得以成形。
从经济上看，不能否认，中国经济具有资本主义成分，但谁也不能说，中国就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从政治上看，不能否认，中国仍在实行共产主义的政治体制，却也不能说，中国就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国家。 txt小说上传分享
序章 中国现代化的老师不该是美国（11）
从国际上看，不能否认，中国经常表现出自己的民族主义倾向，同样，也不能说，中国就是一个民族主义国家。
都是，又都不是，都有一些，又都不全有，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一种运用驾驭力对多个主义实行一体驾驭的主义。
而一旦实现了驾驭，使几大主义在各自的位置上稳定下来，运行起来，也就等于形成了一种政体模式。与其他政体模式不同，不是几大权力的分立和制衡，而是几大主义之间的相互约束和相互制衡。
分别看一下。
在资本主义这方面，由于受到了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约束，于是成为了“中国特色”的受控资本主义，也就是资本被置于权力之下、被置于民族利益之下的资本主义。资本的力量再大，也不得超越政治权力和民族利益。比较一下更清楚，完全不受控的资本主义，就是任由资本利益高于一切、资本力量不受任何制约、即使给市场和社会造成巨大祸害也不受任何惩罚的“猖狂”资本主义。让资本主义变得“乖”一些，让资本贪婪和疯狂的本性受到钳制，至少不会发生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资本*”和“资本专制”。
在共产主义方面，由于受到了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共同遏制，于是也成了“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也就是不再具有全权主义和普世主义，其政治权力受到市场制约，也受到公众舆论监督的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在社会动员、社会公平、集体主义、公共意识等方面的价值，则被部分地保留了下来。
同样道理，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联合制约下，变形成为了一种“中国特色”的受控民族主义，一种最终总要服从经济利益和政府威权的、“温和”的民族主义。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极端”民族主义相比，新时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已经基本去除了其盲目、狂热、非理性的部分，逐渐具有了成熟的特质。
通过运用驾驭力，实现几大主义科学合流，不是一种关于政治制度的精细设计，但很符合政治上的制衡原理，也很符合中国的政治传统。事实证明，一旦恢复了中国传统的实践理性，中国就有十足的能力，在“攀着树枝上山”的踽踽前行中，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摇摇晃晃中，摸索出这种无心插柳却卓有成效的经验。
实际上，目前盛行于世的各种主义，归根结底都是登山赛的产物，都是关于登山模式的学说，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主义、自由主义，哪个不是？因此，只要登山者具有了很强的整合力和驾驭力，结合多少个主义都无妨。经过三十年连续的上升，中国已经具有了很强的“中国力”，不仅可以驾驭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这对宿敌，也可以解开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这对冤家，这就叫SINOLIZING。我们最终引进了“成熟民族主义”这个新概念，建立了一个从历史到未来的整体理解。
最后总结几句。
1743年，一位名叫安森的英国贵族，怀着极美好的期望，历经劫难，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但是，在乾隆年间的上海港度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完全没有找到传说中的那个中国，那个“友善而船只熙攘的海港，住着知书达理的人，物产丰饶而文明鼎盛”的东方国度。离开前，充满失望的他，否定了中国是个“伟大的民族”。
大约就是从那时起，中国开始从“伟大民族”的地位上向下坠落，坠落的曲线陡峭而惊心，一直落到马嘎尔尼敢公开说“*人是一种低等的动物”的地步，落到在中国土地上公然竖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警示牌的地步。
其实，无论是安森爵士离奇的印象，还是马嘎尔尼恶毒的评语，都没有太大意义。西方人得益于在登山赛中的领先，几百年来已经很习惯于居高临下地看世界，对落在后面的他国说三道四、品头论足。现代化既是一场实际的竞赛，也是一套价值标准，只要领先，一切都对，只要落后，一切都错。*说过两句话，一句是“落后是要挨打的”，另一句是“发展才是硬道理”，仅凭这两句即可断定，中国当代的政治领袖至少已经懂得了现代化是什么。
懂得了现代化是什么，是在现代化登山赛上取得胜利的第一步，但也只是第一步。真正重要的是，只要中国能够保持住自己的独特力量，走出自己的独特道路，乃至开创出自己的独特模式，散步是中国式散步，登山是中国式登山，中国终究还是中国。
“胜不妄喜，败不惶馁，安不奢逸，危不惊惧，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此话对于具有中国力的今日中国，这个在一百七十年时间里完整经历了大失败和大成功的国家，已别有深意，可以书成条幅，置于案头，常常诵读了。
本书从“中国力”的角度，详尽剖析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努力的失败与成功。不直面失败，无从看出当年的中国是否曾败不惶馁、危不惊惧，不直面成功，也难以判断中国能否胜不妄喜、安不奢逸。中华文明史上下五千年，现代化和全球化不过只是近代以来的一个最新片段，正所谓“天命所归是大国”，大国就是大国，是大历史、大未来，而不是小历史、小未来。
本书写给所有相信中国具备“中国力”，相信中国享有大历史也拥有大未来的读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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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19世纪的中国人缺乏对现代化的洞察力（1）
鸦片战争二十多年后，一位居住在香港的布衣文人王韬，先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最早看明白了一件事：搅得中国方寸大乱的所谓“夷情”，其实是一个世界大势。他把这个大势称为“光气大开，远方毕至”的“通商大局”，对于国人视西人为害，“尽驱而远之”的主张，他认为完全没用，因为“势不能也”。他主张利用这个“去害就利”的转机，让中国走上自强之道。王韬后来亲往英国，更坚信自己的判断不错，他在一封信中发出预言：整个地球将合而为一。“不出百年，轮车铁路将遍中国，枪炮舟车互相制造，轮机器物视为常技。”
其时的中国，人口约四万万，从有记载的资料上看，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在认识西方的问题上能有这般远见卓识者，除了王韬之外，尚未见有他人。
在王韬写下这些文字的同一年，洋务运动领袖李鸿章，写了那篇被称为“洋务运动纲领”的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函，力主“皇然变计”，实行变通，但其认识水平，却比洞察到了世界“通商大局”的王韬低了不小的一个层次。信函中说：“中国文物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可见，还是一个静态比较的狭隘视角，没有看到全局，也没有看清大趋势。
洋务派的人数比王韬们多了很多，不仅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等一批地方实力派领袖，也有朝廷里以奕为首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有冯桂芬等学界的思想先驱，代表了当时中国认识西方的主流头脑。
洋务派再往下，是守旧派，认定西方器物就是一些“机巧之术”，抱着“工匠之事，儒不屑为”的态度，坚信“礼义为本，技艺为末”，不屑于认识西方、认识世界。洋务派与守旧派的思想论战，持续了三十余年，贯穿洋务运动的始终，从洋务派的连连受挫，几起几伏，可见守旧派的势力之大、代表性之广。
中国开展洋务运动之时，还没有“现代化”这个词，将过去的历史都理解为散步，将现代化理解为登山，这种思想更不可能产生。而将所有外来的新事物都归结为“洋务”，将“洋务”和中国千年不变的“圣人之道”对立，这个对立，最多走到“西方立国有本有末”这种认识，就到头了，就近乎于造反了。李鸿章与守旧派论战，一气之下，也能说出“未见圣人留下几件好算术器艺来”等大逆不道的话，但最多就是如此了。
登山赛的全貌，还锁在重重迷雾当中，但王韬们已经看出来，这是一场“远方毕至”的竞争，中国无论是采西学还是守中学，无论是办洋务还是坚持圣人之道，最终都是要竞争，胜者一切都对，败者一切都错！“以时局观之，中外通商之举，将与地球相始终！”王韬此议，在中国加入世贸与世界全面通商之前一百四十年。
李鸿章们没能洞察到这一点，他们看见西方跑在了前面，也发现西方站到了高处，但没有把整个形势看成是一个不断的竞赛。他们心存幻想地误以为，只要中国办好洋务，一步赶了上去，天下就会重归太平，中国继续做天朝，四夷臣服于下。
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又三十年，到了新旗手康有为，也还是这个思想。按康先生的设计，中国的变法，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整个的世界观，还是一个你上我下、我上你下的等级格局；最后的大目标，仍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以世界为四周的霸业宏图。
一、为什么19世纪的中国人缺乏对现代化的洞察力（2）
而守旧派方面，既不想看，也什么都没看见，没看见大山，更没看见登山赛。“中国数千年来，未尝用轮船机器，而一朝恢一朝之土宇，一代拓一代之版章。”西夷之事，与我中国何干？
回看当初，可以肯定，在中国接触世界现代化之初，基本上没有发挥出自身的洞察力。现代化是一场登山赛，登山赛与平原散步完全不同：前者是动态的，后者是静态的；前者是连续不断的，后者是一步到位的；前者是领先决定胜败，后者是霸业决定胜败。这个认识，四万万人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过。王韬派、洋务派、守旧派，在认识西方和现代化这件事上，若按洞察力来评判，分别算是“有洞察”、“半有洞察”和“没有洞察”三个层次，人数上，分别是极少数、较少数和大多数。而“真正的洞察”，则一个都没有。
为什么当时的中国，能认清世界大势者，连一个都没有？为什么没有至少多出一些王韬？为什么洋务派没能至少达到王韬那种洞察水平？为什么守旧派如此顽固，在列强的军事打击之下连连惨败，仍然坚信中国的忠信礼义必能战胜西方的坚船利炮？
后人都是西学中人了，从小就懂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回头翻看前几代祖宗们的那些思想文字，不知如何理解以上问题，只觉得愚昧无知、不可理喻，于是肆意嘲笑，以自己比这些祖宗们聪明为幸，以自己与这群先辈们同族为耻。
人们很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是，认识西方这件事，对中国人来说，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意思：一是西方这个东西放在那，你要回答它是什么这个问题；二是你用什么认识工具来认识它。这两个意思很不同，前者是What，后者是How。举个简单的例子，王韬说“中外通商之举，将与地球相始终”，这里的“地球”就是西学里的观念，王韬是在用西学的认识工具来认识世界，假如是一个仍然相信天圆地方、中国在中央的中学人士，根本说不出这句话。
今日中国人，用的都是西学的认识工具，甚至直接用西方语言，按西方的思维方式思考，久而久之习以为常，把这个事当做理所当然了。看完一大堆外文书，冷不丁回头看一眼清末士大夫们的论战，不禁捧腹，引为笑料，并未觉得其实自己也很可笑。想象一下，一个用电脑做算术的人嘲笑用算盘做算术的人，如果用算盘的人有电脑而不用，此嘲笑有理，如果此人不知有电脑，只知有算盘，则不应被嘲笑，反倒是嘲笑者因为不知电脑与算盘之分而该被嘲笑。
中国人在接触现代化之初，其处境，类似于一个人不得不用算盘来认识电脑中的问题。从洞察力上看，肯定是具有西学知识的人，才拥有适用的认识工具，才可能在认识西方时有所洞察，而不具有任何西学知识的人，则不大可能深刻地认识西方。但需要指出，正如不能低看算盘使用者一样，也不能认为没能认清西方和现代化的中国人一概昏聩无能，因为他们在当时就像是这样一群人：不仅没有电脑，而且在算盘的技艺上已出神入化、难以自拔。
五百年前中国的王阳明，当过都察院御史、巡抚和兵部尚书，政治军事功勋卓著，学问文章名满天下。一个在修齐治平各方面样样出众的人杰，一辈子也都是靠“算盘”式的认知方法做事。王阳明原以为朱熹老师的“格物致知”是认知的绝招，是不二法门，结果钻到竹林里对着竹子苦思冥想了整整七天，大病一场，还是没明白竹子是什么。后来又悟出“心即理”，原来万物就在自己的心中！天理就在自己的心中！学生问他：您老说万物都在心中，那前面山里的花开了，您又没看见，那一丛花怎么会在心里呢？王老师回答说：我没看到花时，那丛花与心同归于寂，等我看到花时，花与心同时明明白白，由此可知，花并不在心外。
在“算盘文化”中，这就是洞察！
中国文化早熟，中国式洞察太高级、太潇洒。但问题在于，假如中国人一直都还像王老师这样洞察自己，洞察世界，估计在鸦片战争后不久就会被集体灭种。因为当手持洋枪洋炮的西方人来到中国时，都已经是懂科学的现代人了，他们从没觉得中国这块土地上的金银财宝只是些心中之物，他们的心也从来不和没看见的东西“同归于寂”。他们清楚地洞察到，中国就是一个可以被掠夺的“黄金国”，他们*中烧，四处探索，他们要将所有的研究心得，都转化成对中国的征服和掠夺行动。
好在中国人在被集体灭种之前及时学会了西方式的认知和学习方法，不再玩高级洞察游戏了，不再心与没看见的西方“同归于寂”，等到洋枪洋炮对准自己脑壳时才心与洋枪洋炮“同时明明白白”了。
从那时起，中国人开始认真学习西方，学习现代化，派留学生出去学，翻译西方书籍自己学，大汗淋漓悬梁刺股，孜孜以求西学堂奥，一个多世纪后，终于有了一种学有所成的大概模样。
器物方面不消说，除了现代化的民用产品，现代化国家该有的“国家器物”，中国现在差不多也都有，卫星放了一堆，原子弹也藏了一堆，宇宙飞船上了N多个，核潜艇造了N多个，航空母舰和大飞机马上开建，各尖端学科也都各有各的成功之作，大大小小“中国自行研制”之作，“比某国少用了某某年”之作，很是壮观，与洋务运动时相比，已天翻地覆。
认识工具方面呢？西方的一整套，也基本上都学到了，哲学家、科学家缮从古希腊到当代，凡是有名的都引进，思想都了解，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