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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来说，减少联邦赤字有两种方法——要么削减政府开支，要么提高政府收入。杜鲁门之后参选的历任总统候选人都许诺要减少政府浪费。当选的一些总统也曾在这方面做了许多真切的努力。但没有谁真正阻挡住了联邦开支向上挺进的步伐。只有税收收入增加的时候，联邦赤字才有所下降。
由于没人喜欢纳税，增税的提案得不到公众的好感。所以，每当我写专栏呼吁政府提高额外收入，愤怒的电子邮件就如潮水般涌来。
有一天，我又发表了类似的专栏文章，学生们给我来了条短信，说电台名嘴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在节目里攻击我。我办公室里没有收音机，但林博的节目在网站上有录音，我还是听到了那天晚上他是怎么说的。果然，他还是老调重弹，并以“那是你的钱”为论点，认为人们享有任意支配自己税前收入的道德权利：“人们自己挣的钱想要怎么用，那不关你的事儿，弗兰克先生。你无权对此妄加评判。据此制定税收和经济政策，也跟你毫不相关。可这就是我们中受过教育的那号人，伙计们。那些聪明的人，那些学识渊博的人，那些比你和我懂得更多的人。”
我们很容易看出为什么这一论点的各种说法长久以来一直是右翼保守派攻击力最强的武器。大多数人都是辛辛苦苦挣钱，每当政府动用法律力量收走一部分，人们自然要生出怨念。然而，“我们有权花掉税前收入的每一个子儿”这种说法也太荒谬了。要是这样的话，税收就成了纯自愿行为。政府没办法筹措资金来修建公路或学校。更重要的是，军队我们也养活不起了。如此一来，我们会遭到其他国家军队的侵略，最终不得不向敌国政府纳税。
你可以说，不愿被迫纳税的人应该移民到自愿纳税的国家去。可惜没有这样的国家。考虑到实际情况，我们最好还是进行理性的对话，讨论一下我们希望政府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谁应该为这些服务纳税。
本章剖析了林博等反对者的抗议理由——他们希望结束这一对话。第一篇文章写于小布什政府正在为最高收入群体争取额外减税的那段时间。布什早前的减税政策并未给富裕群体带来什么实际收益，还给他们招来了重大的成本，支出变化势所必然。
当市场力量加剧收入不平等现象，大多数国家都会采取遏制政策。可美国却给富人减税，削减穷苦民众必需的公共服务。愤世嫉俗的人说，这一本末倒置是因为富人掌握了华盛顿的政治进程，并利用它为自己谋取利益。
可惜，这种说法站不住脚——除非当权者对自身利益的理解过分天真。仔细考察证据可以看出，平均而言，新近的减税反倒让富人的日子更难过了。减税给个人带来的好处不大，间接成本却比预期高得多。
从好处方面来说，减税令得富人买下更大的住宅，表面上看是借此讨他们的欢心。然而，经济学家们逐渐意识到，与其说幸福取决于人们消费的绝对水准，倒不如说更取决于消费所发生的社会背景。大量证据表明，尤其是对富人来说，倘若每家每户的房子都变大了，那由此带来的主要效应不过是重新界定住宅的标准罢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1 布什减税真能帮到富人吗（2）
所以，尽管近来的减税使得富人能够购买更多、更大的东西，却并没有带来多少真正的好处。诚如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所说，“在贫穷国家，男人要向妻子表达爱意，送她一支玫瑰就够了；可在富裕国家，他必须送一打玫瑰。”
从成本方面来看，新近的减税给联邦预算赤字造成了严重后果，连富人也深受影响。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该办公室无党派立场）的预测，未来6年内，每年的赤字都将超过3 000亿美元。赤字最广为人知的后果是政府削减了为全国最贫困家庭提供帮助的福利项目。因为富人在政治制度里得到多方代表，他们支持的项目似乎安稳得很，不会遭到预算大砍刀的毒手。富裕家庭还进一步把自己隔离起来，住在有门岗的社区里，孩子只上私立学校。不过他们最多也就能做到这个地步罢了。
举例来说，在全球获批的专利权当中，美国专利所占比例持续下跌，政府却因为赤字砍掉了不少用于扶持基础科学研究的联邦预算。这类削减威胁着长期经济繁荣。新墨西哥州共和党参议员彼得·多麦尼斯（Pete Domenici）说：“我们以为能保住高端岗位，让其他国家去干低端工作。可现在，我们成了一个二流经济体，一个二流的国家。”
大规模赤字还威胁到了公共健康。故此，尽管像“”一类微生物对国民的健康威胁越来越大，可政府现在巡查牛肉加工厂的经费只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1/4。不光穷人，富人也会因为食用受污牛肉而丢掉性命。
税收不足使得国家迟迟无法对街道和高速公路进行维护保养，哪怕这么做意味着将来要花两到三倍的钱来维修。短期而言，糟糕的路况每年要造成上千起交通事故，不少人因之丧生。死于这些事故的，不光有穷人，也有富人。倘若路面大坑造成汽车爆胎，一辆福特的维修费不过63美元，可一辆保时捷，至少得用1 569美元。
赤字还危及了国家的安全。比方说，前苏联地区的核武器储备防务废弛，美国能源部一直在资助看管。可2004年，布什政府却减少了这一项目8％的经费。美国前参议员山姆·纳恩（Sam Nunn）如今在一家私人基金会担任长官，该基金会以筹措民间捐款、加强对核武的监控为己任。人们固然担心恐怖分子在美国城市引爆核炸弹，但大部分集装箱仍然自由自在地进入美国港口，无人检查。
大规模的联邦预算赤字和极低的家庭储蓄率，还迫使美国政府每年举债6 5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中日韩三国。这些债款连带利息必须全额偿还。由此而来的财政负担，以及国际货币日益失衡的风险，大部分都落在了富人身上。
在总统的要求下，国会已经颁布了减税政策，到2010年，美国将减少近20 00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根据近期估算，等法案正式通过，5％的收入最高者将享受到上述减税的。国会的共和党人又发起了另一项总额690亿美元的减税提案，仍以高收入家庭为主要的受惠目标。
美国的经济早已进入了充分就业状态，估计没几个人会天真地以为，真的需要这些减税政策来刺激消费。也没有证据显示，靠进一步减税就能召唤出更多的奋斗和冒险精神。最后，人人都承认，进一步减税会增加巨额联邦预算赤字，带来高昂的成本。
道德家们往往劝说富人，以慈悲心对待穷人，生活会焕然一新。但那些收入最高的人，或许也希望看看这方面的证据：要是没有近年来的频频减税，他们的家庭说不定过得会更好。
抨击者还会引用政府开支浪费的生动例子，力陈己方主张——比如五角大楼购置了600美元的马桶圈，阿拉斯加耗费亿美元修了一座哪儿也到不了的大桥。下面这一问题肯定了这一说法，但接着又指出，私营部门同样存在着普遍的浪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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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只会大手大脚地浪费吗
继小布什总统的减税提案在2001年初吸引到广泛的政治关注后，内布拉斯加的共和党议员汤姆·奥斯本（Tom Osborne），在议会厅里对白宫发起了攻击。
“底线是这样，既然那是你的钱，”他说，“你当然比华盛顿的任何人都更清楚怎样花它更精明。”
自此以后，总统和其他政府官员翻来覆去地引用这句话，打得抗议对高收入者减税的人哑口无言。
这一说辞如此管用，一部分原因是它符合选民的常识。毕竟，花自己辛苦挣来的钱，人们显然会多长个心眼儿。华盛顿的那些面目模糊的官僚，用的都是别人的钱，怎么可能会更谨慎呢？
政府为完成工作支付了大笔不必要的开销，这一类的案例频频见诸报端，也支持了“那是你的钱”一说。最出名的例子是五角大楼曾花640美元买了一个马桶圈，还有一回花435美元买了一把普普通通的铁榔头。
虚报价格只不过是浪费的一种形式。另一种更为重要的形式，是付了公道价格，但所做的事情却没什么意义。后一种浪费，在私人支出方面较为常见——倘若碰到富人们发狠斗起富来，情况就更是糟糕。
想想看，每到圣诞假期，富人们在一支手表上会花掉多少钱。《纽约时报》12月要刊登数之不尽的整版广告，为售价好几千美元的精美手表大做宣传。
其中最叫人垂涎的是精致的机械手表，附有各种各样、意在提高其走时精确度的“复杂功能”。比如陀飞轮，就是一副小型陀螺仪，它每分钟对表内的主要机械装置加以旋转，从而减少因为地球重力场造成的误差。钟表大师让·杜南的杰作“万国表”，售价高达700 000美元，可即便稍逊一筹的百达翡丽、劳力士等厂商生产的同类产品，也至少要卖5 000～100 000美元。
和马桶圈、铁榔头不同，这些表制造成本确实高，所以支付大价钱的买家并没有挨宰。然而，换另一个方向来看，他们的钱大体上仍是白白打了水漂。因为哪怕这些表使用了各种复杂的机械装置，也比不过一块售价30美元的电子表精准，电子表采用石英晶体振荡机制，不受重力影响。
那为什么人们要购买昂贵的机械表呢？曼哈顿阿伦·法伯钟表行（Aaron Faber Gallery）的老板爱德华·法伯（Edward Faber）近来形容购买这些表的顾客说，“他们都是30～50岁的男性，想要把这‘象征权力的工具’戴在他们手腕上，借此特立于芸芸众生。”问题在于，一块表要能突出主人的身份，它的售价必须比芸芸众生戴的表贵得多才行。所以，一旦普通人提高了开销，要特立独行的价格也随之上涨。最终，大家的情况并不比所有人都减少开支时更佳。
高端私人支出的其他形式，也是受类似力量驱动的。举个例子，上个月在迈阿密，为庆祝女儿安波·瑞德金尔（Amber Ridinger）13岁的生日，爹妈给她买了27 000美元的D&G礼服，还请杰鲁（JaRule）、亚香缇（Ashanti）等大牌明星到生日宴会上开现场音乐会。
大卫·布鲁克斯（D*id ）是一家军火企业的老总，该公司为驻伊美军供应防弹衣。女儿生日的时候，他邀请了女儿的150位朋友到曼哈顿洛克菲勒中心顶楼的“彩虹堂”，50 cent、唐·亨利（Don Henley）、史蒂薇·妮克丝（Stevie Nicks）等一线歌手为他们当场献艺。据报道，整个生日宴会耗费超过1 000万美元。
尽管这些事情招来社会批评家的指指点点，当事家长却并非发了疯。他们只不过是花自己的钱为女儿搞个特别的庆祝会罢了。既然要特别，总得表现点跟普通庆祝会不同的地方。于是，问题来了：昂贵的生日宴会成了一门日新月异的产业。
凯文和丹雅·蒙代尔是“欧戈尔…古戈尔”（Oogles…n…Googles）公司的创办人。这家公司专门操持儿童宴会，提供顶尖服务。两人新近宣布要开特许连锁店。可不管家长们花多少钱，达到特殊地位的生日庆祝会仍然只有寥寥几个，并不比大家都少花钱时更多。
那么，平均而言，我们毫无理由指望对富裕家庭大幅减税有益于稀缺资源的有效分配。
最后，裁减下来的这部分税收，政府原先并没有完全浪费掉。比方说，大部分钱都是从食品券项目中扣出来的，而食品券则是用来帮助穷困家庭用公平市价购买食物用的。再说，哪怕政府确实按虚高的价格买了一些东西——比如定价高得足以带来暴利，让爹娘为孩子花1 000万美元开个庆生会的防弹衣——不少东西总归有着至关重要的用途。
反过来看，新近靠裁减预算省下来的税款，大部分都会落到那些早就什么也不缺的家庭手里。这些家庭会拿着钱去追求“特别玩意儿”。可惜“特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成功实现这一目标的家庭总数，并不比从前更多。
从“那是你的钱”必然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政府绝不应当把钱从富人那里再分配给穷人。如果我们遵循这一劝谏，政府放弃现行政策，那么，贫苦者的民生显然会变得更为多艰。但更出人意料的一点是，不进行财富再分配，往往也会减少富人本身的财富。下面我会解释为什么会这样。
3 反政府势力为什么会让我们更贫困
倘若你请反政府人士从公共政策十大戒律中举出最重要的两项，他们大多数人会选择（1）公共支出应当在绝对值上维持最低水平；（2）国家不应当把收入从富人手里再分配给穷人。
没有政府会认真对待这些戒律。可它们给公共政策决策造成了显著影响，美国尤其如此。可惜，这些影响的作用方向，恰恰有违反政府势力的本意。
问题在于，不违背这两项戒律，许多成效斐然的公共政策是不可能制定出来的。所有重大的政策调整必然会使一部分人受益，使另一部分受损。倘若赢家的收益远远大于输家付出的成本，那么我们总可以找出解决办法，让所有人都迈步向前。可这些解决办法往往牵涉到提高税收，把收入转移给穷人。
限制汽车排放的规定就是一个切题的例子。因为这种规定提高了汽车的价格，大部分地区的立法机构都将陈旧车型排除在外，以免为低收入者（毕竟，开旧车的人大部分都属于低收入者）带来无法承受的成本。然而，豁免旧车给社会带来的成本，远远超过了它给穷人带来的福利。
举例来说，全洛杉矶尽管只有不到10％的汽车使用年限超过15年，但它们却带来了半数以上的烟尘。豁免这些旧车，必然需要对新车施以更严格的标准。可减少新车排放的廉价方法，能用的都已经全用过了。根据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研究，想通过进一步收紧新车标准来使空气质量达标，所需成本是取消旧车豁免政策的好几倍。
凭借对高收入司机提税，政府可以向低收入司机提供购车补贴，让他们报废旧车，买一辆新近生产的、排放更清洁的二手车。这样一来就不用对新车加以昂贵的排放标准，由此能够省下不少钱，远远超过了向穷人提供补贴需用的税款。富司机和穷司机实现双赢。
问题在于，这样的举措违反了本文开头提到的两条戒律。到目前为止，反政府人士还占着上风。他们以支持经济效率做借口，限制政府预算，阻止对低收入家庭的部分再分配。可在这个过程里，他们其实在掏空每个人的口袋。
有人以为，小政府跟经济效率是同义词。非也。诚如排放标准一例所示，经济效率有时要求政府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类似本例的情况，在美国普遍存在。以医疗保健为例，美国采用的私人保险制度比其他所有工业国家使用的“单一给付制度”（single…payer system）成本高得多，结果却糟得多。但改用单一给付制度要求提高税收，为低收入公民增加福利，故此也就违背了两大戒律。结果，到目前为止，美国仍然用着一套人人都觉得运作不良的医疗制度。
在反贫穷政策方面，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同意，提高劳动收入税收减免（earned…ine tax credit，简称EITC）是改善贫苦劳工阶级生活标准最直接的方式。有了这一政策，那些收入低于标准的民众可以从一般性税收收入中获得津贴。它跟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做法不同，不会打消企业雇用劳工的积极性，这也正是EITC最大的优势所在。可惜这么做就意味着对其他人增税，违反了两大戒律。
由于最有效的反贫穷政策在政治上注定无法实施，不少经济学家转而支持起了立法机关提高最低工资的议案，这在十年来还是第一次。如果这一议案得以通过，反政府势力又可以弹冠相庆了：他们阻止了联邦预算的再次增长。只可惜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胜仗。因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跟提高劳动收入税收减免不同，它不仅限制了技术工人工作岗位的增长，还提高了技能工人生产的商品价格。总而言之，提供提高劳动收入税收减免的总成本要便宜得多。
反政府势力还阻止政府采用能为全体民众带来更佳结果的能源政策。比如，不管政治立场如何，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对汽油课重税能减少交通拥堵现象，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加速节能技术的发展，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性。当然，它也会给低收入家庭造成很多经济上的不便，所以有必要为这些家庭转拨津贴。但征收燃油税，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津贴，显然违反了两大戒律。所以直到今天，美国的燃油税仍然比其他工业国家低得多。
*力量限制了政府给低收入家庭带来的经济苦难，这当然是好事一件。但有时候，叫这些家庭承受部分不便，能为整个社会带来大得多的收益。这种时候，我们总可以设计出让人人都过得更好的解决办法。但不违反两大戒律，我们不可能将这些办法付诸实践。
为了解决同一个问题，私营部门花两美元钱也比公共部门多花钱一美元钱更好吗？两大戒律荒谬地认为，确然如此。
经济效率是一个值得实现的目标，因为随着经济蛋糕越来越大，每个人能分到的小蛋糕也比从前更大。强调这一目标的重要性，是反政府势力值得称许的地方。可近年来的发展趋势不断证明，反政府势力往往是实现经济效率的最大阻碍。
右翼评论家另一个心爱的论点是，对富人减少的税，不少都流向了小企业所有者，故此有利于刺激这部分人创造就业岗位。小布什在两届总统任期内，都曾以此观点为自己的减税政策辩解，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也曾在2008年的竞选活动中反复引用它。尽管大部分新工作岗位确实是小企业创造的，可这一观点在基本经济学原理面前根本站不住脚。我将在下面解释，企业主雇用工人的决定，跟他自己的税后收入无关，更主要地是看工人到底能不能帮企业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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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小企业主减税能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吗
小布什政府的中心经济政策一直是针对最�